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方
小人物二题·老梁同志
老梁是非常偶然地混进乡镇干部这个队伍中的。
许多人都不清楚老梁在乡政府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就连书记、乡长都不大搞得明白。现在的干部都很年轻啊,而且交流、升迁得又快。当地提起来的还多少知道一点底细,空降下来的,很少会做细致了解下属历史这类琐事。谁来了,都是风风火火地干,沿路经济啊,设施农业啊,规模种植啊,一乡一品啊等等,花样、项目繁多,一个和尚一个调,一个姑娘一朵花,绝不重复。干上一年两载,走了。谁动这个心思呢?
但老梁确实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每天在乡政府院子里出出进进。看到干净的水泥地面上有被风吹着走的小纸片,他就迈动着一双老腿,如猫追线团一般地跑着,抓住了,举到小眼睛前仔细看看,确认是张无用的废纸,慢腾腾地走到垃圾桶那里,稳妥地将纸片按下去,拍拍看不见的尘土,背着双手踱到院子里的花坛边,站在那儿沉思着,看着花草在风中的各种姿势,很久,不解地摇着头,走开。
但每当天上落雨的时候,老梁就会很忙。也不披雨衣,就戴顶草帽,握着铁锹,一会儿在下水道那儿疏通,一会儿又铲土培埂把积水引到花园里,一会儿,只看到铁锹不见人,是老梁同志抱着砖头去了厕所。厕所那里地势低,积水深,同志们上厕所会湿了鞋,所以要排列两行砖,垫脚。但是雨过天晴,那些砖头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老梁同志一一收拾掉。乡政府里大多都是年轻人,晚上喜欢喝夜酒。喝多了,栽跟绊头的,让砖头崴了脚也是很不好的事啊。
好多人误以为老梁是乡政府雇佣的勤杂工,其实不是。老梁从参加工作就在这儿,风光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沉寂了,到现在纯粹是个元老。老梁又不会操作电脑,年纪又这样老,你让他再干什么?
当然领导和同事们还是记着他的,尤其是他的老伴儿过世,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之后,每当外出吃饭的时候(过去这样的事很多,这两年少了),就会说:喊上老梁,喊上老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吃的个啥饭。
老梁就去了。
去了也不喝酒,从天戒。吃菜也只是快速地吃肉菜,吃豆腐,但不吃鱼。
领导和同事劝他:老梁,吃鱼啊,味道不错。
老梁眯着小眼睛,笑:你们吃你们吃,我不爱吃鱼。
大家也就不再劝,忙着斗拳喝酒了。老梁肉菜吃饱了,一张一张地抽着餐巾盒里的纸,厚度差不多了,悄悄地装进衣服兜儿里。
退休的前一年,乡政府里调来了一位慈眉善眼的女同志,姓徐。徐女士的儿女当然已经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都不在身边。悲痛的是老伴儿三年前去世了。也不是黄土隔人心,但烧过了三年纸,那份情缘就尽了,而徐女士的娘家在这里,她不胜晚景的凄凉,调回本乡,也好亲近年迈的父母。
来了只三个月,就有热心人挑明了一件事: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儿夕阳红啊!先给徐女士说,没想到还真有意。老梁也并不是欢天喜地,而是权衡利弊,答应处一处再说。
都是将近退休的人,没有那么多浪漫,干什么都讲究实际。老梁请徐女士到街上吃饭,也只是一人一碗面。
吃着拉条子拌面,就着红皮蒜。老梁看面馆的老板不注意,抓了一把蒜,迅速地装进衣兜里。
徐女士皱着眉,悄声问:你这是干什么?
老梁低了声气说:这个老板太可恶。那一年大蒜紧张的时候,我来吃面,桌子上没蒜。问人家要蒜,人家抢白我,说一斤大蒜九块钱,一斤猪肉八块钱,蒜比肉都贵。有免费的蒜,总没有免费的肉吧。现在蒜免费了,多拿他几个。
徐女士只好不说什么。
饭后散步,夕阳正好,两个人和谐地走着。
老梁说:现在的年轻人,啥都不懂,只知道挥霍。每次吃饭,都大鱼大肉,我就不吃鱼。
徐女士说:我听他们说你不爱吃鱼。
老梁缓慢着声音说:不是不爱吃,是吃鱼费事,得花时间挑刺啊。我年轻的时候,刚参加工作,最爱吃鱼。慢慢吃,仔细吃,没人敢催。现在老了,就只能吃肉。
徐女士深表同意:你可真实际。
又过了三个月,相处得还算好。徐女士提前告诉了老梁,第二天她过生日。老梁眯着眼笑了。说:我会给你送一件独特的礼物。
徐女士的脸少女般地红了。
第二天,老梁郑重其事地将徐女士叫出办公室,双手递给徐女士一张彩纸糊制的卡片,上面是老梁的亲笔字:亲爱的徐锦玲女士……
一段大有前途的黄昏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徐锦玲女士对别人说:我看老梁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没想到那么大年龄还有着文艺气质。我要找的是过日子的老伴儿,找一个老诗人,怎么靠得住?
