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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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父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时时想起，您们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晃动，可是，我怎么总听不见您们说话呢？下弦月静静地挂在中天，启明星眨着眼睛注视我。衾冷睡意消，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电脑……
1、我是一个兵
1949年8月，江西萍乡煤矿，大街小巷到处都荡漾着欢乐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岁的父亲正带着15岁的弟弟在街上闲逛，看见街头聚集许多人，正在望着墙上的海报：“招收文化教员启事，……全国解放就要到来，为全面提高部队战士的文化水平，特招收文化教员若干，属部队现役军人，干部待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八纵134师政治部”。
当兵去！
体检，文化测试，家庭调查，一番手续下来。兄弟俩都被录取了。
回家跟祖父一说，祖父大发雷霆。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谁让你们去当兵啊？去！退了名额。
怎么可能？
兄弟俩坚持要去，祖父劝阻不住。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拉着弟弟找到部队领导：长官，我这孩子只是长得个子高，其实，还不满十五岁。长官，你看，我有两个孩子，你们把那个大的带去，我留下小的，可以吗……？
部队“长官”很和蔼，也很有礼数。慢慢地将祖父劝得坐下来，倒了一杯水，慢条斯理地说：老乡，当兵全凭自愿，年龄不够我们不会收的，你们回去自己商量着办吧。
一夜商量，谁也拗不过谁。天色微明，祖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道：罢了，罢了，你尽管去当兵，但是不能再鼓动你弟弟跟你一块去哈。就这样，我父亲脱下身上穿的衣裳，只穿走家里的一条裤衩，换上部队发的军装，走进军营，踏上三十余载转战南北、戎马边关的军旅生涯。
父亲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祖父做过私塾先生，在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的保长，祖母酿酒、养猪，一生勤劳，所以临解放的时候，家里有几十亩薄田。祖母先后生育十一个孩子，由于各种疾病都夭折了，只剩下父亲和叔父兄弟二人。
父亲在家乡湖北黄梅读完县立初级中学，1948年，考取汉阳一家高等专科学校采矿专业。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还发给生活津贴，这基本上算是免费就读。这是“汉冶萍”联合公司办的一家高等专科学校。也就是清末张之洞“实业救国”的建设项目之一。具体地说就是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家资源型企业组成的联合企业。有统计资料显示：1948年的全国钢铁产量就是汉阳铁厂的钢铁产量。足见当时“汉冶萍”经济联合体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实力和影响。
然而，父亲进入这所学校只读了一年多。由于时局变幻和战乱纷争，被学校匆匆地分配到萍乡煤矿当电工。父亲在武汉求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也看到时局变化的趋势，毅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年学生的唯一选择。
父亲参军后，没有经过任何新兵训练，就直接分配到连队，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半月后担任分队长，（相当于排长）负责在战斗空余时间里教战士们认字、上文化课。父亲回忆：当时是实行供给制，由于是干部，每月发给5包香烟、一条肥皂、二两白糖，每月还有津贴，大概相当于现在十余块钱的零花钱。
父亲刚参军，赶上衡宝战役，四野主帅林彪与国民党“小诸葛”白崇禧斗法。一天行军180里，几乎是彻夜不眠。最后，还是林彪棋高一着，在40多天里，消灭白崇禧近5万余人的主力部队。可是，战士们苦啊！长途奔袭，有时候到了地方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就直接投入战斗。当时部队政治宣传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双腿跑赢敌人的汽车轮子！
比国民党更难对付的，是藏匿在湘桂十万大山里的土匪。剿匪的任务更加艰苦，也更加残忍。有时候，一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地方政权，碰到土匪袭扰一夜全部牺牲。所以，解放军不惜重兵，坚决要剿灭这些土匪。前些年，父亲在看了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后，对我说：这个电视剧看着还有一些真实的感受。那是就是这样，土匪很狡猾，又有国民党在背后蛊惑，所以，解放军牺牲很多人，甚至超过与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的人数。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有比较扎实的国文功底，后来上新学乃至进省城上高等专科学校，所以教战士们认字实在是小菜一碟。父亲回忆说：当时挺不习惯那些老兵们，见面总要给父亲立正打敬礼，有的老兵都已经三四十岁了，络腮胡子一大把，看上去都像大爷一样，还给父亲敬礼。父亲曾经跟营教导员反映过此事，教导员说：你们这些文化教员可是部队的宝贝疙瘩，没事，习惯就好了。
大山，父亲很多次跟我提到过这个话题。他说，古人云：山即是佛，佛即是山！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曾经随黄梅初级中学到本县的南北山、五祖寺等地上学，觉得这就是大山。可是随着四野解放大军进入湘桂十万大山剿匪的时候，看见比家乡大得多、也苍茫得多的群山；后来又到了朝鲜，又觉得十万大山也不过如此，1959年为平息叛乱进军西藏，雪域高原的景象使父亲大开眼界，真正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2、岭上开遍映山红
134师是一支从陕甘宁边区走出来的、后加入东北抗联转战于白山黑水间、又随四野大军横扫了大半个中国的英雄部队。在衡宝战役中以快速穿插追歼顽敌而著名，在湘桂剿匪期间一直担任主力，冲在最前面。父亲那时跟随部队一边剿匪，一遍利用战斗空隙给战士们读报纸和教战士们学文化，学习课本是四野政治部统一编印的《战士文化读本》，里面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的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
父亲记忆最深的是一名十七岁的河北籍小战士，天资聪颖，学习进步很快。平时跟父亲关系很亲密，总是“聂哥，聂哥”地叫着，不离左右。本来都说好了，明天的二单元测验父亲让他争取拿第一名的，可是，半夜接到剿匪命令紧急出发了，整整三天，部队回来了，小战士是躺在担架上抬回来的，身上还盖着一块白布床单……。
父亲扑了上去，鼻子发酸，双眼含泪，拉着小战士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还那么年轻的小战士，就这样倒在了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父亲说：那是他第一次感觉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战场上的无情和凶险。残酷的现实也激起来父亲身上的男子汉的血性与刚强。他多次向上级递交决心书，要求到第一线去，真刀真枪地跟敌人干一场。营教导员很严肃地找父亲谈话：你的任务就是教会战士们尽快地掌握文化知识，让他们能更快地学习现代军事技能，而在今后的战斗中减少牺牲。
战士们学习热情很高，很认真也很努力；而与之相比一些大老粗出身的营连干部却不把学习当回事，常常不能按时交作业，请人代劳，托口战事紧张不做作业，不参加测验。私下里甚至说什么：天下是打出来的，老子学那些曲里拐弯的“鬼画符”有什么用？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团里，同是工农出身的团长亲自来到营部，在会上开口就骂娘：这话是谁说的？站出来！姥姥个腿！枪林弹雨里打下来的江山，没文化你能守得住？从现在开始，不按时完成文化作业的，一律先撸到班里当兵……。这话很奏效，此后干部战士的学习真正地走上正轨。
十万大山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所描写的湘西凤凰就在这里。如今已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可为什么解放初期这里匪患猖獗呢？
“这要从中国近代史说起。”一次饭后无意中聊起这个话题，父亲说道。“从清末到辛亥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这期间当权者横征暴敛，连年战事不断，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啊！其实土匪当中绝大部分人就是当地的山民，放下枪就是农民，拿起枪就是土匪；他们对共产党不了解，又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蛊惑，说共产党青面獠牙，共产共妻，为求生上山当土匪。”
