毛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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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终会逝去
很多逝去的
连记忆都没留下
人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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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朋友
卖莲蓬
喝米汤
你还来吗？
火柴盒宽的地盘
代课老师
收土地费
给别人擦屁股
咱们结个亲戚走
活雷锋
第一颗是流星
照相
平生初享节日
远方的朋友
老师一说“放学！”我们就把书塞进书包，拖着往家跑。新穿上的麻绳纳的硬梆梆布鞋底，在窄长小巷光溜溜的青石板上，“啪叭！啪叭！”响得很脆。
“滚远些！”突然，一声大喊吓了我们一跳。只见大妞的门边，靠着瘦长的半大小伙子，穿着单薄的裤褂，腰间的布带上，系一双破旧的凉鞋，赤着脚，骨节凸突的手，捏着满是污垢的碗，发亮的大眼，望着堂屋小方桌上，大土钵中冒白气的饭菜，呑咽口水。
大妞端着半盆洗脸水，走到门边，向门外的窖里一泼，转身时，顺手把小伙子的凉鞋，猛地一拉。小伙子细瘦的腰，随即一弯，尖声喊叫：“哎哟！”两滴大的泪珠，涌出眼眶，从他那颧骨高耸的脸上，往下滚，在朝阳的照耀下闪着光。我们不禁愣住了，睁大眼盯着他那弯曲的腰：断了？大妞红了脸，望着他。他伸手摸着腰，慢慢地转过身，低着头，一步一点地向村外走。
我们不觉跟在他后面，走出村边的土砖围墙，绕过堆着金黄稻草的稻场，来到空旷的野外。路边枯黄的杂草上，布着雪白的霜花。风像无数的蛇，从光秃秃的田地上冲过来，钻入脖子，溜进空荡的裤管袖口。
他走到一块挖过的花生地旁，下去，红肿的脚，踢着干硬的土块，低头寻找没捡净的花生。我们争先恐后跑下地，很自然地分排在他的两侧，瞪眼扫视。捡到了一把花生，就递给他。他闪亮着大眼，颤抖地摊开手掌，捧着，咧嘴笑了。我们更起劲地踢土，鼓眼搜寻。不大工夫，就把他的两个口袋塞满了。
他站直身子，长吁一口气：“好了。你们该回去吃饭上学。”
我们争抢着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沿路讨点东西。“家在哪里？怎么讨饭了？”“家在安徽，发了水灾，田地都淹了。”他拍拍鼓鼓的口袋：“多谢你们！如果今后你们这里发水灾，就到我那里去，我帮你们。”我们齐声说：“好！”目送着他沿着长长的堤坝，一步一步走进灿烂的朝霞中，每个人的眼里都盈满了泪。
我们擦着泪花往回走，发觉粉红的阳光把我们的身影拉长，扩大，投射在旷野上。大家突然发觉自己长大了，踩在田埂上的脚步特别踏实、有力，“嗵嗵”地拍着胸膛：“今后不用怕！我们有远方的朋友！”
卖莲蓬
那时，我们别说想糖吃，连菜粥都不够填肚子。每天只有两餐，还要早早地躺在床上，别动弹，避免菜粥很快消化，拉瘪肚子。有时肚子瘪得裤子老往下掉，便大碗地灌凉井水，撑得肚子圆圆的，发亮，一走动，就“咣咚！咣咚！”我们穷兄弟多，互相把耳朵贴在对方的肚皮上听，比谁的最响。饿得呕酸水时，我们就偷偷拿几粒结晶的盐，放一粒嘴里含着，慢慢地舔，吸，看谁含得时间最长。
这些都不济事，我们便猴子似的爬上颤悠悠的树颠，摘乌黑的桑枣。我们常整天在树上，嘴唇乌紫着。淋透雨水、蛀满虫子的桑枣，弄得我们肚肠绞痛。来不及去厕所，树上就“唏哩哗啦”，竟“哗啦”到路过的女人夹在腰间的菜筐里。“搞什么鬼？”女人慌忙闪开，仰起头，瞪着眼。我们赶快缩在密密的枝叶间，夹紧腿，一动不敢动。等女人走了，我们便滑下树，扑进荷塘，摘莲蓬。
一次，我去小镇姨娘家，见窄长的街道旁，灰土整寸厚的地上，铺着蛇皮袋，摆有拳头大的青翠莲蓬。一问，“一分钱一个。”我大为惊喜：莲蓬竟能卖钱？还一分钱一个？而铅笔三分钱一支，糖一分钱一颗，随便摘几个莲蓬，不就成了？何必老讨父母的骂？
我们蹦跳着奔向荷塘，齐声呼喊：“水里一个桩，桩上一个碗，麻雀生蛋生一碗。”
大人阻止我们下塘，说摘个莲蓬损支藕。我们便呼叫着跑向湖滩那长满野荷的港汊。碧绿的荷叶，像玩杂技人倒举着张开的伞。粉红的荷花，红透云彩。那长长的宛延的满沟荷花荷叶，在微风的吹拂下，似乎天仙抖动彩带。
我们跑到港汊，看到荷丛中的莲蓬，有的老黑了，莲籽松动着，像子弹；有的莲籽青绿地鼓凸着；有的还长着一圈嫩黄的小须。它们争着伸长脖子，向我们点头。密挤的荷秆，笔直地立在水中，长满密密麻麻尖利的小刺。水里那一段，粘着乌黑的尘垢。港水清亮亮的，我们掬起喝一口，有些麻嘴。港底平滑的细泥上，生着绿绒的螺蛳，在悠闲画地图。细长闪亮的小鱼，在清澈的水里飞快地游来游去，好像银箭在空中射过。晶莹的水珠，从荷叶上滚入水里，犹如天上的星星砸下来。瘦长腿的秧鸡，双脚在水面连连地点着跑，“叮咚！叮咚！”牵起一线洁白的水花。
我们连忙脱去裤衩，赤条条的，“扑通！扑通！”下汤圆似的跳入水中。脚刚踩入那凉软的浮泥，一个接一个冒起的气泡，从腿边擦过，痒痒的。只移动几脚，水就混浊了。
一会儿，我们就觉得腿上火辣辣地痛。一摸，肉麻麻、圆滚滚的：蚂蝗！它的两端，像钉子，牢牢地钉在腿上。我们捏着它往外拉，它的身子，如皮绳，伸缩弹动。我们咬牙“哼”地一声，拉下它，腿上的皮，圆圆的两小块不见了！鲜红的血，立即冒出，在水面漫开。成群的蚂蝗，黑云似的涌来。那牛蝗，宽皮带一样甩过来。它的一端，高高举出水面，一下一下甩近我们。我们慌忙向岸边跑，身子一挨荷秆，荷秆上的刺就把我们的皮划破一大条。
我们逃到岸上，水中的莲蓬又向我们招手。我们便从家里，拿来厚厚的长裤褂穿上，褂子下摆塞入裤腰，用巴根草系紧裤管口，坦然地踏入水中。水深处，快淹没头了，我们连忙把蛇皮袋，放在水里浸湿，再吹足气，系紧袋口，像气艇，我们把拉着，很快浮起，游到浅处。而手还是常被蚂蝗和水蛆叮咬。那水蛆像小虾，白色的，它的尖嘴一沾我们的身，立即弹一下，我们就火辣辣地痛，抹都抹不掉，不由得咧开缺牙的嘴，吸冷气。
我们顾不得多想，抢着摘下一个个老黑、青绿的莲蓬，放进蛇皮袋。有的莲蓬离我们很远，够不着，我们便就近扯起一根荷秆，伸过去拨，拉。有的莲蓬就在手边，而我们的视线，被眼前的荷叶挡住了。旁边的人看到，就大叫着告诉我们。说笑中，袋子就结实地鼓起，浮在水面上，我们伏在袋子上，推着向岸边游。想着这些莲蓬，将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一分又一分的钱，再变成铅笔、本子、糖⋯⋯我们便笑眯了眼。爬上岸，觉脚颈（小腿下部靠近脚的那一圈）痛，扒开裤管一看，缠绞着大圈黑呼呼的皮绳──都是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蚂蝗！
听说县城里人多，比小镇的生意好，我和伙伴冼芜便去县城。这是我们第一次上县城，仰头看公路两旁的杨树，觉得特别高大；侧耳听树上的蝉声，也觉非常响亮，此起彼伏。我们光着的头，被太阳晒得冒汗；赤着的小脚板，在尖利滚烫的沙石上，一蹦一跳的。二十多里的路，我们还是觉得眨眼间就到了。
进街时，我们更吃惊街道两旁的大树，参天耸立，伸向路中间的浓密树叶，交接成拱形的绿色长洞，越远越小，而无尽头。我们进入其中，觉得浑身凉爽，额头的汗，不觉干了。这里的蝉声，特别悠长，回声不绝。
路过国营食堂，我们不禁撮鼻吸溜，咂着嘴：那肉香、饭菜香味，太浓烈了。付食商店门口，也飘荡着清甜的糖果味儿。
一些长得又白又胖的小孩，在这乌黑的柏油街道上，拖着一条黄色的长龙，沙沙地响。原来，小孩手中捏着铁丝，铁丝的一端系着细长的麻绳，沿街道捡那扇子似的发黄的梧桐树叶，穿在这绳子上，一路拖回家。炉膛的火，便狗舌头似的，欢快地舔着漆黑的锅底了。
我们在街道旁选一处空地，铺开蛇皮袋，摆出莲蓬，蹲在边上，望着来往的行人。好一晌，没人望一眼。我们商量：是不是别人没注意？应该叫喊？而我们从没卖过东西，不好意思开口，便商定先长吸一口气，再齐声喊：“莲蓬！”
还是没吸引大人的眼光，却招来一个拖着梧桐树叶的小孩。他凑近莲蓬，抢了一个就跑。他屁股后拖着的粗长黄龙，扭动着，飞舞着，搅起一路灰尘。