又过了四个月,看看年底,老梁同志年龄到线,办了手续,光荣地退休了。
小人物二题·苏同学
不尴不尬地活到了五十岁。
怎么说呢?即便是你已经在人世间混到了评委席上,看着那些帅哥靓妹幼稚可笑地站在演讲台上,卡口结舌,红脖子涨脸,吐着舌头做鬼脸,你依然恨不能将身份互换,自己难受一回。
谁不喜欢年轻呢?
但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说自己老。白发苍苍、疾病缠身的父母才是真正的老。父母在,不言老。
可是,时不时地,就会传来一则消息,某某同学因心脏病(脑梗、高血压、糖尿病)医治无效,于某年某月某日辞世,享年某某岁。就得悲痛着心情去送最后一程啊。沉重着双腿,缓步地到了灵堂前,跪倒在地,上香烧裱奠酒茶。抬眼一望,遗像上的人年轻着一张脸,灿烂着表情,那双火热的眼睛,看得人心里一阵刺痛的寒。立起身,走出来,两腿发飘、发软。
送亡人上路的那一碗粉汤,也不愿吃了,也吃不下去,像逃离一个什么现场似的仓皇地走了。
这样的事虽不是经常发生,但就那样的一两次,也足以摧毁你这大半生构建起来的内心世界,让你对人生的确切意义都怀疑起来。
好在喜事也多了起来。
五十岁这个年龄,正是儿女们娶妻出阁的时候啊。
现在通讯方便,省却了很多麻烦。叮咚。手机短信的提示音响了,很领导、很大气、很风度、同时又是很随意地(都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不用匆忙和慌乱了。如果那样,你这大半辈子是不是活得太失败了?)拿起手机来,打开短信:
亲爱的老同学你好:兹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农历某月某日)在某某酒店,为儿子举行成婚大典(如果是女儿,则是出阁典礼),敬请光临。老同学某某夫妇恭候。
看,喜事来了。为了人情债,逼得把锅卖。就是这样的高价饭,你还得回复短信,不咸不淡地表示:收到。恭喜恭喜。
到时候就是一场同学聚会,免不了一醉。
但苏同学搞的这一场酒宴实在是有些意外和别致。
苏同学在校的时候业余是练武术的。每晚下了自习,别的人都拧巴着自己好尽快入睡,他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在空荡荡的大操场上脚踢手砍,嘿嘿嘿地发力,练着他祖传的一套硬功夫。
有一个阶段,我曾很热心很坚决地想跟上他练习这套拳术。但他说我坚持不了,而且用相马的眼神看我,断言我不是一个练武之人。后来我自己想:人家这是祖传功夫,连自家女儿也未必传授,怎么可能教给我这样一个外姓旁人?何况我们读的是师范学校,大不了当一辈子小学教师,学会一套广播体操终身都够用了,练出一身肌肉疙瘩两只铁拳,又不能体罚学生,没多大意思,也就灰了心。
除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样特别的个人爱好外,苏同学还有一件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知道,那时候的我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能够干出一件让大家都记住的事情,多么不容易。
是冬天,学校安排我们班劳动,将师生厕所的粪土翻出来,拉到学校的田里施肥。
天寒地冻,粪土不好挖。苏同学举着铁镐,使着蛮力,每镐下去,屎尿冻成的冰碴就直往脸上蹦。他一边挖一边发牢骚:班主任这个王八蛋,给咱们班争来了这个劳动任务,让咱们大雪天吃屎尿。
同学们都咬牙切齿地赞成。没想到班主任正在一墙之隔的厕所里方便,立马来到厕所后面的粪场,问他: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按说,这样的情形下,苏同学只要憨一憨,笑一笑,把后脑勺挠一挠,不说什么,也就过去了吧。可是他梗着脖子,粗着口气,又说了一遍。
真是个练武的人啊。
班主任铁青着脸说:我教了十年书,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说着,顺手抓过一把铁锹就扑了过去。
我念了十年书,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师。苏同学圆睁着眼睛边说边举起铁镐迎了上去。
真锹实镐地打了一架,相互都有损伤。
苏同学是背着处分毕业的。
一别三十年,消息时续时断。因为他有处分在身,所以分配极不理想,在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后来听说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也结束了,连个小孩都没有。
这一次,他举办的是告别宴。他出生的村庄因生态移民被整体搬迁到遥远的川区,他也按照从教三十年提早内退的政策办了手续,连同父母一起,将要离乡背井地远走了。
其实来的同学并不多。毕业三十年,知交半零落啊。
吃了饭,喝了酒,也蓄了半眼眶离别的热泪。苏同学端着酒杯,说:这一离开,恐怕这辈子都不能相见了,干了!