父亲在衡阳参加四野政治部举办的“剿匪政策宣讲培训班”，随部队群众工作队，每到一地，就跟当地的老百姓宣讲党的政策：说不要受国民党的蒙蔽，放下枪回来可以既往不咎。只有匪首和国民党敌特才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些工作慢慢地化解了山民们的疑惑，很多人开始放下枪回家；但是这项工作也充满危险，一次，父亲随群众工作队正在寨子里宣讲剿匪政策，寨门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土匪来袭击了！危急关头，是一位刚刚放下枪不当土匪的山民，带领我们工作队一行八人，从一条生僻的小路撤出，才脱离危险。
对匪首及国民党残余的严厉打击，对山民们的安抚政策和生活救济，使猖獗的土匪活动渐渐平息，土匪全部被肃清。
当时一边剿匪，一边恢复或者建立地方政权。而地方政权的组成人员，主要是地下党、部队转业干部和当地的积极分子。就是那个和父亲谈话的营教导员，经组织安排在广西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虽然他很不情愿离开部队，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他想把父亲也留下到县教育科工作，遭到上级的严厉批评。师政治部主任在全师干部大会明确地说：这批文化教员谁也不能动，这是我们部队的文化火种！
3、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团结紧，美帝国主义害了怕，那个害了怕！”这里是中朝边境的丹东市凤城县，隔着鸭绿江远远望去，对面就是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虽然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志愿军没有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前进半步，但是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战争的凝重气氛；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片繁忙景象，送枪送炮送弹药的，送粮送鞋送给养的；父亲说，那时候真的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刚刚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响应国家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是一种真正的无私奉献。
因教学认真，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成绩提高很快，父亲从连队调到401团政治部宣传股。1951年3月，134师从广西到广州，开始驻在清远，后来驻在湛江，基本上每天就是学习和训练。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1952年10月，第四野战军奉命整编，将第45军军部、直属队、第134、第135师和第44军第130、第131师第391团合编组成第54军，丁盛任军长，谢明任政治委员，吴瑞山任副军长。原第45军第134师改编为第54军第134师，张晓冰任师长、蓝文兆任政治委员。
54军组建成立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轮换入朝作战，在两个月的抗美援朝动员教育活动中，父亲说：那是他参军以来最忙碌的时候，要跟战士们讲清入朝作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可不是像认识两个字那么简单。按志愿军总部政治动员部署要求，主要讲了几点：1，美国出兵朝鲜和中国台湾，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严重威胁，对世界和平的破坏。2，正义的战争必胜，不要被美帝的先进装备所吓到。3，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舆论声援，我们一定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1953年1月，134师从广东惠阳北上，到达中朝边境的丹东市的凤城县，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入朝参战。刚从温暖如春的南国，突然来到千里冰封的北疆，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还得益于部队后勤工作做得细致，部队在汉口转车的空隙时间里，全部动员换上冬装，即使这样，战士们还是很难一下适应北国严寒的天气。还好，部队有严格的出操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跑步训练，才慢慢习惯。父亲说：“那是真冷啊！彻骨的冷，呵气成冰，当地人如果没有火炕，简直无法生存。”
1953年5月，54军军部率第134、第135师入朝。虽然经过多次战前动员，战士们士气高昂；虽然部队保密工作紧张有序，疏而不漏，全军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晚，夜半时分登上闷罐车出发的；一切都是在灯火管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这样，当军列刚驶过鸭绿江大桥时，随即遭到美军飞机的猛烈轰炸。有几节车厢被炸开，出现伤亡。仿佛一切都在美军的掌控之中，不得不佩服美军的战场情报工作做得缜密细致。然而，我志愿军防空部队也不含糊，不知从那个山坳里，突然涌出一排排高射炮，炮弹织成密集的火力网射向敌机，空中顿时热闹起来，倏尔传来“呜”的一声发动机的怪叫声，一架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向地面坠去……。最有意思的是志愿军军列火车司机，对这一切仿佛都司空见惯了，跟美军机群玩起了“捉迷藏”，时进时退，时而加速驶过山坳，时而又缓缓钻进山洞，搞得敌机群穷跟着盘旋，却是无奈。
战场上的乐观和残酷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经过一路上的艰难旅程，军列在子夜时分到达指定地点。可是，刚下火车，停泊在朝鲜海面的美军第七舰队的炮火就奏响特殊的“欢迎曲”。冒着密集的炮火，全军接到命令：丟掉包袱，向山上跑！父亲随着部队，奋力地向山上跑去。地形不熟，情况不熟，只有跑步上山，边跑边按照上级指示，大声疾呼：同志们，上山就是胜利！立即丢掉包袱，轻装前进，到山顶会合。朝鲜的山，绵延不断，高大而险峻；我们不顾一切地往山上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一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大亮了，炮火才渐渐平息下来。集中，报名，清点人数，啊！全团只有一半的人冲出来。后来几天，陆续有人归队，经清理统计：全团牺牲60多人，负伤200多人，失踪近30余人。
1953年6月下旬，54军奉命开赴金城前线，配属第20兵团参加夏季金城反击战役。7月13日，战役开始，134师集结于洗浦里，为战役总预备队。父亲说：“《上甘岭》电影看过吧？那时我们就是在坑道里面，而且，一蹲就是四五十天。”坑道里最珍贵的就是水，我们每天吃压缩干粮，比抗美援朝战争早期天天吃炒面，条件已经改善很多了。但是天天吃，又没水喝，那滋味，真是难以下咽！可是，我们坚持过来了。由于战事进展顺利，134师按计划完成战斗任务随即撤出。
从1953年7月13日起组织夏季金城战役的第三次进攻。志愿军集中5个军的兵力，编成西、中、东三个作战集团，在金城以南上所里至北汉江之间地区，向南朝鲜军阵地进行重点突击 ；经过激战，突破南朝鲜军约4个师的坚固防御阵地，向南扩展180余平方公里，拉直战线，并先后击退“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总共约8个师兵力的大小反击1000余次。至7月27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歼敌5万余人，增加跟美国佬谈判的砝码，有力地促进朝鲜停战的实现。
4、九九那个艳阳天
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的全面停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认为朝鲜战争达到战略目的，而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也觉得给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以足够的教训；无论后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有一点不容忽视，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陆军上将克拉克哀叹：我成为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此话的含义，耐人寻味……
停战的消息传来，志愿军阵地上一片欢腾，战士们跃出战壕，举起钢枪，大声欢呼。这是胜利的欢呼，这是和平的欢呼。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祖国慰问团”是最珍贵的记忆，国内的劳动模范、民主人士、知名艺术家组成慰问团到朝鲜，给志愿军将士以莫大的精神鼓励。有一次，慰问团派一个分团到134师慰问，成员里有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著名电影演员田华，战士们的心情那个激动啊！父亲回忆说：在庆祝的酒宴上，父亲第一次，也是平身唯一的一次醉酒，在归途中骑自行车摔倒了，断了一颗门牙，躺在雪地里沉睡几个小时，直到团里晚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派人四处寻找才找到的。
1955年12月，全军学习苏联实行军衔制，开始授衔，父亲经组织评定授予中尉军衔，次年即晋升上尉。这对于参军六年的父亲来说，已经很满足了。足见当时部队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对父亲努力工作的肯定。
