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深处

每当我不经意地打开尘封的记忆，总有一串串铭刻在心的人物形象跳跃出来。

他们或是我的亲人，或是我的好友，或是我的同学，最让我萌生崇敬之情的是我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们。

在那段轻物质重精神的简单岁月里，他们犹如夜空中熠熠闪亮的北斗星，为我指引了一条追求知识、完善人生的光明之路……

孙秉英老师

孙秉英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老师。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便服，留着盖过耳朵的乌黑短发，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体态优雅。无论什么时候，她的脸庞上都挂着淡淡的微笑，给人的感觉十分舒服。

孙老师说话细声细语，带着软软的山西口音，特别好听，在为人处世比较粗犷的连队职工当中别树一帜。她说话办事分寸把握得很好，从来没有人听到过她大声说话，更不要说和别人红脸争吵了。

孙老师的儿子叫侯向东，寓意是心向毛泽东。他自幼在山西的老家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才回到新疆，皮肤洁白细腻，穿着干净整齐，全身上下洋溢着兵团孩子缺乏的洋气和傲气。让我十分羡慕。

由于我们家的大人和孙老师一家人关系很好，我因此在孙老师面前也就无拘无束，没有一般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遵从关系。

也许是现在有了洁癖的缘故吧，如今我特别不愿意在别人家吃饭。可是说来好笑，我刚刚9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到孙老师家蹭饭。

每天中午放学，牛木林跟着侯向东来到他们的家，和他一起比赛写作业，看谁写得又快又对。孙老师在一旁给他们做饭。等他们吃完了午饭，孙老师又拿起灌着红色墨水的钢笔，给他们批改作业。

那时候，我的自尊心特别强，不允许自己的作业本上出现被判为错误的标记红八叉。如果算错被孙老师打上了红八叉，我就会躲到一边，悄悄地用橡皮沾上口水，把红八叉擦掉，然后写出正确的答案，再请孙老师打个表示正确的红勾。

孙孙老师看到几乎被我用橡皮擦透的作业本，顿时收起了招牌式的微笑：“喂，不许耍赖啊。”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住。

二年级的时候，我听说学校要办一期迎接六一儿童节的墙报，而且是由孙老师负责。我头脑一热，径直跑到孙老师的办公室，自告奋勇地对孙老师说道：“孙老师，我给墙报写上一首诗，行不行呀？”

孙老师微笑着说道：“当然行啊！”

其实，我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而且也根本不会写。他对诗的了解仅仅是《阿勒泰报》和《北屯报》上发表的诗歌和连队墙报上的批判诗，什么唐诗宋词这些名词听都没有听说过，遑论熟读唐诗三百首。但是，与一般的孩子相比，我的特点是敢想，也敢干。

傍晚，我很快完成了家庭作业，开始为自己的第一首诗做准备。我走出家门，一个人来到长满了野草的水渠边，望着急速流动的渠水，一边徘徊着，一边思考着，口中念叨着：

“六一到，六一到，

红小兵们齐欢笑……”

欢笑以后该是什么呢？我一时无以应对。

脚边草丛中几朵盛开的小黄花激起了他的灵感：

“手捧鲜花到学校，

一起欢庆六一到。”

我兴奋极了，撒开双脚跑回了家，在一张白纸上记下了这几句像顺口溜一样的诗。

第二天早晨，我喜气洋洋地来到孙老师的办公室，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处女作郑重地递到了孙老师的手上。

孙老师飞速地扫了一眼，嘴角上浮起了一丝笑容。

六一儿童节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学校，跑到教室的南山墙，去看张贴出来的墙报。

我踮起鞋跟，仰起小脸蛋，望着贴在高高的山墙上的墙报。墙报中央上半部的刊头画是用水彩笔画的几个笑容满面、戴着红领巾、手捧鲜花的红小兵，下面配发的就是我的诗歌《红小兵们齐欢笑》。

