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墙

互助县林川乡有两个自然村，分别被称作边墙根和闇门，村名带有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单单从字面意思理解，两个村的来历和环西宁卫修筑在箚板山的明长城有关。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建立以后，首先关注的是边境安定和王朝统治。中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长城修筑史。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战国之后，秦、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辽、金等朝代均修筑过长城，并将这种大致介于中原农耕地带与北方游牧地带之间的军事工程通称为“长城”。可以说，修筑长城便是中原皇族抵御外族入侵的主要手段。孟姜女哭长城的凄美爱情故事留传了千年，依然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爱情传说。故事的主题是坚贞不屈的美好爱情，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修筑长城是巩固边防的头等大事。明朝是最重视修长城的一个朝代，闻名遐迩的八达岭长城、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都是明代修建的。青海是明朝的西北边陲，自明朝建立起就在青海境内大量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据《西宁志》《西宁府新志》记载，青海境内边墙与边壕的修建，始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由西宁兵备按察使王继芳、周京等负责修筑，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副将达云、同知龙赝、通判高第进行了修缮和增筑并完工，历时50年之久。穿过历史的硝烟，我们仿佛还能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边　墙

在互助县林川水洞村、泥麻村，村民对于北部山梁上的土墙称之为边墙，已经沿袭了几百年。每每问起村民，村民都会说，自古就叫边墙。因此，泥麻村的一个自然村就叫做边墙根。“边墙”一词《辞海》解释为“长城”，因此，可以确定，边墙就是指长城。《辞海》对“明长城”做如下解释:“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时，前后修筑长城达十八次，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称为'边墙’。”《中国历史大辞典》也有相似的解释:“明代为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前后经历二百多年，基本完成长城修筑工程，东起鸭绿江边虎山南麓，西抵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称为边墙。”由此可见，明时，青海互助、大通一带是边防前沿，长城脚下多有屯兵，在生产生活的同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戍边。故而互助各地多营和堡，如威远镇凉州营、松多马营，丹麻新添堡、哈拉直沟师家堡、魏家堡、毛荷堡等等。互助各地多有互助人是明时南京珠玘巷搬迁过来的说法，并没有历史依据，但屯兵戍边，守卫边疆这个任务是必须的。为保障边境安宁，明朝政府在青海互助、大通一带修长城，筑兵营，保卫边疆安宁。青海边墙作为明代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其本体由夯土墙、石墙、山险墙、山险、河险及壕堑组成，长达331.8公里，从北、西、南三面拱卫着西宁。根据《青海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显示，互助县境内的明长城总长度为69561.6米，主要分布于县境北部，东部起自龙王山，西部止于箚板山，从东至西依次穿越了松多乡、丹麻镇、东和乡、林川乡、南门峡镇、台子乡、五峰镇7个乡镇。长城东部起自互助县与乐都县交界的葱花顶，由东南向西北蜿蜒穿行于高山之间，翻越龙王山，沿东南至西北方向抵达柏木峡口，穿越林川乡唐日峡山口，向北经过五石嘴山口，转向西南穿越水洞峡河、水洞村，从泥麻村上豁牙口边缘起，继续向西南穿越泥麻村生地和泥麻村，从闇门继续向西南延伸，穿越马家庄村西的山梁，进入泉湾自然村，顺山脊而上，后折向东南经过马家庄村西南的大山山腰、直沟山脊，复又转向西南方向，沿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黑墩山山脊(黑墩山位于台子乡哇麻村北部，当地人称穹隆山)前行，绕过南门峡峡口的人头山山脊前端断崖，翻越平顶山、尖顶山、箚板山脊向前延伸，连接于大通县寫沟乡八寺崖村东南1千米的大通明长城。形成一道蜿蜒盘旋于山脊的防御要冲，护佑着祁连山南麓农业区的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得以于长城的护佑，各族群众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过着祥和宁静的农耕生活，一代代繁衍生息，传承并传播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互助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度带，地貌多为典型的第四纪黄土堆积地貌，地表黄土堆积层厚，土壤黏结性好，当地百姓多用黄土做建筑材料，筑墙打夯，调水和泥，修建家园。互助、乐都、民和等湟水谷地早期的民居都是用黄土打墙盖房，四四方方构筑庄廓，十八板的高墙为最，象征富贵安乐的殷实生活。俗话说“画栋雕梁描富贵,高墙大院锁时光。”墙高才能安居，院大才能乐业。普通人家一生最重要的基业就是打庄廓，盖新房，居家的日子才红红火火，幸福安康。国家的安定是统治阶级最为关注的头等大事，修筑长城也应该是一代盛世最为关切的大事。边墙的修筑也从侧面说明明王朝对西北边陲的有力统治，作为明王朝疆域的一部分，多民族文化在青海这片高天厚土上交流交融，逐渐形成民族气息浓烈的河湟文化，深远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可以说，长城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是因为有了长城的庇佑，湟水谷地才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文明的脚步自此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互助这片土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各种势力，各种统治，盘根错节，你来我往。匈奴、羌、吐番、回鹃、吐谷浑、蒙古等各种势力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演绎着一幕幕人间的悲欢离合，留传着一个个传奇故事。汉朝名将霍去病就是从这里踏上了西去的征途。马踏飞燕，并非臆造，那是因为有了一代名将征战沙场，封狼居胥的英雄气概才留下了踏飞燕，斩阎罗的经典传说。留下了“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经典诗歌。羌人以及从其他地域迁徙而来的月氏、泸水胡、义从胡等古民族都有在这里活动的遗迹和文献记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吐蕃政权、西夏政权、金国政权、蒙古部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很深的历史痕迹。今天互助各地和睦地居住着汉族、回族、土族、藏族、蒙古族，说明长城是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军事防御设施，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墙。它没能阻隔过哪个民族，也没有阻挡过任何文明之间的交流。于是，这里便成了文明的沃土，文化的摇篮，悠久的农耕文化和灿烂的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在高原播下了和睦共处，共建家园的种子。明王朝加强了对这里的统治，通过屯兵戍边、人口迁移等手段把这里修建成为边防前沿，进而向草原深处迸发。明朝修筑的长城、钟鼓楼、驿站传递着皇家声音，传导着国家的强盛，西北已不在遥远。