那时候，交谊舞很盛行。团部，师部每周六都有交谊舞会。而且都是志愿军文工团演员和卫生队的小护士们到师部、团部来跳舞。舞曲有《山楂树》、《红莓花儿开》、《彩云追月》、《绣荷包》等。父亲那时候风华正茂，有文化知识，还有部队战斗经历。正是挥洒青春的时候。可他骨子里还是传统观念比较浓厚。抱着女孩跳舞总有点放不开，每次跳舞都借口上厕所躲开。团政治部主任也不客气，强调这是“政治任务”，不能逃避。让女文工团员去抓这些“逃兵”，有一回父亲让一个小女兵给抓住了，“嘿嘿”一笑，乖乖的跟着她到礼堂里跳舞去了。俩人越跳越近，可总是觉得有一条鸿沟横亘在两人中间。
哦！是爱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然而，部队是有严明纪律的，像这样的一个小女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一经发现就会被处理复员回家，即使两人心里有一些浪漫的想法，也只能适可而止。
1956年6月，父亲的个人问题引起师、团首长的重视，特批父亲探家解决个人问题。就在即将成行的前一天，师政治部主任找到父亲谈话，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找对象要注意阶级成分，像你这样本来家庭成分就高的，只能找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否则，你要考虑能不能在部队再干下去的问题。主任脸上的表情是严肃郑重的，如此规格不对等的谈话，显示组织对部队干部婚姻问题的重视程度。
魏巍曾写过一篇影响中国几代人思想感情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父亲就是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回到家乡湖北黄梅，到县人民武装部（当时叫兵役局）报到后，同阔别六年的弟弟团聚。年轻军官，英姿焕发，何愁没有女朋友？
可是，那时候父亲回乡找对象结婚，必须经过当地人民武装部审查批准，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有些匪夷所思，然而当时就是这样。父亲回到家乡，亲友们忙着张罗找女朋友，本人条件又不差，很快找到心仪的对象。姑娘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有文化，有工作，身材高挑，容貌端庄。就是家庭出生，资本家。武装部的人说：这不行，给退回来了。接着再找，这个也不错，有工作，有见识，粗通文字。可是家里是地主出生，没戏！
经过两次感情波折，父亲有一些沮丧了。最后是父亲的一个本家姑姑，给物色了一个同一条街住着的姑娘，童养媳出生，绝对的贫下中农。早年丧父，解放了，提倡自由婚姻，叔父将她接到街道上来，只有三个月街道扫盲班的文化程度。很快，我父亲也同意，经县人民武装部批准。父亲的本家姑姑做主，在街道上租了一间房，为父亲成了亲。而这位新娘，就是我们兄妹三人最敬爱的母亲。
这样一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花前月下、私语绵绵的浪漫；可我们的父母，却一直坚守六十年。钻石婚啊！父亲和母亲，有不满却能够互相体谅；有差距却能够相互包容。风风雨雨人生路，相搀相扶六十年。嫁给父亲，母亲没有享过一天清福，相反，是劳累奔波的一生。从九江国棉一厂，到兰州毛纺厂；从军人服务社的售货员，到八一农场的会计，从一个普通女工，到入党转干。全凭自己的艰苦努力，养育我们兄妹三人，一日三餐，洗衣浆裳，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母亲付出全部的心血和汗水。而父亲，从三十多岁起，母亲在军人服务社学会理发之后，就一直让母亲给他理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鼓励，一种默许，一种首肯。我曾经看见母亲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却依然为老父亲剪头，这画面，不正是父母温馨爱情的最好见证吗？
有一种执着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5、一条大河波浪宽
父母婚后十余天，父亲就接到部队电报返朝了。新婚燕尔，万里相望，在今天看来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然而，部队首长对青年军官还是比较关心的，三个月后，母亲接到父亲的信，让她随家属慰问团赴朝探亲，随信寄来“入朝通行证”和80元钱。母亲从未出过远门，这第一次出门就要走出国门，心里多少有点忐忑。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在拥挤的火车车厢连接处过道上，随便找个位置坐着，伴随着“咣当当……”的声音昏昏欲睡……。那会儿人们对“最可爱的人”都怀着深深的景仰，在得知母亲是志愿军家属时，同车旅客纷纷让座、端水、送饭，母亲后来回忆说：“最难忘、最令人激动的就是这火车上的三天两夜。” 火车到达丹东时已是子夜时分，好心人为我母亲找来一辆人力车去往部队的招待所。
在朝鲜，父亲的部队是驻扎在一个叫做郭山郡（音）的地方，部队的营房不够住，只能暂时租住在当地老百姓的民宅里。母亲怀着身孕，帮助部队干部战士洗衣服，帮助房东阿玛尼干农活，还被部队评为“五好家属”呢。
在我快八个月的时候，部队安排母亲回到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丹东市人民医院生孩子，就在部队买好火车票，准备第二天回国的时候。凌晨时分，母亲一阵剧烈的腹痛，我就迫不及待地降生了，也是凑巧，那天晚上部队里跟我前后出生的一共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父母给他们起名，有的叫中朝，有的叫蓝朝，有的叫海朝。来探望的部队首长风趣地说：“这孩子，这么急着出生，是不是也要参加抗美援朝啊？我看这孩子就叫援朝吧！”从此，我就有了自己的大号：援朝。
54军是驻守朝鲜的最后一批志愿军。听父亲说：54军是金日成最为看重的一支部队，曾经跟毛主席多次提出要求留下这支部队，遭到拒绝。当然，这只是传说，并没有确实的根据。不过，54军驻朝期间，确实在朝鲜的防务和建设起到巨大的作用。在朝鲜，所防务的都是地形复杂、条件艰苦的边海防地区；并且利用当地资源建设起标准的营房宿舍和办公场所，在回国前都成建制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使用。
1958年5月，134师奉命回国参加甘南平叛。志愿军归国，又是最后一批。欢送时朝鲜军民的深情眷恋依依不舍和欢迎时祖国人民激情飞扬的热烈场面，给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朝鲜军民跳起长鼓舞，最有意思的是朝鲜老头儿，头上扎着一根长长的绸带，长久地旋转着，随着鼓点不断变幻着各种姿态，那技巧和功夫，绝不是一天炼成的。
军列“呜！”地长鸣一声，车轮“哐哧、哐哧”开始缓缓地转动起来，月台上上哭声一片，朝鲜军民是真正地舍不得志愿军离开朝鲜的。父亲说：他在朝鲜驻防近五年，真正跟朝鲜老百姓接触和交往却屈指可数，因为，部队是有纪律的。可有一次，就是在你们出生的时候，几个当地的朝鲜阿玛尼不顾部队规定，强行闯入营房，原来她们是给你们几个刚出生的孩子们送鸡蛋来了。
军列驶过鸭绿江大桥，车厢里面一片沸腾。战士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兴奋的表情，回来了，回来了！
祖国人民更是以百倍的热情，欢迎归国的志愿军将士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在车站的月台上、路基旁摆开桌椅板凳，拿出当地的特色美食犒劳志愿军的战士们，并组织大学生和女青年们与战士们联欢。父亲印象深刻的有沈阳的老边饺子、咸鱼饼子、酱骨头；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和大麻花；北京全聚德烤鸭、天福号酱肘子。
与当地的大学生和女青年联欢是重头戏。演唱《山楂树》《社会主义好》《志愿军战歌》歌曲，朗诵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都是经典节目。那时的女青年，穿着一种叫做布拉吉的泡泡纱裙子，两个小辫子上扎着绸带叠成的蝴蝶结是那个年代的经典装扮。
“来不及等待，来不及回味……”这首流行歌曲充分反映出父亲当时从朝鲜归国时的情景。来不及回味祖国人民的热情，来不及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还来不及享受一下回到祖国的喜悦的心情的时候，当军列驶过北京站，134师就接到军委：“马上增援甘南，平息叛乱……”的紧急命令。
6、在那遥远的地方
134师接到这样的命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早在解放初期，134师在湘桂十万大山剿匪期间，就以勇猛顽强和模范执行群众纪律而闻名。父亲所在的401团还出了一个“爱民模范”而在全军通报表彰。打击首恶，爱护群众。说起来容易，在实际斗争中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每时每刻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甘南地处黄河河套地区的上端，土地肥沃，出产富庶。历来以多民族杂居为主。解放以后就从来没有太平过。从1950年5月到1958年，马步芳的残余势力，利用宗教手段，先后发起多次叛乱，虽然这些叛乱规模与国共内战不能相比，但因为特殊的宗教意识与封建军阀传统，叛匪的手段之毒辣残忍、剿匪战斗之艰难、当地军民所受牺牲之巨大，却是难以用语言详尽描述的。
甘肃南部临夏地区的民族反动分子，于1958年8月15日策动临夏、永靖、和政等96个乡叛乱，参加叛乱的人数达数万人之多，有的乡叛乱人数达到六七千人之多。留守临夏的解放军一野11师炮兵第305团，与师直属队及各团留守部队，在副师长王根发指挥下，分路出击，击退叛匪的多次进攻。25日，步兵第134师奉命增援11师，两师组成临夏地区平叛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11师305炮兵团、134师401团2个营、134师高炮营和临夏军区教导营、铁路公安第九团两个团以及临夏地区各县民兵大队，以汪家集为中心进行全面清剿。经过两个半月积极作战，部队迅速平息叛乱。抓住犯下累累反革命罪行的暴徒匪首,反革命暴乱被击溃和消灭!
