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别除
“摇啊摇,摇啊摇,摇到水南桥。白米饭,肉汤淘,吃过吃过又肚嘈。”母亲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妹妹,轻轻地上下摇晃,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嘴里一边轻轻地哼唱着这首童谣,很快妹妹就发出轻轻的鼾声,嘴角流出细细的涎水。
母亲个子不高,一米五几,身材单瘦,穿一身洗得退了色但很干净的旧衣服,上衣和裤腿上还打了好几个补丁。四十岁不到却头上早添华发,鱼尾纹爬上了她的眼角。我瞅母亲一眼,心里隐隐作痛。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生养了我们五个子女,全靠她一手抚养。
母亲在未出嫁之前,家里有田有房,平时要干农活,农忙时节,家里才雇请几个短工帮忙。照理说,经济条件尚可,可外公重男轻女,她小学毕业后,没有再继续供下去。母亲成年后为此后悔过,但从无怨言。她性格开明,把知识看得很重要,对子女的学习督促得较严。
父亲在解放前读过高中,是个书呆子,平时沉默寡言,与世无争。家庭出身不好,在单位常挨批挨斗,回到家里唉声叹气,甚至表露出轻生的念头。母亲开导他,成份差不是你造成的,娘肚子里就定下的事,怪不得你。再怎么苦,再怎么受憋屈。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这个家,你都要挺下去。
父母是解放前夕结的婚,婚后生活在湘西南的一个县城里面。我是家中长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吃尽了成份不好的苦头。从我懂事起,还不到十岁。跟同伴一起玩耍,稍有言语不和,同伴总爱说我是地主崽子,轻则谩骂,吐口水到我身上,重则出手打人,稍有反抗,脸则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的内心非常痛苦。回家跟父母哭诉,问为什么我们家是地主出身,为什么我总遭别人欺侮。父亲没有回答,脸色沉重地低下头,摇了摇,长长地叹一口气。母亲则告知我,别人歧视你是错的,别计较他们,别理会,躲远些,以后别跟他们在一起玩就行啦。从此我看见他们,就远远躲开,渐渐地班上少了个踊跃发言的好学生,多了个沉默寡言的老成少年。
我家住的木平房是租来的,地面是黑泥地,屋顶上的黑瓦年久失修,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只好用大小盆子接漏水。四周墙壁是木拼的,有缝隙,冬天的冷风刮进来,冷飕飕的。父母找来旧报纸,用浆糊涂在上面,再贴到有缝的墙上,情况才有所好转。家里的设施,除了两张床和一个小方桌、几把凳子外,没其他家具。小方桌既是餐桌又是书桌。晚上在煤油灯下,我带着弟妹做作业。母亲在一旁缝补衣服,有的补丁破洞了,又在上面加缝一个补丁。我们有多少做不完的作业,母亲就有多少缝不完的补丁。
穷人的孩子早懂事,为想讨得父母的欢心。我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每次考试,不是头名就是第二名。我只想早点长大,这样就能自立,就能为家分忧。
“文革”开始了,红卫兵热热闹闹地上街游行闹革命,街道两旁,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学校停课了。成份好的同学都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到外地搞串联去了。我是陆冈县二中的初中生,只能呆在家里,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逗他们玩,给他们讲故事。帮母亲做点家务。
母亲对我说:“琪儿,你是家里老大,读初中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七口人。靠你父亲一人的工资,每月还要邮寄二十块钱给下放到外地农村的二叔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钱总是用不到岸,一到月底,总要东借西凑,才能维持下去。我想到外面去做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妈,你一没技术,二没力气,做什么事呢?”
“傻孩子,妈没技术,但有体力啊,可以卖苦力,到工地去做副工,贴补家用。”
“妈,我不同意!弟弟妹妹这么小,离不开你啊。还有爸常在单位挨斗挨批。下班回到家,心里常闷闷不乐的,你不在家,爸又不太会做家务事,怎么办呢?要不让我去,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
“那不行!琪儿,你还是长身体的时候,等你长大后再说吧。你在家带好弟妹,做好家务。有时间,好好看书,辅导弟弟妹妹的学习。”
“妈,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我看书,现在都说知识无用论呢?”
