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岭西边

故岭西边

@南来

       每年白露时节我们姐弟都要推掉私事公干，相约回村一趟，进行一次重要的集体劳动——打核桃。我家的核桃树全村最多，各种身份编制算在一起，至少上百棵。父亲在世时，完成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栽种核桃树，老地新地，梁地沟地，无论以前是产麦子还是收玉米，统统进行了核桃化改造。即便如此，父亲意犹未尽，在与“王老令公”经过好几轮认真的“经贸磋商”之后，把他位于我家宅院窑背后面的二三十棵核桃树整体收购。“王老令公”是村里的老革命，当年上过战场，晚年提出了“乌龟说”“长寿论”等系列爱村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桩“生意”能谈成，着实费了些力气。当然，讨价还价费的是口舌脑力，大不了“买卖不成仁义在”，真正费力气的是果木园的改造。果木园是生产队时的集体资产，两道沟种着好几百棵果树。刚刚允许承包时，父亲把其中一道沟包了下来。然而，父亲并不善商贾，果实丰盛时根本卖不出去，一箱箱的好东西放在北窑，最终被我们蚕食殆尽。更要命的是，果树没几年就开始老化，病虫增多，枯萎衰朽，一季下来结果百八十斤，真是聊胜于无。果木园并没有靠果木发了什么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父亲一生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经典案例，关键在于成功的战略转型。

       美美收了几年秋粮，父亲病了。气喘咳嗽，尤其春冬两季，严重时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医院检查是高血压，心脏肥大，瓣膜关闭不全。这种病和重体力劳动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几番苦劝，又收了两季秋粮后，他才把沟里的这块果木园地勉强撂开。这次病拿住了人。

       果木园休息了一年多就被纳入“五年规划”，全部种上了核桃树。父亲合计，核桃树好养活，基本不用修枝喷药，也不用浇水灌粪，野生着就能挂果收获；核桃也好采摘，有几根顺手的枣木杆子，站在地上就能把青果敲下来，不会上树也问题不大；核桃还好储存，只要及时去掉青皮淘洗晒干，或吃或卖放个几年不成问题。父亲知道，他的儿女们不会再在村里地里苦熬苦受了，上百棵核桃树，只要每年秋天回来一次，即便收成不好，也能有大几千块钱的收入。核桃树，是父亲在土地上留给儿女们的最后遗产。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村子身底的煤窑被大矿兼并，开始大机械开采。一道道裂缝沉陷犹如蟒蛇般在田地、家舍、梁梁峁峁游走，西岭村被迫拆迁。我家的老宅新院，那些祖辈留下的椽廊、铭柱、蜈蚣墙、月亮门，那些爷爷一手抚弄起来的玉黄树、芍药花，葡萄架，那些父母经历了烧砖、塌架、灌窑，用汗水和泪水修建起的砖瓦大院，在一个下午全部被轰隆隆的挖掘机，推进了深沟……

      我的乡村，地窖里冒出的白烟，泡桐上落下的甜花，村庙里点着煤油灯的复式小学，阴雨天哞哞叫的地牛，坟墓边突突突的鬼火，磨坊里二哥画下《春归图》的黑板，泵房里母 亲缠上毛布条的阀轮，槽头打着响鼻的我们亲爱的马骡，失去孩子不吃不喝的大白猪……还有老棉袄里揣着米花糖的吴甲老头，总是站在供销社火炉边烤手的傻呵呵的邻村大姐……那片太岳山小小褶皱里曾经的过往，好像瞬间断线的风筝，飘飘摇摇挤挤匝匝飞奔至我记忆的前台。我无法向她们告别。

       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城市，我像伏在槽头吃着草料的马骡一样，一字一句写下我逝去的家乡故园，土地生灵，一草一木，断断续续三年多的时间。

       在那三年多的时间，母亲生了两次大病，日渐蹒跚老去。为了照顾方便，我们在县城给她买下住处，但每年清明一过天气转暖，老人家就闹着要回村里去住。新村修在马路边，一户一户紧挨紧，三排房子，院子不大，连棵果树都种不下。夏天热闹一点村里也就住着一二十位中老年人，清早傍晚勉强可以凑在街门前说说笑笑。

       去年撤村并镇，西岭村人口太少，和附近的两个村子合并了起来。西岭，这个名字正式从行政序列中被取消。谁也说不清她到底存在了多少年，从谁开始在这片山梁塬峁开荒种树生儿育女安瓜点豆。乡土家园荒芜消散，我们的儿女只能零星记得幼时老家炕上的老猫、树上的知了、架下的黄瓜以及爷爷割草时逮回的小野兔。对于土地村庄，这显然不是全部，不过好在他们还记得。即便是我，写下这么多的乡村故事，比之那片土地上的曾经，也不过是星星点点，雪泥鸿爪。记录这些生活，不过是心疼这些逝去的珍贵，留恋生命里那些真切的陪伴、感动以及忧伤。

      每年的白露时节核桃熟了，我们姐弟就会回到故乡去，回到果木园，即便山路已被野草覆盖，被塌方阻隔，即便核桃树已经老化，挂果不多，我们还是想去地里走走看看。无论山河如何变迁，当青绿的果实从树上落下，当坚硬的果壳在阳光下风干，那都是岁月留给后人永恒的福享，都是故岭对游子们深沉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