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作者:牛王麦田

我出身在陕北，一个你可以看到突兀的黄土高原的地方。一个有着母亲和世世代代深埋我早已逝去的祖辈的地方。

倘若你能和我一样，沿着一个大山的脊梁行走，我相信你一定会深刻而由衷的爱上这里。尤其是当你把脚踩在这厚实的土地之上时，那种来自大地深处的强大而震撼的力量一定会令你折服。我以为这里是中国最坚实的土地，即便是风雨百年甚或千年无情地将它侵蚀，它一样不会妥协命运的无常和残酷，而在这贫瘠的大地上毅然耸立起高大巍峨的山峰。这就是陕北，一个来自中国的属于我家乡的所在。

这几年，特别是我和我小镇的情感，在随着经年往事的逝去和我不定的辗转漂泊之后，我就日益倍感到它的深厚和存在的价值。或许，从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当人们的情感随物质越来越丰富的年代发生蜕变之时，我的意识也或多或少的渐渐的发生着同它微妙的改变和消融，虽然有时，甚至会产生同它饽逆的情绪，但在我血液和骨骼的深处，至今任始终改变不了的还是它对我那种灵魂和精神的启迪和蒙发。这也就从另一个层面上，它将一种生命的品质和伟岸的形象灌输与我，从而让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作为人应该具有的秉性和良知。这便是小镇的存在，它将黄土高原的风情无偿的恩赐与我，使我更加坚强和倔强的生长着。它像父亲一样在我生命的行径中拖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说起父亲，这就又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到往主席纪念馆的场景。

那天，我和父亲去往异地，在经过延安的时候，父亲临时起意，说是想到毛主席纪念馆游览一番，我便顺了他意，特意逗留了一天，同他乘车前往，在经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就抵达了贵地。刚一下车，父亲就指给我看那挺立在广场上的主席的塑像。

他说，“终于见到主席了，快看，快看。”

于是，一种震颤，一种无比亲切和崇敬的震颤萦绕在我的心头。顷刻间，主席伟岸的形象就印入了我的眼底。久久，我站在那里沉默地仰望。那时，耳边的风轻轻的吹着，嘈杂的人潮也席卷而来，我竟然忘记了这一切，呆呆地立着，只见远处，主席的形象被蓝色的天空衬托的异常高大。

关于主席的故事我听的不胜其多，打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就经常给我们讲。但在面对主席的时候，我一时间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于是，尾随父亲，我们穿过广场，向里而入，一个特别漂亮的二十来岁的女讲解员扎着马尾，笑容亲切而自然，她把我们带到了大馆的中央。

刚一进去，父亲就临时悔意起方才门口处未能买一束花的事情。

“不行，这得献上一朵花啊！”他说。

我建议说不如我们出来以后再买，现在都进来了，就等着观赏吧。

他脸色立刻掉了下来，迟疑了一下，转身便将手中的提包塞给我，说，“你等会，我出去一下。”

说完，他便匆匆跑向门口。他肥胖的身子像被一块石头拽着，走的吃力而且缓慢。

我尾随而去。站在后面，大概十分钟，我看着他。他走到卖花的摊位前，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看着那些花。

忽然，他转身看着我问，“要啥花?”

我顿时间被他的一问给逗笑了，但又出于尊重，我没敢表露出来。

我说，“不如拿那朵吧！”，我指着其中的一朵红色的花。

他没有说话，而是伸手过去拿了一朵出来，先是放在鼻子上嗅了一会，说，“这朵不好，没味道。主席不喜欢的。”

“你杂么知道不喜欢。他又没看到你的花。”，我说。

他看了一眼我，说，“主席给我说的，他在我心里说。”

这时，旁边的卖花的小姑娘噗嗤一声笑了，我也跟着噗嗤一声笑了。我看到父亲的脸一下子红了。他的脸上显得有点严肃。

“笑甚哩?你看你这娃娃，你还笑话我哩?”