我满心欢喜地反复阅读着自己的小诗，心中像吃了水果糖一样甜蜜。由于到3年级才开作文课，因此这是我创作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尽管这首小诗浅显直白，语句简练，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自己俨然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了。

没过多久，孙老师一家四口搬迁回了原籍——山西省侯马。1970年代通讯还很不发达，除了写信再没有别的联系方式。我和孙老师自此失去了联络。

后来，我在大学读的中文系，又从事与写作有关的职业，写下的作品不少于一百万字。

有时候想一想，教数学的孙老师还真的是我的第一个文学编辑呢。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甜美的山西侯马籍的歌唱演员谭晶，我就会想到孙秉英老师。

        苏化英老师

几十年来一直都想写一篇关于苏化英老师的文章，但是每次提起笔来却无从下手，一是因为她为我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很难决定哪些该写；二是我们都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如果赞扬的话反而有些见外了。

苏老师和丈夫徐老师都是作为上海支边青年来到新疆阿勒泰兵团的。苏老师说，徐老师是正宗的上海人，自己是安徽人，高中是在上海读的，所以毕业后来到了新疆。

我在3营15连读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优秀，引起了学校里最好的数学老师苏老师的注意。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相遇，她总是饶有兴趣地询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在数学上有什么难题等等。我中规中矩地一五一十地回答她的问题。

1977年秋天，我考入了3营中学初一年级尖子班。

苏老师夫妇由于教学水平突出，从15连小学调到了3营中学工作。这一次，她担任了初中一年级快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她的丈夫徐老师也担任了物理老师。他们夫妻俩人把全班的40名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严格教育，细心呵护，是名副其实的园丁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第一节课是数学课。徐化英给同学们讲解0的概念。她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更不是表示无，而是中间数。”

下课以后，脑海里只有非黑即白、非好即坏思维的我找到了苏老师，振振有词地说道：“苏老师，我不同意你对0的概念解释。第一，负数前面有负号，0的前面既然没有负号，那就是正数；第二，0本来就是零蛋，当然表示什么也没有。”

苏老师微笑着给我讲起了有趣的例子：“在水温上，0度既不是水的液态，也不是冰的固态，而是表示冰水混合；在高度上，它既不是海拔以上，也不是海拔以下，而是海平面的高度……”

我听了苏老师的解释，歪着脑袋想了好一会，说道：“苏老师，你说得也对。0的概念挺有哲学的含义啊。”

苏老师笑着问道：“噢，你懂得还不少嘛。都看过什么哲学书了？”

那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蓬勃向上的火热年代。广播里、报刊杂志上每天都在大量宣传科学家的事迹。

苏老师利用每周一次的班会给学生们朗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杨乐、张广厚和少年大学生宁铂、谢彦波的故事。她那富有感染力的讲述唤起了学生们建设祖国、献身科学事业的万丈豪情。

苏老师像经营自己的家庭一样精心管理着我们班。

由于快班的学生基础扎实，接受能力又强，因此教学的速度飞快，教科书上的作业题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了。

苏老师提起笔来给远在上海的亲人写信，请他们把以前藏在家里阁楼里的数学参考书全部寄到新疆来，给学生们增加练习的题量，加大家庭作业的难度。

苏老师的教学水平远近闻名，经常有外地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来观摩她讲课。

由于我们班的功底扎实，教学速度飞快，教科书上的作业题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了。苏老师给远在上海的亲人写信，让他们把藏在家里的 “文革”前的数学参考书全部寄来，给我们增加联系题量、增大作业难度。

每次学校统考，我们班都是全校平均分数最高的班级，名声显赫。

1979年的春天，为了照顾常年在祖母身边生活的年幼的一儿一女，苏老师夫妇调到了安徽省宿县符离集中学工作。

临行前，苏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关切地对我说：“我们这里教学器材落后，很多科学实验都多不了。理科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我建议你将来学文科。”

我默默地记住了苏老师的话，从此走上了文科之路。

给孙老师夫妇送行的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在学校大门外排成两列，恋恋不舍又有些迷茫地夹道欢送他们。

