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今年90岁了，体重只有80斤，去年得了脑血栓，可恢复得不错，可以拄着拐杖自由走动。每每有人提起母亲，我都有一种莫名的骄傲。自2008年父亲去世后，每到天气变凉，我都会接母亲来南京，住上几个月。那段时间，我仿佛沐浴在无比幸福的阳光里。

母亲生我时42岁，我最小，前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从小记事晚，儿时欢乐的记忆较为模糊。记忆中，家中的大人只有母亲，而母亲整日繁忙。父亲在外工作，每年偶尔回家几天。那时的我，觉得家中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只知道躲在母亲的怀里，偷偷地看。我八岁时，母亲说：“不能整天玩，该上学了。”母亲拉着我，来到村庄后面的学校，把我交给老师，就在母亲转身走的那一刻，我几乎像疯了似的跑出教室。老师一把抓住我，把我抱进教室，按坐在座位上。拐角处的母亲头也不回、快速地走掉了。从那一天起，我从小学一直读到了研究生。

母亲人缘好，每到农闲之时，我家就成了“人场”。记忆中，家里总不断有人来，还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就连在吃饭时，也会有人端着碗来“串门”。后来，我父亲从外面买来一台收音机，结果几乎招来全村的人前来观看。那时，每到傍晚时分，我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对年长者，母亲还会忙着招待，端上热水。没有凳子，有人就蹲着，或者坐在地上。收音机里播放的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那高亢而急促的声音，仿佛从天而降，钻进听者的心田，又随风散入院前的原野，催促着“赶场子”的人们。

母亲个子不高，邻里们都说她心灵手巧。那时的母亲，手头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洗衣、做饭自不必说，农田的劳作一样也不少，千头万绪的家事和邻里间的琐事都条理分明、轻重有别。那时，家里困难，母亲还不时地帮助别人：东家找母亲“起”个锅盖，母亲答应；西家找母亲“剪”个衣服样子，母亲答应；若有亲戚邻居生孩子，母亲还会做双“虎头”鞋，好看极了。遗憾的是，我自己却没有机会穿过。记忆中，即便是寒冬腊月，我总是在缝衣服、纳鞋底、纺棉、织布的背景声中入睡，又会在夜深人静时，在模糊的睡眼中，看见母亲操劳的身影。母亲说，在生我们之前的那几年，她是家中的“劳力”。 冬天，上级安排“挖河”的任务，母亲充当家中的“劳力”，与别人家的男劳力一起“挖河”。刺骨的寒风吹在母亲单薄的身上，母亲与“劳力”们一样，光着脚在零下十几度的河里抬土。

那时吃的少，也难吃，我们不想吃，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母亲就会想尽办法，自己劳作，多争些工分；也会想方设法，做些好吃的，来调理我们的胃口。过年时，偶尔吃上一顿饺子，母亲总不忘捏上几个“花样”。我们一边端着碗，美滋滋地吃着，一边又心怀惊奇，看着锅里。大姐是母亲的得力助手，记得大姐出嫁时，母亲的手冰凉，大家怕她伤心难过。可是，母亲还是镇静地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目送大姐上了轿。哥哥考上师范学校，母亲特地从地里摘了个最大的西瓜，足足有20多斤重，那是全家人吃得格外开心的一次。我小时不懂事，和小伙伴们玩火，不慎烧了队里的“麦垛”。我害怕地跑开了，小伙伴们指责是我点的火，母亲不信，四处寻找。那一回，我感觉母亲真得生气了，一路奋力地追我，我拼命地跑。抓住我后，母亲并没有打我，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母亲拉着我，把我拽到众人面前，质问到底是不是我点的火。我看着脸色铁青的母亲，浑身哆嗦成一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生育是母亲的鬼门关，可这样的鬼门关，母亲闯了11次。母亲说，第一胎已经足月，因给人帮忙干活，导致胎死腹中。第二胎因人开玩笑，当母亲要坐下时，有人突然撤凳，“坐空”后流产。直到第三胎大姐的降生，才给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后来，家中第一个男孩的出生，却被诊断为先天性癫痫（羊癫疯），给家庭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磨难。9年的看病历程，耗光了家中的积蓄，磨尖了生存的意志。然而祸不单行，母亲不幸患上了葡萄胎，出血到休克的母亲，被好心人抬着送到医院。在当时，葡萄胎可以说是不治之症，是父亲力挽狂澜，坚决坚持带母亲去北京协和医院，找到林巧稚大夫治疗。每每说到此处，母亲总还不忘笑着说，就是在协和医院时，她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后来，母亲又经历了一次疑似葡萄胎的经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哥哥历经险象，最终化险为夷，顺利降生。苦尽甘来，随后二姐和我的出生，终圆了全家人的梦想。无需多言，流产、夭折、生产，11 次鬼门关的经历，仅凭想像，其中的艰辛，自不能言说。

现在，母亲年龄大了，行动迟缓了许多，身体也越来越显得单薄了。但是，母亲对子女的那份爱却与日俱增。每次来到南京，家里的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到处井井有条，到处一尘不染。母亲总是在不停地拾掇，即便是空闲时，她也会像一位做事认真的长官，检查着家中各处的瓶瓶罐罐。母亲心里装的是家中的每一个人，母亲总是关心我什么时间下班，孩子什么时间放学，媳妇今天有没有什么事。然后，她会用心地做好她认为能帮得上忙的事。有一次，我下班晚了，而我又忙得忘了告诉母亲下班的时间。母亲非常焦急，拄着拐杖下楼，找人打我的电话。一个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早早起来上学的孩子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学校的回执单，让我签字。当签到日期栏时，我随口小声问了一句：“今天几号了？”谁料房间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今天12月8号！”我赶紧起身，见母亲斜侧着身子，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显出努力的样子，拿着手机看日历。我赶紧上前说：“天冷，快把手放回被窝！”就在今年，有一次我晚上外出喝酒，平时在家中连油盐酱醋都分不清的母亲，竟然浇了一锅汤，让我回来喝，说是能解酒。后来舀汤时，我发现舀汤的塑料勺子“糊”了，一问才知道，母亲浇汤时，勺子一半放在锅里，另一半被炉火烧糊了。看着烧糊的勺子，喝着母亲浇的汤，心里满是无限的温暖。

母亲好忘事，但有了母亲，我出门时再没有忘过东西；母亲行动不便，但有了母亲，家中的早餐馒头再也没有少过。在母亲的眼里，我好像就是她的一切。我的一言一行，仿佛都装在了她的心里：我写东西时，母亲会悄悄地关上房门；我炒菜时，母亲会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来，递上一个盛菜的盘子；我外出打球时，母亲会拿出早已叠好的运动衣裤。我得承认，母亲是在以她存在的方式，不露声色地表达着她对儿子的那份永不磨灭的爱；近知天命之年的我，深深地感受着母亲对我的那份全心全意的关注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母亲说，她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可我觉得，母亲需要有人说话。看得出来，母亲关注的是我，但她更喜欢和我的孩子、媳妇唠家常。尽管只是偶尔的交流，但从母亲脸上漾开的笑容看，那消失的“人场”仿佛又回来了。然而，时过境迁，曾经的那份自然和谐的“家长理短”，已然是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现在，母亲跟我住，我有时会暗自庆幸，我可以独自沐浴在母爱的阳光里，尽情地说，尽情地笑。有了母亲的陪伴，我有时会仰望星空，寻找城市夜空里的星星；有了母亲的陪伴，我常常会着急，低头径直向前，奔向回家的路。

2022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