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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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奶奶家隔壁住宅还有一位气质及外表甚好的中年女邻居，她有一双儿女，当时我称呼那位女士的女儿为“阿华”姐姐，叫她的儿子为“龙龙”哥哥，阿华当时大概13、14岁的年纪，长得纤细瘦弱的俏模样。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女孩子的鼻子很挺，眼睛倒不大，细眉加秋水似的眼神有一点点“林妹妹”的味道，阿华平时头上还梳着两条短辫子，衣着朴素，人显得白白净净的，总之我感觉到她有点儿文弱，他的哥哥“龙龙”好像要比“阿华”大3、4岁吧，青春年少的他脸上还戴着一副本白塑料边框的近视眼镜，显得较为斯文儒雅，倘若没有那场“十年浩劫”，相信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成功人士。龙龙哥哥的个子还长得蛮高，看上去显得玉树临风的样子呵。怪的是，这文绉绉的一家人就是不见男主人的影子。
当年的我年少无知，有时会在无意间看到阿华的妈妈在偷偷地抹眼泪，有的时候好像还会看到她受到别人的欺负谩骂，可她好像一点也不反抗的那样逆来顺受哦，阿华娘平时总显得担惊受怕，一脸憔悴的样子。若有陌生人来她家或有里弄干部上门就会特别紧张且无助。当时阿华还在读小学六年级，龙龙初中毕业就不再念书了，听说身体不太好，里弄干部动员其去“上山下乡”也不合格。后来听说在好心人的相帮下龙龙进入街道工厂，具体工作只是骑辆三轮车送货什么的。天生一张书生面孔的龙龙竟落得如此之命运，阿华娘及她的一家人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
在那个年代，少不更事的我曾感到有些好奇地问过我奶奶这是为何？奶奶当年告诫说小孩子不要乱打听，可后来我在种种蛛丝马迹中找到了答案。原来阿华娘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大小姐，当年在上海滩还是颇有点儿名气的，总之娘家蛮有钱的。大陆快要解放时，与担任前旧时代银行行长的阿华爸结婚，继后阿华爸受命去了香港，从此一家人两地相隔再也没能见上面。听说刚开始那会儿大陆与香港还能有书信往来，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凡是有家属或家眷在港、澳、台、美的大多被列入有海外关系的“内控对象”，自然阿华家也难以幸免。在日后差不多20年的岁月中，恐怕阿华娘在身心上所遭受到的煎熬与创伤令人难以想象的吧。
每日以泪洗面的阿华娘真是孤苦伶仃，她的娘家人在解放前夕也大多去了美国或港澳等地，孤独无助的她只能与2个孩子守着上海的家。作为一名弱女子的阿华娘，由于身上承载着那么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也特别受到当时“有关方面”的“特别”关照。在那个年代“孤儿寡母”似的阿华一家人之处境，听说远在香港的丈夫或多或少是有所知晓的，虽然当年那个动乱的年代有关大陆的信息是相对封锁的。
毕竟还是善良的人占大多数，虽然在“文革”中阿华一家人命运时有多桀，被人瞧不起。可是像我奶奶这样子的普通老百姓还是怀有恻隐之心的，经常会相帮他们的，因此阿华娘对我奶奶一家人也是信赖的，因为我奶奶一家人待他们是友善的。我因此与阿华姐姐或龙龙哥哥都成了不错的童年玩伴，或者说他们把我当成是小屁孩一个，至少我是视他们为“知心”哥哥与姐姐。聪明伶俐的阿华姐姐偶尔会带我上他们家去玩搭积木，做游戏以及玩各式各样我未曾见过的小玩意，有时我们大家还会在里弄里挑橡皮筋、踢毽子。毕竟她们是有钱人家出身，虽然经历过了几次“抄家”，然而通过家里的陈式等联想到老底子的家景一定不错吧，比如房里摆放着的虽眼下看上去有点儿显得七零八落的红木家具，原本想必是属于比较精致的杯盘等生活用品，原先应是客厅的屋顶上显得灰眼朦胧的旧式灯饰等物都是那样地富有格调。