真叫人伤感呐!
同学们都劝慰:哪能呢?现在通讯、交通这样便捷,有事发微信、打电话,一分钟的事情。
苏同学端着酒杯,沉默良久。说:班主任去世,我都没得到消息。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这些年细想,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自己。
一仰脖,把酒干了。
临别时我问他:你现在还练拳吗?
他淡定着表情,眼睛看着别处,轻声说:我现在练太极。
【注:该文获《小小说选刊》第17届(2017-2018)年度佳作奖】
独霸角
我第一次去帮扶户赖青久家,是队长龚海鹏陪着去的。车从刘湾、滴垴、下寨几个小队驶过,七扭八拐,从谷底爬上梁顶。道弯路窄,但都已硬化,还不算太难走。远远地看到山嘴上有几株落完了树叶显得灰黑的树木和一户人家高耸的蓝色屋顶,龚队长让停车,说:前面车不能走了。秋天的时候已经挖开了路基,打通最后一公里,现在天冻了,没法硬化,停工了。
只好拿上扶贫手册、各种表格,步行前往。
一边躲避着挖虚的土,一边听龚队长讲赖青久。
这人是个独霸角,跟谁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大集体的时候,几乎和队里的每个人都闹过别扭。别说其他人,连自己一母同胞的两个弟弟都不对付,打架吵嘴住不成邻居,搬到这个山嘴上来了。
我心里一沉。独霸角是西海固的土语,谓人性格孤僻,待人生冷硬倔。摊上这么一个扶贫对象,工作怕是难以顺利。
还未到门口,当路一根绳索,拴在路两边的枯树上。
龚队长说:看!如何?好端端人、车走的个路,给你用绳子拦了。
赖青久五十七岁,快六十了,眼不花,耳不聋,腿脚连便。问:干啥的?扶贫的?拿的啥?
我说:今天只是来认个路,见个面,填表掌握一些基本情况。你抽烟吗?不抽?那我也不抽了,免得让你受二手烟的害。我拿出烟敬他,以便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见他不抽烟,只好作罢。我又问:老赖,干嘛在路上拉绳子啊?
赖青久很生气:硬路挖成了虚土,又不硬化,人来车往,尘土飞扬,挡住,不让他走。
这是路啊,怎么能挡呢?我给他劝解。
赖青久大手一挥: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里不让走,他可以弯着走。山下边还有一条路,全硬化,又不远,不过多走十五公里罢了。
初次见面,不好搞得太僵,了解完大致情况,填好表格,就道别离开了。
清明前后,栽瓜点豆。抽了空,第二次去老赖家。这次因为正在硬化道路,施工车辆较多,所以将车停得更远,和陪同的妇女主任一同在人欢马叫的施工路段的边上走。
妇女主任说,独霸角就是独霸角,说话办事就是跟人不一样。前些年湾里种西瓜,也是个收入。他拉瓜到街上去卖,别人问瓜价,多少钱一斤?他说一毛。别人说少价吗?也就是那样随口一说,实际上瓜价人人都知道,就蹲下来挑瓜。结果他说:少价。两个五分。你想谁还买他的瓜?去年搞养殖,他老婆养了头母猪,下了猪娃子,让他用摩托车捎到集上去卖。别人问:猪娃子好着吗?他给人家来一句:不好,害病着呢。
我说:这不纯粹跟人抬杠吗?
妇女主任躲着驶过的车辆笑着说:就是呀,害得他老婆背篼里装上猪娃子集集不落地去卖,又不会骑摩托,害惨了。
好容易到了赖青久的门前,绳子没有了,换成了两根长竹竿,打着叉挡在路中间。进了门,妇女主任说:老赖啊,市上……
老赖背着背篼,手里提着铲子要出门。问:干啥的?扶贫的?
我说:老赖兄,去年冬天我来过,今天来是核实一下,给你的化肥和薄膜送到了吗?送到了?送到了好,请在手册上签个字,也不敢耽误你上地。可是,赖兄啊,干嘛还挡着路啊?拿掉吧。
赖青久把手里的铲子气得扔了,说:拿掉?拿掉还不把我家门口当骡马市场了?化肥是拿来了,往家里抬的时候把袋子扯破了,化肥撒了一路,害得我扫了好半天。
妇女主任脸上挂不住,说:他叔,你把路挡着车上不来么,这么远的路抬上来,可不扯破了。
赖青久仰头怒目:你又没来,你又没抬,你见了?
他弯腰拾起铲子回手扔到背上的空背篼里,就要走。
我沉下脸,拦住他:赖兄,撒了的化肥再补给你一袋都行,但你得把路障撤了。这是众人走的路,你不能这样。
咦——一袋化肥两卷薄膜就能指挥我了?路是众人的,但家门前这一截是我的!