“这都是暂时的,你基础好,一定要坚持学习。知识总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好,我听妈的。”
几天后,母亲见父亲从单位回来,脸部表情轻松舒展,估计没有挨批挨斗,语气平和地对父亲说:
“孩子他爸,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嗯了一声。母亲接着说:
“家里开支有困难,我想到外面建筑工地去做副工,家里事由琪儿做,你帮衬一下。”
“唉,那事好苦哦!”
“我奈的何。”
“要不这样,下月起不要给我弟家寄钱了。”
“那不行,兄弟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他们比我们更困难,不寄钱的话他们一家会活不下去的。”
“还是让我去吧!”母亲坚定地说。
父亲没有再吱声,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家同一条街上住着位邻居,姓肖的中年男子,他在建筑公司上班,是位砌匠师傅,他婆娘肖伴娘(方言:当地对已婚中年女子的称呼)在建筑工地做副工,母亲通过她介绍,才找到一份事做。
出工前一天,母亲找我拉家常,最终说服了我,嘱咐我三件事:照看好弟妹,做好家务,坚持看书学习。
陆冈县地处南岭以北的江南地区,夏天阳光白晃晃地照在大地上,连空气都是热烘烘的,人待在阴地方都感到闷热难耐。
母亲一手里拿着一顶遮阳的斗笠,一手拿根竹制扁担,脖子上系一条擦汗用的毛巾,大清早就出了家门。跟着肖伴娘娘儿俩,她儿子肖劲比我大两岁,高中未毕业就出来做事,肖家的成份也不好,我们同病相怜 ,平时有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他问母亲怎么不让刘琪出来做事,好让我们有个伴。家里事多,他走不开,长大以后再说吧,母亲是这样回应的。经过一座桥,母亲一行走在通往工地的马路上,微风吹过,路边金黄色的稻穗在风中摇曳,稻香扑鼻。母亲边走边想:我这个大家,靠老公一人的工资实在难以撑下去,我才出去做事,可怜的老公,他在单位做人又抬不起头,能活下去就是全家的万福了。至于小孩吗,我要养成他们学习的习惯。有了知识,未来的选择余地一定会大些。
工地离家约有五公里,他们走了个把小时才到。工头马建是个中年男子,嘴上叼着一只自制的喇叭形卷烟,看见母亲又矮又瘦,用怀疑的语气问了一声;
“你能挑多重?”
“百多斤没问题。”
“那你就做吧。”
副工是泥工师傅的助手,主要工作是担砖挑灰背水泥以及其他辅助工作。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在工地上,所有的建材都得靠副工挑运。一楼还好,距离不远。二楼以上,所有的建材,如砖,砂浆,预制板等等,都得靠副工肩挑手提背扛,沿着架子工搭成的之字形脚手架,源源不断地挑送到砌匠师傅的身边。母亲头带着遮阳的斗笠,顶着夏天的烈日,肩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汗爬水流,上身没一根干纱,搭在脖子边的毛巾,用来擦汗,双手一拧,可以拧出滴滴汗水。工地没有搅拌机,混凝土和砂浆,全靠手工搅拌。她和男劳力一样,从材料堆场,把沙石水泥等肩挑背扛到一块薄钢板或一小块平整的水泥地上,俩人并排,各拿一把铲子,弯下腰,把沙石水泥你一铲我一铲的搅拌均匀,再放水,你来我往地对铲,铲子发出嚓嚓嚓的摩擦声,反复多次,才能搅拌均匀。这种操作,特别消耗体力。
夏天气温高,为了避免中暑,工地早六点开工干到上午十二点,中午休息四个小时,下午四点才开始干活,要干到天黑才收工。一天工作九个小时,做一天工钱八毛钱。母亲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常到附近农村,买些便宜的当季蔬菜,如茄子、豆角、刀豆、辣椒等,洗净后晒干,回家后做成坛子菜。
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步行回到家,天色已黑。饭后,母亲又来了精神,她接过我的手,抱起小妹,二弟和大妹围着她问这问那,母亲总是耐心回答。哄他们睡觉。之后还要洗衣晾衣,发现衣服破了,还要及时补洞。父亲在煤油灯下,辅导大弟在做作业。我则在灯下,阅读高尔基的《童年》。
“琪儿,你学习的怎么样啦?”母亲问。
“学校发的书,我早看完了。再往上走,我没教材了。前几年,我国出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要是有的话,就好了。可惜那套书太贵了。”
“能不能借到呢?”