苏老师深情地看着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高喊着：“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顿时，一片哭声响彻在校园的上空。

2003年11月，我作为党校的学员到上海学习考察，终于见到了阔别24年的苏老师夫妇。

他们已经退休了，从安徽回到了上海，居住在南京路附近苏州河边的一幢老宅子里。

苏老师高兴地说：“上海对退休人员的政策非常好。如果我们的退休金达不到上海的平均水平，政府还给我们补齐。所以生活没有问题。”

她还自豪地告诉我：“这里马上就要拆迁了。我们要搬到莘庄的新房子去住了。你下一次来上海，就到我们的新家去。”

幸福的笑容充满了苏老师爬满皱纹的脸庞。

敬爱的苏老师把我们培养成了一个个大学生，但是因为分居两地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导致他们的儿子学习成绩不理想没有考上大学，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苏老师说：“我现在只有多帮助儿子，尽量减轻他的负担。”

敬爱的苏老师，在您为孩子们忙碌的时候，一定要保重身体。

马汉金老师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181团团部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从此以后，只要新闻中提到某个国家和城市，我都要在地图册上寻找到它们。渐渐地，我又喜欢上了地理百科知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总是要翻看一会《世界地图册》，然后才会心满意足地睡觉。

带着对地理的兴趣，我开始关注初二年级的地理老师马汉金。

一天，我听说初二年级期中考试地理课了。我想测验一下自己掌握地理知识的水平，便直接去找并不熟悉的马老师，向他要一份地理考试卷。

马老师面无表情地聆听了我的诉求，不以为然地抽出一张空白试卷，丢在了我的面前。

我放学回家，如同参加正规的考试一样，按照规定的时间长度，独立地完成了这份考试卷。

第二天，我踌躇满志地把完成的试卷交给了马老师，请他有空的时候批阅一下。

马老师扫了一眼考试卷，表情依然冰冷而严肃，问道：“答题的时候，你的确有没看过地理课本？”

我自豪地摇了摇头。

没过两天，一个初二年级的学生神秘地告我道：“马老师在课堂上举着你的考试卷，把我们班低于90分的36个同学好好地训斥了一顿。”

我问道：“为什么？”

那个同学回答道：“因为你的地理考了86分。你才是初一的学生，成绩比上初二的大多数学生还要高。马老师当然非常生气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后悔起来：嗨，都怪我乱表现、瞎逞能，害得那么多的同学挨了马老师的臭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卷子了，或者即使做了卷子也不要交给马老师就好了。

我进入181团中学读高中的时候，马老师因为教学水平突出已经调到了那里。

高二分文、理科分班的时候，马老师担任了文科班主任。我才也有了亲耳聆听马老师讲课的机会。

马老师上课从不带课本和教案，舞动一支粉笔描绘大千世界，凭借一张嘴巴讲遍天南海北。硬是把我们这帮目中无人的调皮鬼整得心服口服。

放学后，他时常把学生叫到他的家里一起复习，把自己家变成了第二课堂。韩金栓、赵学忠、裴光明、李巧俭和我是他们家的常客。有时候，别人都分不清谁是他的学生，谁是他的孩子。

有一次，我带了一本《新疆青年》杂志到教室。杂志的封底刊登着《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这首歌曲的歌词和简谱。

马老师看到杂志，没有批评我在宝贵的时间看闲书，饶有兴趣地问我会不会简谱。

我照着谱子哼了起来。

马老师“切”的一声抢过杂志，轻轻地哼出了标准的旋律。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唱歌，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上流露出轻松的表情。

马老师的爱人因患糖尿病后遗症，长年坐在轮椅里，但是病魔掩盖不了她那文雅的气质。一口标准的天津话，令人联想到她良好的家庭背景。

听说，马老师在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爱人是他的学生。由于爱人毕业分配到新疆工作，马老师也追随她到了遥远的边疆。

