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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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确定文学梦是什么时候植入脑海的，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很早。
在村小读四年级时，一篇作文被乡初中做了范文。
在乡小读五年级时，学校里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什么是一本书主义？完全懵懂。只知道有个叫丁玲的女子，十九岁就写了本书，名扬天下。为什么要批判呢？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老师让批，就批。却在心里发誓，十九岁时我也要写本书！
从那以后，作文一直好。
也果然，十九岁时就写出了第一本“书”一在作文簿上。还是高中期间。好几个作文本载一起，沉甸句的厚—当时的同学，都是使劲拼凑才可以勉强填满三页作文纸—我却写出了洋洋洒酒几万字的小说。
我的“出类拔萃”不但没能名扬天下，却招来了兜头一瓢冷水。面对兴冲冲的我，语文老师一口就否定了。否定的理由，现在想来很荒唐！因为小说内容写的是游击队之类的战争故事。语文老师说，写作只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能靠想像！因为想像的就是假的。怎么能写假的呢？
后来才明白，想像是文学的翅膀。没有想像，就没有文学。但当时的那个语文老师不懂。
现在的学校，发现有文学苗子，就会有多扶持。我那时没有遇到，后来的文学路也走得异常艰苦和漫长。
我的生活由两个板块组成一一段乡村，一段城市。
我出生在一个叫青杠店的小乡村。这个地方属于川北浅丘地带。一个个的山包像笼屉里的馒头，既不巍峨，也无险峻；一条和源远流长相去甚远的小河沟，水也极其枯瘦、文弱。在这样环境成长起来的人，你要指望他有大海一样的胸襟、大山一样的伟岸，肯定是痴心妄想。
大约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青杠店有个“文学三剑客”的组合：华夏、舒楠和我华夏常豪迈地宣称，他将来一定要拿诺贝尔文学奖。而我却只是羞涩地表示，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在全国或者全省的二、三流作家，就心满意足了。
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后来的后来，我在特稿圈混了个小有名气，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稿费最高的两家刊物《知音》和《家庭》的签约写手一貌似歌手、演员签约最牛逼的演艺公司，但那是为了稿费的“堕落”写作，不值得说
我在乡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后来，为了文学，就贸然去了城里一当然，也还是青年时期的事。
和我学生时代的经历差不多，在乡村的那些岁月，我的文学梦依然无助而艰难：写出的任何东西，给周围的任何人看了都说好，却这些东西无一例外地被文学刊物退稿。
无数次痛彻心扉的煎熬之后，我决定去城里。因为那里有文学方面的老师，可以给我指点。也因为，那个时候玫革开放，农民只能呆在乡村的禁锢被打破了，已有很多先行者涌入城市讨生活。
我就赤手空拳地进了小县城，并且在那里开始了我后来的生活。
其实，我的祖父原本就是城里人，据说在小城的谭天巷里开过一家染房。后来吸鸦片败了家产，就带着伯父和父亲到了乡下，把我们的根系植入农村。
少年时，曾多次听邻居说起，祖父可以左右开弓，两只手同时打算盘。两个人同时给他报数，他都能算的准确无误。父亲的算盘，虽没有祖父厉害，但乡会计、大队会计、小队会计这些职位，也陪伴他几乎一生。
这样说起来，我的身世与文化还是有些渊源的。只是，他们都是数学，而我却改了文学。
因为生活被分割成了两个板块，我的文学也一分为二成两个板块。前期作品，自然而然全是农村题材的。
在城里呆了好些年，都还写不出城市小说。只要写，笔下出来的依然还是乡村的人和事。感觉乡村的物事已融入我的骨髓。直到很久以后，才勉强写了些城市题材的小说，但都还有股天然的村味儿
不管是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所涉猎的都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际遇，浅吟低唱而已。
八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鼎盛期一一篇（首)文学作品，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就像现在的“超女”、“快男”之类。更甚的是，小年轻谈恋爱也得在腋窝里夹本文学刊物，冒充文学青年才好得手。
可惜，我没能赶上好时光。开始发表作品时，风头已大变—许多的诗人、作家纷纷下海。让我辈前进不能，后退也不是。
万般彷徨之时，发现了自由撰稿人这个行当。并且一头扎进去，居然正是“特稿”好时光。十余年的自由写作，不但发表、出版了近三百万字的文字作品，还用稿费在县城和市里都买了住房，还有车。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因为是稿费所买，也开得和宝马一样踌躇满志。
如果读书人不再为稻梁谋，更看重的还是精神。除此之外的那些，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为稿费写了十余年之后，再次把目光转向了内心世界，拾掇起不算久违的小说。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作品，大多是二十多前陆续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的。只有其中一篇，系首发。于我而言，大抵是对过往的检视和总结，以便再接再厉而已。
在往作家方向成长的过程中，得到过无数师友的助力、陪伴，也得到了家人的无私支持，幸之谢之！
二零一七年初夏于梓州城北鸠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