我准备去追，冼芜立即拉住我：这城里大街小巷特别多，四通八达。如果那孩子把手指插在嘴里一吹，各条路上的孩子，都会蜂拥而来，我们便跑不掉了。
那小孩抢一个莲蓬跑后，我们怕他又邀人来抢，想回去，却一个都没卖掉。于是，我们换个地方，提心吊胆地蹲在一旁。
蹲长了时间，我们便膝盖发酸，脚颈发热。一摸脚颈，有些凸起的小巴巴，红红的，痒痒的，不觉搔几下。这一搔动了，更痒得难受，不禁抠起来。抠轻了，不止痒；抠重了，皮破血出，又疼得慌忙用手按住，用纸贴上。一个路过的老人见了，叫我去医院买点紫药水：“只要两毛钱。”我说：“没什么！”
老人停住脚：“你们卖莲蓬？我的孙子还要我抱！”他掏出一枚五分的硬币，价都没问，塞给我们。我们连忙颤颤抖抖地选了八个最大的莲蓬递给他。他放下三个：“太多了！我知道，一分钱一个。”笑着点头走了。我们想说谢谢他，但开不了口，低着头，红着脸，捏着那五分硬币，大半天，手还在抖。幸喜后来又卖出了六个。
看到太阳偏西了，才想起我们只早上出家门时，匆匆地喝了半碗粥。顿时，我们觉得又饿又渴，便把没卖掉的莲蓬装入蛇皮袋。还有大半袋莲蓬，我们轮流背着，很爽快地去百货大楼，花六分钱，买了两支铅笔，一人一支。我们再进厕所，不用掏钱，扭开自来水龙头，“咕咚”地灌一气。最后，我们到国营食堂，用那五分硬币，买一个热气腾腾甜香扑鼻的大白馍。再想吃糖，却没钱了。
一路上，我们一点一点地撮着馍吃，把这饰有竹叶、熊猫图案的铅笔，抛向空中，又准确地接住，说着笑着往回走。又圆又红的太阳，坐在西边山凹。我们的脸庞上，也爬着两个小小的太阳。
弟妹们早在村边踮脚伸颈，叽叽喳喳，一见我们，就欢呼着奔来。我们已留着大半个白馍，任他们分抢。我和冼芜商议：下个星期天，早点去县城，分两处卖⋯⋯还没商议好，我们就觉得脚颈发酸，发胀，发痒，发痛⋯⋯不禁坐在潮湿的地上，伸出手，晃动着，不知该搔？该揉？还是该抠？该摸？⋯⋯
我们再次下水，蚂蝗更能轻巧地叮吸脚颈的破皮烂肉，甚至一沾上，就钻进肉里。
此后，整个夏天，我们脚颈的破烂处像泉眼，又粘又糊的白水，一直在汩汩地流。绿头苍蝇们，老是致以挥之不去的问候。我们坐在自家门口的青石板上，对又痒又痛的脚颈，弯着腰，咬着牙，时抠，时摸。对劲头十足的苍蝇，只能无力地动动手。
秋风吹来，火燥的脚颈，才感到凉意，红巴巴呈灰黑色，蔫了。
天上飘雪花时，脚颈的破皮才长拢，可以穿上袜子。
第二年夏天，随着太阳的燥热，我们的脚颈，又春枝似的发苞，粥煮开了一样鼓泡。又圆又亮，轻轻一抠，就像掘开了井，不断往外涌白糊的水。我们又坐在自家门口的青石板上，低着头，又摸，又抠，又挥手，忙得专心致志，额头冒汗，不已乐乎。
大人说我们如果治脚颈，卖莲蓬的钱，还不够药费。但我们对莲蓬换来的铅笔、作业本和白馍，乐陶陶的。再也不随便撕下作业本纸，折飞机了。摸着巴痕累累、凸凹不平的脚颈，到莲蓬出世时，我们还是不禁纵身扑进荷港。
喝米汤
听说有的学生没考上大学疯了，甚至寻短见，父母便说我刚出学堂门，随我自己的便，高兴干啥就干啥。后见房里书桌上堆满了书，我起早摸黑，劲头十足，便催我干农活儿。再见我干农活儿选很快能完的活儿，哪怕活儿重都不在乎，只图快点干完，回去看书，父母便说我不像个种庄稼的。我一字一句地对他们说：“我不可能走你们的老路，劳苦得变了形，而一无所有。”后来，一看到我拿起书，父亲就摔东西，母亲叫骂：“有本事就显！整天躲在房里，哪像个男子汉？”我只好请表叔帮我找事做。
我跑了几趟空路，父亲的脸色便沉重。一天早上，我和父母在田里切沟。父亲说我高中毕业，不愿种庄稼。表叔帮我找工作难，只得推托，反而耽误我干农活。母亲说，不管怎样，抠烂泥最没出息。我说表叔约我今天去找厂长，便丢下锹。母亲说回家炒饭我吃。父亲把锹往地上一惯，瞪红着眼：“不准吃老子的！”
我头也不回：“不吃就不吃！”母亲赶在后面，捏着两块钱：“别饿成病！在街上买烧饼吃。”父亲更是粗起嗓子：“钱，不是老子的？”我加快步子跑。母亲摔倒在窄滑的田埂上，哭着腔：“正长身子的嫩伢儿！饿成病怎么办？”
上了公路，我泪眼恍忽。一捏手帕，泪水滴在地上响，我才感到：“这不是搞文学大业的人的举动。”我便咬紧牙，仰起头，把眼眶的泪摇回去。
我一进表叔家门，他就敲着筷子：“你今天来干啥？昨天晚上下了雨！”我眨着眼：“前两天，你叫我过两天来。今天就是过了两天的。”
表叔盯着我，加重语气：“你记住：今后遇到下雨，再过两天！”他放低声：“厂长今天有事，过两天你再来。”“那，我回去？”我正准备转身，表叔望望天上火红滚圆的太阳说：“你先教表弟妹们做作业，等地晒得干一些，你再挑粪去菜园。”表娘放下饭碗说：“银儿，你吃饭了吗？如果没吃，锅里还剩了一点锅巴。”我立即回答：“吃了！”
表弟们打着饱嗝来到书房，同声说：“银儿哥，先讲故事！笑话儿也好。”而我肚肠在“叽哩咕噜”地讲故事。我清早在田里切沟时，就饿了。我瘪着肚子走了二十里路到这里，还得挑担，还得等到午后，才能吃饭，那不饿成病？——
现在就把身子饿坏了，我将来怎能完成大部头的作品？这样一想，更觉问题严重至极！——一定得找点东西，填肚子!
表弟还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摇：“讲一个吧！银儿哥！”表妹望了我一眼，便把弟弟的手掰开：“下次再说。”
我低头走出表叔家，在附近的付食店、饭摊旁转动。厚实的糖馅芝麻饼，可以饱眼福，但口袋里抠不出票子。大白馍散发的白气，吸进喉管是香甜滑溜的，但不能填肚子。脑里想着书中一些人偷食物的情景，但这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相配⋯⋯我低头转进表叔家。
表妹乌亮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我：“银儿哥，你喝米汤吗？这米汤是当茶喝的。”我低声说：“不渴。”边说边茫然地向饭桌上的一盆米汤望去——
突然，盆底躺着几粒发涨的饭粒，大白馍似地凸现出来。我不觉提高一点声：“喝就喝一点。”
表弟妹们一心做作业，但我还是作贼一样，双眼盯着他们，看准了他们都埋头在书本，我赶紧端起盆子，使暗劲连晃两下，那盆底的几粒饭翻起来，我立即张开嘴，凑近去，“呼！呼！”几口，喝进肚里——这才放下盆子，长吁一口气——
“现在，饿不成病了！伤害不了我的大部头了！”
你还来吗？
我在酒厂做临工的时候，厂长派我去通山县采购做酒用的薯渣。县城供销社胖乎乎的主任，带我踩着绿油油秧苗间曲折纵横的田埂，向那浮动着洁白薄雾的山区供销分店走去。
刚到那里，一个消瘦的中年妇女，马上迎住主任拉话。我把背上的麻袋，放到旁边的地上，坐在麻袋上，掏出口袋里的书来看。
一会儿，一个姑娘甩动粗长乌黑的辫子，端着大杯茶，来到我面前：“请你喝茶。”我站起身：“谢谢！”几口喝干了。她侧着身子，手伸向店：“房里坐吧。”我说：“不用。”她的手还伸着：“请吧。”我便随她进了店内的一间房。
房里条桌旁，放着几本书。我一翻，是织毛衣的。桌子正中，摆着一面红边圆镜。床上的花毯子，折叠得凌角分明。洁白的纱帐里，挂着一把薄丝小圆扇。她又倒来一杯浓糖水，取下那小圆扇，递给我。外面有人喊买东西，她就出去了。我坐在桌前，继续看书。她再进房来，叫我吃饭，带我去店旁的小厨房。
桌上摆有一大碗鱼，一大碗肉。吃饭时，主任还与那妇女谈业务，妇女一心把鱼、肉往主任碗里夹。姑娘和我默默地吃饭。姑娘不时地把鱼、肉往我碗里夹。我不好意思老吃，有时退还菜碗里，有时夹给姑娘。
饭饱后，我又掏出书来看。主任问我看什么书。我说是古代笑话。他叫我谈几个听听。我便谈起来。他们都听得笑了。特别是那姑娘，胖手托着红腮，眼睛水汪汪地盯着我。
今天我们来是叫她们抓紧收购薯渣，过几天运走。我们回县城时，那中年妇女，向主任招手，叫他好走。那姑娘站在门旁青翠的竹林下，眼睛发亮地望着我。双手把背后的粗辫子，斜拉到胸前，抠着。在晚霞的照耀下，那竹林像青绿的烟雾，姑娘似雾中的雕像。
过几天，我来看薯渣收得差不多了，准备明天运走。回县城时，姑娘叫我等一会儿。她的家就在县城，她也回去。她紧跟在我身后，我快走几步，她也加快步子；我慢走，她便放缓步子。我故意说路不熟，让她带前走。她又侧过身来，走在我的旁边。路窄，就灵巧地跳到前面。她还不时地跟我说话，不觉挨得更近了。
