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的叫卖声

货郎的叫卖声

◎魏万新

  冬日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校园里，温和地照耀着，是少有的好天气。

  正是午休时间，校园里安静极了，没什么人在院子里走动。我们这几个“笔友”却不同，这个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教室里练习写字。

  今天来的人不多，教室里只有三四个人，都在安静地练习毛笔字。远处传来悠长的叫卖声，余音袅袅，清悠冗长，夹杂在这样宁静的气氛中，我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已逝去，整个世界变得那么空旷孤独，只剩下沉寂。那深沉而悠长的余音，勾起了我儿时留在心灵深处的记忆。

  那是童年的一个初冬的一天，天色灰蒙蒙地笼罩着灰黄孤独的村子，早已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将它那似乎已经干枯了的枝条静静地竖在半空。时已过午，大多数人家都吃过了午饭，村子里安静极了。偶尔还可以看到谁家灶屋顶上的烟囱里吐出浓重的黄烟，悠悠地飘荡、缓缓地上升，然后在村子上空渐渐弥漫开，与灰蒙蒙的天空融成一色。

  天色越来越阴沉，空气凝滞了一般，没有丝毫流动的感觉，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平日里大人们午饭后聚在宽敞的巷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说笑闲谈；小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闹，有的还在井台周围的冰坡上滑冰。谁家的小狗也出来凑热闹。这一切的境况今天都已看不到，就连那些爱在树枝间叽叽喳喳嚷个不停的麻雀们现在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只剩下村子里低矮的黄土墙和土窑，被沉重郁闷的空气压得更加矮小，静静地缩在这灰冷的天底下。

  冬天，西窑的炕上成天捂着一个被子，为的是取暖。母亲坐在炕上做针线，两岁多的妹妹正在热炕上做着香甜的梦。我趴在窗台上玩那些杂七杂八现在看来一文不值的小玩具。偌大的窑洞就这么个小窗户，老天又沉着个脸，母亲终于嫌我挡了她的光线，叫我到炕里边去玩，还叮嘱我坐定，不要把小妹妹吵醒了。我很听话地遵照母亲的指示把我的玩具转移到炕里边去……

  天色更加灰暗，可能老天在酝酿一场雪。母亲简直快要把头凑到窗纸上了。屋子里黑暗下来，我也无心再玩了，静静地坐着，整个屋子里除了熟睡的小妹妹的小鼻孔发出均匀而细弱的“嘶——”声，便寂静得使我恹恹欲睡了。

  “猪毛猪鬃换颜色了——”远处传来货郎苍凉而悠长的叫卖声。叫卖声从巷道里传来，一声声渐渐近了，我恹恹欲睡的心被这信天游般的叫卖声漂洗澄清了，清得透明，如浸在清冽而冰凉的水中一般，荡起一片涟漪。

  儿时的我还并不懂得世上的一些事物，只是孤寂的心被这凉泉一般的声音洗得更加孤寂。货郎的叫卖声由远至近，又渐渐远去，一声小似一声，小到没有。但那悠长的余音却久久在我心中回荡着。

  那些年月，家里杀年猪的日子像被规定了似的放在了腊月二十六。二十三送灶君，二十四、二十五扫屋子。“七不杀猪八不宰羊”，二十八杀猪时间太紧，那就只有二十六了，这种无形的规定似乎年年如此。

  数九的天气往往会有如同阳春三月般的暖和日子，在我的记忆中，杀年猪的日子大多都是晴空艳阳的好天气。这也是我一年中最盼望的日子，整天热闹得就像过喜事似的，傍晚还要请三邻四舍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及亲朋好友来做客，吃第一口新肉。

  然而，在那些年月，杀一个年猪可不是个简单事情，就说烧两大锅烫猪的开水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得提前几天就动身到山里挖几回芨芨草根，或者是毛头刺，然后摊开在后院里晒干，为杀猪时烧开水、烧缸提前做好燃料保障。

  那天一大早，母亲与姐姐便张罗着做饭，以便腾出锅来烧两大锅开水。哥哥一清早就开始担水，担上满满的一大缸。早饭后姐姐抓紧时间洗碗洗锅，将缸里的水满满盛了两大锅，到后院里抱了一大抱柴禾来，两个灶膛里都烧起了火。

  父亲在后院里用䦆头挖了一个小圆坑，与哥哥把缸里的剩水舀到水桶里，就将缸抬到后院里，在坑里放上柴禾，把缸倒扣在柴禾上，用石块将缸支起一个缝隙，就将里面的柴禾点着，把缸烤上了。