我还听说，马老师在学校郁郁不得志，除了给我们教课和给家人做饭外，其余的时间和几个同病相怜的人打打麻将。我也因此在脑海里留下了打麻将是郁闷人的游戏的错觉。

高考的时候，我最拿手的地理只考了70多分。我惴惴不安地等着挨批。

马老师知道我的地理成绩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满地瞪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走了。

我上大学以后，一直和马老师保持着书信联系。

1984年寒假结束，我从成都舅舅家返回学校，听同学栾新荣说，马老师一家从新疆调回河北的宣化老家，在兰州转车的时候来学校找过我。可惜我不在。

回到宣化的马老师再也没有联系我。我也没有他的新通信地址。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联系。

不久，我就听到他突然去世的消息，感到特别突然和难过，很久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关系比较亲密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看到任何一张地图，我总是要凑过去看上一阵子。在那布满山川湖海的地图上，我仿佛看到了一张长着络腮胡子、表情严肃的长脸。

黄希之老师

与我小、中学的大多数老师一样，黄希之老师也是上海支边青年。

黄老师是一个充满了激情和才华、文雅帅气的男人。

他，一米八几的细高挑的身材，浓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里放射出高傲而犀利的光芒，嘴唇上面翘着短短的胡须，一副带有磁性的嗓子，全身上下散发着高贵的海派气息。

王希之讲课的时候总是高昂头颅，眼睛眺望上前方，特别是在朗诵抒情散文的时候，声调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又柔声细气，仿佛课堂上的40名学生根本不存在，独自陶醉在艺术的世界里。

黄老师的个性特别强。我经常看到黄老师和别的老师在激烈地争论着问题。他每次都是义正词严，侃侃而谈，语调铿锵有力，不驳倒别人决不罢休。

有一次作文课上，我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写了一篇描述美国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的小小说。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语文教研室老师们的争论。一些老师认为我没有生活基础，根本写不出这样的题材，肯定是缩写了一部外国的长篇小说。

黄老师则坚定地认为这就是我独立构思学出来的。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

后来，我听到别人讲述了这件事情，心里头感动了好几天。我默默地念叨着：最最敬爱的黄老师，你这样坚决地相信我，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啊！

一天，我和黄老师在校园的小道上迎面相遇。

我正思考着如何向黄老师表达自己的深深谢意，却惊愕地发现黄老师旁若无人似的擦肩而过。

我望着远去的黄老师的背影，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发呆。

黄老师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

1982年，我考入181团中学读高中。黄老师也因为教学水平高调到该校担任高中语文老师了，不过是教别的班级。

高考前，黄老师突然跑来问我报考哪所大学。他一脸真诚地告诉我：“你最好报个冷门专业，这样好录取。西北大学考古系，保证录取！”

与坟墓和死人打交道？我狐疑地看着黄老师坚决的眼神，心里不禁问道：追求四平八稳？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平日里激情四射的黄老师？

后来，我考上大学到了内地，听说黄老师改行踏入仕途，官至副政委。我一直担心，以黄老师桀骜不驯的个性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恐怕是硝烟四起吧。

再后来，听别人说黄老师回到上海了，在浦东张江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可惜谁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每次想到黄老师，我总会感到内疚：本可以把我叫到那些怀疑我的老师面前，自己当面说清楚那篇小小说的来历，为什么要让黄老师为我承担了哪么多？

徐铁民老师

徐铁民是我在181团中学尖子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

他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一身正气，个性鲜明，总是挺着笔直的身板，双手背在身后，高仰着瘦瘦的脸颊，嘴唇紧紧地抿着，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倘若偶尔露出一丝微笑，反而让人感到忐忑不安。

那时候，高中是两年制。高二年级的第一学期要分成文科班和理科班。牛木林牢记徐化英老师当年的叮嘱，选择上了文科班。文科班的负责人是从3营中学调到181团中学的马汉金。

