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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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芬(1902.9-1935.12)男，汉族，出生于黄梅县城关镇南街一户贫苦人家，幼读私塾，1914年考入县立八角亭高等小学，1920-1923年就读于南京农林讲习所，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7月毕业回黄梅积极筹备发动，于1923年冬创建黄梅社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任团小组长。1924年8月创建中国共产党黄梅小组，任党小组长。1924年冬，党团黄梅特别支部同时成立，任党团特支书记；1925年3月，中共黄梅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子芬任党团执委书记。他是黄梅旅外学生中率先回乡创建党团组织第一人，是黄梅县历史上的第一任党团组织领导人，是开天辟地的一代共产党人。就像一群划过天际的璀璨流星，照亮黄梅这块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古老大地，在这里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让黄梅在大革命时期曾拥有“小莫斯科”的美称。
在李子芬长达17年的职业革命生涯中，创建黄梅党团组织，指导恢复襄阳地方党组织，推动过九江国民革命，参与湖北早期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武昌地委执行委员、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是第四届、第五届团中央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出席过著名的“八七”会议，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代表证号27号），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黄梅唯一在建国前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共产党人。
大革命失败后，在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同时，出任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巡视委员会委员，中共顺直和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30年1月与关向应同志一同巡视唐山，并恢复唐山市委；1930年3月接替刘少奇同志组建中共第六届满洲省委，当选为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他把党的组织建立在敌人的牢狱中，领导狱中斗争。1932年7月，又只身前往杭州巡视，利用十余天的时间，把从上海迁杭的法学院支部，改组成中共杭州支部。对杭州的社会、经济、群众生活、群众运动、党团组织、工作方法、斗争形势等，向党中央递交极其详实的综合报告。
就是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如何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中，披肝沥胆地为党工作；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有无数的象李子芬一样的英雄儿女，为了党的事业和革命的成功，不惜赴汤蹈火，才能历尽磨难战胜艰难险阻而夺取最后胜利。
拭去岁月的尘埃，这篇写于八十多年前《子芬巡视杭州的报告》赫然在目。这是不久前，黄梅县委、党史办及烈士亲属一行，前往浙江杭州。在杭州党史研究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寻觅到这份至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报告涉及杭州的政治经济形势，群众生活状况，特支的现状和工作计划，全文近万字。这篇报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杭州党史研究室的曹主任介绍说：《子芬巡视杭州的报告》，填补浙江杭州地方党史的一段空白。它是1931年12月李子芬在沈阳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立即回到上海的党中央开展工作。在党中央机关，李子芬看到上海法学院支部的五人名单，了解到法学院在“一二八”事变后迁到杭州，而杭州的党组织自1928年遭到破坏后，一直难以恢复。这不仅因为江浙历来为中国的富庶之地，统治者无不紧紧地攥在手心，而且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与杭州唇齿相依，统治暴力甚于他处。李子芬巡视杭州时期，我党仅县团级以上干部，被囚禁于敌人的牢狱，就达400多人，党的组织屡遭破坏，乃至党内曾一度出现“杭州落后论”之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派李子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杭州巡视。这时候的李子芬，刚刚经历牢狱之灾，身体并没有完全恢复，孤身一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艰苦摸索，调查研究。从这份报告里可以看出：李子芬一边强忍着病痛的折磨，一边全力化解杭州地方党组织的怀疑和不信任，用包括病倒几天在内的短短十多天时间完成的，就是这份报告提供详实而准确的参考依据，不仅成功改组中共杭州特别支部，也为红十军出入浙赣边境，成功打击敌人，提供可贵一手资料。
“……杭州绸缎业206家，倒闭20余家；丝茧业69家，倒闭29家，丝价从前每百两70-80元，现在只30元；鲜茧从前40-50元，现20元，尚少人要。”
“……吴兴的农民，有些在吃树皮草根，农民侥幸得到了慈善家一斗米，便要剃去一道眉毛，作防止重领的记号。德清地方农民卖儿女，十三岁小姑娘典给×家做丫头五年，只要六块钱，八岁男孩卖二十块钱，连中人钱也在内。所谓富庶的浙江农民情形，已至如此……”，
“……吴兴、桐乡交界各村，一月中曾发生五处自杀现象，有的是全家自杀；余姚四明港渔民也是全家自杀。”
——（摘自《子芬巡视杭州的报告》1932.7.24）
悲惨岁月悲惨事，竟至于此！
富庶的浙江杭州，稻菽飘香，鱼肥水美，更有桑蚕丝织业四海闻名。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何以至农民四散流离、卖儿卖女甚至全家自杀而沦落至此？痛之以切，思之以远，倏尔想起茅盾先生的成名作、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第2卷第1期上的《春蚕》。小说通过20世纪30年代初江南农村蚕事丰收反而成灾的反常现象的描述，揭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等，真实地反映当时江南农村经济破产和蚕农们的悲剧命运。
