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

八岁那年，我便结下一个大冤家。

那天早上，天空灰蒙蒙的，阴的很重;风已带着凉意，门口的那片槐树林总是哗啦哗啦地响着，吓得我夜里都不敢出门撒尿。一大早，妈妈照例喊我起床，要完成每日一箕的额定任务。我已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如果妈喊我去拣粪，我便立即拣了一大粪箕猪屎；如果喊我去择菜，我便很快把红薯竿或萝卜秧洗得干干净净；当她再次催逼的时候，我往往还会不耐烦地说：“这不正在干着吗？”其实，这都是大脑在特定时间段受到特定语音、特定语汇的刺激而快速、准确、临时起意做的美梦，应该算是条件反射吧。现在，如果谁家的小孩子练习钢琴或者书法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他的训练强度一定是够量了。很不建议这样逼迫孩子，真的影响小孩儿的睡眠。这回，妈喊我去拣麻根，就是红麻砍掉后留在地下的根，可以当柴烧，我便迅速来到一块刚翻犁、耙烂了的红麻地。我看到大片麻根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除了我，周围一个人没有。我再也不用担心别人和我争抢，就得意的拣阿拣啊，一会儿便拣了一大堆；那心情别提多舒畅，比上年那次妈喂弟弟红薯时给我一块带肉的红薯皮还高兴呢！我正喜滋滋地准备往家运，突然屁股似针扎了一样疼，麻根全不见了，原来又是一场梦。我一骨碌滚到床的里沿，顺手推掉塞在那里一扇小窗户——其实就是一个墙洞——上的衣服，敏捷地从那个已被我磨得油亮的洞口爬出去。在墙外，我一边穿着已被大姐穿三年、又被二姐穿三年、三年后又传给弟弟穿三年的那件不红不绿、像地图一样的夹袄，一边还朝洞里做鬼脸。

我扛着篮子向北山燕子坡走去，那儿是我们村红麻最集中的地方。老远就听见那种早已熟悉的唱不象唱、哭不象哭、又粗又浑还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吆喝声，这是那些赶早或贪黑趁凉快下田的牛倌们为消除寂寞而自己谱写的乐曲。说不上喜欢，但我从来没讨厌过它们，在平时，我还经常跟着哼两句。此时我却提不起半点激情，因为头上的瞌睡虫还未赶走，两片眼皮还在不停地打架，脚底的老茧虽然很厚，但与冰凉的地面相接触总会产生猴子抓到热稀饭时的那种反应。民间曾经有过一个传说：商纣王与妲己某天看见一个老头赤脚在雪地上走路，他的脚刚挨着地面就赶紧弹起来，动作迅速得像鸡啄米一样；妲己问这是咋回事，太监说人老了骨头里没有太多髓，所以才那样；妲己不相信，纣王就命令把老头抓来当场砸断腿骨验证给她看，这就是‘敲骨验髓”成语的由来。我虽然年纪不老，但却太小，按照上面的理论我的骨髓应该也不够量吧，所以走路也是一掂一掂的，那种滋味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无论如何都是想象不到的。

等到太阳爬到地东头那棵槐树梢上的时候，麻地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小堆不起眼的麻根。耙田的大人们都回家了，也带走他们的副产品。梦中没人和我争抢的理想在现实中没有实现，大人们一边耙地一边把耙齿下完全裸露的麻根随时拧在手上，带到他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存放，一个早晨下来他们捡的有好多好多。而我只能摔打带着土坷垃的麻根，每完成一个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所以战果少得可怜。妈没有来接我，她一向是全村最忙的女人：公家的活她迟去不得半分，早退不得一秒；自家还养着一头猪，几只小白兔，鸡、鸭、鹅、羊俱全。整天忙着外面的活还要挤出时间照顾我们，可想而知分到我们头上的时间有多少，以至于现在我的脚上还留有当时的印记。记得一次吃晚饭，我把碗放在门口的土台子上，又去搬来一个秧盘——拔秧苗时用的，上下两个面，中间三条腿，底面大而平，在水田里坐着不至于下陷，但在陆地上不太稳定，容易左右歪倒——坐下便啜吸，一不小心，秧盘歪了，我也倒了，筷子把碗碰掉地上，滚烫的稀饭溅到脚面上，烫破脚上一大块皮。从此，我与弟弟就只好趴在一条宽宽的挖有两个坑的凳子上吃饭，那两个坑就是我们的饭碗，一吃就是好几年。