互助段长城多为土墙结构。墙体就地取材，黄土夯筑，这得益于祁连山余脉的地表地形。墙体类别有夯土墙、石墙、山险墙、山险之分，建筑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在土墙外侧断断续续有一条与墙体并列而行的形如壕堑的随墙壕，因墙体大多穿村而过，随墙壕遭人为破坏较为严重，故时隐时现。随墙壕总是在不远处与墙体并行且处在敌人进攻的一侧，据此分析，随墙壕具有防御制敌的功效，是有意挖掘。随墙壕也是互助段明长城本体防御工程的主要特点。

互助境内山险墙有四段，主要分布在由平川向山险过渡的山坡上，一般选择在山体坡度较大的地段，根据山势的平缓陡峭特征不同，将土坡或石崖进行削挖，削成陡峭的断崖后，底部自然形成一个平台，利用陡峭的断崖御敌。这种修筑方法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理条件，建筑形式简单，施工省力省时，亦能达到御敌之效。山险也有四段，主要是龙王山、五石嘴、南门峡南山、平顶山和箚板山上，山高峰险，陡峭无比，人和马都很难逾越，由此达到防敌的目的。壕堑有三段，均位于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长城东部，始于林川乡水洞村东北小轱辘山山顶，顺山而下至平川处止。三段壕堑分别和山险、山险墙、土墙衔接连为一线。

今天我们还能见到的长城墙体，已逾千年，至今盘旋在高高的山岭，似在诉说那个风尘岁月，历史的回响在这里擎起了民族的脊梁。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长城与黄河的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今天，我们找寻长城留下的遗迹，更是在找寻民族自强不息的气概，来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并在长城脚下诉说，我们并没失去的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誓言。

闇　门

闇门出自《新五代史·梁臣传·葛从周》：“从周至军，益闭垒不出，而凿三闇门以待。晋兵攻之， 从周以精兵自闇门出击，败晋王 兵。”解释为：“古代凿于城壁的秘密出入口，以备出兵袭敌。”在这里指留在长城上的闇门，方便兵士进出，运送兵器物资以及出兵袭敌。

据《西宁府新志》记载，在环西宁卫乐都、互助、大通、门源段修筑的边墙上建有19座闇门，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有3处闇门，分别是位于南门峡长城墙体上的威远闇门、边墙根闇门，和位于龙王山长城墙体上的柏木峡闇门。