  家里来了好几个帮手，屠夫付大伯也来了，他当然是当天最重要的人物。付大伯长着圈脸胡子，戴一顶栽绒暖帽。天气不算冷，帽耳子没有放下来，但也没有系着，一侧的帽耳子就耷拉着。他手里提着一尺长的杀猪刀，刀锋闪着寒光。付大伯一进门就大嗓门嚷嚷：“开水准备得咋样了？”

  “已经烧了一会了，响开了。”母亲说。

  “绑嘴绳子搓下了吗？”

  “还没有。”父亲说。

  “快快快，你找麻捻子搓绳子。”然后又大炮似的喊：“给我拿磨石来，再舀一碗水。”

  付大伯一个膝盖跪在地上磨起了那闪着寒光的杀猪刀。磨了一会儿便将自己头上的暖帽取下，将刀刃贴在头皮上试刀锋，妹妹便小声说：“小心割烂了头。”付大伯听了便道：“不怕。”

  姐姐跑过来说：“水烧开了。”

  “好，我的刀子也磨好了。”大伯又喊：“绳子搓好了没有？”

  “好了。”父亲说。

  “走！”付大伯提上那寒光闪闪的刀子出了屋门。

  霎时间，后院里传来大肥猪的嚎叫，我和妹妹吓得躲在屋里用手捂住了耳朵。

  半晌的功夫，那头刚才还拼命嚎叫的大肥猪已经被烫洗收拾干净。

  这会儿，一条白白胖胖的生猪已经被挂在用椽子搭起的三角架上。付大伯一手拎着半桶冷水，一手拿着马勺给吊着的生猪身上浇水。口里背咬着一尺长的刀子，他还要再刮洗一遍。

  我和妹妹几个寸步不离地围在跟前，眼巴巴地等待着我们的玩具——尿泡。付大伯终于要动手开肠破肚了。张灵儿弯下身子帮付大伯割那半张着长嘴、肥头大耳的猪头，却不小心挣出一个响屁来，羞得张灵儿满面通红。

  这个响屁可把我们笑坏了，个个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周围其他几个帮忙的也笑。付大伯却绷着个脸，说：“笑啥呢，说你笑屁呢，你真个笑屁呢。天冷肚胀，有屁就放，有屁不放，胀破心脏……我再给你们说，屁是个啥？屁虎子，屁虎子，屁是一只虎，可凶险着呢！”

  付大伯的顺口溜又来了：“屁是一只虎，出来没人堵，你若上前堵，势必要受苦；别说你来堵，听我给你数一数。拉炭的，被打烂的；拉煤的，被打折回的；扫院的，被打得乱转的；找不着吃饭的，寻不着住店的，还说屁是一个简单的……”不光是我们娃娃，就是帮忙的都笑作了一团，后院里笑声响彻四周。

  卸掉了猪头，又割掉了肥厚的项圈，还有那带着一坨肉的尾巴，终于开肠破肚了。付大伯说：“哎呀呀，这下你们要的东西我看着了。”我们几个乐呵呵地对着付大伯。

  尿泡到手后，我们几个都忙活起来。打气、按揉，再打气、再按揉，最终，一个又大又圆的自制皮球就做成了。我和妹妹几个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地踢着玩，整个院子里，大人们在忙碌，我们几个碎娃娃在奔跑嬉闹，显得热闹非凡。

  “猪毛猪鬃换颜色了——”巷道里传来了充满着沙哑悠长的货郎的叫卖声。

  正在伙窑里忙活着煮肉做饭的母亲伸着两个油手将身子探出门来喊姐姐：“秀秀，问你爸爸把猪鬃要上拿去给咱们换一些颜色来。快些，我听着货郎子在巷道里呢。把红的绿的两色都换一些。”

  我们小姊妹几个便欢快地跑向后院里问父亲要猪鬃。

  父亲正在刷洗着烫猪用过的缸和门板。父亲一边不紧不慢地刷洗门板一边说：“你们几个就能换来个颜色？”我知道父亲是不放心我们几个。父亲是个柔性子，说罢又继续悠然地干着他手里的活。

  我焦急地跺着脚嚷：“爸爸，快点唦。小心货郎子走了。”父亲笑道：“哈哈，看把你急的。这两天货郎子多着呢，他走了，还有来的呢。”父亲还是慢腾腾地干他的活。

  “猪毛猪鬃换颜色了——”