其实，历数建国以来的数次边疆和少数民族叛乱，认真观察和仔细分析，其背后总能找到英美和西方敌对势力的踪影。这甚至是西方某些国家的重要国策，几十年来，无论其本国的政权如何更迭，然而，策划、怂恿、支持他国敌对势力的叛乱活动的步伐从未停止过。“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些我们华夏民族老祖先的智慧思想，被这些西方国家发挥到不顾廉耻的地步！
父亲回忆说：甘南平叛的最大困难不是打仗、不是武装对抗，而是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和群众政策，是在群众中找出找出首恶及顽固分子，这个区分工作是有相当难度的。试想，都是普通百姓，衣着褴褛，温饱难顾，谁曾想是叛匪？解放军在所有的平叛战斗中都面临着这个最大的难题。也为此作出巨大的牺牲，历数世界各国的平息叛乱战斗，没有那一支军队能像那样人民解放军那样模范执行政策，克制和忍耐。也没有那一支军队能像人民解放军那样，甘愿牺牲自己，用生命和热血去捍卫祖国安宁和社会安定。
甘南地区，东临宁夏，西接青海，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多民族杂居，历史悠久，又在古丝绸之路上，孕育了灿烂的中外文化、古代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地域文化，那美丽动听的“花儿”、那高亢明亮的“陇东调”、那优美而嘹亮的“藏族民歌”，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享受。著名民族音乐家先生王洛宾就是在这里，得到民歌创作的灵感，吸取民族音乐文化的营养，写出来享誉世界的美妙的民歌精品。
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大融合的地区，怎能让匪徒破坏这里的安宁？134师一边组织群众工作队，一边组织剿匪小分队。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有力的军事斗争之下，叛乱的阵营很快土崩瓦解，灰飞烟灭。群众工作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父亲接到部队首长的新任务，短时间内弄清楚甘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的交流融合的悠久历史，宣讲我们党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当地群众的自身权益和风俗文化。
“道理好讲，要群众理解和支持，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父亲谈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感触颇深。
7、雅鲁藏布江在歌唱
甘南平叛胜利结束，134师驻防塞上明珠——金城兰州。那时候母亲和我随爷爷在江西省九江市，母亲系军属安排在九江国棉一厂工作。不久，部队同意母亲随军，遂带着我到兰州与父亲团聚，安排在兰州毛纺厂上班。这是父母亲在婚后度过的第一段安宁祥和的团聚日子。
然而，美好日子总是短暂的。1959年6月的一天，134师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驰援西藏，平息叛乱。虽然只有八个字，却是军令如山！全师紧急集合，夜幕沉沉的操场上鸦雀无声，首长铿锵有力地发布命令：……西藏发生叛乱，维护祖国边疆安宁，我们义不容辞。全体回去稍作安顿，三小时后出发！凌晨三点，父亲登上军用卡车，向着数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疾驰。
母亲那时候已经怀孕五个多月，而父亲在即将奔赴西藏平叛的前夕，只做一件事，他请来师野战医院的女医生，托付她在父亲出发后，带母亲到地方妇产医院去把孩子做掉。父亲对母亲说：西藏千里迢迢，关山重重，此去西藏平叛战斗艰苦，生死难料，如果万一我……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怎么过？向来对父亲温顺有加的母亲，这一次却执拗得惊人，在父亲出发以后，她任凭女军医如何苦苦劝说，就是不同意做掉孩子，女军医无奈向部队首长反映，首长也觉得这个工作不好做，这个事情又不能强行命令，只得作罢。这样，到1959年的9月，我又有了一个妹妹。
几天后，部队的军车驶近唐古拉山，从兰州刚出发时还是一片草木葳蕤的夏日景象，到这里却变成冰峰雪岭的隆冬奇观。父亲正在领略这瑰丽的高原景色、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忽然一阵阵地昏眩和呼吸困难，正难受着，车停下了。卫生队长大声喊着：同志们，前面就是唐古拉山口，都下车来活动活动身体，适应一下高原气候。父亲下车来，只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试着走几步，也是踉踉跄跄。好在几分钟后，逐渐适应，意识恢复。不过，也有几个军人，脸色发青，呼吸急促，甚至短时昏厥。父亲说：那次团里共有三名高山反应严重不适的军人，无论本人如何强烈要求跟随部队行进，还是被安排原路返回驻地。
西藏，祖国美丽的西南边疆。天，湛蓝湛蓝的，云，雪白雪白的。群山环绕的谷地里，是藏民族的寺庙、民居和街市，小河婉转的草地上牛羊在悠闲地吃草，远处是雪山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悠远的天际，空旷的山水间，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去揭开？
就像是上苍撒落在雪域高原上的珍珠一样，高原湖泊向我们展示着她的俏丽的面容。西藏的水，清澈见底。在很深的时候颜色就变成幽蓝的了。都说西藏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块净土，从天空到雪山，从湖泊到河流，天然洁净的自然环境已经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所独有的了。高原草甸，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蕴藏着生机勃勃的地貌。九曲十八弯的小河流，是生命的希望和保障。西藏的自然地貌是多元的，雪岭冰川、平原草甸、大漠戈壁、湖泊湿地、高山密林、江河谷地，养育了民风民俗各不相同的西藏以藏族为主的多个少数民族。
在行进途中的短暂休息时间里，我们陆续得知：西藏虽然于1951年和平解放，但是西藏一些上层人士受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蛊惑，策划叛乱。他们与境外的反华势力勾结，利用宗教迷信迷惑西藏人民尤其是一些藏传佛教的信徒，组织起“四水六岗”卫教军，公然宣扬民族分裂，扬言要把“红汉人”(西藏上层对共产党的代称)从西藏赶出去，最后发展到肆意殴打和杀害西藏上层的反帝爱国人士和汉族干部，组成叛军袭击解放军等群起而叛乱的地步。在此情况下，驻藏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绝不挑起事端，绝不打第一枪，绝不伤害无辜百姓，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其主要目标是发动叛乱的首要和顽固分子，经过几轮较量，已取得初步胜利。
134师经过九天的急速驰援抵达拉萨，当时拉萨局势已基本稳定，叛匪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有力还击下，纷纷作鸟兽散，其中大部分都聚集在西藏的山南地区，在英国军事顾问的指挥下，日夜训练，构筑工事，准备负隅顽抗，与我人民解放军长期对峙。
平叛指挥部发来“奔袭山南，不给残匪以喘息之机……”的命令，父亲所在的134师401团迅即开始长途奔袭，因为当时拉萨到山南未通公路，只能徒步行军，整整十天十夜，战士们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的觉。有的战士走着走着便打起呼噜，还有的战士一坐到地上便睡着了，这可苦了父亲这些连队基层干部，跑前跑后，叫醒这个、拽住那个……终于，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部队到达指定位置。
父亲说：回想起那一段艰苦岁月，真是令人终生难忘：吃的是糌粑(一种把青稞、黑豆等炒熟后磨成粉的藏族食品)，喝的是雪水，十天半月不洗脸，身上普遍长虱子，每当天气晴好的战斗间隙，大家就脱下衣裳互相捉虱子；高原夜里寒冷不能入睡，我们常常钻到老百姓的羊圈里睡觉，把双脚伸到羊肚子底下取暖；高原缺氧，使我们经常头昏脑胀，长期不洗手脸以致手脚皴裂，经热水一浸顿时钻心地疼。环境虽然艰苦，但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反而减少，战友们都是千方百计地留在战斗第一线。