“就是借不到诺。”
那时生活很艰苦。粮食不够吃,我们全家一天吃两餐,到晚上肚子饿得厉害,父亲常对我们说:“快做完作业,早点睡,睡着了,肚子就不饿了!”
至于肉类,要等到过年,才能吃上一顿。有一次,一个大热天,母亲收工回来,带回半斤猪肉,我眼睛发亮,嘴里的口水就像决了堤坝似的泄了出来,充盈着口腔,我舌头伸了出来,又缩了回去,嘴巴吧唧一下,把口水咽了下去。我对母亲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
“唉,全家好久没有吃肉了。这是我赊账赊来的。你爸营养不良,腿有些浮肿。”母亲淡淡地回了一句,接着又说:
“琪儿,你跟弟弟妹妹说,晚餐吃肉,你们尝下味道就行了。要让你爸爸多吃点。”
之后母亲把肉洗干净,放在砧板上,切成很薄很薄的肉片。然后把许多红萝卜切成片。再把锅子放在炉灶上,加热放少许食用油,把红萝卜片放入锅中炒熟后放肉片,用锅铲搅拌几下,再放点大蒜叶和食盐,一道美味的红萝卜炒肉就出锅了,盛在一个海碗里,被端上桌子。一家人围在一起就餐,其乐融融。我们五姊妹很听母亲的话,每人只尝了一片猪肉,专挑红萝卜片吃。母亲对父亲说:
“老刘,你多吃点肉。小孩子有吃在后。”
“好久都没有吃到肉了。有肉大家一起吃。”父亲回了一句。
“那怎么能行呢,你是一家的顶梁柱。”
听母亲这么一说,父亲也停吃了肉片,饭要吃完了,红萝卜片特别行销,被吃光了,肉片还剩下一大半,母亲劝父亲吃,他就是不吃。天气炎热,肉片又不能存放。母亲不得已,把它平均分成七份,她先拿着碗走开了,大家才痛痛快快地吃到肚里。吃完之后,我才发现母亲自己的那一份是一个空碗,没有一片肉。我问母亲:
“妈,你怎么不吃?”
“妈牙不好,吃了爱塞牙,难受,不爱吃。”
我看了母亲一眼,她冲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一个月后,母亲第一次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把十块钱塞到我手中,叫我到新华书店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共十七本。我先后化了四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笔记,学完了这套丛书。后来学校恢复上课,通知我去,老师还亲自找到我,希望我回到学校。鉴于实际困难,我没有再回到中学。大弟、二弟、大妹相继上了小学初中,我则成了他们的课外辅导老师。
父亲因成份不好,在单位挨了批斗,在批斗会上被人罚跪,脖子上吊块大木牌,头上戴顶纸质的高尖帽子,回家后诉苦,母亲劝父亲想开些,为了孩子,为了家,要坚强地活下去。第二天,母亲到单位,找到一把手,姓陈,中等个子,一脸的麻子。母亲恳求地说:“陈局长,你们可以不批斗我爱人吗。”陈局长板着麻子脸,神情严肃地说:“你爱人老刘成份不好,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批斗他,批斗谁啊?”母亲压制住心头的怒火,仍心平气和地回应:“批斗他也可以,但我爱人老刘身体不好,他是我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带上孩子们到你家吃喝。”从那以后,单位即使批斗父亲,方式也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
几年后,我满了十八岁,母亲再也没有理由阻挠我到工地去做事。我觉得她太辛苦了,想换回母亲,在家休息。谁知当地居委会的“头头”们总惦记我家,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居委会马主任,是位中年妇女,高个圆脸,她瞪大眼睛,声色俱厉地对母亲说:刘伴娘,你家成份不好,应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母亲听后,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真的是晾了半截,因为她太了解农村的贫穷和凋敝了,但又不能当面顶撞马主任,说不愿意去。只好说:我家人多,小孩都在吃长饭,看哪个生产队会接受我们。母亲急中生智的回答,真的还言中了。居委会把我家的情况跟农村一说,没有哪一个生产队肯接受。