太阳越升越高，我的肚子也越来越饿，可我还是不敢回去。我猜测着自己的成绩很难让妈满意，回去也难免吃一顿“栗子”，于是就向鸭嘴塘走去。那儿有一大块田，种着全村的萝卜，远望去墨绿墨绿的，很是诱人。我不止一次站在山坡上向那儿凝望，也多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尤其是队长儿子经常在那里出现，每次出现手里都会有一个甜滋滋的萝卜。可我在家长的呵斥下从没敢向那儿靠近过，因为他们说小孩儿拔一个萝卜就会扣大人半天工分，千万拔不得。今天我饿得实在太厉害，又看看周围无人，所以就想去冒一次险。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观察动静，到了塘埂上，我放慢脚步，一点一点往前蹭，还不时弯腰拣起土坷拉向塘里扔，装作是玩水的样子。越到近前，我的心情就越发紧张，萝卜对我的诱惑也越发强烈，那又大又圆又清又亮的萝卜谗得我垂涎欲滴。我顾不上别的，迅速冲上去、拔起一个、拧下叶子、在裤子上稍微蹭两下就连皮带灰往嘴里填，那皮辣的我眼泪只流。猛然想起要带几个回去给姐姐尝尝，于是我又拔起几个。这时我已忘记一切，什么伪装啦、隐蔽啦都跑到爪洼国去了，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脚步自然就快起来。偏偏天公不作美，快要逃离现场的时候突然撞见一个人——队长——把我的去路挡得严严实实。我很纳闷，刚才侦查的时候没发现这里有人，为啥突然就冒出来了？原来他在老远地方就看见了我，便扛着铁锹——他一贯扛着铁锹，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上面来视察的领导都觉得他是带头劳动的好队长——快速向我靠近，走到那块还没收割的红麻地时藏起来，他知道那是我回家的必经之地，就在那儿守株待兔。他钻出来冲我吼道：“干什么的？”我一听吼声魂都吓飞了，转身就往来路上跑。毕竟没有他的腿长，三下两下就被追上了。他硬要夺我夹袄里的萝卜，我死命不给，这时为了维护即得利益，我已不再恐惧，还高声争辩道：“你儿子怎么能拔，小明、二丫怎么能拔，为什么俺就不能拔？俺这还是第一回呢！”说着说着我就哭起来。可队长一点儿也没有同情我，反而更加恼怒，抬手就给我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兔崽子，汗毛还没褪尽就想翻案吗？”说罢，夺走我刚拔的萝卜扬长而去。此时，我只觉得头很疼，心也很疼，眼花花的，再顾不上妈会对我有什么态度，径直往家走。

回到家，没有一个人，大人们又都下地去了。弟弟可能正趴在哪条田埂上逮蚰蛐呢，我一肚子委屈没地方倾诉，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其实，即便妈在家里，我也不会向她说，因为往常在外和别的小孩儿吵架，回来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挨一顿板子揍，然后再追问“下回还惹人不？还让人家骂地主羔子不”了事，何况今天惹的是大人，而且是队长。好在小孩儿气性不长，填饱肚子是当紧，我对着勺子匆匆喝几口凉稀饭，又到燕子坡继续做“功课”去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二姐来到燕子坡。我以为她是来帮我运麻根的，心里很高兴，想不到她一把抱住我，一边哭一边摸着我的头问：“还疼吗？”我已平静的心情一下子又被她搅得像打翻酱油坛子、醋罐子一般，鼻子一酸，哭得比早晨更悲切。好一会儿，我才止住，然后问：“你怎么知道的？”二姐说：“那个王八儿的打你时，俺们都看见了，俺催爹去和他干，爹说算咧；俺要去把你拉回家，副队长那个王巴蛋不让俺走，如果敢走就把工分扣光，爹又说算咧；俺和大姐偷偷哭了一上午。”她边说边哽咽。我又问：“妈知道吗？”“还不知道。”“别和她说哈！不然又得挨打了。”我恳求着说，二姐点点头。