最难忘的是那次历险：一天夜里父亲到五连传达命令，回来的路上穿过一片树林时迷路走错方向。等发现时再折返团部驻地时，已是三个小时后，部队早已出发。父亲沿着部队行进的方向，一直追到天亮，也没有看见战友们的身影。却见不远处有几十个叛匪打着唿哨策马而过。父亲惊出一身冷汗，赶紧隐蔽起来。摸摸身上，有一把手枪，十几发子弹，公文包里还有一份军事文件，食品只有二两糌粑、军用水壶里的半壶水。白天不能行动，只有夜里赶路；粮食不多，只能省着吃……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第三天的清晨，父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忽然看见对面山梁上有一对人马经过，看见像是解放军，想喊却又发不出声音。情急之下，父亲手脚并用，划动地上的沙土扬起灰尘。终于引起对方注意，等他们赶到跟前一问，正是401团的断后部队。
叛匪跟解放军的正规野战部队较量，那就是鸡蛋碰石头。我主力部队一到，叛军那边立即乱了阵脚。未及抵抗一天，便被剿灭大部分。有一部分叛军沿国境线逃到国外。解放军顺利占领山南重镇泽当。西藏平叛的大型战斗宣告结束，只剩下少许残匪隐匿起来，后被陆续清理剿灭。
8、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叛乱刚平息，更艰苦的任务又来了。当时的西藏仍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党中央要求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实行民主改革。彻底砸烂旧有的封建农奴制度，134师响应党中央和西藏工委的号召，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全藏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建立地方政权，巩固胜利成果。
1959年10月底，父亲奉命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组成工作组，进驻山南地区隆子县三安曲林镇，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当时担任翻译的是扎西多吉，他是西藏翻身农奴的后代，1952年被选送到西藏公学(现咸阳民族学院)学习，刚毕业回西藏参加工作。他是一位热情而又朴实的藏族小伙儿，父亲与他在半年的相处时间里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三安曲林，一个秀美的边陲藏乡，依山傍水，雪山在远处闪着银光，小镇周围林木郁郁葱葱，一条小河从小镇旁静静地流过，河水清澈见底。不远处的山顶上，有一座三安曲林寺，每到月上寺顶的时候，那红白相间的寺庙轮廓总是泛着幽幽的光。据说这座寺庙建造比西藏的布达拉宫还要早30年呢。三安曲林有“西藏粮仓”之称，农耕历史悠久，据考证一直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父亲说：曾经看见过这里的牦牛拉犁耕地，其样式与家乡的水牛耕田的犁很相似。这里的民风淳朴，居住的大多是贫苦的农奴，由于西藏上层奴隶主的反动长期宣传，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了解，看见我们赶紧回到低矮的藏式民房里躲起来。
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熟，加上叛匪的反动宣传，工作组很难开展工作。为了宣传党的民主改革政策，号召广大贫苦农奴积极参加民主改革。父亲和战士们忍受到过白眼和冷遇，甚至是啐口水，辱骂；父亲和工作组成员，坚持每天走访各家各户，交流谈话，了解情况，拉拉家常，说一说生活上的事。慢慢地，我们的诚心和实际行动打动了他们，群众渐渐地发动起来了，大家都自发地组织起来协助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
我们没收参与叛乱的领主家的财产，把旧西藏噶厦政府的旧地契都烧了，将土地、牛羊都分给广大的翻身农奴，并且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参与叛乱的领主们的种种罪行。而对于没有参与叛乱的领主则不批斗，不没收，按照党的统战政策对待。
工作组建立起地方基层政权和武装，当时的工作组就代行乡政府的职权，后来工作组撤出，扎西多吉就担任三安曲林区委书记，并且建立地方基干民兵武装，还给他们发了枪。当时的局势十分复杂，叛军和被没收财产的领主是绝对不甘心失败的，经常袭扰工作组，是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日夜为我们站岗放哨，贫苦农奴经常给我们通风报信，使工作组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工作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行新《婚姻法》。1954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婚姻法》，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度，但在当时西藏十分落后，姐妹同一夫，兄弟共一妻的现象十分普遍。父亲回忆当时三安曲林有个藏文私塾先生叫扎多，他娶了三姐妹做妻子，经过我们做工作，他留下最小的妹妹做妻子，两个姐姐与他解除婚姻关系，恢复自由。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工作组在三安曲林乡废除黑暗反动的农奴制度，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按预定计划完成民主改革。父亲回忆说：临行的那一天，三安曲林沸腾了，男女老幼数百人载歌载舞为我们送行，老阿爸弹起“弦子”，老阿妈为我们献上洁白的哈达，小伙子给我们敬上香醇的青稞酒，姑娘们跳起欢快的“锅庄舞”。藏族群众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金珠玛米牙古都”、“金珠玛米牙古都”(藏语：解放军好，解放军万岁)。那种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那种感情炽热的惜别场面，让人终生难忘。
而父亲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妹妹刚出生，母亲说：是部队家属们轮流地端汤倒水照顾她，一个星期后，母亲就下地自己料理家务。她将两岁的我托别的军属带着，把刚满月的妹妹送到厂托儿所，自己就去上班。一个普通女工，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还要坚持上班，并且连续几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被工厂评为“先进生产者”，其背后的艰辛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母亲的坚韧，表现为对我和妹妹两个幼小生命的精心呵护，是母爱的天性使然，就算是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甘甜的。
母亲回忆说：最是揪心星期六，因为那一天134师政治部都要派人到家属院，报告前线的战况和亲人的音讯。那一天，家属们都早早地齐聚在院门口翘首以盼。母亲后来对我说：每到那一天，她一手牵着我，一手抱着妹妹，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心里一直是怦怦地跳个不停。那种割心割肺的担惊受怕真是令人难受。她说看见过有的家属一接到烈士证书的时候顿时就昏死过去、不省人事；也看见过有的家属接过前线寄来的平安家书时捶胸顿足、喜极而泣！战争是残酷的，生死只是一瞬间；而军人家属们那种对亲人的牵挂、那种牵肠挂肚的煎熬，是始终贯穿于自战端一开至战事结束的整个全过程的。母亲的坚韧，表现在对远方征战的亲人的长久的思念与守望。她不是没有想到过生离死别，而是那种对亲人持久而深沉的牵挂使她愈加坚强。
1959年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因为部队调拨粮食支援地方，部队的粮食供应愈加紧张。母亲宁愿自己不吃或者少吃，也要让我们吃饱。到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母子三人每月的粮食供应仅仅是十几斤土豆！母亲回忆道：一次因饥饿过度，母亲和我都全身浮肿，瘦弱的妹妹在母亲的怀里哭闹不停。家属队长陈大姐见状连忙找到师后勤部申请“特供”，是首长们从自己的口粮里匀出一斤黄豆给我们母子三人，就是这一斤黄豆，我们母子三人吃一个星期，大人孩子的气色才慢慢地好转。母亲的坚韧，表现在对儿女们的无私奉献，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她首先想到的总是儿女们的需要。在这样伟大而无私的母爱面前，我们做儿女的，惟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惆怅。