我放眼观望野外的景色。附近有条小河，一线清亮的河水，在河中的石头上，激起雪白的浪花。两边的河滩上，摊着大小都圆溜的石头，闪着耀眼的阳光。河岸上，长着半人高的青草。不论远近的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林中升起袅袅炊烟，飘浮薄薄白雾。不时有背书包或骑牛的小孩，扛挖锄的大人，从林中闪现，又隐入绿林深处。还有悠长的歌调，或雄鸡啼鸣声传来。一些大人相貌不佳，竟有不少光头。而这姑娘是其中的健美者。
到县城，姑娘跟我到旅社看了一下，说明天早上邀我一路去分店。夜里，姑娘又来窗前，邀我看电影。我觉得不大合适，便说我有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沐浴着朝阳，沿着那清清的小河，向分店走去。姑娘浑身上下，整洁鲜亮。她时而前走，时而后跟，时而与我并排，像只活泼的鸟儿。快到店时，她站在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
“你还来吗？”我看了她那乌闪闪的眼睛一下：“不知道。”
“你还来吧！你下次来的时候，我带你去九宫山玩。”“为什么去九宫山玩？”“我爸爸在九宫山工作。那里的风景可美啦！”
农用车在门口等着。姑娘和中年妇女帮我搬薯渣，弄得一身的灰，满头的汗。搬完薯渣，我与司机坐进驾驶室，姑娘站在车旁，眼圈红红地望着我。她那整齐、细密而又雪白的牙齿，咬着乌黑的粗辫子。
车走远了，我回过头来，还见那粉红的朝阳沐浴着的青翠的竹林下，红艳艳的面孔上，乌亮亮的眼睛在闪光。
回到家里，我写日记时发觉，姑娘只知道主任喊我“小毛”，而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多年后，我翻看那日记，想到契诃夫的《万卡》中，少年万卡在一封求救信的信封上，写的是“乡下爷爷收”，不禁惊奇：那时，那姑娘的“你还来吗？”！
尽管我至今不知道那姑娘的姓名，她现在什么地方，但她那一前一后跳动的身影，青翠的竹林下，沐浴着霞光的雕像，就像黑夜里悬在我眼前的明灯，越来越亮丽。
火柴盒宽的地盘
我在酒厂做临工时，一有空，就坐到旁边去看书，而别人都打牌。做酒的师傅见我从不打牌，便问我看书干什么。我说看得玩儿的，像你们打牌一样。
“你为什么不打牌？”“我不喜欢。”但与我同房的小伙子说：“小毛想当作家。他天天写日记。”
酒师傅斜起眼角看我，食指在空中冲我敲着：“你要是能在报纸上，占火柴盒宽的一块地盘，我吃你的屎！你拉到哪里，我爬在你屁股后，吃到哪里！”
大家把我们围成一圈，都张大嘴，瞪眼望着我。
我霍地立起身，盯着酒师傅：“你说话算数？”他手一挥：“大家作证！”那手又“啪！”地拍在他挺着的肚子上：“如果不算数，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五年为期！”“给你五十年！”“我绝对不用五年！”“大家等着！”“好！”
两年后，我们街上相遇。酒师傅一见我就大呼：“小毛！怎么样？”
我微笑地望着他：“在《长江文艺》上弄了一篇。”
他眯缝着眼：“多长？”我还是微笑地望着他：“一面字。”
他瞪大眼睛，射出亮光，破着嗓子笑：“真的不错呢！你这家伙！”随即，他扬起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肩头：“等明日有空，把我的经历咵给你听，保你写一部棒极的长篇小说！起码砖头厚！”
见有人围观，他更是红光满面，翘起大姆指摇晃着：“我这老朋友确实不简单呢！他很早就是个有出息的样子！有空就学习！”
代课老师
大队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要生孩子，校长叫我代两个月课。我一走上讲台，就对同学们说：好多老师爱打人，我不打，大家得好好学习。他们都咧嘴笑了，笑得脸蛋红红的，像花儿一样。
同学们坐得端端正正的，听了一会儿课后，有些晃动。我便说：“同学们爱不爱听故事？”他们立即响亮地回答：“爱！”我说：“那好！今天的课，就是把这篇课文的字都认熟，读得来。什么时候完成任务，就什么时候讲故事。”同学们齐齐地说：“好！”
大家鼓着眼睛听讲，不大一会儿，好多同学就把生字全认熟了，还连忙教给不会的同学。很快同学们都举起手来。我抽查了几个，便让他们一齐朗读。这堂课的任务，就在大家的朗朗书声中完成了。我便有声有色地讲起《美人鱼》、《皇帝的新衣》来。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坐着不动。惹得窗外挤满了别班同学的头。此后，我便每次上半堂课讲教材，下半堂课讲故事。
早读时，同学们都张大嘴喊，教室里充满了口臭。我叫他们清早起床要洗嘴。第二天上学，他们连脖子都洗干净了。有的同学作业作得很好，但没钱买本子。我便用自己的钱买来本子，写“奖”字给他。并说今后谁的作业作得最好，就有奖。母亲告诉我：同学们回家，都跟父母说：“我们班来了个毛老师，脾气最好，最会讲故事！”
可时间不久，好多同学连上半堂课也想听故事。如果再缩短讲课时间，课文就讲不完。为了学好课文，甚至得延长时间。于是，教室里不免有些叽叽喳喳。我耐着性子，一再地劝导，还有些同学东倒西歪。后来，一个大个子同学，竟坐到桌子上去了。
我努力平和地对他说：“哎，你下来。在位子上坐好。”他还摇晃着身子，嗲声嗲气的：“我不！”同学们都望着他，哈哈大笑。
我提起脚，猛地一顿，大喝一声：“老子顿瘪了你！”
他的脸，霎地惨白，呆睁着双眼，僵硬着身子，本能地张着嘴，颤抖着拖长声调：“吔──吔──”从桌子上滑坐到凳子上。同学们睁大眼盯着他，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提高声，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打人！比你们的老师还打得狠！谁再捣蛋试试！”第二天，我母亲便说：大家说你的脾气最凶。
不过，只要同学们认真听课，故事我还是照讲不误，并力争讲得更精彩。书上的故事不如意，我还临时虚构。教室里时常爆出爽朗的大笑，或一片哭泣。
当时是冬天，课间休息，同学们喜欢挤暖儿，我常加入其中。有时，我一个人紧靠在墙边，一条腿弓着立住身子，一条腿斜着伸直打撑，叫同学们来挤我，一个一个地往上加。有时，加到一大排，还不能挤动我。有时快要把我挤倒，站在旁边的同学，有的连忙贴在我的身边，有的马上加入到同学们的那一边。我们不觉形成两大排，长长地依着墙向对方挤，齐声大喊：“一、二，加油！一、二，加油！”挤得脸红眼亮，浑身暖洋洋的。
两个月满了，那语文老师抱来白白胖胖的儿子，分喜糖给我们。我含着糖，走出教室。同学们多忘了吃糖，红着眼，望着我。
后来，我在外面走路，常听到清脆响亮的叫声：“毛老师！”特别是那大个子同学的“毛老师！”叫得我快要流泪。
收土地费
1984年7月6日
今天上午，我们这些小组会计跟村长去张垸收土地费。
张垸比较大，房子建得很乱。不少是土砖房子，低矮、阴暗、潮湿，霉烂气刺鼻。特别是茅草或尼龙纸盖的土砖墙厕所，茅草枯黑，尼龙纸破烂，墙大窟窿小穿的，地上屎尿漫溢，无处插脚，臭气冲人⋯⋯一走近厕所，人就头皮发麻，浑身打寒颤。
孩子们颈、耳朵都是黑的，衣服破旧。鸡猪鸭很少见。听说张垸田地少，人口多，底子薄，是全村最穷的。
一些欠钱的户主，被叫到会计家，多灰衣土脸，低头弯腰。村长说，他没本事把合同改动，把钱减少。再说，这次上缴的钱少些，秋收更多，这次不缴清，下次更难缴。所以只好恨着心，毒着手收款。
在木匠家舌战了三四个钟头，还没榨出一分钱，讨钱队便商议：把水桶拿走，使木匠家吃水困难；把蚊帐下走，使他们睡不成；把大门下去，使他们日夜担心。其实，木匠家虽说有两间屋，屋内却只有两张桌子，几条凳子，连农家起码的农具、家具都缺乏，几乎穷得只剩四面墙壁。
几个组长会计端桌子的端桌子，扛水车的扛水车。木匠的妻子死死抱住水车，嚎叫着往家里拉：“这是我娘家的哎！”木匠也伸手来拉。村长一手捏着木匠妻子的手，使劲往下扯，一手把水车往外拉。两个组长帮忙。
村长见拉不动，便咬牙猛地把水车往地上一摔，木匠妻子立即惨叫：“哎哟，打死人啊！”瘫坐在地上，摸着被水车砸痛了的脚，破布鞋散在泥地上。
张垸男女老少和其他一些讨钱干部围在旁边，很多人眼里含着泪。我心绞痛，眼眶热胀，差点流下泪来。
下午，我们去李庄讨钱。
先叫盲人狗儿叔来李庄会计家。狗儿叔说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他妻子抱着胖娃儿，拍着娃儿屁股，说她田里秧发了病，但没钱买药，只好让虫吃。