闇门也称暗门，现在是指在长城沿线一些重要的通道所开的方便之门。闇门的建筑结构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位于交通要道的闇门，门洞较宽，建筑均较为规整，有些门洞上还建有门楼等，而建于险要山体之上的闇门较小，主要是进出通道。随着历史硝烟的散尽，闇门所处的地理位置逐渐演变成当地村庄的地理名称，如南门峡和林川泥麻的闇门村。村庄的名称也正是因为长城闇门的存在而留存至今，成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涤荡着历史的厚重。

《西宁卫志》述：“西宁如以孤緬悬弹丸，掷之群虏掌中，左右前后，无所倚仗。堂皇篱落，自为中外吁危矣。所恃者，通年硖碎［作］、闇门、边墙、水洞、城堡、营寨、墩堆栉次鳞比，代代创造，时时增修，足少恃焉。”由此记载可知， 闇门是长城重要的防御设施之一。作为长城的一个重要建筑，闇门遗迹已迹无可寻，仅从（清）杨应琚所著《西宁府新志》记载，经实地调查，根据地名及各段长城所处的地形地貌，基本确定各闇门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气候变化，闇门已被损毁，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仍然得以显现。我们无法复原长城曾经的辉煌，但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长城在游牧与农耕两个文明生存空间的争夺中所处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长城，使得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在长城脚下碰撞和融合。长城并没有阻隔两大文明，长城其实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两个文明在这里得以互补，最终融合，形成中华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大一统局面，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千年而不倒。

我们需要感谢长城，因为有了长城，我们才有了这片祥和的土地，我们才能从马背的动荡回归到田野的宁静。

烽　火　台

烽火，意思是古时边防报警的烟火，也指战争、战乱，出自《史记·周本纪》：“有寇至，则举烽火。”。烽火台，又称烽燧、墩台。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是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互助段明长城多有烽火台，如松多马营拉卡村烽火台、东和山城村烽火台、黑庄村烽火台、林川马家庄烽火台等等，《青海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对各地烽火台进行了详细调查标注，互助各地除上述烽火台外，还有威远镇红咀村烽火台，塘川水湾村烽火台、总寨村烽火台、双树烽火台，五峰七塔尔烽火台，台子善马沟1号、2号烽火台，直沟烽火台，上台子1号、2号烽火台，格隆烽火台，闇门烽火台，共20个烽火台，各烽火台遗存程度不一，但都已损毁，双树烽火台、黑庄烽火台能清晰分辨出烽火台基座式样。这些烽火台通常选择在易于相互瞭望的山顶及高岗处修筑，充分反映出了“烽燧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在平地高过处置”的建造特点。烽火台一般相距5公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2.5公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根据文献记载，在明代，由于火器用于兵防，烽燧报警信号的定制又在前代基础上增加了放炮。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有法规定：敌百人左右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与传统的讯息传递方式相比，烽炮发出火光、烟雾和强烈的爆炸声，使军情传递得更快更准确。

烽火台与长城本体的布局各地不尽相同，多数置于长城内侧，少数置于长城外侧，只有部分紧邻长城本体，大多数烽火台是在长城以外并向远处延伸，主要矗立在交通要道两侧、峡榨、闇门及关堡附近。烽火台的布局有的由数座烽火台组成烽燧线呈线状分布，走向清晰；也有的为点状布局，虽没有形成清晰走向，但都可彼此联系。

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峰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400多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判断地形和地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形成通达无阻的通讯网。

由于烽火台多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烽火传，狼烟起，生灵涂炭。曾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明冷兵器时代烽火台的重要性。相传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周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博得褒姒欢笑，但却也一次次戏弄了诸侯，各诸侯不在相信烽火。后来犬戎真正攻进了镐京，周幽王命人点燃烽火，但各诸侯以为是戏耍之计，没有派兵拒敌，导致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周幽王，西周灭亡。故事也从侧面说明了信用第一，法规至上，任何人不可随意破坏。

诚然，每一位普通百姓都不希望发生战争，都不希望点燃烽火，引得狼烟四起。正如元作曲家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并不是百姓所期望的，他们更期望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和平时光，杜甫在《春望》中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争带给人民的是苦难和无望的生活，所以，长城的修筑更多的是为了保卫和平宁静的生活，让老百姓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事农耕，兴家业。可以说，50年的修建史保卫了大明王朝二百年的基业，也还给了百姓200年的平静岁月。长城了也是各民族和睦相处，融合发展的最好见证。

