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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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是一个叫做“李府”的自然村，坐落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濯港镇境内。村子离湖北黄梅县和安徽宿松县共有的龙感湖不远。龙感湖是由湖北、安徽、江西之间的古长江滞洪湖泊彭蠡泽演化而来，古代是"雷池"的一部分。我们的祖先是在明朝由江西迁入湖北的，是越过了”雷池“来到了黄梅。
一
小时候就听长辈们说，我们的祖先来自江西一个叫做“瓦屑坝”的地方。对此，我曾经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根据史料记载，瓦屑坝本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渡口。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对人口锐减的地区进行大移民，于是大量移民从江西鄱阳湖畔一个叫“瓦屑坝”的地方上船迁移到安徽、湖北等地。瓦屑坝实际上是明朝初年江西移民皖鄂两省的集散中心，因年代久远，移民后代逐渐淡忘了具体的祖居地，于是记忆中的"瓦屑坝"成了很多人的祖居地。据考证，瓦屑坝移民原居地实际上分布在江西饶州、九江两府各县。
关于李府这个村子的名字，没有哪位长辈告诉我确切的来历，家谱里也没有记载。我只能猜测我们的这个村子是一个大户人家落户繁衍下来的，不然怎么能称得上叫“府”呢？邻近有陈、蒋等姓的村子，不是叫“墩”、就是叫“圩”，或者是“畈”，没有哪一个村子叫做“府”。据老辈人讲以前建房挖地基时常可以挖到青条石或老地基。这大概是经常遭水灾，村子多次重建的缘故。村子最初是不是大户人家，现在已无从考证，毕竟只有一个村子的名字留下来而已。
但是，我们村子的李姓却是大有来头的。根据李氏家谱记载，我们这支李姓是唐太宗李世民儿子李恪的后代。家谱尊李恪为第一世，有如下记载：“恪封吴王太宗五子也母隋炀帝之女……”。家谱里记载的李恪生平与史书记载大致相同，但是史书记载李恪为唐太宗的第三子，有可能是家谱多次修撰中出现的谬误。但是，家谱记载的五世公李渤与其兄李涉隐居庐山创立白鹿洞书院，与史书记载一致。
二
不管是曲折离奇，还是颠沛流离，先祖们的历史早已湮没在尘埃里。这个叫做李府的村子也一直波澜不惊，从没出过什么达官显贵，甚至于土改时全村几十户人家竟然没有一家够得上“地主”或“富农”的标准。在这个没有地主和富农的村子里，我祖父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可以说是“赤贫”，而且这种状态伴随了家族很多年，影响了整整两代人。
我们家族的历史，还得从我的曾祖父说起。曾祖父生于光绪辛巳年（1881年），殁于民国甲戌年（1934年）。我们家族的一位姑奶奶曾告诉我，曾祖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不做农业，是个“郎子”（即郎中），给乡人看病；看病不收钱，主要是看病的乡人病愈后给点粮食或农副产品。家谱有文字记载，赞曰：“处世和平，睦族睦邻，学稼中止，攻医竟成，为人疗治，妙手回春，后人追念，歌颂以文。”说是郎中，估计是自学成才，主要是根据医书上的验方来给乡人治病，家里倒是有成箱的书籍。父亲说他小时候见过这些书，都是线装书，字是竖排的。他乘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时常把书页撕下来叠纸玩意儿，祸害了不少；还有的估计是1954年发洪水时冲跑了。等到父亲懂事了之后，家里就再也看不到这些书了。
曾祖父养了三个儿子。我的大祖父读了几年私塾，本来是要继承曾祖父衣钵的，但是他自小对武术很感兴趣，后来成为了一个业余的武师。大祖父一辈子基本没有做过农业，算是一个洒脱之人。他在三个兄弟中寿命最长，活了79岁，我小时候还见过他老人家。不得不提的是这位大祖父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日寇占领时期曾经当过伪保长。但是，大祖父当保长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当时没人愿意当，他是被抽签抽中的。大祖父当这个保长自己倒没有遭什么难，却给我祖父家埋下了一个祸害。
我的祖父生于1913年，在家排行老二。因为家里穷，我祖父和三祖父都没有读过书，以务农为生，因此也没有继承曾祖父的衣钵。曾祖父没什么家业，三个儿子分家时，我祖父得了几分薄田和没人要的祠堂里的半间房。我的祖母是从邻近的陈林墩嫁到李府的，我的舅爷爷姓陈，但是我的祖母却姓傅。那是因为祖母的父亲是入赘到陈林墩的，他的儿子不能随他的傅姓。听父亲说祖母是个十分要强的人，但是脾气也很急躁。我想很可能和她成长在父辈入赘家庭的经历有关，尤其是在旧社会。祖母和祖父成家后，因为太穷，经常揭不开锅，有族人就建议祖父过继给他的三叔父。因为祖父的三叔父唯一的儿子早年夭折，需要从家族里的侄儿里选择一个过继为嗣子来为他养老送终，而嗣子则可以继承房产和土地。起初祖父母迫于长辈的压力和自家的生计就答应了，并且搬到三叔父家里共同生活。但是，好强的祖母受的了寄人篱下的委屈，却受不了村中好事者的轻视和嘲讽，最后还是和祖父搬回了祠堂里的那半间房。“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见不得人在背后嚼舌头”，这就是祖母的性格。