我们只能跟在他的屁股后头出来,先走了,他在身后恨声恨气地锁着大门。
到了秋天,基础母牛入了栏,非得签字不可。但我心里发冷,不想再上山爬洼到山顶上去。我跟村支书说:你啥时候去老赖家顺便把扶贫手册带去,让他把字签了。年轻的支书连忙摆手说:那绝对不敢。别人的可以,老赖不行。你去了他多少还给点面子,我去了那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呢。
这也是实情。现在村上的工作不好搞,村民和村干部之间,有着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隔膜。只好憋着气再去。车一直开到赖青久家门前不远。一根粗壮的长椽横空而过,两头用长钉死死地钉在路两边的那两棵枯树上。车只能停在这里了。
支书说:我们钻过去吧。
我说:不。
我掏出手机拨打赖青久的手机。
谁?打电话啥事?
老赖将头从大门里伸出来,望了望,关了手机,向我喊:基础母牛已经拉回来养在圈里了,没啥事我关门了。
我厉声喊:老赖,过来!
老赖趿拉着棉拖鞋,吸着鼻子,边走边说:天气冻得人淌清鼻呢,出来干啥呀?
我说:天寒地冻是实情,一万块钱的母牛也养到圈里了,签个字你都怕麻烦?你这人是不是太有点不知好歹?
老赖签了字,手扶着拦路的横木,平视着我的眼睛说:别说一头牛,就是给上十头牛,也是政府给的,又不是你给的,我有啥不知好歹的?不是看你大冷天跑一趟,我连字都不给你签。
说完转身回去,哐的一声关了大门。
我和支书站在寒风里,显得很无奈,甚至看上去可能还有点无聊和滑稽。天上飘起了雪花,我们也匆匆忙忙地走了。
要知道,下了雪,开车走山路是很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
【注:该文获《小小说选刊》第18届(2019-2020)年度佳作奖】
羊蝎子
因为小弟的腰疼病在固原及周边的诸多正规医院、江湖郎中那里始终没有得到靠谱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小病大养,养成大病,甚至让小弟忧虑成疾,我就决定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带他去301医院进行彻底的检查并施以相应的医治。
301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通俗叫法。对军队医院,人总是从心理上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当然,我有个在北京某部任职的同学,他与这家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决定带小弟去北京301医院最重要的原因。
但固原并没有直达北京的航班。我们是先直航到天津,然后乘动车去北京南站。在动车上,同学发短信说:原本今天值班的是政委,但政委临时有事,换我值班,不敢擅离,因此派司机小王前来接站。
他同时发来了战士小王的手机号。
车辆很快驶过了夜色中的301医院,直达同学单位门口,军队上的同学和公安上的同学都站在单位旁边的羊蝎子店前等着我们。
吃羊蝎子没问题吧?虽然简陋了一点,但今天不巧轮换值班,不敢走远,又吃不准你们什么时候到,不敢到别处订座。不过,羊蝎子你们宁夏人常吃,应该是合胃口的。
团长,你知道的,我对吃饭的地方是最不讲究的,我们在学院的时候街边小店不也常去吗?
进屋落座。
羊蝎子是羊龙骨部位的通俗叫法。俗话说: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而羊身上最美味可口的就是羊脊椎。将脊椎一块一块拆开,形似“丫”字,那块块骨头就像是张扬的蝎子,故名羊蝎子。生活在宁夏的人,如果说没有吃过羊蝎子,那就不是地道的宁夏人。
小弟与我的两位同学不熟,也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饮酒。公安上的同学就劝他:那你好好吃菜。你不是腰椎不好吗?这是羊的脊椎,你多吃,吃啥补啥。
我只是频繁地与两位同学碰酒。要知道,我们已经整整四年没有见面了。
你也尝一块北京的羊蝎子啊,别光顾了喝酒。军队上的同学劝我。
我就象征性地从翻腾着的红油沸汤中捞起一块羊骨头来吃,果然没有宁夏的羊蝎子味道好。
结束了往医院旁边的宾馆走,肚子里面像是塞进去了一个桶,哐当哐当响。
小弟说,你装了一肚子的酒。
第二天诊断结束,结论是稀松平常的腰肌劳损,并无大碍,情况好到医生连两片药都不愿意开。不像小弟以前去的那些医院和碰到的江湖郎中,想尽办法塞给你两大包都装不下的药。人民军队就是好啊。
我和小弟心花怒放,想疯狂地庆祝一下。我想起了在宁夏和我一起吃羊蝎子庆贺她离婚的一个女人。
她离婚后就离开了银川,来到了北京,感觉她就像是跟银川这座城市闹别扭、离婚了一样。
我在月坛医院附近,你们过来吧。
足足坐了四十分钟的出租车,我们才见到她。
她坚持要去一家火锅店吃火锅。
北京的羊蝎子不能跟宁夏的比。一是味膻,不像宁夏黄河的滩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拉出来的羊粪豆都是六味地黄丸;二是肉质柴,没有宁夏的肉质嫩。她说。
她在宁夏的时候,我们就是酒友,只要相聚,非两瓶高度白酒不能结束。她拿到离婚证的当天,我正好在银川,就到玉皇阁北街的盛世花园酒店点了一锅羊蝎子,两瓶高度白酒。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菜。酒喝完了,沉寂下来的锅子里漂浮着一层红白相间的肥腻的羊汤,还有桌子上相隔不远的两碟羊骨头。
她在北京从事的工作,对外是保密的,但应该是与航天工业有关。这个,不宜过细、深入地探询。
你怎么样?在北京还习惯吗?
