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今年90岁了,体重只有80斤,去年得了脑血栓,可恢复得不错,可以拄着拐杖自由走动。每每有人提起母亲,我都有一种莫名的骄傲。自2008年父亲去世后,每到天气变凉,我都会接母亲来南京,住上几个月。那段时间,我仿佛沐浴在无比幸福的阳光里。
母亲生我时42岁,我最小,前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从小记事晚,儿时欢乐的记忆较为模糊。记忆中,家中的大人只有母亲,而母亲整日繁忙。父亲在外工作,每年偶尔回家几天。那时的我,觉得家中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只知道躲在母亲的怀里,偷偷地看。我八岁时,母亲说:“不能整天玩,该上学了。”母亲拉着我,来到村庄后面的学校,把我交给老师,就在母亲转身走的那一刻,我几乎像疯了似的跑出教室。老师一把抓住我,把我抱进教室,按坐在座位上。拐角处的母亲头也不回、快速地走掉了。从那一天起,我从小学一直读到了研究生。
母亲人缘好,每到农闲之时,我家就成了“人场”。记忆中,家里总不断有人来,还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就连在吃饭时,也会有人端着碗来“串门”。后来,我父亲从外面买来一台收音机,结果几乎招来全村的人前来观看。那时,每到傍晚时分,我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对年长者,母亲还会忙着招待,端上热水。没有凳子,有人就蹲着,或者坐在地上。收音机里播放的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那高亢而急促的声音,仿佛从天而降,钻进听者的心田,又随风散入院前的原野,催促着“赶场子”的人们。
母亲个子不高,邻里们都说她心灵手巧。那时的母亲,手头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洗衣、做饭自不必说,农田的劳作一样也不少,千头万绪的家事和邻里间的琐事都条理分明、轻重有别。那时,家里困难,母亲还不时地帮助别人:东家找母亲“起”个锅盖,母亲答应;西家找母亲“剪”个衣服样子,母亲答应;若有亲戚邻居生孩子,母亲还会做双“虎头”鞋,好看极了。遗憾的是,我自己却没有机会穿过。记忆中,即便是寒冬腊月,我总是在缝衣服、纳鞋底、纺棉、织布的背景声中入睡,又会在夜深人静时,在模糊的睡眼中,看见母亲操劳的身影。母亲说,在生我们之前的那几年,她是家中的“劳力”。 冬天,上级安排“挖河”的任务,母亲充当家中的“劳力”,与别人家的男劳力一起“挖河”。刺骨的寒风吹在母亲单薄的身上,母亲与“劳力”们一样,光着脚在零下十几度的河里抬土。
那时吃的少,也难吃,我们不想吃,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母亲就会想尽办法,自己劳作,多争些工分;也会想方设法,做些好吃的,来调理我们的胃口。过年时,偶尔吃上一顿饺子,母亲总不忘捏上几个“花样”。我们一边端着碗,美滋滋地吃着,一边又心怀惊奇,看着锅里。大姐是母亲的得力助手,记得大姐出嫁时,母亲的手冰凉,大家怕她伤心难过。可是,母亲还是镇静地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目送大姐上了轿。哥哥考上师范学校,母亲特地从地里摘了个最大的西瓜,足足有20多斤重,那是全家人吃得格外开心的一次。我小时不懂事,和小伙伴们玩火,不慎烧了队里的“麦垛”。我害怕地跑开了,小伙伴们指责是我点的火,母亲不信,四处寻找。那一回,我感觉母亲真得生气了,一路奋力地追我,我拼命地跑。抓住我后,母亲并没有打我,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母亲拉着我,把我拽到众人面前,质问到底是不是我点的火。我看着脸色铁青的母亲,浑身哆嗦成一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生育是母亲的鬼门关,可这样的鬼门关,母亲闯了11次。母亲说,第一胎已经足月,因给人帮忙干活,导致胎死腹中。第二胎因人开玩笑,当母亲要坐下时,有人突然撤凳,“坐空”后流产。直到第三胎大姐的降生,才给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后来,家中第一个男孩的出生,却被诊断为先天性癫痫(羊癫疯),给家庭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磨难。9年的看病历程,耗光了家中的积蓄,磨尖了生存的意志。然而祸不单行,母亲不幸患上了葡萄胎,出血到休克的母亲,被好心人抬着送到医院。在当时,葡萄胎可以说是不治之症,是父亲力挽狂澜,坚决坚持带母亲去北京协和医院,找到林巧稚大夫治疗。每每说到此处,母亲总还不忘笑着说,就是在协和医院时,她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后来,母亲又经历了一次疑似葡萄胎的经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哥哥历经险象,最终化险为夷,顺利降生。苦尽甘来,随后二姐和我的出生,终圆了全家人的梦想。无需多言,流产、夭折、生产,11 次鬼门关的经历,仅凭想像,其中的艰辛,自不能言说。
现在,母亲年龄大了,行动迟缓了许多,身体也越来越显得单薄了。但是,母亲对子女的那份爱却与日俱增。每次来到南京,家里的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到处井井有条,到处一尘不染。母亲总是在不停地拾掇,即便是空闲时,她也会像一位做事认真的长官,检查着家中各处的瓶瓶罐罐。母亲心里装的是家中的每一个人,母亲总是关心我什么时间下班,孩子什么时间放学,媳妇今天有没有什么事。然后,她会用心地做好她认为能帮得上忙的事。有一次,我下班晚了,而我又忙得忘了告诉母亲下班的时间。母亲非常焦急,拄着拐杖下楼,找人打我的电话。一个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早早起来上学的孩子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学校的回执单,让我签字。当签到日期栏时,我随口小声问了一句:“今天几号了?”谁料房间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今天12月8号!”我赶紧起身,见母亲斜侧着身子,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显出努力的样子,拿着手机看日历。我赶紧上前说:“天冷,快把手放回被窝!”就在今年,有一次我晚上外出喝酒,平时在家中连油盐酱醋都分不清的母亲,竟然浇了一锅汤,让我回来喝,说是能解酒。后来舀汤时,我发现舀汤的塑料勺子“糊”了,一问才知道,母亲浇汤时,勺子一半放在锅里,另一半被炉火烧糊了。看着烧糊的勺子,喝着母亲浇的汤,心里满是无限的温暖。
母亲好忘事,但有了母亲,我出门时再没有忘过东西;母亲行动不便,但有了母亲,家中的早餐馒头再也没有少过。在母亲的眼里,我好像就是她的一切。我的一言一行,仿佛都装在了她的心里:我写东西时,母亲会悄悄地关上房门;我炒菜时,母亲会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来,递上一个盛菜的盘子;我外出打球时,母亲会拿出早已叠好的运动衣裤。我得承认,母亲是在以她存在的方式,不露声色地表达着她对儿子的那份永不磨灭的爱;近知天命之年的我,深深地感受着母亲对我的那份全心全意的关注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母亲说,她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可我觉得,母亲需要有人说话。看得出来,母亲关注的是我,但她更喜欢和我的孩子、媳妇唠家常。尽管只是偶尔的交流,但从母亲脸上漾开的笑容看,那消失的“人场”仿佛又回来了。然而,时过境迁,曾经的那份自然和谐的“家长理短”,已然是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现在,母亲跟我住,我有时会暗自庆幸,我可以独自沐浴在母爱的阳光里,尽情地说,尽情地笑。有了母亲的陪伴,我有时会仰望星空,寻找城市夜空里的星星;有了母亲的陪伴,我常常会着急,低头径直向前,奔向回家的路。
2022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