徐老师负责理科班，继续担任尖子班的班主任。

有一天，我看到教室墙壁上张贴的课程表上，理科班的课程排得满满档档，而文科班的课程表上却有好几处空白。我对学校不重视文科班心怀不满，便用铅笔在所有的空白处都填上了“自习”两个字。

徐老师到班里上课，发现课程表被别人涂改，顿时面露怒色，厉声喝道：“是谁写的？给我站起来！”

当时，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幽幽地站了起来。

徐老师原本推测可能是哪个调皮的学生捣乱胡写的，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担任学习委员的我。他张着嘴巴，吃惊地望着我。

教室里鸦雀无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徐老师的反应非常灵敏，脸上很快恢复了平日的严峻。他简洁而坚决地命令道：“下课以后擦掉！”

下课以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擦去了课程表上的 “自习”二字。

徐老师对我的那点小心思自然心知肚明。从此以后，他会在我们上历史和地理课的时候，时不时地来到文科班了解情况。

1982年的寒假，我为了排除外来干扰，全身心地投入高考备战，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回到家中，而是选择留在学校复习。

学校食堂的师傅们关闭大门，放假回家了。当时，国家还不允许发展社会餐饮业，也没有什么个体营业户。我的吃饭变成了一个大问题。我只好每天三顿饭都煮冻饺子吃。

一个哈气成霜、滴水成冰的清晨，我在路上迎面遇上了头戴一顶军绿色的棉军帽、身穿厚厚的瓦灰色棉衣和棉裤的徐老师。

不等我开口说话，徐老师先说道：“我到青年连和汽车排去问一问，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清真食堂。”

我这才知道知道徐老师在为自己的吃饭奔波，刚要说几句感谢的话，只见徐老师已经挺着笔直的身板，高仰着头颅，从我的身旁走了过去，留下了一串串大头棉皮鞋踏着积雪发出的“咯吱咯吱”清脆的声音。

我望着徐老师远去的背影，心中好一阵感动。在寒冷的冬天里，我的心中却燃起了一团暖洋洋的火焰。

高考那年春天， 电影院要上映日本反映资本家剥削女工的故事片《啊，野麦岭》。我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看到过介绍这部电影的文章。作为铁杆电影迷，我怎么可能放弃观赏这么优秀的外国电影呢？

晚上上自习的时候，我趁别的同学不注意，悄悄地溜出了教室，向着电影院的方向飞奔而去。

电影结束以后，我随着散场的观众走到电影院的出口，暮然看见满脸怒气的徐老师和他身旁几个垂头丧气的同学。

“完了，这回死定了！”

我已经无法躲避了，只好忐忑不安地走到徐老师的面前，准备接受严厉的训斥。

徐老师紧闭的嘴角急促地抖动了几下，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和那几个同学愣了一下，拔腿就向学校的方向狂奔而去。

有了这次有惊无险的观影经历，我从此竭力遏制一部部优秀电影在心头的诱惑，认真地复习功课，准备迎接高考。

徐老师雷厉风行的管理办法，导致他与班上几个青春期叛逆心理严重的同学的关系紧张。其实，老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但愿那几个早已步入成年的同学能深深地体会到。

1983年，我们班决大多数人都考上了大学，打破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181团中学应届毕业生被大学录取零的记录，在阿勒泰地区和农十师传为佳话。作为班主任，徐老师功不可没。

徐老师对自己儿女的教育也十分成功。他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每一个孩子都非常优秀，如今都成为了成功人士。

前些年，浙江海宁以皮草闻名于世。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远离新疆的东海边有一个叫海宁的地方，因为徐老师的籍贯就是浙江省海宁县。

至于他为什么以上海支边青年的身份来到新疆，我一直也没有寻问过。

上海也好，海宁也好，总之，我们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李静教师

1981年9月，我考入181团中学，开始了两年的高中生涯。

高中的第一堂课是英语课。

踏着悦耳的上课铃声，跨入教室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剪着短发、穿着一身蓝色衣服的女教师。