在哪儿都是生存,不是生活,无所谓好坏和习惯。
但起码心情不同。这儿应该比银川环境要好一些,收入高一些。
都差不多。挣得多,但吸的霾也多。小弟的病看得怎样了?月坛这边有家骨科医院,其实比301还要看得好,我有个朋友在里面,要不要联系再查一下?
小弟连忙笑着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是心理负担比病情更严重,现在检查了没事,负担就没有了。
她微着笑说,也是。主要是心情。转过头端起酒对我说,哪?我们俩再走一个?
咣!
在银川,还有你跟我可以这样喝;在北京,没人跟我这样喝的,我也不想喝。她干了杯中酒,抽起一根烟。埋在锅汽烟雾里的她的脸,看上去更年轻、更真实一些。
我和小弟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候机的时候,她发了条微信给我:
哪里的羊蝎子都一样,没多大差别。当你吃尽了肉之后,剩下的,只有坚硬的骨头。
【注:该文获《小小说选刊》第19届(2021)年度优秀奖】
欢 聚
写小说的人通常爱说无巧不成书。一方面当然是为着让情节出人意料,使自己的小说成色好一些,以吸引读者;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的某种投机,不那么巧,他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玩不转了,读者又不是傻子。
我这个可是真的巧。因为精准扶贫,单位选派了第一书记、扶贫队员,驻村。单位上的其他人,每人有五户帮扶对象,虽不需要天天去,但每个月至少要去一次,和帮扶户共同努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我就随着单位上的大队人马到了黄花乡张湾村,拿着扶贫手册让村干部领着去了我的帮扶户董汉山家。
董汉山不在,婆娘在。
“掌柜子呢?打工去了吗?”我望着从厨房里奔出来的女人问。
“你……你不是李方吧?”婆娘正在做饭,端着一双面手,满脸疑惑中深藏着惊喜。
“哈,张……张万秀!老同学,你怎么在这里?”我认出了她。
“我嫁到张湾了呀,都几十年了!”
张万秀和我同在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庄子,在村小念到小学毕业,我上了公社的中学,她不知所踪了。
张万秀将我们请进正屋,极快地洗了面手,高声大嗓地喊着儿媳妇宰鸡:“几十年不见了,今天无论你多忙,都要在我这儿吃了饭再走。何况,我还是你的帮扶户,你要好好了解一下我家的情况。”
盛情难却,也为这四十多年后的欢聚,就和村干部坐下来。村干部打趣:“今天沾你的光,吃上了董汉山家的老公鸡。”
在张万秀家的相册里,看到了我们小学时的黑白毕业照,二十多个神情古怪的乡村少年少女或坐或站,簇拥着坐在椅子上、双手规矩地覆在膝盖上的老师。照片上题写的时间是1977年6月。
张万秀说:“快吗?一眨眼过去了四……四十二年了。”
我说:“是啊,我孙子都上小学二年级了。你呢?”
张万秀感慨:“你们有工作,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紧,肯定只能生一个,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孙子、外孙子一大群。”
我仔细端详着照片中的她:羊角小辫,碎花衬衣,下身看不见,被老师挡着。我自己瘦小,白衬衣,黑裤子,双手抱膝,满脸的难为情,坐在前排的土地上,脚上的布鞋破了洞,露出两个大脚趾。
我转脸对她说:“几十年了,你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我的早八年都找不到了。”
张万秀瞄了一眼照片,突然哈哈哈笑起来,少女一样赶忙用手捂住了嘴,说:“你还记得小学毕业的那年过六一,我们四个人表演快板得一等奖的事吗?”
