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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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一个劳苦人，一生和房子有缘，虽然挂着工程师头衔，但平常胡子拉碴的，带着一顶军帽，穿着灰色中山装，胸部别着一把计算尺和钢笔，肩挎着黄色帆布包，走路一阵风，说话急吼吼，和农民建筑工无两样，每天都是和水泥、钢筋、石料、建筑图纸打交道。我印象里他是干建筑的老兵，每天一身泥，一身灰，骑着一辆自行车，白天吃饭扒拉几口完事，包里总有包子，水壶里装着一大壶苦茶，急急地来，又无声息地走了。
时光拉回到60年代，我跟着父亲，乘着绿皮的敞篷小火车在崇山峻岭间穿行，在一块平地下车后，步行到大山深处。一场瓢泼大雨之后，彩虹在西边升起来了，我父亲脸上都是黝黑的灰尘，周围站着戴五角星的工程兵，他支着一幅眼镜，在施工工地上走来走去，抽着粗糙的烟，有时帮着搬动水泥，钢条，有时拿着钢钎到山洞里比划几下，有时回到帆布的帐篷里，把水泥注入玻璃管，做压力测试。这时外面来了个老红军，问：倪工，怎么样啊？父亲眼角一扬，眼镜向上一推，说报告首长：达1000军标，可以了，通知开干吧，随后就是周围工地响起一阵阵钢钎的突突突轰鸣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灰尘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赶紧从里面逃出来耳膜耳孔中都是灰尘。过了半年后，我再去看时，那里已是一间间房间，已粉上了水泥，里面有床铺，红色的电话机，开水瓶等等，地下的房子建成了。
一说起造房子，他的话匣子打开了，70年代，云贵高原晚上九点多，满天繁星在高原上闪烁，银河如一抹轻纱挂在当空，触手可及，他三句不离本行，和我说过去的房子的事，1937年，老家房子遭到日本鬼子破坏，木头、窗户、房门被运走了，在日本鬼子的熊熊大火中，我家原来的房子化为灰烬，只剩下断垣残壁，于是，我家一下变成了赤贫，他带着弟弟做工，干活，勉强活命，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搭了一个草棚子，日本人又来抓人，只好转移到小木船上，逃到小河中躲，惶惶不可终日。
解放了，他分到两间厢房，那是落脚屋，土坯墙。四面不挡风，每逢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里面一口土灶，一张吃饭小桌，一张床，二张小凳，真是一贫如洗。一次，厨房的土墙被大雨浸湿塌了。
要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使他学习非常刻苦，一边工作一边用功学习，他考上了山东一所学校。他第一志愿就是与房子有关的专业，他四年没有回过一趟家，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就达到了技术员的水平，被分配到军工企业，随着部队在山东、重庆、贵州、云南造厂房，部队营房，弹药库。
79年的一天，家里一份加急电话传到他单位，由于老屋墙体脱落，墙角裂缝，每到刮风下大雨，家人没法住了，他请假回老家，由于经济特别差，建筑材料匮乏，屋顶是用毛竹做桁条，墙是单壁的，他亲自砌砖、拌水泥、扎钢筋，15天后建成了三间砖墙竹房。
八十年代他回地方工作，正好碰到长江圩岸水利防护工程开工 ，他主动请缨，负责水泥的检验，工程质量监工。为此他专门写了二本书，制定了泥水工操作程序和规范，以保证工程质量。连续3个月，在长达数十公里的长江边上，可看到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手里拿着一壶水，肩上是一只黄色军用挎包，卷着一沓蓝图，弄了个小榔头，在圩岸边工地上东敲敲，西凿凿，一个个硬纸袋里装着工地采集的水泥样品，那便是我父亲。他按照军事工程的标准来做地方的水利工程，把水利安全作为百年大计，严抓质量，严控安全标准，他和工人师傅吃住在一起，关照师傅们：这圩岸的水泥砌缝一定要严细合缝，水泥一定要用最高标号，水利工程质量大于天啊！你我不能一点马虎，不然对不起子孙后代。在他监工下工程如期保质完成，他对前来视察的副市长拍胸脯说：我百年后这圩岸工程不会倒，果然借他吉言。我父亲监理的水利工程，经受住了98年长江特大洪峰的考验，家乡的圩岸工程在那次洪水中安然无痒。
这时他才有空设计建造家里的房子，他根据经验自己设计，建了小别墅新房，设计了大回廊，大阳台。屋脊用小青瓦堆起万年青花盆，墙面用涂料三重粉刷，卫生间全部贴上了花式瓷砖，琉璃瓦铺上了屋顶，父亲劳苦功高，一家人终于住上了他精心设计建造的别墅，这宽敞的二层小楼在阳光的照射下，粉墙黛瓦，闪烁着安逸的祥光。推开房门，有宽敞的房间，落地长窗，明亮的窗户，别致的院落，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物件仿佛在诉说着父亲的心声。我们再在里面铺上舒适的红木床，摆放好了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装上了空调、热水器，房子好了，家具全了，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人住得舒适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也是我们企盼乐见的好房子。
从旧社会的“天当房，地当床”到现在新的农村小别墅，父亲留给我好房子，让我安居乐业，无后顾之忧，他也留给我认真工作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质量意识，从我家的房子的变迁，见证了父亲勤劳和睿智，这更是我们时代变化的缩影。祝愿普天下父亲健康长寿，都得广厦千万间，凡人百姓俱欢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