她几步登上讲台，麻利地解开脖子上的围巾，大眼睛扫了一圈下面静静坐着的学生，用手抚了抚黑边眼镜，大声说：“我叫李静，木子李，安静的静。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话音未落，李老师已经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开始书写英语单词。

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她突然停止了板书，转过身来对我们说：“我的嗓门大，你们不要害怕哦！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好了。”

听了李老师的这番话，同学们如释重负，长长舒了一口气。

李老师为人正直，性格爽快。除了她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隐约的海派气息，你很难把她和细声细气的上海人联系在一起。

1980年代，电视机刚刚出现，尚未普及。全团只有几户人家拥有电视机。可能是因为李老师的爱人蔡老师是物理老师的缘故吧，他们家却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每到周末的晚上，经常有同学约我一起到李老师家看电视。我犹豫了多次，最后终于鼓足勇气去了。

李老师见到我们，既没有责怪我们浪费时间，也没有表现出赞同的意思。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悄悄地坐在角落里。

好在电视里播放的日本励志电视剧《排球女将》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此，我每天傍晚都要去李老师家看《排球女将》。

看完《排球女将》以后，我的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斗志和万丈豪情，大步跑回教室，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当中。这部电视剧对我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在鼓励别人的时候都在用剧中的台词：“努力吧，小鹿纯子！”

有一次，我路过李老师的家门，看见她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整理着花盆。花盆是用旧铁皮洗衣盆改造的，开满了色彩绚丽的花朵。

李老师指着卡盆里的无名小花说道：“这种花叫太阳花。只要一点点土、一点点水，它就能顽强地生长，开出这么多五颜六色的花朵。你不是爱写作文吗？写写太阳花吧。”

惭愧的是，3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也没有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关于太阳花的文章来。

我高中毕业离开学校后不久，李老师夫妇调到了阿勒泰市工作，离开了181团中学。

退休后的李老师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上了老年大学，学会了用丝袜制作花卉等女工。

看着满屋栩栩如生、色彩艳丽的手工牡丹、百合、兰花，我想，李老师的人生就像这些美丽的花朵，充满了魅力，充满了光彩。

李老师育有一女一子。按照国家有关知青的政策，儿子从小落户在上海，由外婆一家人抚养长大，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了。女儿一直在李老师身边，现在新疆阿勒泰生活工作。

他们老两口既疼爱帅气的儿子不能久居阿勒泰，又牵挂能干的女儿不可久住上海，只好在两地中间的乌鲁木齐购买了一套住房，像南来北往的大雁一样在上海和阿勒泰之间不停地奔波着。

但愿儿女们体谅父母的这份爱心！

蔡道夫老师

蔡道夫老师是我高中时代英语老师李静的丈夫，也是学校优秀的物理老师。

李老师和蔡老师是典型的互补型夫妻。李老师性格豪爽，心直口快。蔡老师则沉稳内敛，不慌不忙，操着一口浓重的重庆方言。

蔡老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他第一个在学校家属区竖起了高高的电视天线，接收阿勒泰电视台的节目，把自己家变成了老师和学生们的“电视俱乐部”。

他经常一个人躲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小屋里，猫着腰洗印用“海鸥120”照相机拍摄的照片。

记得我离开阿勒泰去兰州上大学的前一个晚上，录取通知书上要求携带的二寸照片还没有着落。

看完夜场电影回来的蔡老师看着我着急的样子，不慌不忙地说：“把底片拉（拿）来，我来给里（你）洗。”

于是，他钻进了那间小屋，为我洗印了十几张照片。

蔡老师为人温和，话语不多，却十分周到细致。

有一次，我和栾新荣同学到火车站迎接从上海探亲归来的他们夫妇。

急性子的李老师一坐上汽车就给上海的亲人打电话报平安，说她的学生栾新荣来接了。

旁边的蔡老师声音不大却很清晰地用浓重的重庆话补充道：“还有刘福雄。”

