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
网站用户
这是一块旧白木牌，七八个小圆孔里穿出一根根白蓝红的线绳，绳上系着一把把生锈的黄铜钥匙，每个圆孔上方用细毛笔依次写着：书柜、高低柜、床头柜、五斗橱、躺箱、立柜、写字台。这些黑色秀丽的蝇头小楷，是熟悉的，公公的字迹。
这是一枚左上角有杨子荣打虎上山、写有“陕西省长安县祝村公社东祝大队八小队”收信人地址的旧信封；这是一个左下角印有《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左臂带儿童团红袖章、持红缨枪的右手与左手一起捧读书卷、胸前红领巾迎风扬的旧信封。
这是一个牛皮纸袋，封面写有：某某考入某校1984年8月——1988年8月向家中复信集，父亲某某1988年8月13日订于新疆阿勒泰市；第一封的时间是1984年10月27日下午，爱人江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封家信是1988年6月24日。另一个牛皮纸袋上写着：某某儿、某某儿媳参加革命工作后给家中复信集，起1988年5月27日，至的后面空着，包括我1989年结婚时顺便在信后写给两位老人的唯一半封附信。
我记得，江婚前的公公来信，信封上只有江的名字；江婚后，公公的每封信，信封上江的名字后加上了某某儿媳，信纸的抬头，也是：某某儿及某某儿媳。
这些年来，我们的家信，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家信、兄弟姐妹之间来信，公公的来信是最多的。看着公公把江写给家里的每封信，都按年月顺序保管得好好的，我深感羞愧汗颜。公公给我们的每封信，看完之后，大多数，我们不是随手扔哪个犄角旮旯了，就是当废纸扔垃圾篓了。
看着这两沓厚厚的、整整齐齐的江写的旧家信，我心里沉甸甸的。除了那半封附信，我没给老人家写过一个字，而老人家的每封信里，都细致地问起过我的学习工作生活、生孩子带孩子的具体情况。
这本墨绿色的、厚厚的、缎面旧大部头，是一九五四年合订本的《学习》，由学习杂志社出版，扉页有：《学习》杂志一九五四年合订本出版预告，精装定价36,000元，平装定价24,000元；合订本共十二期，另有《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讨论专辑，每册定价一千八百元；苏联共产党的建设论文集，社会主义经济论文集等。
这是一本某公司的“普通明细分类帐”，维汉两种文字同时标注，户名为库存现金，时间1958年11月，摘要栏里有汽车和驾驶员各项开支、电费医疗费、工资、购煤、购邮票、住宿费、报销某某往返差旅费等公司日常开销。
这是一份阿勒泰地区审计处1988年7月20日发给该公司的一份公函，后附一份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显示，在对该公司经理兼书记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后，认定其任职期间能遵守财经法纪，维护了公司资金、财产的安全与完整。
翻看着公公留下的十几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我的眼睛，湿润了。
公公是我和爱人江的大学校友，于1951年从当年的陕财毕业，从西安支边进新疆，是阿勒泰地区最早的五名会计师之一。公公的家庭成分不好，克己奉公兢兢业业的他，多年来多次写入党申请书，直到1980年才被批准入党。公公1982年走上运输公司的经理兼书记岗位，1994年离休。
2004年大年初二子夜，公公于睡梦中惊醒，呼吸急促，救护车到家抢救十几分钟后，无效，猝然离世，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享年69岁。
公公走得突然，走得快，尚未活过70岁，有些许遗憾。但，公公走前，头天晚上还兴致勃勃地与外地回家过年的儿子促膝长谈了好几个小时。走时，几无痛感，没瘫痪在床遭鼻饲插管之罪，亦是福分。
公公留给婆婆的全部遗产是：五千元存款，一间位于郊区的五十多年、九十三平米的老旧平房。老平房得翻过一条公路，才能去六百多米远的老破旧土房公厕方便。
婆婆自豪地说，额一家子睡觉可踏实哩，家里的窗玻璃从没被扔过黑砖头！你爸就把公司当自己家的那么操持，这么多年，长工资、分房子，不知道让出去过多少回了，唉，只是，害得你每次这么远回来，上个厕所都不方便。
公公所在运输公司，于1997年改制给了私人。
2004年大年初四，公公出殡时，婆婆是家庭妇女，四个身边的孩子早已下岗，无权无势，但，婆家矮小的老平房前大大小小的车子，自发来了七八十辆，挤了一公路。
长长的送葬队伍，蜿蜒一公里多。
公公，这世间，一个平凡的人。
公公的葬礼，却，轰动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