家里没下放,但我逃不掉,被分到五十公里外的农村插队。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继续学习那套数理化丛书。后来二弟高中毕业后,又下放农村。离我所在地有三十多公里,我俩常互相写信,相互鼓励,我学完的书,常寄给他学。
母亲继续坚持在工地上做副工,一个项目完工了,又换到另一个工地。时间也过了好几年。
1976年冬天,在县自来水工地上,母亲用锄头把地势高约两米的土方挖下来,用撮箕装好,肩挑到地势低洼处填充好。母亲个子矮,只能先挖到身前的土方,上面就悬空了。挖着挖着,头顶上一大块土,从天而降,母亲本能地往后一步,还是躲闪不及,土块直接落下砸在母亲的右小腿当面骨上,造成小腿骨折。当时母亲痛得脸色噶白,叫不出声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发出哎哟哎哟的叫喊声。工友见状,用担架抬着,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几天后,回家休养,我得知后,请假回家,陪护母亲。几个月后,才基本痊愈。下床走路右腿明显有点瘸,一高一低的,上下起伏。由于多年的肩挑背扛,造成她背部佝偻。我看在眼里,心里感到非常酸楚。当时母亲年近五十,还想重返工地,被我们兄弟阻止。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和二弟三弟报名参考,同街邻居肖劲也报名参考,他毕竟荒废了这么久的学业,短期内难以恢复。高考成绩公布后,他落榜了。而我则考上清华大学,二弟考上北京大学,三弟考上同济大学。
我们家一次考出三个大学生,成了当地的爆炸新闻,迅速在陆冈县流传。父母肯定高兴,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新增三个大学生,路费都要不少的钱,怎么办?我们兄弟发愁了。我提出我不上,两个弟弟上。母亲却坚决反对,她回到里屋,拿出一个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一层打开了,里面包了很多纸币,用橡皮筋捆着:十元、五元、两元、壹元,甚至还有角票和许多零散的硬币,合计三百多块,她指着说:“你们每人一百块,够了吧!这是我十多年的积蓄。我盼的就是这一天啊!”
我们三兄弟泪流不止地望着母亲。几乎同时深情地喊了一声:“妈······”
已读初中的大妹见此情景大惑不解地说:
“妈,哥哥们都考上了大学,怎么还哭脸呢?”
“这是高兴的泪。”母亲边说边转个身,用衣袖揩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怎么爸还没回?”读小学的小妹突然大声发问。
“已到了下班时间,平时早就回家了。刘琪,你煮饭,我到你爸单位去看看。”
父亲的单位离家不远,走路不到十分钟。
母亲心里火急火燎的,只担心父亲遭遇到什么不测。她急匆匆地走进单位,顾不上跟守门卫的黄老头打声招呼,就直奔办公楼,只听到一楼会议室传来众人震耳欲聋的口号呼喊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地主刘世恩!
母亲听到最后一句口号时,才明白。哦,原来他们又在开父亲的批斗会,母亲加快脚步向会议室走去。几乎是同时,母亲推开会议室的门,主持人就宣布散会,与会人员还只是起身,没有走开。父亲跪在主席台上,低着头弯着腰,双手撑着大腿,脸色苍白,唉,可怜的父亲,不知他跪了多久。当听到主持人宣布散会时,他身体发软,人顺势地倒在主席台上,母亲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两行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她蹲下来想抱起父亲的双肩,自己却瘫倒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