大家说：“你在外算命的钱呢？”狗儿叔说：“没算几个命。前不久在外病了，住医院把几个钱都用了还不够，只得拖着病回家。”
村长说：“如果你没出外算命，大队就可以给你照顾多一点。现在你家做了田，总要交一些。你的没交，别人有钱也不肯交，都说‘别人也没交嘛！’你交了，别人就无话可说。‘你看，连狗儿这样困难都交了，你还有啥话说？’”“我家的一点田地都是请人做的，几个钱都给了别人。这我垸的人都晓得。”
“不交总不行！你猪多大？”村长板起脸，提高声。狗儿叔低缓地说：“百把多斤，想还养些时，抵上缴任务。”村长手一挥：“不行，得马上拉去卖掉！你回去商量一下！”
一会儿，听到后门有粗重的喘气声，我扭头一看，只见瘦弱的老太婆，拄着高过头的竹杆，穿着灰黑线布裤，灰白长褂，黑布鞋，裤腿、衣袖又细又短，头发苍白蓬乱，额角狭窄，脸瘦长惨白，布满皱纹，眼昏浊，牙齿稀黄，手节骨凸出，青经蚯蚓似的爬在手上。
老太婆的嘴嚼着，缓慢地一声声诉说她儿子狗儿眼瞎了，一点事都做不到，很少算命，没挣啥钱。儿媳个子小，干不了多少事，脾气犟，不大通道理，动不动就骂她。她家的田地常请人做，亏待了别人又不好，所以田地没啥收入。
她自己年老，连走路都艰难，更做不了多少事。地里长满了草，她只得端个小矮凳去，用小刀一颗一颗地雕。家里碎谷、挑水都麻烦。猪吃的糠也成问题。儿媳常骂她老不死，她几次拿了农药瓶，准备喝药一死了事，但一想到孙儿还小，她死了便害瞎儿幼孙，只得咬牙活下去⋯⋯她满脸是泪，淹平沟壑，缺牙的嘴一张一合，尖突的喉结一上一下，沙哑声时吐时咽，鼻涕眼泪一起从下巴尖往下流。
开始很多组长会计抿着嘴，眼睛发亮地望着老太婆，站着听她说。后来，大家都扯闲去了。我想给钱她，但摸口袋，一分钱也没有，家里还有很多债，便只得揉着绞痛的心，听老人诉说⋯⋯
我们到老太婆家去，只见砖墙歪裂，像鳄鱼张开的嘴。墙脚有不少大小鼠洞，一只瘦长的老鼠，竟然大白天钻出来。想必她家粮食少，连老鼠也饿肚子。一头百把斤的猪从屋角爬起来，把几根稻草散在潮湿的地上。屋里充满猪粪臭气、霉烂气味。
我感到脚酸，便端把小椅子坐下。凳椅只靠屁股处显出树木的本相。突然觉得有东西掉到头上、颈上，我一摸：是草渣、木屑。抬头一望：楼上没有楼板，只有几根木楼方，楼方上垫几根小竹杆、弯木棍，再放些稻草。稻草掉着，呈黑色。蛛网布着，网上沾着草渣。楼方上有不少蛀虫，正“嘁！嘁！”地蛀着楼方，纷纷散下木渣。
门旁放着摇篮，篮内仰躺个胖娃娃，平伸双手，弯曲双脚，使人想起“古”字。娃儿眯着眼睛，半开小嘴，肚子微微上下鼓动。
村会计说：“你这孙儿很不错。”老人脸上惨白的皱纹立即平展，泛出潮红，嘴角翘起笑，泪水也不见了，昏浊的眼睛射出亮光，口气响快：“是的，我这孙儿是好孙儿！他多乖哟，一天到黑不哭一声。早上起来，在轿子里也坐不住，喜得双手乱舞，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嘴不停，‘哇哇’叫。夜晚，他娘把他放在床外睡，常摔到地上，‘嘣’响，也很少哭。我老叫他娘把他放在床里睡，他娘总不听。”
我忍不住说：“她可能认为孩子在床外睡凉快些。”“她心里不大清楚。”
最后，村长叫他们想办法，缓一段时间，等猪上缴了再缴款。
出门时，我对老人说：“慢慢来，等你孙儿长大就好了，他会有出息。”
老人双手从上往下，慢慢摸着胸口，拖长声，叹着气：“一天——都是——难熬的哟⋯⋯”
天快黑了，我们一步一滑走在泥路上，都低头不吭声。昏沉中，突然响起：“土地费这么难收，我这村长当不成。”
给别人擦屁股
我在武穴城东郊，利用大桥大队预制厂围墙外墙的篾匠铺和饭铺间隙，用借钱买的破烂铁皮棚料，前面一拦，上面一盖，就成了我的理发店。别人家徒四壁，而我家只一壁。
我不担心贼，只怕讨饭的掀开前面挡的烂铁皮钻进来。我常从刷门头上“鹏程理发店”用剩的小油漆筒里，掏出理发攒的几块几毛钱，放几本《故事会》和《知音》在我用树桩钉在地上搭架子、铺上锈铁皮而成的桌凳上，敞开店门，脚步连连地去书店逛一趟，回来见了顾客就搞两毛，没顾客我就仰靠在赊来的废旧理发椅上，翻开散发油墨香味的《小说选刊》、《上海文学》、《北京文学》。
穿着灰制服、戴着大盖帽的老年胖子进门，说他姓袁，工商的，管大桥这片的税，我这店每月应交二十元。我请他坐下，立在他面前搓手：“袁伯，您看，我是自学文学，在家里父母反对，只得自己出来弄个事儿。我并没有和别人一样专心理发，理几个发糊开生存就行。我主要是看书写稿。”“你这是开店。这一排开店的，都得遵纪守法，依法纳税。目前你交最低的十五元。”他很快地在一个小本子上划出：“15”，丢在一旁的桌子上。
我手搓得更快更用劲，几下就搓红了：“实在交不起这么多。我一天只理得块把两块钱⋯⋯”袁工商脸发青，站起身，手一劈，瞪眼喷沫：“那你就关门！”直着身子，向外走，大盖帽向天一冲一冲，大盖帽上的金红国徽，一闪一耀的。
“关门就关门！”我向店外吐了口唾沫。而随即有声音在响：“关了门，你凭什么活下去？去哪里看书？写稿？”我立在破烂铁皮门边，睁眼呆望着袁工商的一冲一冲，一闪一耀。东邻开小卖部的熊店主对我笑：“他在你店一晌，没见你一根烟，怎不生气？他明天还会来找你的。你可以求他少收点。”我便在熊店买了一包他推荐的“红双喜”。
第二天太阳刚斜射进店里，袁工商就灰制服笔挺、大盖帽端正、黑皮鞋闪亮地进门，洪亮着嗓子：“税款办好了吧？”我连忙拿来烟，边颤抖着掏，边努力显出笑：“袁伯，抽烟。”他向外弯曲张开双腿坐下，接过烟，长吸一口：“我看你确实困难，你明天去我办公室，我想办法给你减一点。”
我找到袁工商办公室，他正埋头批一大堆条子，我立在桌旁等。他椅子后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伸着毛绒绒的头叫：“爷爷，我要大便！”袁工商还是埋头在条子上划字：“你自己去门外拉。”
一会儿，小女孩在门外翘着屁股：“爷爷，我拉完了！”袁工商还埋头在条子上划动：“等会儿。”
“我来！”我觉得终于有事干了，免得老僵立着。我连忙掏出自己口袋里的卫生纸，来到门外，两下就给她擦干净了。她拉起裤子，跑到袁工商椅子后折纸船：“爷爷，我屁股擦干净了！这个哥哥给我擦的！”“好。”袁工商从桌子上抬起头，对我说：“你纳税本给我。”我连忙双手递给他。他很快地在“15”上打个“X”，在“X”旁写出“10”。
我走在人车挤撞、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翻看着“15”上的“X”，“X”旁的“10”，觉这得感谢那小女孩，如果不是她，我还不知要僵立到什么时候，更不知能否一下子减“5”元，一年就是“60”元！我半年还攒不够“60”元。多谢小女孩为我创造机会，让我给她擦了屁股！⋯⋯
“擦屁股？”
“我给别人擦了屁股？”
“我主动给别人擦屁股？”
“我给别人擦了屁股，还乐陶陶的？为这每月的5元钱？”
我立在飞扬的尘土中，瞪眼咬牙：“我不要这每月的5元！我要袁工商再加上去！”
我立即转身，迈向工商所，脚步“嗵！嗵！”：“你毛银鹏已经给别人擦了屁股！——拿刀去把别人屁股砍掉？——拿刀去把小女孩屁股砍掉？”
我捏着纳税本，僵立在飞扬的尘土中，仰头对着灰尘弥漫的天空，咬牙瞪眼⋯⋯
咱们结个亲戚走
我在县城郊外开小理发店，还摆了两节柜台的副食。
一天下午，店门口走来一位姑娘，吃了两个芝麻饼，喝了一瓶汽水后，摸摸口袋，却说没钱。我立即粗起声：“你吃东西前，怎么不摸口袋？”她说，她的车在前面路口，她去拿。我看她穿着旧衣服，头发有些凌乱，大眼睛有些发呆，觉得她可能是诚实的乡下姑娘，便说好吧。
一晌后，不见影子。我不禁皱起眉头：“莫非她骗我？”我连忙骑车到前面路口，不见那姑娘。再往前走，还是不见。愣了大半天，我咬牙切齿：“娘的！”
我瞪着眼，气呼呼地往回走，见那姑娘竟坐在我店门口。她说她的农用车，在我店斜对面的煤气站里。
钱，不用说给了。但到天快黑时，那姑娘还坐着，身子僵着不动，眼睛总茫然望着一处。我便问她为何不走，她看着我说：“我怕。”“你怕什么？”
“我大哥与我村里那个人，共包一辆农用车运客，大哥今天有事，让我在车上收钱。可那人老要我跟他坐在驾驶室里，还要我按他身边的车刹什么的。他老向晾在外面的女人裤衩望⋯⋯他说煤气还没罐够，得晚一点才能回去。”
“他是流氓！你夜里不能跟他回去！”我问她街上有亲戚么，她说她二哥在水泵厂，我便骑自行车送她去。