9、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像134师这样，既有战场上战斗经历，又有地方群众工作经验的部队，全军很少。父亲完成三安曲林的民主改革任务后，又归建134师。1961年下半年：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军委提出请求：要54军134师留下一部分精干力量，支援西藏的地方政权建设和充实西藏军区的军事力量。很快得到军委批复。134师各部抽调人员约3000余人，包括工兵营在内成建制地划归西藏军区编制管理。一部分充实西藏军区，一部分就地转业组建西藏军区生产部，工兵营成建制改建为西藏军区生产部工程团。他们为西藏的道路、桥梁和营房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父亲是作为文化理论教员，被西藏军区政治部点名留下的，那个年代，“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父亲二话没说，留在西藏服役。
1961年底，母亲再一次远行与千里之外的父亲团聚，这一次是去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她乘坐部队的军用大卡车经由四川成都走川藏公路到拉萨，同行的还有部队的五位家属，有的带着一个孩子，有的是只身一人，而唯有母亲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川藏公路是以雄奇险峻而闻名于世的。汽车行进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冰峰雪岭中，时而沿着陡峭的盘山公路向上盘旋行进，有时爬坡一爬就是五、六个小时；时而沿着蜿蜒曲折的坡道向下滑行，时时传来急刹车的金属摩擦声尖厉而又短促，令人心惊。穿越泥石流，钻过“老虎嘴”，军车在简易公路上摇摆颠簸，母亲回忆说一天车坐下来往往是昏昏沉沉的。路旁常看见大片的墓碑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之上，跟车的政治部主任给大家介绍说：看！那就是为修建川藏公路牺牲的战士们的墓地。十八军进藏时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内就修通成都至拉萨的川藏公路，而每修通一公里就有一名战士长眠在这条路上。母亲和家属们的内心受到深深地震撼。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从成都至拉萨大约1500余公里，山道崎岖难行。一路上有二郎山、雀儿山、卡其拉山等众多的崇山峻岭。最高的卡其拉山顶的海拔达到5500米。母亲回忆说：这一路上她所受到的辛苦和磨难是刻骨铭心的。这一路前行到达拉萨竟然用了15天！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打好被包，带着孩子登上车厢；晚上一直到天黑到达兵站又要领着两个孩子下车，打开被包铺床睡觉。一路上既要抵御不时袭来的严重的高山反应；又要精心地呵护好两个幼小的孩子不要冻着饿着。一次到达西藏林芝地区，因为找不到住房竟在老百姓的菜窖里住了一夜！母亲的坚韧，显现在为与亲人团聚而那样地义无反顾，吃苦受罪却是那样地心甘情愿。
1962年，印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多次侵犯边境，骚扰边民。我军忍无可忍，毅然展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我边防部队在司令员张国华的统一指挥下东西两线作战。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插包抄，一举全歼印军陆军第七军独立旅。活捉旅长达尔维准将及下属军官士兵数千人。
父亲是文化理论教员，被安排在印军俘虏营担任政治教员。我在与父亲闲谈中，了解到一些发生在印军俘虏营的事情。
独立旅是印军陆军第七军的王牌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与印军陆军第一军军长鲁尔中将关系密切。是印度陆军的核心人物，此人倚仗背景深厚，傲慢无礼。我军按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予礼遇：烟是中华烟，酒是茅台酒，苹果是烟台的苹果。即便如此，此君亦经常口出狂言：你们不讲规矩，靠偷袭侥幸取胜，非绅士所为。我方陪同人员有时也反唇相讥：靠绅士风度，英国人能离开你们印度？达尔维闻言，当即灰头土脸，缄默不语。
作为俘虏营政治教员，父亲主要给印军俘虏讲三个方面的课程：1，中印同是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交往、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2，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者划定的，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的承认；3，当前的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印应当团结而不是对立，破坏世界民族独立解放阵线。每次家父的讲课内容，都是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女翻译用英语讲给给印军俘虏们听的。
父亲讲课经常遭到印军俘虏们的哄笑。但还是每次都坚持讲完。如讲到中印历史交往，讲到唐玄奘西天取经、传播佛教文化，讲到抗日时期柯棣华大夫来华支援抗战等。印军俘虏就起哄道：你们从印度学习佛教，柯棣华大夫还帮助你们抗日。那为什么还把我们抓起来，关在这里？家父按照政策当即反问：你们全副武装“不请自来”，到底想干什么？女翻译翻给印军俘虏们听了之后，顿时哑口无言。
当讲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讲到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公主嫁到西藏时，印军俘虏们又起哄：那尼泊尔还有一位公主嫁给西藏松赞干布呢，比你们还要早一些，是不是西藏也是尼泊尔的啊？完全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无赖腔调。父亲当即还以颜色：你们的祖先，古印度的人们勤劳智慧，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达摩祖师至今还被尊为禅宗祖师，再看看你们，一副老爷兵的模样，辱没祖先啊！印度的家族等级制度壁垒森严，印度实行世袭兵役制，当兵的家族地位普遍偏低，家父的一番话击中要害，印军俘虏们再不敢胡言乱语。
当时的西藏条件艰苦，所谓“印军俘虏营”，也就是数十间藏式民宅，周围加上铁丝网而已。每天固定的晚饭后是散步时间，也就是放风，解放军派出哨兵警戒。一次散步时，一名印军俘虏士兵（时间久远名字不记得了，姑且称阿桑）不知抽什么疯，竟离开散步的队伍，径直向铁丝网边的我军警戒哨兵走来。阿桑对哨兵的警示置若罔闻，一步上前想抢夺我军哨兵手里的枪，二人扭夺之间，我军哨兵忍无可忍，扣动扳机。子弹穿过阿桑的大腿……阿桑随即被送往军区医院抢救。 第二天，旅长达尔维照见我方人员，提出“严正抗议”，要求遵照《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严惩“肇事凶手”云云，并称不达目的，全体印军将绝食抗议。不难看出：这是印军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的一个阴谋。我方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严正指出：印军俘虏不听指挥，违反纪律，公然抢夺枪支，这是对我们解放军的严重挑衅。这种公然挑衅的行为已经超出《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的管辖范围了。一方面调离那名哨兵，（实际上那名哨兵是位班长，经验丰富，对事件处置迅速果断）。
印军俘虏们一开始也假模假式地“绝食”，旅长达尔维更是正襟危坐，沉默不语，似是要以生命的代价维护“军人尊严”。我方不动声色，按时送上饭菜，按时撤下。那时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度日，可是给印军的都是白米饭，有肉有菜。静坐也好，绝食也罢。我方每天大喇叭广播事件经过和我方的原则态度，慢慢地事情开始有了松动。警卫战士发现：达尔维在无人的时候偷偷吃家人送来的美国巧克力、苹果等，随即报告上级。我方随即安排翻译人员假装聊天时，无意中透露给印军的下层军官和士兵们，引起下层军官和士兵的不满。其次是安排送饭的战士，在撤下饭菜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洒落一些饭菜、馒头之类，很快发现这些“洒落”的饭菜瞬间就被抢食一空。也是大势所趋，仅仅三天，旅长达尔维自找台阶，宣布示威取得“初步胜利”，绝食结束。