虽然他们原先的小洋楼房已成了“七十二家客房”，然昔日之打蜡的栗红色清漆地板，以及被废弃在一边的已看不清色泽的旧地毯等物，加上早已斑剥得不成样子的墙纸及装有落地窗户的也早已变得黯然失色丝绒帘子布，还有早已被居客的杂物堆砌满满的昔日高贵的楼梯过道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完全掩埋曾经有过的辉煌……。
1972年的11月，阿华家终于迎来了一丝新希望。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打破了冰封时代，由此也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架起了与大陆老家、亲人沟通与联系的桥梁。此时此刻身在香港的阿华爸爸通过多方打听，经一番周折，最终在中国外事部门人性化的帮助下，阿华妈妈终于有机会去香港定居，当然一双儿女依旧得生活在上海。
我记得在那一年深秋时节的某一天早上，忽然有辆黑色小轿车驶进靠近丰乐里弄堂前的一条街道边，那个年代说实话对于小老百姓来讲“小包车”只有在电影新闻记录片上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时才看到过的，平日里在寻常人家是较难觅其踪影的。话说阿华、龙龙与他们的母亲下楼向那小车停着的方向走过去，此时还有我的奶奶，以及邻居小伙伴卫明的妈妈，陈家外婆等人也都走出来了，原来大家是来送别阿华娘去香港的。
当时只见阿华娘身着一件灰黑色薄呢长款女式大衣，看得出来这件无论做工及质地都属于上乘的外套无疑是有些年头了，因为当时的上海也与全国各地一样流行蓝黑灰布衣的朴素型外套，根本没有人会穿着这样子扎眼的衣服出街的，我还记得阿华娘当时的头发应该是上理发店“吹风”过的，虽然不属于长波浪式的，虽然那个时候女子烫发是被完全禁止的，然后那个发型所透露出来的韵味与之有些许相近的风范，莫不是经店里的哪位老上海理发师精心打造过的哟，毕竟是从上海走向当时被称作“花花世界”的香港哟。
经过一番精心装扮的，此时此刻颇有几分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演员“上官云珠”样范的阿华娘，端庄的脸庞显得那样的不舍与依恋，眼眶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似的。毕竟是自己将要离开大上海这个她原本的生息之地，就要离别尚未成年的阿华及刚踏上社会不久的龙龙——这两个自己的孩子。等待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或未来将会怎样，终究还是难以预料的呵……。
这昔日的一幕幕就像是在放电影一般地在我脑海里浮现着。小时候的我不管是与资产阶级出身的阿华姐姐、龙龙哥哥还是与家庭成分良好，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根正苗红”的明媚姐姐、明利哥哥以及里弄小伙伴卫明及毛毛等人的关系都还不错呢，我把他们当作朋友，当然有年纪稍大点儿的他们会把我当成是他们的小朋友。有时候明媚、阿华等大姐姐觉着我天真烂漫时，常会用上海话讲：“咯个小囡蛮好白相呀！”（意指：这个小女孩子很可爱，很好玩）……。或许童年的我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更不知天高地厚，因此也被家中的大人善意地喻为“杠驮”（意为：有点儿傻）。还有，小时候我长得白白胖胖，脸圆圆的，理着个超短童花头，因此有人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冻米胖”（吴语即为爆米花），您想呵，这个外号该是一个多么好玩又可爱的比喻呢。当然啦，当初因为每年有一些时段我肯定也是要回到母亲工作生活的宁波住上几个月，小孩子对语言或方言的接受能力相当快的。这不等再回到上海时一口家乡土语则又会引来在一起玩的小伙伴或其它人的“嘲笑”或学样，有的不太懂事的小孩子还会一边乐呵着一边说什么：“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咪西咪西炒冷饭……”虽然如此，不过也并没什么恶意或过分的举动，毕竟是小孩子嘛。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当年会令我更“努力”地说好上海话。诚然，在我的记忆里有关小时候的糗事呵还远远不止这些呢。