  货郎的叫卖声将每个字的后音都拖得长长的，像那古老沧桑的信天游般洪亮而具有穿透力。

  “猪毛猪鬃换颜色了——”父亲学着货郎子，声音压得低而尖细。我们几个心里焦急，但又无可奈何地被父亲学货郎子的声音逗笑了。父亲也自知好笑哈哈放声笑起来，一边又往门板上浇了一些水刷洗着。“还是猪毛猪鬃换颜色来。”父亲一字一句慢慢说着，倒像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

  “哟，你几个咋还在这里呀！”母亲提着粪筐到后院来取烧柴，见我们几个与父亲说笑，便怔住了。

  父亲抬起头来对母亲说：“你也是胡来呢，叫这几个碎的就给你能换来颜色？还不是想白送这把猪鬃了。”

  “那你换去唦，你这个人咋这么品（慢），明天就用的东西，到时候又到哪里去换呢。”母亲有些焦急地督促父亲。

  父亲终于被催起身了，我们几个蹦蹦跳跳地跟在父亲后面。

  货郎子的担子放在巷道交叉口靠着胡家后园子的宽敞地方，跟前围着几个换颜色和小零碎的妇女。泛兄儿妈正在讨价还价地给她的闺女打鲜艳的毛头绳。两个高龄的白胡子老汉也来凑热闹，蹲在人伙伙里款闲（聊天）、抽旱烟，没牙的嘴里叼着烟锅，烟锅杆上吊着一个小旱烟袋，那旱烟袋和老汉的心情一样悠然地荡着。两个老汉核桃皮似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几个娃娃嘻嘻哈哈地在周围追逐打闹。

  父亲凑到了跟前，学着货郎的腔调问：“里（你）这颜色咋换捉（着）哩嗨？”

  “周（这）藏（咱）是一爬爬（把把）子足（猪）鬃是四舌舌（勺勺）子颜色坡（么）。”

  “浪（那）里（你）的颜色也求（就）太贵老（了）坡（么）嗨。”

  几个妇女被父亲逗得笑出了眼泪，说父亲太古怪了。老汉们也凑腔了，没牙的嘴里走风漏气地说：“哈呀，你不要看老魏不说话，说开话了还啥都会说，东南西北的话都会说，说的话听着还欢得很……哈哈哈”老汉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

  “就是么，不说话的人说开话了咋这么失笑！”泛兄儿妈呱嗒嗒地笑着说。

  父亲的脸有些泛红，但仍然学着货郎的腔调与货郎子攀谈嚷价，不时也回过头来随着那几个妇女笑几声。

  颜色换上了，红的绿的各一包。父亲接过麻纸包着的指头蛋大小的两包颜色，紧紧地攥在手里，就起身往回走。叫我们几个也回去帮他收拾院子，我们几个跟在父亲身后。

  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货郎子为啥不说像咱们这样的话？”父亲说：“他是离咱们这里很远很远的南里人。”

  “南里人？”

  “嗯。”

  “南里在哪达呢？”

  “南里在南里呢。”

  父亲这样回答我，我最终不知道南里在哪里。不过，我还是感觉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又好奇地问：“就要过年了，货郎子为啥不回家去过年呢？”父亲说：“这些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到处漂泊流浪混日子呢，还过什么年呢。”

  “哦，南里比咱们这里还饿吗？”

  “嗯。”

  进了门，父亲把颜色交给我，让我给妈妈拿去。我接过颜色，像是接过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小心地攥在手里向伙窑里跑去。

  回家路上想起父亲的那些话，让我的内心变得灰暗起来。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过大年是普天下人欢乐的节日，所有的人家都在忙碌着、享受着过年的欢乐幸福，到处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家家都充满着欢乐祥和的气氛。然而，父亲的话让我知道现实并不是我想象得那样美好。

  此时的我才知道，在这样重大的节日里，并不是家家都团聚、人人都喜庆，还有比我们更穷的人呢。那些流浪的人即使过大年也不能回家和孩子、家人团聚。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是否正在眼巴巴地等待着他的到来，等待着他能带回一些水果糖、柿饼子之类的年货？唉，还说什么年货，也许孩子和家人还在等待着下锅的米呢。流浪的人啊，为了讨口饭吃，过年在他们心中是那样地淡漠和遥不可及。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现在人们的生活也远比过去好多了，走街串巷的买卖人已不再只是仅仅为填饱肚子而到处漂泊。但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货郎的叫卖声还是让我刻骨铭心。每每听到那悠长的叫卖声，我的心中便升起一般苍凉感，并唤起许多已逝的儿时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