蔡老师多才多艺，除了摄影、无线电，油画水平也相当高。

有一次，我在他们在乌鲁木齐的家中，看到满屋子掩映在丝网花海中的油画：绿色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蓝色的湖泊、洁白的雪山，都是阿勒泰最独特、最美丽的风景。

蔡老师告诉我，他打算画够一定数量之后开办一个个人画展，然后真诚地问我：“里（你）喜欢拉（哪）一幅画？送给里（你）。”

我选来选去，还是最喜欢那幅描绘181团中学北边风景的油画。

画面上，由远及近，蔚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淡蓝色的阿尔泰山，浅褐色的小荒山，墨绿色的树林，嫩绿色的草原，还有飘着袅袅炊烟的哈萨克毡房。

画的左下角写着两行工工整整的正楷字：

蔡道夫

2016.2

沈冠强老师

沈冠强老师是我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也是上海支边青年。

他，一副魁梧的身材，黑褐色的皮肤，戴着一副黑红色镜框的眼镜，嗓音特别洪亮，是一个激情四射、富有魅力的的男高音。

沈老师教学的方式和别的语文老师不一样。

每次学习新课文，他只是简要地介绍一下课文的内容，然后就开始带着我们大声朗读课文，天天如此。他还经常点名让某个学生单独朗读。倘若这个学生朗读得不流畅，他会亲自示范，一句一句地带着学生朗读。

起初，我们疑心沈老师偷懒，不好好给我们教课。

渐渐地，我们发现了朗读带来的神奇效果了：写作文，解释词语，美妙的句子蜂拥而来，下笔也犹如神助。

沈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竭力发挥字典、词典的功能。

开始的时候，沈老师要求我们每天都必须带上字典。后来，他又要求我们带上厚厚的《现在汉语词典》。遇到生词难句，他不给给我们解答，而是让我们自己查字典、翻词典。久而久之，我们养成了查字典的好习惯。

那时候，团部的新华书店没有《现在汉语词典》出售。我特地写信请在四川南充上大学的表姐给我寄了一本珍贵的《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跟随我走出新疆，走到兰州，一直用到了大学毕业。

有一天，3班的语文老师突然来给我们上课，说是沈老师回上海治病去了。沈老师得了什么病，我们谁也不知道。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乌鲁木齐工作，再次见到了从上海返回新疆的沈老师。

这时候的沈老师红光满面，精神焕发。

沈老师回到阿勒泰后，一直和我保持着书信联系。后来，我有一个多月没有收到他的来信，赶紧打长途电话询问。

原来，沈老师已经逝世。

沈老师，生在大上海繁华的徐家汇，葬在阿勒泰荒芜却又辽阔的戈壁滩。两个世界，同样非凡。

我有时候想象着，在阳光明媚的天堂里，沈老师一边踱着脚步，一边大声朗诵着李白的美妙诗篇。

邓泽森老师

我早就听说邓泽森老师是181团中学最好的历史老师，以前是名牌大学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可惜他的身体不好，一直没有来学校教课，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邓老师。

即将面临高考了，邓老师意外地出现在文科班的教室里。

他的体型宽阔，大大的脑袋，明亮的脑门，苍白的肤色，看上去既魁梧又十分的虚弱。

邓老师讲完课以后给学生们安排复习计划。

他平和地说道：“你们这一周先看《中国历史》上下册，下一周看《世界历史》上册，然后去参加高考，回来休息上一周时间，然后再看《世界历史》下册……”

我听到这里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邓老师是不是糊涂了？高考完了再看《世界历史》下册还有什么用处？

邓老师也许看到了我惊讶的表情，依旧温和地说道：“你们不要在意啊，自从高考恢复6年多来，我们学校还没有一个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我的意思，你们懂的。”

听了邓老师的这番解释，我总算是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心里很不服气，暗暗地下定决心道：哼，邓老师，你小看我们的实力！我今年一定要考上大学!