“没有。大爷，你刚才讲话太幽默了。”，小姑娘说。

“甚?我讲话咋咧?”。父亲的嗓门一下子高了起来。

“幽默！我是说您讲话太幽默了！”

“啥？太油腻啦！”父亲耳朵背，但却坚持同小姑娘争执。

“不是大爷，我说您讲话真幽默！”小姑娘附身对着父亲的耳朵讲到。

“哦哦，对，太油腻啦！”父亲哈哈大笑。说，“哎，小姑娘，你可别笑话我咧！我跟主席认识的昂！”

我噗嗤一声又笑了，所有周围的来买花的都笑了，只有父亲顿时收起了笑容。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显得很无辜，一脸的疑惑。“你们笑甚哩?！”

我嫌父亲丢人，便凑上去拽了拽他的衣角。他直接甩了我一下，指着小姑娘说，“女娃娃。你不爱毛主席昂！我给你说，毛主席他是咱们伟大的领袖，当年他带领我们闹革命的时候，那神气可威风着呢！……”

“别讲了，爸爸！”，我小声提醒他。

“怕甚哩！你这个娃娃就是个胆小，毛主席当年给咱打下了江山，现在你们都忘了本了?我讲个毛主席的故事，你们还倒嫌我讲了?”

“不是的，爸，我是说这人多，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回到家咱再讲。”

“嗨！你这个娃娃，时代在进步，你咋退步咧？你么看人家讲解员还在那里讲吗？”，父亲似乎更加起劲了，他的嗓门更高了，周围一下子哗啦啦赶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感到非常不安和紧张。

这时，几个保安过来了。“杂么回事?”，其中的一个年轻的小伙问。

“没事，我父亲他人老了，想给大伙讲个故事。”，我上前替父亲向保安解释。

“让他出去吧！这里不需要他。”，其中的一个保安严肃的说。

这时周围看热闹的群众越来越多，所有人的目光和焦点都放在了这个看上去已经有点老气的父亲身上，全然没注意到我正在和保安处理父亲“扰乱秩序”这件事情上。

“是这样吧，哥们，来，抽根烟，我们到那边说话。”

我一边向保安解释，一边掏出我平时抽惯了的“芙蓉王”香烟。

“不抽，不好意思，这里禁止吸烟！”

这时，刚才带我们进去的年轻讲解员走了过来，她礼貌的问我需要什么，我解释清楚以后，她示意我带父亲过来，并打发了那几个保安。

“杂么回事?”，年轻的女讲解员见我站在父亲跟前一言不发，她低声问我。

我说，“算了，不好意思，我带父亲走吧！”

她说,“看样子老先生很了解过去的历史，就让他给大伙讲解吧！”

“这不行！”我立刻打断了女讲解员的话。

父亲见我迟疑，便过来对女讲解员说，“小姑娘。我是头一次来咱们延安纪念馆。毛主席的故事我清楚的很咧！就让我给大伙讲吧！”

“对！就让大爷给大伙讲吧！”，刚才那个卖花的姑娘向女讲解员建议。

“就让大爷给我们讲吧！”。周围有人这样建议。

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向人群中走去，像一个巨人一样，我顿时感到自己的渺小。为自己刚才在背后发出的那声“坏笑”后悔。

“讲吧！老先生，革命需要您！”，讲解员将她戴在身后的话机取了下来，递给父亲，并将耳麦插在他的耳朵上。

我害怕父亲丢人，便躲在人群中向后退了几步，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说是怕父亲丢人，倒是怕别人认出我，我有一种自己都没法说清楚的羞耻感，尤其是刚才面对女讲解员时，我竟然在父亲面前显露出了囧态。

“说吧！老先生，”女讲解员搬过来一张椅子，他让父亲坐着讲。

我在人群后面探头看着父亲，只见他微微的笑了一下，显得稍有点紧张。但还是神采奕奕，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见大家伙都探头探脑的等着他的“讲解”，便拿起女讲解员递给他的麦克风，收了收微笑和方才紧张的情绪。

“呼呼……”，他对着麦克风吹了两下，操着一口地道的陕北口音说,“讲啥呀?”

“讲毛爷爷的故事嘛！”，人群中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大声的建议道。

“对，就讲毛主席的故事！”，一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中年人也建议道。

父亲咳嗽了一声，麦克风将他的音量放大了四五倍，所有人都被这个憨厚的老头逗笑了，我也偷偷的笑了。

“是这，乡亲们，我是咱陕北人，地地道道地志丹人。”，父亲冷静了一会继续说,“今天能站在这里讲陕北人的故事，特别是咱延安人的故事，我感到特别高兴。”

这时，麦克风里的父亲的语气显得平缓而土气，周围几十双期待的眼神静静的盯着父亲，我站在最后面，却看见老人脸上洋溢着平生以来难能见到的慈祥的脸庞，那脸庞与众不同，同他那几年在艰苦的条件下于一个乡村当民办教师的经历相比，我更爱他现在写满平和的这张脸。