姑娘坐在车后座，说世上好人多。我说坏人不少。她说我是好人，我说我是怪人。
到水泵厂她二哥的宿舍，房门一把锁。别人说她二哥回家了，她立即睁大眼睛，愣住了。我问她还有熟人么，她咬着嘴唇，摇摇头。我说：“那就到我店去。你晚上跟我妻子一床睡。”
姑娘说跟那人说一声。我说：“不管他！死流氓！”“我去看看他装多少罐煤气，明天好算账。”我正准备与她一路去，但一想：对她来说，我其实是陌生人。那人如说我是流氓，我还说不清，便叫妻子同她去。
那人正仰在驾驶室里，翘脚架手，很响地吸烟，大口地吐出，真是腾云驾雾。姑娘刚开口叫他，他眼皮都没动一下，就把手向后一挥：“车箱去睡！”我妻子马上说：“她在我家睡，我是她嫂的朋友。”他随即坐直身子，瞪圆双眼。我妻子连忙牵着姑娘的手，走开。
到我店里，姑娘说不知道装多少罐煤气，还得去问。“那怎么好问的？”“我去问煤气站的人。”一会儿，她红着脸回店，气吁吁地说，煤气站的站长把她拉到阴处，盯着她喘粗气。我连忙粗着嗓子：“这也是个流氓！”
妻子叫姑娘洗澡，姑娘说不用。“这大热天的，怎能不洗澡？我有多余的衣裳。”姑娘还说不用。我笑道：“你在我们这里放随便些。说不定我们今后会到你家去呢！”姑娘才洗澡，并把她的衣裳洗了晾起来。
我叫姑娘与妻子在挂了蚊帐的床上睡，姑娘一定要在旁边的长椅上睡。这城郊的蚊子特别多，我点燃蚊烟，放在椅下。她说：“不用。”把蚊烟灭了。我又笑道：“你怕我们今后去你家？”再点上。我还把几本书和台灯放在椅旁，叫她如睡不着，便看看书。她慢慢曲着身子，轻轻躺下。
半夜，突然听到尖叫，我翻身爬起，朦胧中，姑娘正坐在长椅上，颤着腔，小声呑吐：“我梦见⋯⋯那人拉我⋯⋯”
我霍地站起身，大声吼道：“你不用怕！他如敢在我面前发昏，我就把他的头卸下来！”姑娘才长吁一口气。
我叫姑娘放心睡觉，她说想上厕所。厕所在郊外的田地边，我叫妻子陪她去。妻子怀孕好几个月了，走夜路不方便，叫我去。
我推开店门，外面月色明净，空气清新。姑娘挨近我走，我觉得不大合适，故意慢走几步，让她前走。她也放慢脚步，还是靠近我。我无意间发觉如水的月光，沐浴着青春线条分明的她，就如天仙下凡。她穿着我妻子新婚时的衣服，散发浓浓的香气，直钻我的鼻孔，我不觉双眼发花。
多年追求高尚圣洁的习惯，随即使我警惕起来：你不是早就立志——“一定要当人类最高尚的大作家”么？坚持到今天，多不容易！难道甘心这么发糊，毁了自己又害人么？——我不容自己有卑下的余地，立刻说：“姑娘，你今后要小心。有的人道貌岸然，假装帮你，其实也是畜牲！”
这话一出口，我就觉得眼睛明亮了，清晰地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高挂在蓝莹莹的天上；犁翻的土块，整齐地摆在地上，鱼鳞似的泛着光。花草树木的清甜气息，阵阵拂来，我不禁深深地吸几口，心肺都清爽透了。
姑娘似乎没啥感觉，还是平静地走在我身旁。她进厕所，我在厕所外不远不近地站着，不时大声咳嗽一下。她从厕所出来，又平静地挨近我回店。
天刚蒙蒙亮，姑娘就起身，准备换衣服回去，但她的衣服还是湿的。妻子说自己那衣服现在不穿，叫她穿去，她便说把她的衣服放在我这里。我笑道：“你真的没必要这样！”
我问姑娘身上有钱么，她说不用钱，走着回去。我便给她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先买点东西吃，再搭车回去。她说早上不饿，搭车也只一块钱。我说在外离开钱不行，应该多装一点。
姑娘走了一会儿又回店，丢下九块零钱就跑了。
第二天上午，那姑娘斜着身子进店，放下一个大包，从包里拿出：黄亮的甜瓜、散发着香气的包子和芝麻饼。我说我们并没作什么事，她不该买东西来。
姑娘说她的父母说：“咱们应该结个亲戚走。”她大哥大嫂准备和她一起来店看我们，路上有事耽误了，今后再来。
妻子把这些东西给姑娘吃，姑娘说吃过饭，不饿。我们要她带回去，她坚决不肯，说东西太少了。她身上本来只有拾元钱，她还留下了一元。
不久姑娘又买了些吃食来，请我们去她家玩。我们说今后有时间便去，又说她不该买东西，方便时来玩玩就很好。而她没说什么话，一般是抿着嘴微笑。我叫她选一些书去看，她只拿两本小小说。
后来，姑娘来还书，还是坚持买了吃食。
再后来，我到别处开店，与姑娘失了联系。而每当我想起那姑娘说的——
“咱们结个亲戚走。”就觉一股暖流，“嗵！”地涌遍全身。
活雷锋
我背着半袋米，从街中往城郊的小店走，老远就见店门关着。我以为妻子有事外出了，走近一看，门没锁，手一推，闩严实了。我奇怪：晴天白日的，我这妻子闩门干什么？今天并没见她心烦，我出门时，她还口气平和，叫我买米要看掺水么，掺沙么，少秤么。莫不是又有债主逼火了她？
我赶紧“啪啪”拍门，大声喊她。没听到妻子回话，只有轻微的脚步声，门缝开一点，露出妻子红紫的脸，急促呼吸的嘴。她伸头向外一望，连忙缩回去，小声叫我进店，立即闩严门，把嘴贴在我耳朵上，压低声：“蠢货，我捡了个大钱包！”
“大钱包？”我像范进听见邻居说他“高中了”，以为妻子也在耍我，但这样子不像假的。我又怀疑耳朵出毛病了——近来，我常觉头昏耳鸣，糊里糊涂的，说话做事，好像不受自己的大脑支配。我最终和范进被邻居拉回家一样，被妻子拉到床边。她掀开被子，床上真的躺着乌黑发亮的大包！
“有多少钱？”我急急地问，颤抖着手拉拉链。“我们再找。我只看到五斤粮票，一个存折上有三百五十元，还有四千多元的欠条。”我们找遍角角落落，还是不见一分钱。
“娘的！”几千元的欠条，对我有啥用？几百元的存款，我取不出！几斤粮票太少了！真是人穷了，连捡到手的钱包，也要来欺负，玩弄！想起阿Ｑ在土谷祠饿长了，颤颤抖抖地出来找吃的，满野一观，水田里是新绿的秧苗，尼姑庵菜园的萝卜本来能吃，却开花了。阿Ｑ饿急了，开花的萝卜也扯来啃！那有啥啃头啊！皮是老的，心是空的。
“该我们倒霉！失主一定在着急，我把包送给他算了。”“谁为你着急？你想当雷锋？自己捡包去！”最后，我们商定：把包送给失主，直白地向他要一百元钱。
我们又在包内翻一晌，才弄清失主是汽水厂的推销员，姓名和住址都弄清了。我马上骑自行车去找。
找到那地方，却没这个人。听说这人原住这里，现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我愣一晌，决定去汽水厂问。而汽水厂有好几家，包内纸上没写清是哪一家。我只有见汽水厂就问。
由于太心急，差点撞倒人。车子一歪，撞到路边尖石头上，把本来就被旧的车胎撞瘪了。摸捏着瘪胎，懊恼起来：这得破费不少钱，妻子晓得，又要吵嘴。但转想：我是为了那一百元钱而破的胎，等那百元到手，再凑点，就可买部新车。于是，我爽快地掏钱，催人快修车。
终于在一家汽水厂找到那推销员。“我的包，你捡到了？”他的双眼射出亮光，“东西掉么？”“没掉。”“那好！”他长吁一口气。“包是我老表捡的，他要一百元。”他的身子一抖，像被电触了，随后拖长腔调：“何必谈得这么生人？我买条烟什么的，不就是百把块么？其实，这包对我没啥大用，对你更没用。”
“不是我要钱，是我老表要。他太困难了，为了找你，还把车胎撞破了，花了六块钱。论说，你包里有四千多元的欠条，三百多元的存折，得你一百元，也不算过分。”他咬咬牙：“好！一百元就一百元。包啥时给我？”“明早八点，我们在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叫老表把包带去，你带一百元钱去。”他手一挥：“行。”
我弓着腰，捏紧龙头，狂踩脚踏，骑车飞奔归店。路不平，车又破，一路蹦跳，一路嘣响。老远就见乌黑破旧的店门边，靠着我的妻子。她正伸颈张望。我连忙大呼了她一声。
“怎么样？”“没问题！他答应了一百元。明早在新华书店门口见面！”“真的？”“这还有假？”“你总算办好了一件事。”“人生总得办好几件事！”“别又来了，你的‘深沉’。”“快进店坐下！你站了好长时间？”“数尽过路人，不见我呆影。”“你来了诗意？”
我的脑中不禁闪现出“微笑着面对人生”等诗句，又幻想着我们热恋时，妻子的音容笑貌，如在今日重现的情景。我习惯性地把手往口袋里伸，口袋是空的，才想起久未用笔。因为妻子见我日记上的凄惨，就流泪；我写日记时，多心绞手抖。最后，只好干脆不记。
现在，我对妻子说：“只要我们改变一下精神，我们的店，就会充满诗意。”“如果我们不吃饭，只吃精神，就能生存，那该多好啊！”妻子很疲惫，把手搭在我瘦削了的肩头，随势又在我单薄的背上抚摸了一下。好久没有感觉的一股暖流，在我的脊梁骨髓中涌动，扩展。我不觉深深地呼了一声久违的“小羊！”热恋时，她声叫声应。眼前，她似乎没听见，双眼茫然地望着门外飞舞的尘土：
