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火烧云把大白狗变成了红色的狗,红色的鸡变成金色的,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小白猪变成了小金猪…二十二年前,小学四年级的我,从弟弟妹妹们的语文课本里,读到了那篇“火烧云”的课文,立刻被它深深地吸引了。美丽的火烧云,我的家乡也常有,我想知道,是谁把火烧云描绘得如此出神入化?
大二时,我随手翻起一本同舍人借来的发黄的破旧书,薄薄的,黑底的封面上枯白的芦苇在呼啸起伏着,翻了几页,我才仔细看封面扉页,注意到书的名字和作者。那是《呼兰河传》。合上书时,我终于记住了火烧云的作者——“萧红”。
琼瑶是家喻户晓。然而,今天知道萧红的,恐怕仅止于文学圈以及爱好文学的人们了。是的,萧红离开我们太久了。1942年至今,她离开我们八十一年了!
整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想买一本萧红的书,比登天还难。大小书店旧书摊,都难觅它的踪迹。
我以为,萧红小说不能够广泛流传,除了年代久远外,还有一点,便是情节不如琼瑶的曲折离奇。
然而,萧红小说毕竟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她的作品,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初重新浮出水面,装帧精美的《萧红小说》、《萧红经典文集》等,书店、商场随处可见,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们们的比肩。
原名张乃莹的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二十岁时,为反抗包办婚姻逃离家乡,1942年在香港因肺病逝世。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历程,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不朽篇章。
1933年,她以“悄吟”笔名发表的《王阿嫂的死》,掀开了她文学生涯的篇章。次年九月,中篇《生死场》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年纪青青的她,把“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到日寇入侵后人们经受着更沉重的灾难、更频繁的死亡,到人民的最初觉醒,刻化得细腻感人、力透纸背。近十年间,她还著有长篇《马伯乐》、《呼兰河传》,以及《牛车上》、《北中国》、《小城三月》等许多短篇小说。
我最喜欢的还是《呼兰河传》。这部散文化的长篇小说,优美自然舒展得象一首自由长诗,完稿于1940年底的香港,离她辞世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也许,这时的她,已感到来日无多,想给她魂牵梦萦的呼兰河留下点什么。
她的作品向来是不露声色的,却暗中要害的。每每呼兰城的大泥坑里翻车、淹死马,人们找绳索棍棒的,抬马抬车的,热闹得象过年!一年中不知道要抬多少次车马,却没有一个人提议把泥坑用土填起来。家家吃着便宜的青紫瘟猪肉,偏要说成是泥坑里的淹猪肉。于是,她总结出泥坑带给居民们的两大福利:一是抬车抬马,热闹又消遣;二来,瘟猪可以变成淹猪,人们吃得心安。每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会心而笑,回味她笔下映射出来的人性麻木、惰性、自欺欺人的丑陋之面,并且,想起了鲁迅。
吃块豆腐,在今天,不过是件寻常小事。而那时的呼兰人,为了能吃上一块切了青辣椒拌了大酱小葱的豆腐,竟得下“不过了!”的决心。她的生花妙笔把呼兰人对生活的热爱,描绘得淋漓尽致,“用筷子触了一点点豆腐,就能够吃下半碗饭,再到豆腐上去触了一下,一碗饭就完了。”
租住她家破草房做粉条的粗人,不但没有为自己抬头见星四壁透风的草房感到悲苦,而且,还为因下雨房顶上长出蘑菇而欢呼雀跃,“雨后的蘑菇嫩过了仔鸡。蘑菇炒鸡,吃蘑菇而不吃鸡。蘑菇下面,吃汤而忘了面…”是怎样含泪的笑啊!
酒席上,冯歪嘴子把自己应得的两个肉丸子两块红烧肉,大大方方包在手巾里,带给可怜的小儿子吃的;还有和天空、鸟雀讲话、鞋张着大嘴“他的脚好象舌头似的”有二伯,那个性格倔强可爱的穷老汉…
呼兰穷人对生的挣扎、对生的渴望、对生的乐观,被她刻划到骨髓里去了。
她二十岁逃离呼兰后,再没能够回到家乡。
但对呼兰河,她始终“忘却不了,难以忘却”。
呼兰河的人们,还有喜欢呼兰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她的。
她是,永远的萧红。
我会到呼兰河边,去追寻她往日的火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