二
童年小伙伴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小名叫“慧敏”抑或“卫民”还是“伟明”，反正发音对就是了。总之她的个子长得纤细瘦弱，讲起话来也是嗡声嗡气的，好像平日里没吃饱饭似的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慧敏小姑娘又是个精灵古怪的，还有点儿娇气的孩子，尽管她们家绝对不属于有钱人家。那个时候她们一家有5口人，可经常在家的也只有4个人，慧敏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叫“喜儿”，喜儿比慧敏要年长10岁，那时候在崇明插队。
慧敏的妈妈是位早年来自苏北农村的劳动妇女，显得高高大大的，操一口扬州上海话，看得出来她对慧敏这个亲生女儿是疼爱有加的，可是对继女喜儿就不怎么样了……。当年理着板寸头的慧敏爸爸看上去有点老相，头上已长有不少白发了，且当时慧敏才只有6、7岁，而他爸就像已是那个年代四十出头的小老头子了，不过他爸当时的实际年龄究竟有多少岁数我的确不清楚。我只知道慧敏的爸爸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在靠近虹口公园的一个场站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很牛的呵。只见他每天上下班时穿着一套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清晰可辩的在那衣服左表袋口子处有用黄颜色油漆印着的一枚小小方向盘及下方一辆公交车状的“LOGO”标志。在小孩子的心目中，当时能穿着这身国营单位才有的工作服，脚踩一双公家发的解放鞋，又是开大汽车的工人老大哥，那是多么的神气且有面子呢。
每日在晨曦里或午后的阳光下，慧敏他爹通常会拎着一只大大的原本是放酱菜或水果罐头之类的玻璃瓶子到离家不远的单位去上班。那只被慧敏爸当作宝贝似的玻璃瓶子内放有像咸菜干一样多量的茶叶，泡上满满的一杯通常由慧敏外婆刚烧好的滚汤开水，一会儿看那杯中的茶叶罩着由慧敏妈用杂色纱线绳子编织成的一只网眼杯套，透过那泡茶久酽而变得有些褐色的茶杯壁看上去，那杯子就像是一只我们小孩子当时爱玩的“万花筒”似地在七彩的阳光下会发出绚烂多姿的色彩，仿佛这杯中的茶叶也会随着慧敏爸爸那有力的步伐而变得动感十足呢。有时候在中午时分也会看到慧敏爸将一双手反绞在背后踏着步子回家来吃午饭的情景，当我视线触及到他背面时，只见那只空水杯竟会随着他的脚步移动而晃动着，跳跃起来。
这一家人则是住在被称作为标准意义上的石库门房子里，因为只有一层楼，因此我如果到里弄去玩总是会去找慧敏的，一来是我与她都是小女孩，二是他们家并不像其它小伙伴大多住在楼房里面的，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人在，他们家白天大门就一定是敞开或虚掩着的。故为我上慧敏家提供了方便。
我在上小学前，我的姑姑或叔叔就开始有意识地教我认字、习数、画画。可是我是个“木鱼”脑袋，倒是应了“讲过忘记，吃过肚饥”的俗语，除了喜欢在纸上画图画外，对识字习数好像兴趣不大。或是由于小时候自己不懂事，贪玩导致思想不集中，总之令大人们颇为生气。然他们生气归生气功，对我还是十分关照的，除了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大人们还会给我买这买那的。为了让我好好地写字学习，爷爷等人到文具店里会一次性购来10来支中华牌铅笔以及橡皮、刀片，或颜色蜡笔等，还包括一只铝制笔盒。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些个只有在上海才能够看到的学习用品，换作在国内其它地方即使上小学了，甚至有的上海本地人也并非人人都有可能拥有如此健全的文具。而我当年却在爷爷奶奶的家里已经得到了，当然我在庆欣自己拥有的文具而沾沾自喜外，还时不时地向其它小朋友去炫耀呢。