城　堡

据《西宁卫志》《西宁志》等文献记载等文献中记载，互助县境内的堡寨共计有16座，已核查保存有明显遗迹的有14座，分别是松多马营堡、五十北庄古城堡、哈拉直沟师家堡、破寨子堡、丹麻新添堡、张家堡、松德堡、沙塘川堡、双树大通苑堡、威远堡、白崖堡、班家湾堡、五峰陈家台堡、下马圈堡。另有两座堡寨地址已损毁不详，分别是魏家堡和纳零沟堡。城堡主要分布于各村地势较高地带，远离长城墙体，近交通要道，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堡寨作为长城防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管辖附近的长城和烽火台，执行长城沿线的军务防守任务及保境安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堡寨的修建须合乎兵书上规定的据险、可瞭望、方便传递军情的地形要求，因此其修筑要择其地形，因地制宜而建。如五十北庄古城堡修建在北庄村塬台上，三面悬崖一面环水，东可抵松多本康沟来犯之敌，南可观红崖子沟全域，西可防哈拉直沟、丹麻一线，北直抵甘滩峡，扼守着战争要冲。大明王朝依托这些堡寨，以长城本体为防御中心，再配合烽火台的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一道攻守兼备的纵深防御体系。

在丹麻山城村、新添堡村一带留传有这样的佳话：“先有新添堡，后有威远堡”。《西宁志》记载：“新添堡，城东北八十里。”说明新添堡位于明代西宁卫东北八十里防御段,并早于威远堡修筑。新添堡位于丹麻镇南十公里新添堡村，北抵达坂山，南通湟水河，近邻丹麻河。根据《青海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所示，该堡与班家湾堡、破寨子堡修筑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新添堡村村史碑文上这样记载：“明清时期该堡内建有衙门府第，乡间庙宇，有官军驻守。史料载‘苏煦于明万历十六年调任该堡堡官，居堡外，任满由张明奇接任’。清同治十一年（1873年）该堡裁撤，官军西征，该堡则改为转动粮台，苏万选又于其事。”这与新添堡村苏氏家谱序所记基本一致。村史碑文还赋诗以作训导记之，诗云：“一峰西秀俯雄庄，流水荣环碧树香。多少良田南北亩。但知耕作子孙良，莫因闲事常开口，虽有清官早纳粮。唯把殷勤牢记得，夜灯红处书声长。” 以此可知，该村除有屯兵守卫和历史外还有书声传家的良好习俗，得以此，新添堡村多出文人秀士。如今新添堡原城堡损毁严重，堡墙大部分断续存在，局部消失，瓮城仅残存一段南墙，马面底部坍塌十分严重。由于长期受风蚀、雨蚀、植物生长等因素的破坏，致使部分墙体坍塌。

威远堡，明置，属西宁县。即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驻地威远镇。据记载:“威远堡城东北八十里。”这里“城”指西宁卫城，该堡与班家湾堡、破寨子堡均为嘉靖十四年(1535年)筑。又据清代乾隆时纂修的《甘肃通志》记载:“威远堡在县(原西宁县)东北八十里，北至闇门边墙二十里。明嘉靖年筑。城周三里，设官兵驻守。又有沙塘川堡、破寨子堡、班家湾堡、新添堡、下马圈堡，俱在县东北。”《清一统志·西宁府二》： 威远堡 “在西宁县东北八十里，北至闇门边墙二十里。明嘉靖十四年筑，城周三里有奇。本朝初设守备，今改都司”。1930年改为威远镇，为互助县治。威远堡位于今互助县威远镇古城村村北。该堡周围地势开阔广衍，古称沙塘川、广牧川，自然条件优越，东距西宁至互助公路约20米，距塘川河1千米。该堡整体已损毁，东墙消失，局部西墙与北墙被夷平利用为耕地田埂。