不久，中国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与印方达成遣返战俘的协议。遣返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旅长达尔维为首的校级以上军官，到内地经成都、武汉、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中国的建设成就以后，取道昆明乘飞机返回印度；一部分是下级军官和士兵经中印边境口岸履行交接仪式后遣返战俘。
很有趣的是：以达尔维为首的印军军官竟然提出一个非常幼稚可笑的问题：“我们是以什么身份去参观贵国的建设成就呢？”我方代表也毫不含糊，当即回答道：“当然是以战俘的身份了，除此之外，你们还想以什么身份？”说得印军军官们尴尬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下级军官和士兵的遣返地点，是在中印边境口岸的一座小桥上。交换相关遣返文书，开始交接战俘的仪式。印军战俘列队开始通过小桥的中心线，到达印度的一方。我们之前为每一名印军战俘准备一个军用挎包，里面装着一个馒头，一个苹果，还有一本书什么的。许多的印军战俘过桥以后舍不得手里的挎包，立即遭到印军军官的呵斥。无奈，只得丢弃挎包。还有的精明一点的，提前把馒头和苹果藏在身上，过桥就把挎包扔了。运气不好的被印军军官发现，立即被搧两个耳光，收缴了食品。
还是那个阿桑，被我们的战士用担架抬着移交给印方。在从我们面前经过时，眼里流露出念念不舍的目光，友好地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谁也没有理会他，心想：你为演出这一场苦肉计，甘心情愿地当炮灰，你这是自找的。交接仪式结束，就在我们还没有走远的时候，听见桥对面一片混乱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和一些印军士兵，在抢扔在地下的挎包、馒头苹果之类的。还有那个阿桑，早已被印军士兵丢弃，躺在担架上挥动着无助的双手，久久地喊叫……
写到这里我久久沉思。纵观世界战争史，没有那一次的交战双方，能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仁义地对待印军俘虏。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罔顾历史，忘记过去的教训，一再挑起事端。
10、同志们那么嗬嘿，加油干那么嗬嘿
俘虏营工作结束，1962年底，父亲被安排在西藏军区生产部。生产部，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很新鲜，一般人可能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部门。这在当时可是头等大事，西藏军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要站稳脚跟，开展生产，自给自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西藏军区在三总部之外，单独成立生产部而且是军级单位，这是中央军委特批的。西藏军区的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的场长，是由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兼任的。
对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重视体现在人事安排上。第一任的部长，政委都是军区最优秀的军级干部。西藏地广人稀，土地大多是从未耕种过的生地，开垦耕种有一定的难度，有许多硬仗要打。父亲到生产部安排在宣传部门，实际上却是跟着部长、政委踏遍西藏的山山水水，选定场址，考察水文、交通、气象、土壤等等。父亲说，那时候快成工程师了，什么报告都写。很快，生产部决定学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在西藏扎木地区（所在地西藏波密县）成立农建师，下辖察隅、易贡、米林、雪巴、实验场等几个农场。父亲当时调到扎木农建师宣传科任副科长，师长安岳宗，政委李佩瑾，政治部主任王一栋。当时，师长安岳宗在北京参加军垦工作会议期间，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请求支援一个团给西藏。后来新疆真的给了一个团。
新疆过来的一个整团的农垦人，他们有在戈壁荒漠上开沟挖渠、垦荒造田的成熟经验。可是，在易贡这样复杂的地形地貌前，完全施展不开。不过，他们还是开垦出大片的土地种植冬小麦，还建起果园。在波密县还建起一座食品厂，（母亲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生产各类饼干、点心，酱油醋，兼带照相、缝纫等生活服务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波密县的社会服务业的空缺。
由于各种原因，新疆农工大部分都回去了。但是留下来的也不少，我70年到易贡的时候，家就住在机运连。连长、指导员还有大部分机械操作工、修理工都是新疆过来的。新五团很快又组建起来了。有原18军退役的干部战士、新疆留下了的农工、全国各地援藏的大学生和支边青年、当地藏族农工等。
我和妹妹当时在成都，我在西藏军区成都“八一小学”上学，妹妹在大邑幼儿园。1966年5月，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学生都造反去了，领导都被打到了，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连吃饭都成问题，远在西藏的父母焦虑不安，于1967年6月托回家探亲的战友，将我和妹妹接到扎木农建师。
西藏波密县，那是桃花源一样的地方。远处的雪山闪着银光，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近处的河流水流潺潺，清澈见底。漫山的桃树一到仲春季节，桃花盛开，一片粉红，煞是诱人。我们没有学上，春天来了，上山采蘑菇，一采一大筐；夏天到了，桃子熟了，我们去打桃子，一打一背篓。下河去钓鱼，上山去砍柴。那会儿的日子，过得真惬意！1970年，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他是在波密县的部队四医院出生的。从此我们就没那么快活了，因为要带弟弟啊。
父亲那时候很忙，去山东、河南接支边青年，经常出差不在家。父亲说：那时的青年人，真是单纯，对部队的干部很尊重，说到进藏，都激动不已。父亲说：你们最好还是要做好艰苦磨练的准备，青年们异口同声地答到：早就准备好了！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到农场没几天，男的唉声叹气，女的哭声一片；没办法，父亲只好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在边疆安心当一名军垦战士。在这种艰苦条件下，许多支边青年和父亲结下深厚的友谊，一直到调回内地许多年都还念念不忘。
1969年，中央军委将西藏军区缩编为省军区，生产部降格为生产建设师，扎木农建师撤销建制。1971年父亲调任易贡五团任副政委，我们全家就又到了易贡，在那里住了三年多。易贡是波密县的一个乡，离波密县几十公里。这里风景更加优美，出产更丰富。
这里就是西藏著名的“无人区”原始森林。原始生态林是野生菌类的“天堂”，厚厚的腐殖质为菇类生长创造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亲自采摘并品尝过的就有松树蘑菇、海绵蘑菇、鸡腿蘑菇、扫帚蘑菇、猴头蘑菇等可食用野生菌。而上山采摘蘑菇，既可以满足孩子们好玩好动的天性，也是对孩子们认识大自然的神奇满足其求知欲的最好方式。鸡腿蘑菇因其外形酷似鸡腿而得名，其味道鲜美至今回味起来犹在鸡腿之上。白白的、有一个永远也打不开的伞包，生在潮湿的而又有厚重腐殖质且偶有日照的地方。在我们孩童时代所采摘的各类可食用的野生菌中，它是当之无愧的上品。
军垦，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当时确实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略西藏，巩固边防，粮食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就是父亲他们那一代军垦人的艰苦努力，西藏第一次种植出来了冬小麦，磨成的面粉叫“自产粉”，味道和口感都不怎么好，做出来的馒头黏黏的，但毕竟是西藏自己出产的。到了七十年代，西藏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个不仅是粮食问题，而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的大事。父亲所在的生建师易贡五团，还创造了许多当时西藏的“第一”。
第一次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上栽种出高山绿茶；第一次在藏东地区种植出了水稻；第一次引进南方蔬菜如瓠子、辣椒、茄子在西藏栽种成功。第一次在高原地区种植出苹果、香蕉、葡萄等水果。从1962年到1980年，父亲在西藏军垦系统一干就是18年，而且数次参加全国性的军垦表彰大会，担任生建师体育代表团领队参加西藏自治区第三届运动会。组织生建师文艺宣传队参加自治区文艺会演。直到1979年，西藏军区生建师交由地方农垦厅，父亲才重回西藏军区后勤部工作。