“……但是“收蚕”的时期一天一天逼近了。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然呈现了一种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人们似乎连肚子饿都忘记了。老通宝他们家东借一点，西赊点，居然也一天一天过着来。也不仅老通宝他们，村里哪一家有两三科米放在家里呀！去年秋收固然还好，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削来，早就完了。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一切临时借贷都是指明在这“春蚕收成”中偿还。他们都怀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惧的心情来准备这春蚕的大博战！……”
——摘自茅盾短篇小说《春蚕》
李子芬巡视报告内容与茅盾的名作《春蚕》里的情节如此地契合。这充分印证1932年的杭州及其周边农村真实发生在蚕农们身上悲惨境遇。
李子芬在巡视杭州的报告中写道：“杭州及全浙过去党的组织及中断时期，我全不清楚，这次去，是根据上海法大支部五人名单。最初去，遇见他们全在忙着毕业考试（五人都在一班毕业），又因我无介绍信，他们有些怀疑，以后是解释清楚了，法大是“一二八”事变后转到杭州去，他们一直失掉组织关系。”字里行间反映出当时的中央巡视员工作不讲条件，恢复组织不避艰险，出入刀山火海无所畏惧的凛然正气。
报告中介绍：“我留杭州时期，除因他们考毕业及怀疑，和我自己病倒几天等耽误的时间外，正式工作大约十天左右。第一次支部会是向他们传达中央反第四次围剿决议，联系谈到浙省形势，杭州落后说不对，及目前工作等，会议决定他们积极找各方关系。”“二次会议上正式决定成立特支。三个外省人因毕业后生活等等问题，不能在杭工作，允许他们离开；在杭尚有四人，一个新介绍，一个恢复关系和从前留下的两个浙江人，确定支书及一般分工外（书记，组织兼C.Y，宣传工运，兵运），对反帝委员会工作有些具体讨论，会后再督促他们找工人、兵士和在校学生关系。”“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工作计划。自然因具体情况了解不够和关系太少，计划尚不免太空泛。最后在临走时还参加了一个会，在汽车厂、三友厂都找出可以接近的工人关系，兵士方面也找出一个可以接近的关系，对反帝筹备会及五月节作了相当讨论，并决定三人成立干事会。会议以外，做了些一二个外〔别〕谈话工作，讨论兵士工作，工人运动初步方法等，不必详述。”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跃然纸上，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发人深省。
短短的十多个工作日，李子芬在报告中总结：“我临走前，那边特支有四人，若加上C.Y三人，来沪出席反帝会议一人，则共八人。自然，这个特支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很不巩固，成分亦不好，我的意见，杭州及全浙工作客观条件都很好，应当赶快创造和恢复党的工作，吸收工农和一切新成分入党，首先和现在特支发行关系建立起来。现在特支担任工运姓陈的，我想可找他来一趟，因他在台州等处还有些农民同志关系；萧山听说也有一个当警察的同志，有可能，或使他住几天短期训练班。□波、长兴等处及现在农民骚动激烈地方，如能先后有人去巡视工作，必有办法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
即将离开杭州的时候，李子芬又对杭州特支的最近工作计划、群众运动和特支自身建设等三个方面，作了极为详细的部署和安排。在特支工作计划中，作了“拥护红军苏维埃，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和发展党团组织”的重点部署；在群众运动方面，作了“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兵士运动、暑期学生运动、革命书报发行、拥护红军、发展青妇组织、开展反战纪念活动”等8个方面安排；在特支自身建设的要求上，李子芬站在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角度，发出声音：“目前全党任务，加紧工作方法转变时期，特别要适应此种精神，发挥工作积极性，加紧工作速度，厉行党内自我批评，切实检查工作与建立工作纪律。在工作中，反对脱离群众、不实际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
捧读《子芬巡视杭州的报告》，我们从中深切地领悟到共产党人李子芬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领悟到成功路上每一步行进的艰难和所付出的流血牺牲。
李子芬烈士不仅是一位名垂青史共产党人，他还是一位聪慧过人的文化人。他幼年读书期间，家乡黄梅城关的大街小巷曾流传这样的歌谣：“高等小学八角亭，最会读书两个人；小南街的冯文炳（废名），大南街上李子芬。”他年青时，主编《少年黄梅》，宣传党的主张，成为鄂东第一报人，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赤色笔杆子。从传世至今的的他写的《少年黄梅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决议案》（载1925年1月《中国青年》杂志），《湖北黄梅一年来社会运动的报告》（载1925年8月）以及《黄梅打倒劣绅运动之成功》（载1926年9月《中国青年》第一百三十五期），《满洲省狱中干事会关于反立三路线决议案》，《子芬巡视杭州的报告》等一系列革命历史文献，可以看见他文笔犀利，功底深厚，文采斐然，震聋发聩。他的革命战友、黄梅革命先烈邓雅声，1924年曾在诗信《寄李子芬》中这样写道：“吾子卓荦谁与同，卧楼斩马真豪雄，欲倾墨汁十万斛，药尽众生盲与聋。”便是最好的佐证。
捧读《子芬巡视杭州的报告》令我想到：黄梅的确是一方文化沃土，以李子芬烈士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先驱，他们大多数都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若只图安身立命，苟且于乱世，想必是能够过上富足生活的，至少是可以过上安稳日子的。但他们为救国救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复兴自强。舍生忘死，不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他们有着怎样一种胸怀，又是怎样一种境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