双树大通苑小学修建在了古大通苑堡内。大通苑堡地处塘川河谷，宁互交通要冲，周边地势开阔，据守西宁卫南北。由于建校，院内开展教学活动，古墙体多有破坏，部分墙体曾坍塌修复。据《西宁志》记:“大通苑 城东北六十里，嘉靖十三年(1534 年)新筑。”又据《西宁卫志》记载:“威远……七十里大通苑堡、新添堡、董家寨、纳零沟、魏家堡。”据此可以确定，大通苑堡修筑早于新添堡和威远堡。松多马营堡，民间俗称羊胸子马营，位于互助县松多乡马营村西北面山坡上，距拉卡村1号烽火台 1.5 千米。马营堡保存格局基本清晰，略呈三角形，堡墙东西两墙利用了自然地形加以修整，南北墙系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0.13 米。墙体外侧南、西、北面有护城壕沟。《西宁志》记载:“[原注:右十二马营，俱成化十六年(1480年)都督鲁鉴监设，每营屯兵五十名，防范西番。自正德七年(1512年)海虏占据西海，遂废]。”所谓“右十二马营”，即“西石峡马营、旧红崖子沟马营、奴木只沟马营、黑松林马营、西番沟马营、马安山马营、白土坡马营、小峡口马营、石峡山口马营、檏儿沟马营、羊脑子沟马营、松林坡马营”其中“羊脑子沟马营”，在《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中又作“羊胸子沟马营”，马营堡属十二马营中的“羊胸子沟马营”，故该堡始建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废弃于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该堡是互助境内修建较早的古堡。北庄古城堡位于互助县五十镇南1.5千米的北庄村村中。北庄古城堡东西两侧均为低缓的山丘、小沟，海拔2500多米。西侧是红崖子沟河，由北向南注入湟水。堡墙墙体采用黄土夯筑，呈梯形状，夯层厚0.2 米，东墙残长79、南墙残长52、西墙残长 70、北墙残长 78 米。堡内现仍有住户以原城堡后裔居住，并坚守堡内城墙、龙王庙，是目前保存较好的城堡之一。

师家堡位于哈拉直沟乡师家村，属川水地带，城堡形制基本完整，据《西宁志》记载:“师家堡城东北五十里。”城指西宁卫城，此处距离西宁城东25千米，其修建于万历元年(1573年)，属都御史廖逄节议题帮筑城堡之一。 白崖堡位于互助县威远镇白崖村，该堡整体格局不清，据当地村民介绍，白崖村堡原有内城和外城(外城即罗城)，呈长方形。据记载:“祁土司世居西宁县北九十里寄彦才沟……土民八百余户，明时分为四族，国初分八族，共七百户。……散处各庄，朵思代庄、白崖子、吉家庄、写尔定、张家湾、喇哇庄、宗盛庄。”《甘肃通志稿·民族三·族姓三》记载:“西祁土司世居县南九十里，散处各庄如下:朵思代庄、白崖子、吉家庄、写尔定、张家湾、喇哇庄、宗盛庄。”又据白崖村年老村民介绍，民国时期祁土司最后一代百户仍在此堡中生活过。这也是土族祁土司居白崖堡，辖周边各村落的文字记载，也是互助土族土司制度最有力的文字说明。可以想象，长城脚下，祁土司指挥兵马驰骋疆场，安抚民众的豪迈与柔情，远古的号角似乎还在塘川河畔猎猎狰响。

陈家台堡位于互助县五峰乡陈家台村，堡两侧为低缓的山丘，北距平大公路5米，南距下马圈沟河0.3千米，与北川河相望。据记载:陈家台堡最早居住的是陈土司，陈土司的先祖为陈子明，为江南汉族。1367年，明王朝首先授元朝淮安右丞陈子明为指挥使，使其世居西宁以北五十里之陈家台(即今天互助县五峰乡陈家堡)。另据考古文物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在互助县五峰乡陈家台村发掘出土了一通陈土司陈辅墓志铭，表明陈家台堡为陈土司居住守卫的地方。同时还有下马圈堡、沙塘川堡、魏家堡等，各堡均有不同程度损毁，部分能找到遗迹，部分原址也分辨不清，古城堡曾经的辉煌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回荡着沧桑的梵音。而今，历史的硝烟已散尽，各城堡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效能，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它见证着青海历史的发展，见证着各民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发展，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去回顾它，追溯它曾经的辉煌与历史，无论是从文化的挖掘，还是历史的考证都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长城的辉煌，才有了青海灿烂的河湟文化、昆仑文化和青海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碰撞的黄河文明。

青海长城城墙基本上是夯土结构，不管是边墙、烽火台、敌台还是城堡在很长的年代里被风雨剥蚀乃至坍塌，有的被人们夷为平地耕田种地，有的被人们取土用于家园建设，几乎消失殆尽，但存在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该对箚板山那条沧桑的长城能得以保留而感到庆幸，它苍白的历史就像位饱经世事的老者，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金戈铁马、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人生无常，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组成了民族厚重的历史，演绎着人间真情，人生大爱。如今，烽火台上的狼烟不再升起，曾经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早已远去。而青海明长城经历了几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和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沿着明长城的遗迹，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意志、勇气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赋予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