每当我学习感到枯燥乏味打算偷懒的时候，耳朵边就会响起邓老师的那番话，霎时间又重新振作起精神来，全神贯注地学习起来。

有一次讲到报考学校的时候，他认真地说：“你们最好报考北方的大学。南方的气候，你们是无法适应的，即便是四季如春的昆明也不行。”

后来，我在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怀着对南方气候的畏惧，填报的大学全部位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城市，同时也对昆明的四季如春产生了怀疑。

高考的结果令人振奋。

我想，邓老师知道以后肯定会十分欣喜。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是他的激励让我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斯科特老师

生活中，我们总愿意置身于普通大众之列。一旦有人崭露头角，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而倍受冷落。有趣的是，斯科特老师却以其完美的独特赢得了我们的喜爱。

斯科特老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人，由于热心于中美间文化交流，带领全家到中国西北的兰州大学教授英美文学。

兰州虽然深居内陆，却是中国文化发祥地之一，每年都有数千计的外国人前来观光旅游。然而我敢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斯科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多。

尽管中国的体育那时候还比较落后，但是每天参加锻炼的人恐怕足有几千万。他们有的早晨跑步、做操，有的傍晚散步、练气功。如果谁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剧烈运动，人们一定会以为他的大脑有毛病。斯科特老师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夏天的中午，兰州变成了一座火炉。人们躲到阴凉下，有的“呼呼”入梦，有的懒洋洋地聊天，一点儿劲也提不上来。就在这个时候，大学校园滚烫的马路上，斯科特老师却在跑步。他身着背心、短裤，脚蹬一双运动鞋，夸张地弹跳着大步，极似动画片中的绅士米老鼠。最让人发笑的是他全身流着汗水、脸上居然捂着一个白色的口罩。高高的鼻子顶起口罩，上面露出一双蓝色的大眼睛。

看到他这副滑稽的模样，人们顿时忘记了疲倦，忍不住捧着肚子大笑。斯科特老师却满不在乎地向人们招招手，继续他的运动。天天如此。

一天中午，有个好心人告诉他，按照中国的医学理论，汗是津液的一部分，消耗太多对身体有害。斯科特老师却眨眨眼，一本正经的说，他曾在撒哈拉沙漠旅游时遇到了一场大风，大风把沙子吹进了他的皮肤。什么时候汗水将沙子冲洗出来，他才停止这项运动。直到离开兰州的最后一个中午，他仍在烈日下跑步。看来那些沙子在他身上扎下了根。

人们常常议论欧美人以婚而不育为时髦。年轻的斯科特夫妇却以实际行动反驳了这种论调。斯科特老师夫妇刚刚三十出头，却育有五个孩子。现代中国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孩子，倘若有两个便算稀奇了，即便在偏僻的地区，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也是惊人之举了。跨洋过海的斯科特老师夫妇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

每逢星期天，斯科特老师夫妇不知是为了向人们显示他俩的生育、抚养能力还是炫耀他们孩子的聪明美丽，总要带上五个孩子去逛大街。那情景谁看了都会叫绝：斯科特老师左手抱着老四爱女琼，右手推着自行车。车子前杠上坐着老二丹尼尔，后架是老三玛丽亚。高大的斯科特太太抱着老五汤姆。老大罗伯特蹦蹦跳跳跟在后面。家族队伍浩浩荡荡，仿佛全美国人都来了。五个孩子一律是黄色头发，黄色衣裤，仿佛是五个金色的小天使。斯科特老师忙前顾后，满头是汗，脸上却总是笑眯眯的。

时光如箭，一去即逝。

斯科特老师两年的教学期满，带着强壮的妻子、天使般的五个孩子以及那独特的幽默，返回加利福尼亚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炎热而无聊的夏季。

也许我的文字水平不高，可能没有描写出老师们高远的境界和丰富的世界，我只想剥去华丽的包装和虚烦的客套，用一段淡淡的白描和简朴的文字来抒发我心中这些纯洁美好的感情，仿佛在记忆的江河中引一泓明澈的清水，滋润久旱的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