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党员

文/南崇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的党员父亲。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一名有着近4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据说父亲是在陈家山“火线”入党的。后来父亲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一当就是二十几年，他以自己纯朴的方式践行信念和初心，那就是忠诚担当，清正坦荡，做好表率。父亲的一生平平凡凡，但从他身上诠释一个什么叫做合格的基层党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生产队的土地全是旱地，乡亲们不得不“靠天吃饭”。为把旱地变成水浇田，父亲在大队干部支持下，带领一伙年轻人开始打大锅锥井。据父亲讲，打深井可不是随随便便，得提前找专业技术人员选址，然后搭好钻井的铁架子，安装好钻井机。钻井机由转盘、钻杆、锅锥、钢丝绳、卷扬机组成。钻井时，十几个人一起用力推动固定在钻杆上的铁杠转圈，达到让锅锥向下钻的目的。待到推着觉得很费力时，就意味着锅锥里的泥土已经满了。这时候，大家一起推动铁磨石，用钢丝绳把井下的锅锥提到井口，打开铁门，把里面的泥土倒出来，再把铁门插牢，重新将锅锥放入井中，继续用力推杠往下钻，等井钻到预定深度时，父亲把全队劳力集中起来，把准备好的水泥管和鬃毛、铁丝固定好下到井里，再把干泥蛋、碎石子快速准确地回填在管子周围。这种活时间紧任务重，劳动强度大，但在父亲带领下，大家劲头很足，速度非常快。待到清澈明亮的井水哗啦啦从深井里抽出来那一刻，全队社员欢呼跳跃，争先品尝，那种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后，队里二三百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

耕牛是个宝、生产少不了。七十年代初，生产队的牛舍仅剩下十来头牛，还是老的老，小得小，干不动活。父亲到公社办了一张买牛证明，盖上了革委会的红坨坨，又从村会计帐上提了1000元现金，与队里一位懂牛的“瘦猴”一同前往北山市场买牛。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牛市上的牛不是很多，显得有几分冷静。父亲先到市场办公室把买牛的证明让市场管理员看了后，然后在背面盖了一个方印，就让父亲进入牛市场。父亲和挑牛的“瘦猴”，对能够看上眼的牲口，先是走到牛前面用手轻轻在牛的额骨头上拍打一下，接着掰开它的嘴巴，上看下看观察牛的牙齿判断出牛的年龄，再围着兜圈子查看外表及皮毛，对它作出评估。但每头都因父亲嫌价格高而告吹。又挑了几头后，父亲朝一阵“哞哞"叫声的牛走去，只见那牛两眼炯炯有神，叫声宏量，生了一对扁角，体型罗纹牙齿刚含口，牛齿分含口满口老口之区别来考量牛龄。此牛正符合父亲的心意。父亲找到了牛主人摘下草帽，二人在帽子下用手比划着价格，买主比划说，说这个整，这个零。父亲压低声说，出这个数，顶天了。对方开价四百挂零，父亲还价三百六，后来又比划一会，以四百元成交。接着又挑了两头，给管理员付过交易费，再给牛主付钱时，发现钱不够，还差五十元。父亲掏出母亲发给的三十元路费，还差二十元。父亲无奈只好把刚买到手的一块心爱的手表添上，这桩生意才算勉强成交。出了北山牛市，父亲从路边的树上折下一根条子把牛往回赶。当年没有交通工具运牛，牛都是这样赶回来的。那天父亲趁着月色赶着链在一起的三头牛，饿了啃着自带的干粮，渴了喝几口山泉水，困了，卷宿在路旁歇一会。两天两夜，才把牛赶回家。此后，他还去古城、万荣等地买回三头牛、两条驴，给生产队春播秋收增添了“生力军”。

父亲平时总是很忙，不仅要完成大队安排的任务，谁家闹点小矛盾、谁家出了急事、谁家日子过不下去了都要来找他，他也从未推辞，总是不论白天黑夜第一时间赶去帮忙解决。父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社员们好了，我才能好”。记得一次，住在胡同里的一对婆媳闹矛盾，起因是婆婆承许给儿媳买衣服钱，却又迟迟不给，儿媳便大发雷霆，带着委屈和怨恨赌气回了娘家，这一住就是快一个月。父亲三番五次上门去叫，女方娘家妈先是狮子大开口说，不拿五百元现金，想让我女儿回去，门儿都没有。后来又说看在我父亲面子上，拿来三十斤粮食就让女儿回去。情急之下，父亲给队里打了一张借条，把粮食送给女方家。这场纠纷平息了，小两口团圆了，却拿不出粮食还欠。父亲付出的代价是，从家里拿了三十斤粮食还给了生产队，抽了借条。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说别人当队长拼命捞，你当队长却贴赔。那时候只觉得父亲傻，母亲也总抱怨父亲做“老好人”老吃亏。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就是一名党员该有的为民服务，

记忆中，每到“七一”或快过年快的时候，父亲都会领回一个“优秀党员”或“五好干部”的奖状和一些奖品，二十几年里，奖品写着由“奖给优秀党员”六个红字的暖壶、茶缸，变为背心、短衫、床单等，奖品在变，不变的是父亲对党员精神的坚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脚踏实地，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