同年龄段的慧敏瞧见我有“介许多”好看的蜡笔而事实上她却没有时，一面装作并不在乎的样子，一面说她有比我更好看的彩色笔呢。这下可好，我此举“得罪”人了，一连几天这个小机灵的女孩不来理睬我了，无论我怎么说她好话，可她都是显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敌对相，还动员其它小朋友也不要搭理我，这下轮到我自己沮丧起来了。原先的好朋友不想与我“好”了，那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去讨好别人，就自作主张偷偷地将好看的文具送给了慧敏等人。这招还真是灵验哟，这不小伙伴们又与我重归与好了。
没过几日，有一次我姑姑来帮我整理文具盒，突然发现我原先满满的一盒装有铅笔等东西都不见了，便问我放到哪去了？可我却又不想说实话，于是慌忙称自己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姑姑一定是看出了我是在撒谎，就说我小小年纪竟敢那么不听话，结果我就从实招了。最后大人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觉得又气又好笑，总之觉得我是天真得有点儿过了头。小时候真有点儿傻乎乎的我为了“友谊”竟敢将自己的“好东西”送人，呵呵！用当下的话来说，那时的我是不是有些“二”呢？！
三
我在上述文中提及过慧敏有一个同父异母与之年龄相差10岁的叫喜儿的姐姐。大约是在1970年春节过后，喜儿去了离上海不远的崇明岛一个集体户农场插队，17、18岁年纪的喜儿有点叛逆，她说走就走，对家毫无留恋。
喜儿从小缺乏母爱，母亲在她4岁时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她10岁还不到的时候，喜儿她爸续了弦，可喜儿却与继母处不好关系，慧敏出生后，慧敏的外婆也来上海定居了，喜儿越法变得孤独无助了，人虽然长得很洋气也很健康，可家里对她的教育一点也不到位，可谓是疏于管教。本来还有来自爸爸的一点关爱，可是喜儿的性格很倔，甚至于不讨人喜欢，总之经常性地“闯祸”惹事。久而久之就连喜儿的爸似乎也已拿她没办法了，很多时候只要是喜儿在场，弄不好不是吵架，就是喜儿在挨那位有点儿“粗线条”老爸的揍骂。
喜儿这种“吃软不吃硬”的反叛个性，在当时的那个家庭氛围里也使得她比同仿年纪的女孩子要早熟得多。或许在她的心灵上从小就烙下了“人老实被人欺，马老实被人骑”的印记，因此她就像野小子似地我行我素。而慧敏呢虽然当时人还小，可她也会时不时地倚仗着来自父母长辈对她的宠爱而对姐姐进行欺负与捉弄，反过来喜儿自然是要抗争的，可是又有什么用呢，结果人大们反倒说喜儿在欺负小妹妹，由此造成恶性循环，愈会对喜儿造成不利，吃亏的就永远是她了。有一些势利的邻居，知道喜儿是个不被亲爹后妈疼爱且没人管束的“坏”孩子，就千方百计地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与之接触，认为要被其带坏的。
可想而知，喜儿受到的是多么不公的待遇呵，在家得不到温暖，在社会上又不被人很好地接受，一些思想激进的或谓之“进步”的中学同学，大多对其避之不及。我奶奶家里的人对喜儿当时的处境也是有点儿同情与惋惜的，我奶奶偶尔也会说：“长得介标致的漂亮小囡，到头来哪能会变得格能呵？（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何变成这样了呢？）”不过呢，那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时连自身也难保的年代，因此谁还会再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呢。再说了，在外人的眼里喜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拉三坯”（方言：指女流氓之类）。
