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杨别除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武冈县城度过的。

父母不是本地人，于解放初期迁入，在武冈一直靠租房过活。记忆中第一次搬家是在1968年，那是我四岁左右。

租住的是房管所没收地主家的偏厢房，搬进之前，房内的木地板被人掀走，房子中间被人掏了个大坑。当时建筑公司正在建防空洞，把挖出的土堆放在公司前面的小河边，父亲叫上好友，利用工余时间，蹚水过河到百米开外的小河边肩挑黄土，一担一担的往返数天，填满了那个大坑，全家才搬进来。

房子呈长方形，面积约五十多平米，在房子的西北角做个木隔断，我家用作厨房，其他的都是卧房，摆放了四张床，中间放张方桌，剩下的空间就非常狭小。房子三面木壁，只有一面砖墙。坡屋顶，上面盖的是黑瓦，中间装了几片透明的毛玻璃亮瓦，用它来采光。由于屋面年久失修，天一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家里的脸盆水桶全都派上用场，用来接水。滴答滴答滴水声，像泉水叮咚的交响曲，我觉得好玩，父母却愁云密布，只希望老天爷开恩，早点停雨放晴。

家中没客厅，没卫生间，人有三急，小急屙在马桶里，马桶离床不到一米，我有一次在半夜的睡梦中，听到过家人的屙尿声。口中无意识地说了声：“下雨啦，下雨啦。用盆子接，用盆子接。”家人回应一句，“没有，没有。”我又接着大睡。

大急怎么解决？在我家居住的砖墙边搭了个竹木棚子，挖一个土坑，装上个陶瓷大缸，边上垒几块旧砖头，放两块木板子，中间留条巴掌宽的缝，就成了个简易的厕所，大急就解决在里面。

那时农村没有化肥，种水稻和蔬菜全靠人畜排泄的有机肥。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许多挑着空淤桶进城的农民，挨家挨户，上门收购屎尿，一桶屎尿能卖到一两毛钱，可以买到几把蔬菜。 

家中姊妹多，收入少，九口人的大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系，日子过的紧巴巴的。温饱都有问题，一日两餐，粗粮充饥。衣着是小的捡大的穿，破了，母亲就缝缝补补，她老人家常对我们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常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劳动强度比现在的民工还要大。

在我家厕所的旁边，还搭了个猪栏，养了一两头猪，猪拉下的猪粪，进城的农民也收购，一两毛钱都顶用。

我放学回家，趁天没黑，要赶紧背一个笆篓，到野外掐猪菜。最远的到过大炮台，离家有好几公里吶，在别人收获过的红薯地上，用锄头再翻一遍，运气好的话，能捡到半截红薯或一些小红薯。运气不好的话，只能捡到几段短短的红薯藤。天气热了，西瓜上市。一到晚上，我提篮带刀，守候在水果摊边，见人买了西瓜，我甜嘴黏人，劝其吃瓜，免费供刀，祈求瓜皮。回家后切碎瓜皮，猪吃的砰砰作响，好像在说好吃好吃。我左手手背上，当年切猪菜，不小心挨了一刀，殷红的鲜血直流，一滴一滴地染红了猪菜，我咬牙忍痛，吭都没吭一声，简单地用布包扎一下，伤好之后至今还留下了疤痕。

家中的泥地，人常在上面踩踏，形成一层黑泥，特别的肥沃。乡下的农民常常挑担撮箕，带把锄头，到城里各家各户用锄头刨取那种黑泥，这个是不付费的。因此，有的家里不肯，农民又要进屋，双方时常发生口角，有时升级为打斗。

家里没电，掐完猪菜，在煤油灯下，母亲作针线活，我做作业。有时头挨得近，头发烧黄了，发出一股臭味。母亲总要提醒我，注意坐姿，不能离灯太近。

快过年的时候，请人杀猪，俗称“杀年猪”，名义上为了过年，实际上大部分出售，我们兄弟姊妹的学费和好多家庭开支全指望在“猪”身上了。

那时生活比较单调，家家户户没电视机，条件好的家庭有台半导体收音机就不错了。文化活动比较贫乏，几部老电影和八大样板戏长期占据影院和剧院。同学们课间休息，男生喜欢打翻板、滚铁环，女生跳皮筋、织手线。小学三年级之前，老师组织同学们玩过一种互动游戏，老鹰捉小鸡，还有丢手绢，男女同学围成一个圈蹲下，大家唱着儿歌：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我小学是1970年代读完的，当时处在“文革”时期，盛行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兼学别样，课外活动较多，学业负担不重，远比现在的小学生轻松，班上没有戴眼镜的学生。小学三年前，人懵懵懂懂，男女同学没有界限，多有互动游玩。四年级开始，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条“三八界线”，男女坐在一起，好几年话都没说过一句，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啊。

我童年的生活艰苦，但比起我的父辈和哥姐来，算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但就是这种艰苦，锤炼出了我的钢铁意志。我虽已年过五旬，却坚信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我有梦想，还在为梦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