艰涩的童年记忆被激活,使我的脸瞬间很不应该地红了起来。
那年我勉强十二岁,班主任写了一段现在想来很不像样的快板,选了我、张万秀、王君琦、刘彩梅两男两女来表演。虽然训练了不短的时间,虽然是在大队部为全校师生和父老乡亲们表演,但毕竟是第一次登台,除了兴奋、紧张,还有说不出的难受:我没有演出服,其他三个同学跟我一样,大家都缺吃少穿。我的裤子裆部撕裂了一条长口子,屁股上还有对称的两个洞。演出在晚上,下午,母亲艰难地用线密密地连缀了,又找了两块颜色迥异的旧布,给屁股上缝了一双“眼睛”。我就穿着这样的服装,在头顶上哧哧作响的汽灯照耀下登上了舞台。
演出的程序是,四个人走上台,站齐,鞠躬。然后依次上前两步,打着竹板说四句,退回来,四个人打着竹板再说四句,鞠躬,下台,节目就算结束。
可恨的是,第一个打着竹板说四句的我,在迈出那两步的时候,一声微弱的、但在我听来却惊心动魄的裂帛声,让我方寸大乱。我不清楚是裤裆里开了线,还是屁股上掉了“眼”,稀里糊涂地说完四句,夹紧两腿退了回来,张万秀接着上前两步开始说。但她退回来后,王君琦并没有上前,刘彩梅却上前说了两句又退回来了。我在想裤子的事。张万秀小声给我说:“该你了。”我将羞愧化作了恼怒,转过头对她低声说:“我们已经说过了,该第三个了。”她挤眉弄眼地对我说:“该你了。”我的恼怒变为了愤怒,扭头大声对她说:“该驴X的了!”然后车转身,捏着竹板快速地走下了舞台,另三位同学惊愕了一会儿,在全村男女老少的哄笑热浪中也灰溜溜地走下了舞台。
我填满一脸的羞愤立即回了家,在煤油灯下,我看到了那已经洗涤磨损得“带不住线”的裆部,裂缝比原来更大,那一团黑乎乎的小东西,幸灾乐祸地露在外面。
第二天才搞明白,原来第三个上前的王君琦忘词了,第四个刘彩梅同学上前救场,次序错了,坐在舞台侧面的班主任说:说乱了,向右传,重来一遍。所以我左侧的张万秀才会对我说:该你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快板还是获得了一等奖。原因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主席、饲养员赵大爷说:这个快板说得好,不愧是咱农村娃,说话就是硬气。该谁说谁就说,谁不说就是驴X的!应该给个一等奖。
奖品是每人一本带绿色横线的笔记本,两支屁股上带橡皮擦的铅笔。
清炖土鸡熟了,摆放到葡萄架下的饭桌上,看着张万秀家的新居,吃着鸡肉,喝着鸡汤,村干部说:这样的生活,还真难说你们是谁给谁扶贫呢。我和小学同学张万秀感觉:四十二年,我们曾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跌跌撞撞地生活,现在,终于处在了同一个平面上,挺起胸膛朝前走了。
【注:该文获《小小说选刊》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小小说征文优秀奖】
吴裕泰里的刘小姐
旧城区通向新市区的路是康宁路。原来没有,是把凤凰岭拦腰挖断新辟的。这不免会坏了新、旧两城的风水。但是有办法,在路的上方架设了一条灯火辉煌的彩虹桥,把挖开的山头衔接了起来,然后将凤凰岭打造成城中公园,反倒让人觉得,原本就该这样,心理上有了不小的安慰。在彩虹桥靠近旧城的一侧,路的北面,是新建的第十八小学,正对面,路南,是太阳城的房产,沿街的商业旺铺中,有一家吴裕泰。
吴裕泰是百年老店,全国连锁。吴裕泰正经是经营茶叶的,现在开设的连锁店,却是吃饭喝茶混搭,这家也不例外。青砖灰瓦的店面,绿色字号高悬,朱红大门迎客,门柱上一副对联:雀舌未经三月雨,龙芽先占一枝春。这是个优雅静谧的所在。
我是个靠名声混饭吃的人。惨淡经营文字多年,浪得虚名已久,然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有人就需要你的这点虚名来抬高身价,冒充高雅,又不免让自己飘飘然。世风日变,浑然其间,你只能被时代挟裹着向前。今天,是足浴城的老板、老同学刘祥生请客,给各个包间起个艳名,以招揽顾客,所以请了我来。
在饮茶抽烟等他的时候,有个显然不很年轻的服务员两次来雅间清理桌面,倾倒烟灰。第一次我觉得眼熟,第二次我认真看了,确定是她,才装作去上洗手间,在雅间外面,轻轻唤了她一声:果然,她就是三十年前蔬菜店里的小刘。
这家蔬菜店是商业系统开的,门面很小,是在平房临街的墙上开了一个长方形的窗口。营业的时候,把焊的铁窗向外打开,两边用铁条将窗子撑起来,就可以看到里面货架上摆放的蔬菜。都是一些大路菜,不名贵。葱、韭菜、菠菜、莲花白、洋芋、芹菜、小白菜等等。冬春季节,却只有洋芋、大白菜和红皮白心的鸡大腿葱。那时候城郊的蔬菜基地还没有建起来,更没有塑料温棚,交通运输又不行,蔬菜的品种很单一,跟当时旧城大街小巷人们的服饰一样,都是灰溜溜一片。里面有好几个营业员,大都是一副对顾客爱理不理的样子。
二斤韭菜。二斤。多了多了,取掉些。
这芹菜连着根卖,光根上沾的土就有三两。
这小白菜蔫得连一点儿水份都没有了,还跟早上一个价?