自打喜儿去了崇明后，慧敏家倒是清静了不少，即使到了大过年的日子喜儿也极少回家。期间也隐隐约约地会从与喜儿同在一起插队的，家住附近的同学那里传来一点有关喜儿的消息。听说喜儿在集体户谈起了物件，还说那男的也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小混混，说那男的抽烟很厉害，喜儿也学会了抽烟等等。总之，有关喜儿的信息都是不太好的，或者就是一些负面内容，反正用慧敏他爸的话来说就当没生养过这个女儿。
大约在我随父母离开上海到外地生活有三、四年的光景，那年春节前夕正当我们回上海探望爷爷奶奶的时候。突然有一日听到喜儿也回到上海来了，说是她怀孕了，而且快要生产了。咦？喜儿怎么早嫁人了？他的老公是谁呢？不对吧，那怎么会怀小孩子呢？这一切对当时的我还是不能理解得了的。喜儿显然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街坊邻居议论的对象。集体户也呆不下去了，听说她的那个恋爱对象由于在队上与人打架致人残废被捉去坐牢已有过把月了。哎！这苦命的还不到20足岁的上海女孩难道就这么完了吗？
尽管慧敏他爸是恨铁不成钢，可喜儿终究还是自己的孩子啊，他生怕时间久了会让许多人知晓家里发生的这桩“丑事”，以致影响到家里其它人的生活。于是他托医院里的熟人想让喜儿赶紧去做引产手术，打掉这个腹中的“罪孽”。可是人命关天，肚子里的孩子实在是太大了点，如果硬要动手术，那么极有可能大人孩子都不保。这可犯难了，而喜儿又死活不肯将孩子打掉。
无奈之下，在一股痛心一股恨心的纠结中，慧敏爸只好央求自己的老婆在老家农村托人暂时给喜儿找个落脚地，请接生婆帮忙把孩子生下来后再说了。说干就干，经过一番安排后，由乡下上来的人将经过一番“易容”装扮不至于被人认出模样的喜儿，悄悄地搭乘长途客运班车去了苏北某地待产，据说在那年初春的一个凄风苦雨的傍晚，喜儿产下了一名健康男婴。满月后，无路可走的喜儿只好硬着头皮又重新回到了农场当知青。
不幸的是，自当了单亲妈妈的喜儿实在是受不了别人对其的指指点点以及不太习惯没有尊严的生活处境，于是她经过再三思量后，将孩子托付给了一名善良的老乡……。接着喜儿竟然悄无声息地出走了，后来有人反映说喜儿可能当时是带着从农场里偷偷弄出来的剧毒农药离开的；也有人说看见过喜儿漫无目的地登上一艘从上海开往大连的轮船……。几日后，在一个风高浪急的深夜，在一处较为僻静的海滩边有人发现了一只里面残留有剧毒农药的空瓶子……。
那一年刚好是1979年的春天，也是知青大返城的开始阶段。喜儿是作为当年知青一分子，遗憾的是她永远留在了他乡，却死无葬身之地。此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拨乱反正，仿佛一切转向了好的发展方向。后来我听说喜儿当年所生的那个男婴也被慧敏的爸爸也就是孩子的外公接回上海与之一家人生活。慧敏并不讨厌这个外甥，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来越喜欢这个孩子了，那孩子也对这个阿姨很亲的，有时学校开家长会什么的总是会由慧敏去参加的。不知情的人以为慧敏就是那个孩子的妈，当有人夸奖她这个当“妈妈”的显得特别年轻时，慧敏也往往不会多做解释，同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仿佛也在感受到作为“母亲”的那种欣慰与踏实之感。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年近40岁的旧时小伙伴慧敏依旧是孤家寡人一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还没结婚。起先一直与她的父母一起生活的，后来随着年老体弱的父母相继离去，她先后送走了老人后，就将房子留给了她的外甥，也就是喜儿的儿子居住。慧敏则用贷款购得一套离工作地较近的，地处浦东的二手小单元房入住。她的外甥大学毕业，长大成人，直至工作到结婚，慧敏的确操个许多心思。或许是应验了“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吧。慧敏的外甥也经常会拎着礼物什么的上阿姨家来，就像是回娘家似的走得很勤。
那孩子很懂事，也让慧敏视为自己的上辈对待。听说后来他还给慧敏介绍了一位年龄相当的丧偶的大学教授为伴。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