11、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父母亲去了，愈行愈远。梦里，我每天于晨醒时分仿佛看见父亲站在我的床头，默默地望着我。我们父子，平日里对话不多，我总觉得有一种不用言语的默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寻找这种默契的支点，很可惜，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地找到过这种默契。
父母亲的一生，经历过很多但终究归于平淡。这倒不是说他们的一生有什么大起大落，而是在老人家溘然长辞之后，每每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我们做儿女的细细想来，总有一些往事挥之不去，总在眼前浮动、耳畔回响、脑海里萤迴……
就是在1967年，我们到西藏波密县，没有学上，整天疯玩儿。父亲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拿回来一本《毛主席著作》和一沓稿纸，说：从明天开始，每天抄写一篇，字迹要工整，我要检查。原来我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谁曾想每到周末，他回到家里，非要检查我的“作业”。这下弄得我措手不及，有的文章我只抄了一半，有的字迹潦草，连自己都不认识。父亲看后大发雷霆，上来就是两巴掌，骂道：好歹你也把字写好，不成器的东西！
父亲，现在想起来，能把字写好，也不错。人生一世，写字有时候就是人的另一张名片。那时候，玩第一，都有童年时光，谁还没有光顾玩儿的时候？滚铁环、打牛牛、弹玻璃珠、拍烟标，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父亲为什么总要我写什么字呢？很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写一笔好字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父母亲有一些不安，依稀感觉到那是为我们上学的事情焦虑。在波密，我和妹妹读过一个区委小学，没读半年学校就解散了。有一次，父亲从办公室带回来几本书，说：你们要学会看书，养成看书的好习惯。我拿起一本书，《欧阳海之歌》，那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说。
在十来岁的男孩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从此，在疯玩之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角落里面，安安静静地读书。别说，书里还真是有另一个精彩的世界。开始都是看一些诸如《金光大道》之类的公开发行物，后来，父亲发现我真的喜欢看书，利用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优势，借来很多书，包括当时属于“大毒草”的书籍。什么《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啦，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叶尔绍夫兄弟》啦，还有一些封面盖有“批判参考读物”印章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宗教的起源》《资产阶级人性论言论集选》。十几岁的孩子看这些书籍，艰涩和枯燥是可想而知的。父亲看出来了，对我说：所有的书，看看都是有益的，不但要看，还要想，不要因为看不懂或是没兴趣，就不看，多读书终归是好事。父亲的话，当时我是似懂非懂的，现在想起来，确实是这样。说实话，《宗教的起源》这本书说的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可是，书里说：宗教源于图腾崇拜，而崇拜源于原始人对大自然的畏惧，我却是一直记得的。还有那本《资产阶级人性论言论集选》里关于“绿鹅”的传说，跟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小和尚下山”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像这样让我似懂非懂的话，我好像听见父亲多次说过。记得那是1974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你代表生建师到我们厂子里做辅导报告。一次在家里闲谈中，你说了一句话，我记得一辈子。你说：百家争鸣，那是当时世界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那是中国。你说：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取代哲学。这个，都被后来的学术论文所印证。
我们辍学以后，母亲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边让在家乡的侄儿们将不用的课本寄到西藏，一边央求在农场的北京支边青年业余时间教我们读书学习。为此，您还经常叫北京支边青年到家里来吃饭，张罗着为他们找对象。您的举动引起农场领导们的注意，最后干脆腾出来几间库房，抽调几名支边青年办起一所农场子弟学校。是一所五个年级都在一个课堂上课的混成班。这近乎天方夜谭，但也确实让我们勉勉强强地读到小学毕业，为今后升学打下基础。
我也曾经有过“青春叛逆期”，记得十五六岁的时候，没有学上，要参加工作。我想去学开车，那个年代，当一名司机是很荣耀的。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为此，我很长时间不理父亲。父亲不急也不恼，相反，总是没话找话地跟我搭讪，那一天，父亲和颜悦色地说：进工厂当一名技术工人也是不错的，你要想学，一样可以学本事的。尽管我有十二万分地不情愿，还是到厂子去报到，当一名车工。后来想想：父亲在艰险的青藏、川藏公路上来来往往走了几十趟，见过太多的惨烈的车祸，他自己就曾亲身经历两次翻车，这也许就是他坚决不同意我去学开车的理由。
从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我：要学会自己动手的能力。在我十岁的时候，您找来来斧头、锯子等木工工具，要我给家里做凳子、箱子和吃饭的小桌子。只是凭着小学那点可怜的几何知识 ，我居然做出像模像样的简单家具。每每看见您那赞许和鼓励的目光，每每听见您表扬的话语，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幸福满满的感觉。这种凡事自己动手的习惯，确实让我在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受益匪浅。因为，真正的自信，不是有钱有权，不是会说会写，而是实实在在的会做，包括做人与做事。
父亲，你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唯有在看书的问题上，让我什么书都看，这一点我直到现在才能理解，你是要我们自己思考问题，自己区分精华和糟粕。你坚决不让我去学开车，除了艰辛（高原上的汽车司机大都因三餐无保障而患上胃病）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安全的考虑吧！
父亲，你没有为我的工作和前途去过多地求人，总是对我们说，要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在1981年，我们全家内调回黄梅老家的时候，我服从分配到汽车大修厂当轮胎修理工，你也叫我好好干。裙带关系，那会儿时兴这个，可是，父亲你不会搞这些玩意儿，我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奢望。我是作为技术工人交流从大修厂换到两泵厂搞我的本行车工的。
1985年，因为给县广播站写几篇稿子，当时的纺织工业局相中我，直接从车间调往局里办公室。曾经你对我说过：找关系不如自己努力，靠关系终究是不会长久的，这话我是信以为真的。很多时候，我是怨恨你的，因为，像你这样级别的干部，子女都或多或少地享受父母的福荫。最起码接班也可以到行政机关部门，只有我，单位工作跟你们风马牛不相及，全靠自己努力。何况，还有很多不但接班在行政机关，而且官位和职务全部仰仗老爹，是所谓“拼爹时代”。有时候我很有存在感，为什么？靠爹，是靠不了一生的。
父母亲，感谢你们生养了我。父母之恩，难以为报！你们没有给我们体面的职业、丰厚的遗产，也没有给我们赖以炫耀的精彩传说。但是，你们于无形之中给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自立于世间的生存能力和独立思考的思辨能力，其实，人在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这两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