祖母的基因很强大，我的父辈和兄弟辈都或多或少遗传了她的性格。我的祖父，我也未曾见过，但是从父亲的口中我得知他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人，而且有些胆小怕事，非常内向，平时话很少。尽管祖父、祖母的性格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勤劳。他们倒也可以混得温饱，因为祖母的克勤节俭，还略有些压箱底的积存。
大概是1940年前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祖父家的运数。那是一个傍晚，村子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腰里别着一把系着红绸带的手枪，打着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的旗号，说保长给日本人办事，要找保长算帐。那天大祖父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在家，也有人说会武功的大祖父当时就翻墙跑了。后来这两个人说不抓人也行，要派捐，反正就是要给钱。这两人威胁要拿到钱才走，不然就要人命。与族人僵持之下，有人说：冤有头，债有主，既然找不到老大，那就找老二吧！于是两人闯进了祖父安在祠堂的家。祖父和祖母当然是不给钱，本来也没有钱给。但是，这两个歹人看到了祖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父，那时候大概也就五岁左右。他们威胁说不给钱就要把小孩带走抵押。这一下就抓住了祖父祖母的软肋，他们不得不屈从。祖母先是按照要求做了一顿饭喂饱了两个歹人，接着就踮着小脚一步一颤地挨家挨户去借钱。两个歹人拿到钱之后，拿着枪胁迫祖父送他们离开村子。因为是夜晚，他们不认得路。他们怕祖父故意带错路，也可能是把祖父当作人质，一路上拿着枪从后面抵着祖父的腰。胆小怕事的祖父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吓得腿都软了，哆哆嗦嗦地将两个歹人送到大路上后几乎瘫倒，连家也摸不回了。天快亮时，族人循着歹人逃跑的方向寻来，竟然发现大路旁边的田里扔着歹人的手枪，拿起来一看，竟然是木头做的，表面刷了一层黑漆！这才知道这两个人本就不是什么新四军或国民党军，而极有可能是两个土匪或者流寇。
那一夜过后，祖父一家就彻底变成了赤贫。为了还钱，要强的祖母拿出了压箱底的全部积存变换银钱，还把几分薄田作价卖给了乡邻，从此也失去了生活的唯一来源。为了活命，祖父、祖母带着大伯父住到了远离村庄的湖汊，在湖边的烂泥地里耕种刨食。因为远离村庄，来回不方便，他们索性在那里搭了一个茅草窝棚住下。因为经常淹水，常常是颗粒无收，偶有乡邻接济一点粮食，得以勉强糊口度日。
这种赤贫的生活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期间祖父母生育了好几个孩子，但是大多夭折。我的父亲生于1948年，是家中最后一个孩子。在他上面除了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之外，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好歹这三个孩子活到了解放后。可惜的是，比父亲大两岁的姐姐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夭折的命运。1954年洪水时，整个村子都被淹了，祖父祖母带着三个孩子跑到地势高的上乡山区。洪水过后这个七八岁大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害了“大肚子病”（我推测可能是血吸虫病），死在了异乡，草草掩埋，连坟头都没有留下。
父亲曾告诉我，祖母曾一度怀疑养不大他，所以干什么活都将他带在身边。在李府村子周围的田野里有几个不知是哪朝哪代曾经存在过的村庄，可能是因为兵荒马乱或是天灾人祸，已经没有了人烟，只留下乱坟岗和泥土下的砖头瓦砾。为了建屋，祖母经常带着父亲在那里刨砖头。有一次，他们竟然在瓦砾堆里挖到了一只金耳环！这只耳环最终被戴在了父亲的耳朵上，因为祖母听说给男孩子戴耳环能够起到护佑辟邪的作用。显然这只是迷信，但是祖母深信不疑。这只耳环戴在父亲的左耳上一直到10岁之后。每次遭到伙伴们取笑之后，父亲闹着要取下耳环时，总是被急脾气的祖母一顿呵斥，甚至是一两个“栗凿”招呼。以至于小时候的父亲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不自觉地用手去摸自己的耳垂，看那只耳环还在不在耳朵上。这只戴在父亲左耳上的耳环还真的救过命。那是1959年自然灾害开始的时候，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在全家人饿得受不了的时候，祖母想到了那只耳环。最终耳环卖了钱并换来了粮食，全家人终于挨了过来。