忽然，这就又让我想起过去的年月。

父亲的一生尤为坎坷，年轻的时候便离家出走，一个人到外面闯荡，家里十分清寒，共有姊妹六个，他是老大，扛在肩上的担子较重，幼年时候经常吃不上喝不上，所以他的身体总是不好，直到这几年家里有了好转，我也结了婚，他才从百忙的教育事业中脱身出来。关于他的一切都需要我亲身照顾，这也是作为我来说，必须要尽到的责任。

父亲爱讲毛主席的故事，走到哪里，只要有人说起毛主席，他总是能讲得头头是道。直到现在，家里边总是摆着各种关于主席的碟片和书籍，他也在休闲之时，总是不忘了去翻看它们。

记得，有一次，我在打扫他房间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副藏在父亲枕头底的书法字帖，那是他年轻时候写的，字帖正是临摹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字迹写的非常大气，只是纸张显得橘黄和褶皱。

我问他为什么要将这字帖压在枕边，他说，那是为了纪念，他说他这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主席，虽然年轻的时候，自己的父亲曾被打入到一些“帮派之争”，牵连到整个家族的安危，但他还是打心眼里感激主席，他为人民做出的贡献，放眼在整个国家来说，那是卓越和非凡的，人民应该拥护和爱戴他，国家不能忘了这样的伟人。

这些年来，父亲的生活虽然过得比以前舒适多了，但他还是不忘节俭和淳朴，始终以他善良的品行告诫我们要好好的奉献，做出值得人民信任和赞赏的光荣事迹来。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看到贺子珍去苏联主意已定时，想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人。在毛泽东波澜壮阔、功勋卓著的革命生涯中，曾几次伤感落泪，呈现出他温情细致的一面。

在乌江南岸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力主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父亲总是爱讲这段故事，那时，陕北人穷，大大小小的村子几乎没有电视，父亲就走家串户地到人家那里讲故事。所以，周围的村子，只要有人提起父亲，无不双手赞成，嚷着要父亲讲故事的。

故事讲得多了，也难免会讲得同别人有出入。有时候，父亲经常为了讲一个故事而翻阅古典，甚至，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到乡政府那里索要报纸书刊，而且一走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父亲去乡村学校教书，半个月不见人影，急的我母亲总是睡不着觉，一想起父亲，她就心头一阵苦闷。那时候也没有电话，通信也不方便。都是穷乡僻壤的，人们就靠打听和传说来互通信息。可是，我父亲自打走了以后就音讯全无。

忽然，有一天，父亲回来了。但自行车却不见了，母亲就问，你自行车哪去了?

父亲先是不说话，就坐在炕蓝溿上吧嗒吧嗒的抽着烟。

半晌，他说，丢了。

母亲问咋丢的?

他说给人讲故事，在人家里吃了一顿饭，结果自行车搁在路边被贼娃子偷去了。

母亲又气又恼，便责怪起他来，他一气之下便同母亲扭打起来，不料却把母亲怀在腹中的胎儿踢到，结果，母亲大出血，流了产，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气昏了过去。

从那以后，母亲便再未跟父亲说过一句话。

她气呼呼的走到父亲的书房，砸掉他的钢笔，烧掉他的书籍，还把那个父亲最爱的毛主席像也毁掉，她是太恨这样的父亲了，第二日后，她便回了娘家。

后来，有好几次，她执意要同父亲离婚，可父亲坚决不同意，她就到乡政府告状，说她苦命的生活现状。

我母亲流产的消息传到乡政府那里，性质一下子来了个特大转变，父亲平日里为人处世的那种祥和的态度一下子被全盘否定，领导们见了父亲就将他叫到办公室批评，为此，父亲到现在还懊悔在心，时常说，都是我活该，为啥那时候就那么爱讲毛主席的故事啊！

“你就是一个死脑筋，时代都过去了，谁现在还讲毛主席?”，那时，母亲总是这样埋怨父亲。

可对于父亲来讲，怕是再也不能去讲故事了。但凡有村上的人叫父亲讲故事，父亲就遗憾地摆一摆手，灰溜溜地含着眼泪离开，他是太痛苦于自己对母亲腹中的那一致命的脚，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母亲，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讲故事。

可是，那天，我却见父亲在那么多人面前再次讲故事，我心里豁然开朗，我知道父亲已经释怀了，他不再像年轻那样痛苦了，那种能把人往死里痛苦的年月终于过去。

所以，那天，其实我立在人群后面偷偷的哭了，我为父亲而感动。

现在，我也将为人父，可我却再也讲不出父亲的故事。

    他就像山一样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