亲爱的，我的郎，你说我是羊，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郎啊，我的郎！我愿你是狼──一只勇猛的狼，驰骋在沟壑纵横的疆场上。
愿你张开大口，我寢安在你的胸膛，化为你的血肉，在你身上荡漾。
啊，我的狼！
吟到最后两句，我不觉随她出了声。我们四目相对，热泪晶莹。
我咿哑关上门，烂铁渣直掉。“那一百元到手，先换一个扎实的门。”“也得买几块好石棉瓦。”“脸盆也要买一个。”“买废棚料向姨娘借的钱，不能再拖了。”我指着妻子的肚子：“关健是得给孩子增加营养，让他今后强壮。”“不能像我们。”⋯⋯
这样一算，一百元远远不够用。妻子又后悔向失主要少了：“看明天能多要点么？”“那怎行？我们讲定了！”“讲定就算了。反正靠那也发不了财。”“是的。根本上靠我们自己。”“只是目前帮了我们一点忙。”其实，我当时剃头，大半年不能积一百元。这算发大财。
我们边吃晚饭，边商议。平时昏沉的十五瓦灯泡，今晚显得特别明亮。
我们躺在床上，兴奋得一蹬一弹的。最后，我“嘣！”地坐起：“何必等到明早八点？我现在就去把包给他，把钱拿来，不就干净撇脱了么？”“行，反正你也睡不着。”
“对，趁早拿回，了结心事，睡个好觉！不过，那五斤粮票，你得放进包里去。因为我跟他说了，什么都不少！”“五斤粮票算什么？几千元的东西，还给他就行了。”“那怎么行？哪怕是一分钱，说过了话的。”“我就是不给！”我只得准备等会儿向他说清楚，如果他要扣钱，就扣去。
于是，我匆匆穿上衣服，拿了包，出去。不顾天黑，路凸凹，急急骑车到汽水厂，把包往推销员面前一伸：“我老表明天有事外出，包今夜给你了事！”
他飞快地接过包：“东西少么？”我觉得此时说出妻子拿了五斤粮票，不好意思，便顺口一溜：“不少。”但语气含糊，我似乎贪了大污。“那好！你上楼到我房里坐会儿。我去搞点新产品汽水你尝尝。”
他动手来拉我。“不用客气。”我回避着。“那有什么？你特地送包来。”他那两片薄嘴唇飞快地开合：“我们现在是熟人，朋友，亲戚！”
他又来拉我。我推开他的手：“别客气。把钱拿来，我回去。我老表还在等。”他实在拉不动我，便独自上去了。
我站在楼下空地上，等一晌，不见他，却见楼上一大群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顺着斜形的楼梯往下走，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哎呀，捡包亲自送来了？”“连新产品汽水也不尝尝？”“真是雷锋学得好！”“是雷锋！”“对，是雷锋！”
路灯光照着我，我感到白晃晃的，很刺眼。我伸手摸脸，脸好烫。脚也不停地动，似乎地也很烫。见这些人叽喳近来，我不吭声，退到旁边暗处。再等一晌，还不见那尖瘦推销员的影子。
这群人叽喳了一晌，便静立在斜形的楼梯边。他们身后的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扩大成一个个奇大无比的巨人样，投盖得很宽，很远，一只手指的投影，就把我盖没了。我等得浑身燥热，便喊推销员。
那推销员，才显出脚步杂乱的样子，弓着腰，跑下楼来。他手里捏着细碎的票子，都是一元、二元的。
等他走近，我低声问：“这是多少？”“二十元。”
“这么点？我们不是讲定一百元么？”“我们先说定明早八点在新华书店门口见面，我没想到你今夜就送来了。在这急促之中，我没钱，也借不到那么多，这二十元，还是我刚才借了好多人，才凑的。”
我呆立在那里。他把二十元钱往我手里塞，又用瘦长的双手捉住我的膀子，往楼上拉：“还是到我房里坐时，喝点汽水，最新产品，味儿足得很！”
我万分恼怒！痛恨这精刁之徒！想起自己是立志要当大作家的，刚才想得他一百元，是穷急发糊，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卑贱啊！幸亏他舍不得！我差点被钱玷污，永远洗不清，将来悔之不及了。目前的难关，我总是要战胜的！我觉得被他抓着的膀子，正在变污黑，腐烂，赶紧用力一摔：“别耍花招！”把钱往他手上一塞：“拿去！”推起自行车，就往外走。
背后哄起：“哎呀！给点烟钱也不收？”“你是哪里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仿佛是贼，急急地逃走，生怕他们追上来，认清了我。就像阿Ｑ，掉了萝卜，翻出围墙外，心还怦怦地跳，生怕尼姑庵里的狗追出来。但他们的话，还是追出好远——
“捡了包，亲自送上门⋯⋯”“不喝新产品汽水，不收一分钱，不留姓名和地址⋯⋯”“连坐都没坐一时⋯⋯”“这不是雷锋再世？”“活雷锋！”
我走在街巷中，觉得这巷道特别阴暗、狭长、曲折、凸凸凹凹。
回到店里，妻子急急地问我：“钱呢？”“没有。”“不是讲定了一百元么？”“他说借不到这么多。”“能借多少？”“二十元。”“二十元呢？”“我退给他了。”“退给他了？”“他太庸俗。”妻子“呼！”地掀开被子，“嘣！”地跳下床，手捶脚踢，赶我出店：
“喝西北风去！死蛇一条！还谈什么高尚？别人不谈高尚，却是活龙！”她颤抖着手，指着店外眨着冷眼的星月：“你能高尚成月亮、太阳么？你就是高尚成眼屎一样的星星，也不及人家房里的小油灯火。一盏灯照得亮一房光。我们的家，你照亮了么？呜呜呜⋯⋯”妻子砰地闩上门，在店里哭起来。
我愣在店外，望着寒空中的星月，似乎思绪翻滚，似乎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这些星星比月亮、太阳还大，光芒四射。突然发觉这闪射的星光中，立着一个铁黑的形象。这形象似陌生，又像熟悉，我用力一盯，才发觉自己愣在店前路上的水荡边，清平的水荡，像一面明净的镜子。
我想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好像有热乎乎的东西，在脸上搔动，我伸手去摸，湿的：我流泪了？觉得头冷，一摸，头顶也是湿的。我仰望着这宽广无边的星空：上帝也落泪了？
我扭头看店，只见灰朦朦的门面铁皮上“月月鸟”三个字，用漆太浓重，在这清冷的月光下，正努力闪耀出亮色、暖气。远处，传来雄鸡的啼鸣声，一声声雄壮，嘹亮。
第一颗是流星
妻子怀第一个孩子时，我和妻子都觉得我俩的孩子是天上的星，便起名毛星，而没考虑是儿还是女。朋友提醒我们：孕妇多吃水果，生下的孩子皮肤好；批一箱水果，比买零斤便宜。我们从没听过“批整箱的”水果吃，脸都羞红了。这时，妻子常吃粥，一般不买菜，用辣椒糊蘸筷子。只是看到乡人傍晚从我店门口回家，板车上还有大堆香瓜，几分钱一斤，妻子才买一大袋，当饭吃。
听说乡下捡生婆捡生便宜，而我认为这是大事，一定得进人民医院。接生的医师开始笑着说，是个儿子，要吃喜糖，后见是女儿，便没做声。但我还是笑眯眯地买来糖，分给她们。我们觉得女儿也是天上的星，照样叫毛星。毛星是大个子，七斤八两。
毛星出生的第三天，我们乡俗要洗三朝。而母亲说一闻医院的气味，头就晕，再则田里活儿忙，便没上街。护士给毛星洗了几下。我想象着母亲伸出裂满口的手，用布着蚯蚓样青筋的手背摩擦毛星的嫩红肉，我摸仿母亲，小声叨念：“我毛星易长易大，读书进学，长命百岁⋯⋯”第七天，我抱毛星出院，回我店。
第九天，做九朝。岳母和妻子的嫂子们一大群，挑着满蓝细长的油面，拎着鸡、猪肉什么的，微笑着来店。岳母给毛星洗了几下，说几句恭喜话，嫂子们给毛星红纸包。应该是我的家人招待客人，可父母早已恼火我多年只梦着讨不到饭吃的书，没积一分钱，“鸡都养不活一只”，父母只得起早摸黑盘他们的泥巴，而我得给人理发。岳母她们自己动手，在店附近找来几块砖头，就店门旁架灶，烧半干的树枝，烟雾腾腾。紧挨着灶的公路上，行人捂鼻眯眼，加快步子，连声咳嗽着离开。路过的汽车、拖拉机凑热闹似的掀起灰尘，遮盖锅里沸腾的汤中的肉团。
妻子坐靠在隔着薄板的房内床头，常伸头说什么东西在哪儿，怎么弄，毛星偎在她身旁。岳母把我那单薄晃动的小方桌，摆在店内，桌上挤满大碗小盘堆尖的面、鸡、鱼什么的，妻子的嫂子们围坐着吃。妻子早就饿了，岳母也早说“生儿婆，吃一谷箩。”但岳母只顾把大碗的鸡肉什么的，给她的儿媳们，而忘了她这“生儿婆”的女儿。我在旁边给人理发，剪得发渣直飞。在商场上班的二嫂边吃鸡，边说我可怜。我咬着嘴唇，盯着顾客的头，连连地捏着剪子。她们吃饱后，放下筷子。岳母望着碗里还有剩的，叫二嫂下午下班后，再来收拾。