三
尽管祖父和祖母都是文盲，但是他们知道识字的重要性，也吃过不识字的亏，更深知读书受人尊重的道理。解放前，在家里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咬牙把我的大伯父送到私塾念书。因此，大伯父在同辈人中算是有文化的人。尽管他没上几年私塾，但是却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而且真的是读书，大声念出来的那种。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晚年的时候，在农闲季节的夜晚，大伯父常常给不识字的发小邻居读《七侠五义》、《隋唐英雄传》或《水浒》等武侠小说。昏黄的白炽灯下，两位老人一位读得认真，一位听得入神。这个场景一直延续到听大伯父读书的那位老人去世，一时在村子里传为美谈。
我们家族第一个进学校读书的是父亲。父亲天资聪明，字写得很漂亮，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却没能考上中学。父亲说当时他们学校只教语文和数学两科，但是区里的升学考试却还有一科——自然。当时的学校连“自然”这门课的课本都没有，也没有会上这门课的老师。所以父亲尽管考了班上的最高分，却比不过区里那些学过“自然”这门课的普通学生。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教育公平，没考上就直接回家务农。父亲回生产队劳动后不久就当上了大队的会计，成了生产队里的得力干将。
尽管没能继续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还是很想出去见见世面，改变一下家里的状况。1968年，父亲应征入伍了。对于父亲的入伍，祖母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她不敢阻拦，因为当年抗美援朝征兵时大伯父报名参军时，她就阻拦下了，以至于大伯父一直在埋怨祖母阻碍了他的前程。其实，祖母是害怕失去自己的孩子。
在旧社会，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解放前，李府村里曾有过四个当兵的。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本房的族人，名叫李进清。家谱有记载：李进清，生于民国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任陕西关中师管区司令部中尉，殁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公葬陕西。我推测这位国军中尉应该是牺牲于抗日战场，但是家谱对此并无详细的记载。还有三位都是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去当兵的。其中有一位名叫李长生的经历也很传奇，他生于1921年，虽然是被国民党拉了壮丁，但是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最后牺牲在朝鲜战场。另外两位是兄弟俩，则颇为凄凉。他们兄弟俩一起外出，在半道上被拉了壮丁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推测他们俩死于战乱，也有人说他俩去了台湾。他们的母亲商氏一直等到了1972年，但是这两兄弟一直是杳无音讯。商氏生于光绪甲申年（1884年），这样算来，她老人家一直等到了88岁才离开人世。
李府村里这几位当兵的遭遇在当时不可能没有影响到村里人，更何况是有过好几次失子之痛的祖母。在她的潜意识里，当兵就意味着死亡和失去。祖母是善良的，她非常同情那些失去儿子的寡母。她曾经让父亲常年给两位儿子被拉了壮丁的商奶奶挑水，直到父亲参军离开家乡那一年。
祖母泪水涟涟地送父亲去参军，然后就是长年累月地以泪洗面，为父亲担忧。犹如狂风骤浪里飘零的一叶扁舟，她最终在1971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仅仅只活了54岁。那时父亲在部队因伤生病住院治疗，过了很久才得知祖母去世的消息。祖父在祖母去世后的两年也因病撒手人寰，勉强活到了60岁。
纵观祖父和祖母的一生，他们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没有想到的是——祖父和祖母的早逝却意外换到了父亲跳出农门的机会。那是父亲退伍后不久，回乡办理落户手续时，得知一个新的政策：凡父母去世而无家可归的退伍兵可招工到黄石的矿山工作。父亲完全复合这个条件，于是落实招工政策后坐着大卡车来到了黄石，成为了一个公家人。父亲成为公家人让我们的家族在村里扬眉吐气了一回，那个年代能成为在外工作的公家人实属不易。父亲也成为村里受人尊敬的有身份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家族的人上次享受这种尊敬还要追溯到当郎中的曾祖父。