中午吃饭，全家相安无事：爹只是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唉了一声；大姐、二姐想哭又不敢哭；妈忙着喂她的小白兔，根本没发现我们有什么异样的表情，我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地。

晚上吃饭，家里却不再那么平静了：爹铁青着脸，一会儿站着发呆，一会儿想往外走，一会儿又拿起东西乱摔；姐姐开始脸上还有泪痕，后来都只有愤怒，牙咬的咯吱响；我和弟弟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也不敢动；最爱发火的妈却还没有回家。爹不久平静下来，对着二姐说：“胖子，给你妈送点饭去吧，带上两个咸鸡蛋。”我这才知道妈今晚回不来了，但还不知是什么原因。妈自己后来经常和我说，那天下午拣棉花，妈总是超在队长女人的前面，而没有帮她代拣一点点，队长便故意找茬，还说出上午我拔萝卜的事来。妈问他后来怎样了，他毫不隐瞒地说出实情，还得意洋洋，像是揪住特务一样。妈随口就问他儿子能吃为啥我就不能吃，几十岁的男人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也不怕阎王爷剁他的手。队长恼火了，说是咒他了，大小地主都想翻身了，便各种污言秽语地骂起来。妈这次没忍让，和他对骂，他就动手打。妈以前挨他们打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次次都选择忍受，她认为那是命的安排；惟有这次，她像一只被激怒的母鸡，不顾一切地扇动翅膀和老鹰抗争，因为她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妈被他甩倒地上好几次，每次都坚定地爬起来继续往上冲，最后一气之下把满篮子棉花砸向队长后坐在地上哭起来。民兵排长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还说妈破坏社会主义财物，地主婆想反攻倒算，便怂恿着把妈送到大队部里关起来。

第二天早晨妈被放回来，蜡黄的脸上多了两道黑圈，一见到我就把我紧紧地抱住，眼泪扑漱扑漱往下流。这是我记忆中她第一次这样爱怜我，听说昨夜她一滴眼泪都没有。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运山，恨妈吗？都是妈的命不好，连累你们跟着受气。”然后她又对着苍天喊：“老天爷，睁睁眼啊！”我好象懂事似的，一滴眼泪也没有，而是郑重地对她说：“妈，俺不恨你，真的不恨你，俺知道你是最勤快、最好的人；队长才是坏蛋，俺长大了一定要报仇。”那年刚刚八岁，这个仇就算是结下了。

下午，我背起书包上学去，从此后，我的学习劲头特别高。

第二年夏天，队长从大水中救出云。云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地主羔子”，也没有吃过公家的萝卜；但她吃过生麦麸，是在磨坊里玩游戏被队长逮住时罚她生吞的。她爹为这事跟队长打一架，别人都若无其事地看热闹，我爹反倒是被吓得直哆嗦。队长救出“地主羔子”按我当时的幼小心灵去思考感觉很纳闷，不知道他为啥要救她。

第三年，我家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土地包产到户，我们真的翻了身。

第七年，大姐躲计划生育住在我家，从燕子坡来了两个人，头上裹着白手卷，队长——此时他队长的帽子已主动脱下——告诉妈那是高楼村的村支书，估计是来逮人的，大姐便赶紧躲起来。外甥出生后，妈和大姐专门给队长送去一份厚礼，他没收。

第十年，我在县城上高中，有一次，偶然发现队长倒在大街上，我把他送到了医院。也是在这一年，爹给我讲起他当年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原因：爷爷在世几十年每年都把大米白面卖掉，自己全家吃冬瓜窝窝头，攒下的钱买了两个庄子的地，土改时便被划为地主。爷爷死后，大伯当兵未回，二伯当赤脚医生人缘好，干部们经过商议，就把这顶帽子戴在当时只有十来岁的爹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