毛星出生十多天，长得又红润又胖，额头宽阔圆满，国字脸，眼睛大而乌亮，耳朵也大。走满月时，妻子抱着毛星回娘家，乡邻们都围拢来，咂着嘴：“真长得大个儿，漂亮！”我们从没见过比毛星美的相貌，不禁搂着在她的苹果脸上“嘣”响地亲，拖长腔调叫：“毛星！”
毛星从外婆家回店十多天后的一个夜里，我坐靠在床头，双腿弓着，盖着棉被，搭个小棚，把毛星偎在我双腿间，我拿着一本翻开的书，放在被子上，时而看几眼书，时而看着眼睛闪亮的毛星，尖着腔：“毛星！”毛星咧开红嫩的小嘴笑。我觉得毛星该睡觉了，便把她放在我与妻子中间睡。夜深了，我熄灯休息。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突然，我的手碰到又冷又湿的东西，一下从睡梦中惊醒，拉开灯：毛星的鼻孔、嘴都被豆腐样的奶堵严实了，床单上也一滩奶。她的小身子已冷了！我慌忙穿上衣服，用小被子包着毛星，冲向医院，妻子跟着我跑。
医师说已冷了，没用了。我说：“不可能！我昨夜还与她说笑。医师，您一定救她，好好检查！”医师再摸摸毛星的胸，拨一拨毛星的眼皮，摆头：“早没用了。”我一下一下抹净毛星口鼻的奶，用被子包好她，抱她出医院，望着灰黑的天，顶着刺骨的风，踩着冷硬的柏油街道，进我们那低矮破旧的小店。
店里的电灯，发出昏黄的光。我盯着黑乎乎的床底：难道有鬼？我拿来铁钳，在床底捅几下，澡盆、鞋等杂物，发出空洞的响声。妻子一直跟在我身后大哭，我一直咬牙瞪眼。我倒来热水，给毛星抹净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用小被子包她。
昏暗中，小弟骑着自行车在店门口喊我，说家里今天吃年饭。他进店看到我包早已不动的毛星，说他先回去，对父母说。
我用被子的一角盖着毛星的头，让她的脸露着，用小被子包严她的身子，拿绳子横捆两道，直捆两道，背着，骑自行车，往家蹬。妻子呆坐在车后座流泪。路上碰到进城的乡邻，乡邻老远就叫：“银儿，你们两个回家呀？”我低头不吭声。近了，乡邻见我背着的婴儿包：“啊，你娘儿三个哇！”我低声：“嗯。”妻子一直僵坐在后座流泪。
我们快进村时，小弟连蹬车踏赶来，说家里正摆饭菜，准备吃年饭，他没与父母说，我们先在外等着，别进村，等年饭吃完了，再说。我们便坐在村外的渠沟边。进出村的乡邻与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怎么了。妻子不禁大哭起来，后来在地上打滚。
我望村里，不见小弟，却见有的乡邻偏头绕弯路走。我想立即背着毛星，带妻子离开故乡。我仰头望天，天空荡荡的。我放眼望地，地渺茫茫的。这无边的世界，哪里有小块地方，可以安放我心头的肉？我只得背着毛星，搀扶着妻子，绕村外的路，向祖坟山走去。太阳惨白着脸，发出刺刀似的白光，刺向我们。地上的霜，冰碴一样扎得鞋响。
我们到祖坟山，妻子又在坟地打滚。我放下毛星，准备用手抠开泥土，埋葬毛星，再去城里，永不回乡。我向村子望，看到父亲、母亲和小弟，扛着锹，从村里出来了。母亲哭着腔：“这孩子，长得这么大样，却不是俺屋的人。”母亲解开绳子：“不能包多了，也不能埋深了。她还没成人，得早投胎。”父亲在太祖坟旁挖了几下火粪堆的浮土，掩埋了毛星。妻子嘶哑着喉咙哭撞，我们搀扶着拉扯着她回家。
妻子说回娘家，我便骑车送她。刚进垸，就遇到她大妹。大妹叫一声“姐”，她就泪一涌。大妹睁大眼望着她：“怎么了？”她哑着喉咙：“毛星⋯⋯丢了⋯⋯”大妹马上手一摔，粗着声：“你这女泼不在行！俺家今天吃年饭！”妻子立即咬紧嘴唇，抹掉泪，睁大眼，盯着地面。一丝风吹来，我感到冰刀扎心。我准备带妻子赶紧离开这里，去我们小店，但她还是呆立着。
我回家，母亲带我找细祖母。细祖母家设着灵位，叫我磕头，说这是上天配就的，别难过。那孩子是来讨债的，不是俺屋的人。我去城里远近闻名的陈瞎家，他问我问什么。我说：“你看我来要问什么。”他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我说：“你看我女儿⋯⋯”他随即说：“弄得好就好，弄不好一丢。”我去山里灵姑家，她问我问什么，我又说你看我问什么。她也翻着白眼说不出话。我便闭嘴。
我去书店，查找医书，看到“鹅口疮”什么的，说是婴儿的喉咙长了疮，吃不下奶，呼吸困难，窒息而夭什么的。我想毛星可能早已生了这病，但我和妻子不知道。毛星夭折前几天，吃奶，只是吃得不怎么多；有时哭一会儿，甚至哭得身上出汗，但我们根本没想到她生病了。如果她不吃奶，一直哭，我们才知道她病了。我们追想，毛星夭折的前些天，屁股瘦了，皮肤起皱，但我们当时没警觉。也没个年老的人来看一眼，告诉我们这是病象。书上还写着婴儿出生后，每过几天，就要去医院，请医师看看是否正常，但我们开始不知道。
二嫂说我们无能，好好的孩子保不住。我仰望天上的星星，觉得我们糊里糊涂地看着：生命中的第一颗星，在我们心上，嘎地划过。
照相
我挑着两捆书，晃荡进汉口码头。铁栅栏口站着两个挺着肚子的男人，一个人手捏一叠白票，眼角一扫，嘴角一扬：“货票五块。”我咧着嘴，边喘粗气边笑：“师傅，少收一点！”“一个人的票。”“半票吧。”“别啰嗦！五块就五块。”我只得掏出五块钱给他，他随手撕一张五元的货票给我。
十天后，我再晃荡一担书进码头，一个瘦男人尖着腔：“八毛货票。”我连忙放下担子，掏出一块钱。他接过去，还伸着手：“再拿七毛。”我眨巴着眼：“你不是得找我两毛吗？”他粗着腔：“你个伙计好聪明哪！想八分钱打发讨饭的？现今的钱不经用，一块只当往年的一毛，所以说毛就是块。武汉早这样了。”我睁着眼：“上次那师傅只收五块。”“上次就收少了，这次应该补上。上级有规定：一百斤收八毛。”我堆上笑：“少收点，师傅！”
这时，另一个检票的人走开了，这瘦男人马上斜着眼角：“好吧，少收你三毛。只是你也得知好歹。”我再掏出四块钱：“谢谢你。”“空话填不饱肚子。”他走近我：“你就给两毛我算了。不用买票。”“那怎行？”“没事。你到武穴时是五更，他们要睡觉，懒得检票。你下次来时，也不用买票，我检票。”
我回武穴时，真没人检票。
我再去武汉时，搭半夜的船，可以不买票，直接上船。
我到汉口时，天大亮，却没见那瘦子，而一个高大的胖子站在高处，扭动着头，鼓着亮眼，探照灯似的扫射着。我缩着脖子，心嘣嘣地跳。过栅栏口时，脸发烧，低头随着人群走。
突然，肥乎乎的大掌向我肩头一拍：“票！”我心一抖，只得站在旁边，故意摸出小笔记本，在本皮里掏半天：“咦！我的票明明放在这里呀！怎么不见了？”那胖男人手一挥：“站着吧！”他的眼光，一直在一个个前来的人头脸上扫来射去。
一会儿，一群衣服皱巴巴灰不溜秋的女人，都红着脸，有的扭头向别处望，有的低着头，挤挤撞撞走来。这胖手指着她们：“你们，票。”她们你望我，我望你，挨挨擦擦地站到一旁。一个苍白头发的女人颤颤地低着声：“我们打工，没领到工钱⋯⋯”胖手又一挥：“站着！”
检完所有的旅客，胖手向那些妇女指着：“走，进办公室。”我跟着女人们走。那胖手向我肩头一搭，迎面一个人笑着对胖子说：“你又抓到了几个混票的？”胖子肉乎乎的身子也搭在我背上，粗哑着浓重的汉口腔：“我又交了个碰（朋）友！”臭哄哄的热气吹到我颈上，我浑身肉麻，只得咬牙挺身往前走。
进江堤闸口上的水泥小楼，胖子要女人们出钱，从起点站出起。女人们都呆睁着眼，脸色惨白，咬着嘴唇。那苍白头发的女人颤抖着低声说：“师傅，帮点忙。我们确实没钱，工钱没讨到手。”胖子披着泛黄的白褂子，“啪！啪！”拍着长满黑毛的胸脯，依旧粗哑着浓重的汉口腔：“你不出钱，我拿什么吃唤（饭）？”女人们都立即低下头，脸色时红时白。
苍白头发女人还是颤抖着低声说：“我只有一把伞和一双胶鞋抵⋯⋯”胖子还是挺着肚子粗着声：“不行！破伞旧鞋当不得唤！”几个低头的女人滴下泪来。我不禁张口就说：“你这人真是的！她们确实没钱！”
胖手立即向我一指：“那你替她们出！”胖子随即瞪着我，点着头：“你怎么在这里？”我这才想起，我也是混票被抓的，便含糊地嘟囔：“我怎么替她们出？”“那你出五十！罚款十倍。”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一下。
他挥手叫女人们把包押在这里，出去借钱来取。女人们哭说借不了钱，他还是挥着长毛的粗手：“去！去！去！”她们只得低头弯腰，滴着泪，拖着步子出去。