父亲工作三、四年后，因为出身贫农，当过兵，在部队就入了党，在单位工作表现突出，且文笔较好，被单位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读大学。这本是一个圆父亲读书梦的好机会，但是在反复考虑之后，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首先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时候哥哥还小，母亲一个人带着哥哥在李府生活，住在祖父母留下的一间土砖房里，家里主要靠父亲寄钱回去，如果去武汉读大学，收入会减少一半。其次，父亲还是觉得自己的文化底子薄，连中学都没有读就去读大学，他觉得心虚，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祖父中规中矩的性格。最后这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给了另外一位同事。这位同事毕业后回我们的子弟中学当了一名政治老师，我读中学时还教过我。而父亲则当了一辈子工人，直至退休。
父亲放弃读工农兵大学是我们家族与大学的第一次擦肩而过。没有想到，很快又有了第二次擦肩而过。那是1978年的高考前夕，这次是大伯父的长子，一个我未曾有过记忆的堂兄。那时候刚恢复高考不久，大堂兄在县里的高中就读，成绩非常好。高考前几个月的模拟考试中，大堂兄取得了全县第二的好成绩。然而，就在老师们商量要不要他报考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时候，大堂兄却莫名地持续低烧，身上出现了不少的瘀斑。开始以为是读书用功过度所致，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挺住。他在县医院抽血检查发现血象极低，医生诊断为白血病，建议赶快转到九江的大医院治疗。可惜的是大堂兄没有等到去九江的大医院，在高考前的1个多月就匆匆离世。
大伯父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他的几个身体都很好，我们家族里也没有人得过这种病。后来，我从四堂兄那里得到了可能的原因。那时大伯父家里孩子多，买不起开水瓶，开水都是现烧现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喝凉水。这在当时的农村也很平常。那时候是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憋着一股子劲，争分夺秒地学习，要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大堂兄在家学习时，要学习到很晚，夜里没有热水喝，家里就找了装过农药杀虫剂原液的铝罐，里面灌进热水拧上盖子后丢在灶膛的余火灰烬里煨着保温。大堂兄每天晚上喝的就是这种热水，也许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大堂兄患上了急性白血病。
大堂兄生于1961年，去世时年仅17岁。大堂兄的去世令家人悲痛欲绝，老师、同学和乡邻也莫不扼腕痛惜。如果没有生病参加了高考，他必定会考上名校，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这一点毋庸置疑。那时候李府整个村子还没有出过大学生。如果大堂兄没有生病，本应是我们李府的第一位大学生，这对整个村子、家族和大伯父家都意义非凡。
也许是大堂兄的去世给大伯父的打击太大，大伯父家的二堂兄、三堂兄小学毕业后，就分别被大伯父安排去学了铁匠和泥瓦匠。大伯父认为还是学一门手艺靠得住，但是两位堂兄最终都没有学成手艺，早早地就回家跟着大伯父种田了。
与大学的第二次擦肩而过后，家族的孩子对于考大学似乎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这种潜意识里，四堂兄也只是读完了中学，其他的几个从兄弟也都早早离开学校加入到种田或打工的行列。
家族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转机发生在1993年，那一年我的哥哥参加高考。哥哥从小就成绩很好，在省重点高中就读，很有希望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但是就在哥哥高考前的一个星期，也许是命运弄人，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这个病本来是要住院手术的，但是住院手术的话就不能参加高考。也有医生建议输液保守治疗，先把高考考完再说。但是，如果囊尾炎穿孔会有极大的生命风险。这个时候，大伯父捎来话：“宁愿要伢，不要大学！” 父亲在权衡了之后，决定先输液治疗看看，结果输液之后病情竟然缓解了，哥哥反而以另外一种心态参加了高考，发挥出色，成功考取第一志愿的重点大学。至此，我们家族里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李府村里的第三位大学生。这一次是我们家族在李府村里实实在在地扬眉吐气！