嫩得出水的那是小刘,你买不起!这是营业员的一句话。
顾客朝蔬菜店里伸头一看,小刘果然没有在。
小刘在,那当然一切都好说。谁都愿意在小刘面前多待一会儿。但谁也不愿意被小刘挖苦一顿,或者让小刘瞪一眼。
蔬菜店窗户外并不全都是等着买菜的顾客。比如我们这些中专学校里三年级将要毕业的学生,更多的是一些在家里等待就业的青年。只要有时间,就会跑到蔬菜店里去看小刘。
我们往蔬菜店里去的路上,打赌是必须的。一方说,今天小刘肯定在。另一方就说今天小刘肯定没上班。如果小刘没上班,大家就会觉得很遗憾,很伤感。更奇怪的是打赌内容:今天小刘肯定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或者,今天小刘的衬衣领子肯定在外衣里面。输的一方,要出钱为赢的一方每人买一个西红柿,有时候是一根黄瓜。
小刘有两件的确良衬衣。一件白色,纽扣是黑色的,很小;另一件是粉红色,却钉着形状很别致的蓝色纽扣。小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的情况多一些。
刘祥生那时候就是个新潮的人,戴着一顶解放帽。不知是出于追求时髦,还是为了保护帽子,用书纸编织成腰带状的一条纸链,衬在帽子里。所以帽顶很高。他也去蔬菜店看小刘,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上课时间到了,还爬在窗台上不动弹。
蔬菜店里的小刘对别人不买菜而专看她已经显得很平静了。所以低了声对刘祥生说,你是不是该上课了?
刘祥生才脸红脖子粗地喘着气跑到教室门外喊报告。
老师语调沉稳地问,干啥去了才来?
刘祥生擦着汗。说,睡着了。
老师情绪激动地说,你别再鼻子里插葱装象(相)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到蔬菜店里看小刘去了对不对?!
笑得满教室的桌椅板凳都跳起来。
我与吴裕泰里的刘小姐并没有谈论很久。我心情和语调都很激动地说了她当年在蔬菜店里的情形,她只是隐约地记得我而已,平静着脸色,不停地拧着手里的毛巾。她说商业系统后来散了,她买断了工龄,失去了工作,曾经在商城摆了很长时间的地摊,但丈夫卷了钱跟另一个女人跑了,她折了本,只好不做,现在自己找工作,缴养老保险。“再干两年,就到期了,可以领养老金了。”她微笑着说。
那天的饭吃得并不愉快。足浴城的老板,就是我那个同学、当年把小刘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的刘祥生,他并没有认出吴裕泰里的刘小姐,但他晃动着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光芒刺射着我脑海里的刘小姐。他要我选古今中外二十四位美女来命名二十四间雅包,我斜着眼睛对他说:你就不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你为什么不按二十四节气来命名呢?每一个节气,都对应着自然的规律,也对应着人体上的诸多穴位。在每个节气里按摩不同的穴位,人的身体才会和自然相和谐。美女和你的生意有什么关系?!他恍然大悟,说:高,实在是高!必须敬酒。
我没有喝酒,从吴裕泰里走了出来,我感觉我走过了自己的三十年,也走过了蔬菜店里的小刘的三十年,但没有再看见吴裕泰里的刘小姐。
【注:该文获“荣浩杯”第四届全国小小说征文大赛二等奖】
太平·猴魁
去年三月,一纸文件下来,我成了瓦岔口村的第一书记。
初次到村,就发现村两委班子成员围坐在大铁炉子的四周,熬罐罐茶喝,不分男女。
罐罐茶我不陌生,反倒是十分熟悉和亲切的。宁南山区湿气重,冬酷寒,求身暖,没有比喝一杯滚烫的酽茶驱寒暖胃更让人舒服的了。艰难在于,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没有条件购置电热杯,也没有洋铁炉子,最主要的是没钱买炭。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要喝罐罐茶,只能在用黄泥捏塑的二尺高的泥炉子上熬,燃料是劈硬柴剩下的边角料,或者是在大树底下捡来的枯树枝,真可以说是烟熏火燎。熬茶的罐罐,是铁皮的,顶端缠绕着一圈铁丝,留着一个很长的柄,以免烧着手。这些虽然难得,但付出时间和劳动,多少可以寻到。熬罐罐茶,核心是茶叶,而宁夏不产茶。没出产,物以稀为贵,除非买,得到茶叶的机会就特别少。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走亲访友,烟酒糖茶,茶占一席之地。熬罐罐,茶叶须耐煮,所以多数是黝黑硬实的砖茶,用菜刀都不好使,得用改锥一点一点往下“别”,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砸”进沸腾的茶罐里。成色好的罐罐茶,是浓黑的,往杯子里倒的时候,能“扯”出线。味苦涩,质如酒,初次喝罐罐茶的人,极易喝醉。