胖子向我瞪着眼：“你出五十块。”我说没这么多钱，我编话说我是来武汉找零工做。“那你借去。”我又编话：“我弟在武昌读大学，我得挣钱供他。”他手一甩：“别啰嗦！不出五十就别想走！”
我感到他不会松口，我得赶紧去批货，趁早给他五十了结。我便当他的面，立即松开长裤带，拉开内三角裤头的口袋拉链，露出里面的一叠大百的。
这胖手，霎地竖立黑毛，闪电似的伸进我的内裤口袋，铁钳一样夹走这叠大百的：“哈，你老子有这么多钱！棒棒的！”
他扫一眼办公室里，只他与我，黑毛粗手立即暴起青筋，颤抖着。我盯着粗手：怎么颤抖？我的心紧缩，蹦跳。
这时，一个戴大盖帽的警察进来，胖手马上不抖，松驰了。他望着警察说：“他有这么多钱，还混票。”他与警察走到一旁，嘀咕了几句。警察说，你这钱当面点清楚，九百八十块，暂扣这里，你下午再来。
我只得出去。瞪着涌动的混浊的长江水，我脑里一塌糊涂。
下午，我一步一步登上江堤闸口上的水泥小楼，警察和那胖子就把我那一叠钱，一张一张地摆在桌上，警察拿照相机，对着这些钱：“咔嚓！”
警察说：“有这么多钱，你还混票！现在你站好，我拍了，挂在侯船室，让大家看！”
我立即想到我是要当作家的，我的相，是要让大家仰望的！我感到纯洁忠贞的姑娘，将遭强奸！轮奸！这相，绝对不能照！
我咬着牙，瞪着眼，准备不要钱，立即走开。警察立在我面前，大声说：“你如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只有送你到派出所！”
我觉这更麻烦，只得扭着头，咬牙瞪眼站在那里。“头别扭着！”警察大声说。
我只得咬牙瞪着他。“咔嚓！”——我立即浑身麻木：“完了！”我想到杨白劳，被强迫按了卖喜儿的红印！
我咬牙瞪眼，喘着粗气，捏着那叠钱（罚去了50元），一出水泥小楼，我就想跳进长江，把脸洗净！望着浑黄奔涌的江水，我知道洗不净脸，便想把自己的脸皮割掉一层！想⋯⋯
想到自己的店里，妻子还在等我进货回去卖，我只得咬牙瞪眼，张嘴：“呼！呼！呼！”在这尘嚣乱舞的世界，跌撞着去武胜路图书批发市场⋯⋯
多年后，我得了老舍文学奖，一些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我，还配了我的大幅照片。网上不少人，说我是当代的——“高尔基！”“鲁迅！”“全武穴人民的骄傲！”
而我一想到“照相”，就感到——失了身的女子，穿嫁衣当新娘，愧对新郎！我还想写——《我苟活于人世！》
现在，我在人间奔撞了六十年，整理自己平生所写的稿子，还想起名——《人间裸奔》！
我天性本不习惯占便宜，自《照相》——为什么我当时去占便宜？活该被照相！——自此以后，我总铭记“照相！”绝不再占半丝半毫的便宜！切实明确立定：终生——与男性打交道不沾钱财，与女性打交道不沾肉体！连别人对自己的夸奖，都当成是鼓励。
我竭力老盯自己的欠缺，思虑怎么改正，直捅自己的缺点，以求快刀斩乱麻，斧底抽薪，杜绝再被“照相”的可能，把一切可能的“照相”，都在萌芽时铲除！——以致与闫老师交往数年后，闫老师夸我是“没什么可以打倒的！”我更当成鼓励！立定用生命践行！
无欲则刚！无我则天下无敌！
平生初享节日
这次中秋、国庆节，我放假十天，只值一天班。
女儿女婿这次回家，在武汉租了小车，每天三百元。昨天女婿开车，带我和儿女们去景德镇玩。我摇下窗玻璃，享受着秋天明亮的太阳、凉爽的风，想到闫老师早教我的：“您有时间一定和家人出去逛逛。如果要看店，也可以分批出去玩。今天您和儿子，明天老婆和姑娘。大家都从天地间，日月光华中吸取力量。”觉我该看店，让老刘和儿女们出外玩。
望着远处青雾迷蒙的山，从近处漫到山脚的一片平坦黄金的稻谷，突然想：我已久没割谷了。如果我现在只十八岁，最多二十岁，与十六岁，最多十八岁的y，在这金浪中，舞动银月似的镰刀，大吸稻谷的暖烘烘香气，该是多么令人陶醉的幸福！——这当然是痴人说梦！
不过，我与妻子定亲时，父亲在稻场打谷，我们给稻禾翻完边后，我仰躺在稻场旁的竹床上，望着满天密密麻麻的星星，妻子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唱歌，让我感到，我也享受过人间幸福。女婿如今开车带我们玩，更是进一步的幸福！闫老师说过：“在毛先生全力以赴的人间，总有一间明亮的屋子，还有一些温馨的夜晚。”我得叩谢上苍！不亏待文学，写出我毛银鹏今生的《人间幸福》。
到景德镇陶溪川，女儿带我们去青砖青瓦的楼上“宴飨”，楼房很大，楼梯、走廊都很宽，涂了黑漆的铁栏杆，光亮粗直。栏杆外，是茂密碧绿的树枝树叶。树枝上有多彩的鸟儿们，清脆的呼应，飞来飞去。整面墙都是大玻璃的餐厅内，穿洁白工作服的姑娘小伙，笑脸如花，柔嗓似歌，轻盈来往像窗外的鸟儿⋯⋯
这真是粉红的梦！没料到，平生一直卑贱挣扎的毛银鹏，今天竟享受起来了！并且今后也会享受下去。我又突然想：如我十八岁⋯⋯
我定睛看着脸色红润的儿女们——女儿端着透明玻璃杯，清亮的茶水中浮着一小片青色的橙皮，散发着清甜的香气，女儿抿了一口；大儿夹着的红壳白肉的虾，大口地嚼着；小儿把面条一样细长的白土豆条，和黄玉米粒，烤成的漏网酥脆饼，往嘴里送；女婿夹白嫩的鱼块。我边喝茶，边吃鱼虾，边看着儿女们，觉这是上帝赐我今生的大福！
在陶溪川遍布的陶器店转时，我不时地不见了儿女们，立即觉得是在梦境中，与妻子或亲友逛得畅快，一抬头，突然发觉亲人不见了，只自己孤独地在陌生的地方，心里立即发紧，发冷，发痛⋯⋯焦急得醒来。过去的梦中，往往不知打电话，过去也没手机。而现在陶溪川，我也立即心里发紧，发冷，发痛，不禁抚按着心，喊叫儿女们，或给他们打电话。与他们在一起，心里才充实，舒服。我甚至又想：今后与妻子或梦中亲人在外游玩，得牵着手，就不用担心走散了——看来，我毛银鹏不管在尘世活得多久多老，都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情感乞儿！可能文学加剧了我成为情感乞儿。
我确实把今生献给文学了，平生从没亏待过文学，坚信文学不会亏待我。闫老师说过：“岁月消磨人，我们却从未消磨过岁月。多么难得。”
再想到闫老师对我的多次苦口婆心——
“同是文学家，有的能处理好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有的不能，如果不能，最后还是会连累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一点如果不想明白，您如何善待文学?”
“我知道您把文学梦看得比命还重，但是，无论如何，生活是第一位的。不要因为这个牺牲生活，更不要让亲人们为自己的梦一起付出那么多。我知道您难劝，但是，改一点总比不改好。”
“没有那么多犹豫、挣扎，甚至是压力，就是写写写，在写中去感悟，去纠正，在写中求自由。一个勇敢的作家要去写一切值得写的，而不是只沉浸在自己的后花园里。”
我入祥云半年多，确实听进了闫老师的不少教导（当然也得感谢一些良师老友对我的帮助），基本上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终于现今生存有保障，能“活得有尊严”（闫老师教导）了，今后能放心并有效地完成我的生命之作《人间记忆》，也就是放心并有效地成就我的文学大业了！叩谢上苍让闫恩师降临到我的生命中！
我确极无知，只模糊觉得景德镇是中国最古老、最著名的瓷都，古代皇帝用的瓷器就是景德镇生产的。大儿一到陶溪川郊外，就发觉路旁公园内，昂头翘尾的蓝色巨龙，和路旁一排排闪光的灯柱，都是瓷器。我在瓷器店里，发现竟有瓷凳，也有罐凳两用的，还有很多不知是什么的瓷器。
现在科技发达真好！什么东西都可网上了解。景德镇一千五百多年前建镇，一千年多年前制陶优质，皇帝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它为名。它自古就是世界瓷都，各国帝王把它的瓷器视为珍宝。因是泥土作原坯，再烧，再上瓷料，什么造型都能作，网上可见观音手捧莲花，鲜活如真。把黄土变成珍宝，景德镇人确令人“脑洞大开”，“欢欣鼓舞”！
近来想了解老邻居陶渊明，今后合适时，邀老弟楫宝或别的亲友，去陶老先生老家逛逛，学学他的超脱尘俗，享受自由人生！庐山就在眼前，我竟也没去过，今后定去逛逛，品味丰美人间！
一九八一年——二〇一八年陆续写于
毛垸——武穴——蕲春——北京——毛垸——武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