1993年也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一年。那一年我参加中考，考试的分数十分尴尬，超过了中专的录取最高分数线，又离省重点高中差了几分。这个分数只能读普通高中的重点班。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每月仅200多元，母亲在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工作，每月也只有100多元的工资。这样的收入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更不要说供家里的三个孩子读书了。哥哥考上了大学，如果我再读高中考大学，家里肯定负担不起。而且，读普通高中能不能考得上大学，还说不清楚。穷人家的孩子能有个稳定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出路。那时候，读中专可以分配工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中专，读师范或财会专业。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读技校当工人。父亲所在大单位的子弟技校还不错，包分配工作，毕业了就可以上班挣钱。这个技校还不大好考，竞争非常激烈，每年有两三千人考，但录取的不过200人左右。那一年，我考了第三名，可以任意选择技校里最好的电工或机电专业。是读高中还是技校？这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可能就没有报名去考技校，或者考技校也只是为了留条后路。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读高中考大学，但是如果去读技校我又有那么一点不甘心。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心思，他们商量后还是替我做出了人生的重要决定：家里再苦再难也要供我读高中考大学！
当年，和我做出相同选择的还有三祖父家的一位堂兄，我们是同岁，一起选择了读高中考大学。1996年，我和这位堂兄一同考上了大学。我们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都选择了学医。我想我们可能是冥冥之中受了那位郎中曾祖父的影响。
在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单位的一位领导拉着父亲的手开玩笑说：“老李，我真是佩服你，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还不满足，还想再供一个，你的心有点大啊！” 这位领导是我同学的父亲，他家里也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读高中考大学。在那个时候，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的确很艰辛，尤其是大学开始并轨收费的90年代末。那时候，工资的水平是以“百”来发放的，大学学费却是按“千”来收取。我清楚地记得我大学的学费是2800元/年，还不包括住宿费1000元/年。这在当时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们接二连三地考取大学，不仅为家族争了光，还为家族里的大人和小孩都树立了榜样。叔伯们和堂兄们在努力挣钱养家的同时，都省吃俭用，想方设法地为自家孩子上学攒钱；而孩子们都争相刻苦学习，在班级里力争上游。2000年之后，家族里出大学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长，不管是普通农家还是工薪家庭，负担大学生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已经成为我们家族价值观里的重要内容！
2001年，本科毕业后我考上硕士研究生。这一年，一直有读书情结的哥哥在工作四年后也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我们兄弟俩开创了李府学子读研究生的先河。2004年，我又继续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成为李府的第一位博士。和我一起考上大学的堂兄，本科毕业后工作两年攒了点钱，又重返校园读了硕士和博士。我们都以博士毕业于知名医学院校，毕业后都成为了三甲医院的医生。接下来，家族里又相继出了好几个硕士和博士。如今，我们都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公务员。
我们终于为家族贴上了“读书人”的标签。
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