我到村是三月初,在江南,这正是草长莺飞、油菜花遍地的时节,但在瓦岔口村,道路上的积雪还能没过脚面。
相互见了面,介绍过,他们都说:书记,熬一杯罐罐茶喝,暖暖身子。
村主任和妇联主席都是女性,心思细密,想得远,嬉笑着说:书记是市上来的干部,每天坐办公室,泡着喝的都是好茶,怕是喝不惯咱的这个罐罐茶。
入乡随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首先得融入村两委班子这个群体。
我没敢把装在提包里的茶杯拿出来,顺势坐在了大火炉跟前,用支书递过来的一次性杯子倒了熬好的罐罐茶。看了一眼,茶汤浑浊,偏黄,有浮沫,吹了吹,很内行地“吸”着喝,顺带把我小时候给长辈们熬罐罐茶的苦楚诉说了一遍。
“那时候的日子跟罐罐茶是一个味,苦啊!”我说。
这一届村干部都是年前新当选的,很年轻,普遍比我小一二十岁,我讲的过往,对他们就是陈年旧事了。
末了我问:村里的老百姓,也和我老家的人一样爱喝罐罐茶吗?
支书是个红脸膛、豹子眼、身材魁伟的年轻人,也许是靠近火炉,也许是喝多了热茶,满面酡红,笑着说:书记,我估计,咱瓦岔口的老百姓,喝茶的水平肯定比你老家的高,茶瘾也更重。
我吸了一口茶,说:何以见得?
支书转动着手里的茶杯说:你老家那里是清水河的河谷地带,基本上都是川地。咱这里完全是山地。早上熬两罐子酽茶,吃上两个烤得焦黄的馒头,既解了渴,又充了饥,在地里干上一天不歇气。中午是不回来吃饭的。就是想回来,山路远,不划算,不像你平川里。
我点头,算是赞同他的观点。扭头再看一眼熬茶罐,想起一个问题:熬罐罐用的什么茶?
村主任抢着回答:就是罐罐茶,便宜,每斤七十元,能装一大包。
我捏过两朵茶叶仔细看了看:茶柄枯黑,叶瓣卷曲,色灰白,边缘有细小的绒毛,像是晒干了的艾叶。
我问:哪里产的?
他们谁都说不出具体的产地,村会计说:谁知道哪里产的,每次茶叶喝完,到街上超市里买就是了。名贵的茶叶咱买不起,好茶也经不起用罐罐熬。
我将喝完的纸杯投到了垃圾桶里,弯腰从大提包内掏出茶杯,摇了摇,对着太阳光照了一下,说:初次见面,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我带了一罐茶叶,以后大家可以泡着喝。
带来的茶叶,是大罐的太平猴魁,红底黑字,共两罐,是弟弟到安徽旅游的纪念品,听说我要驻村扶贫,送给我的。
大家都露出好奇稀罕的神情,围过来看茶。
我叫了一声支书,提着包到了我的办公室兼宿舍。
落了座,我跟支书说:熬罐罐茶的茶叶,是用办公经费买的吧?钱虽不多,但公私要分清。何况,脱贫攻坚,所剩时间不多,任务会越来越繁重,以后恐怕也没有富裕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老爷一样熬罐罐了。你我都是书记,就从喝茶开始,用玻璃杯,泡茶,随身携带,进村入户,渴了喝起来也方便。不要因为这样的小事,让纪委请去“喝茶”,你我要带个好头。
支书脸上的微红还没有褪尽,点着头说:听第一书记的。
此后,进村入户,排查摸底,每到一户人家,男人女人,都笑着一张脸,说:进屋,进屋,天大的事,熬一罐罐茶喝了再说。但是每次,我们都举着手里泡好了茶的茶杯挡驾:茶有,茶有,先说事。
天气慢慢热起来,种养殖产业验收、危旧房屋改造、村巷道路硬化、环境卫生整治、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指标普查……工作一天比一天繁重,几乎没有坐办公室的时间。我暗暗观察了一下,每个村干部,人手一个玻璃杯,里面泡着的,全都是宽瓣长条的太平猴魁,茶汤淡绿,清爽,透亮。
夏天过半,那一罐太平猴魁已经见底,我悄悄把空罐拿掉,把另一罐新的放到了集体办公室的茶几上。
支书发现了,悄悄对我说:总不能一直喝你的茶叶。
我笑着说:这个茶喝着放心。等脱贫攻坚验收了,大家都过上了小康的日子,天下太平,咱们天天喝猴魁。
【注:该文获全国首届茶文化小小说征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