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

受西伯利亚的寒流影响，家乡那年的春天到得格外晚一些，县城西郊的双泉湖水库冰层虽然开始悄悄融化，而家门前水渠边上的那两排白杨树树叶却迟迟没有吐芽，这和往年的天气有些不大一样。

牛学祥大叔赶着生产队里的羊群，从居民点东头那个路口出来，走过一段有着浅浅车辙的泥土路，一边用羊儿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吆喝，一边挥起粪叉将路边的几个驴粪蛋捡到挑担的筐子里。对于勤劳却又贫穷的北方农民来说，放羊是“公差”，为的是挣工分分口粮，拾粪则是 “私活”，在燃料能源极度匮乏的年代，那里的农村人烧火做饭，烧炕取暖大半儿要靠它。

羊群来到一道荒凉的阴沟沟坡上，那里虽然盐碱覆盖了地表，但沟坡边上残存的枯草较多，还有散落地上的玉米叶子，这些都是羊儿的最佳饲草，足够羊群啃吃半天，

晌午时分，通往公社的那条刚刚覆盖鹅卵碎石的村道上，一辆草绿色“北京”吉普车由远而近开了过来，车速不快，车屁股后面带起一股白色尘土，在寒风中迅速扬起又迅速散去。

见此情景，牛学祥大叔把肩膀上的担子就地一放，把束缚身上那件白色老羊皮袄的腰带往紧里掖了掖，拄着粪铲凝神观望。这位老实本分而又老于世故的庄稼人带着几分好奇心自言自语道：“这是哪里来的小包车？跑到这狗不拉屎的穷地方做什么？难道村里又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低沉的马达声由远而近，羊群中的“头羊”立刻警觉起来，睁大眼睛向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凝视，其它羊儿也纷纷停止觅食观望，靠着路边戏耍的一只小羊羔受到惊吓，撒腿奔向羊妈妈身边。这些牲灵们似乎在用它们独有的视觉语言询问同伴，也在询问牧羊人，什么“怪兽”啊？会攻击羊群吗？

这也难怪，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北边远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马车牛车驴车随处可见，而机动车少得可怜，那怕是摩托车都难得见到，小汽车的突然出现着实有些稀奇，因为那是“县团级”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乘坐的官车。

吉普车前行一段路后，在一个闸口桥上往右拐，继续行走300米，“嘎”地一声停在了一户农家宅院门口，这个农家宅院就是我的老家，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省张掖地区临泽县小屯公社白寨大队第三生产队，时间是公元1979年3月初的一天。

对于村里其他人而言，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而对于我的父母亲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一天，因为那辆吉普车的到来，丝毫没有让他们感到门庭增光，而是顿生出莫名其妙的紧张、焦虑和惶恐来。

吉普车上下来几位干部的官职与一年前邻村出去的一位战士意外事故死亡后，部队派人前来送骨灰盒时的陪同安抚人员身份极为相似，到访的四位干部中，父亲只认得公社民政干事蒋永基和大队革委会主任祁重德，另外两位据说一位来自县武装部，另一位来自县民政局。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些平时忙碌的国家干部突然到访一个平头老百姓家，让父母亲包括全村人都感到惊愕，父亲凭第一眼就做出“凶多吉少”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则是我在当年那场“自卫反击战”中八成已经阵亡。

话说当年那位因意外车祸长眠陕北黄土高原的同村战士名叫祁厚德，是我高中时的同学，曾经同时期在各自所在的生产队里担任会计，日常工作尤其开会时有很多交往，性格上也合得来，属于同窗密友。他父亲名叫祁蔡林，和我父亲是至交，两家来往较多，关系甚密。同学父亲本来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象晴天霹雳，一下子将他击倒，老人家不吃不喝卧床几天后就随儿而去了，这件事在我父母亲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伤痛和阴影。

父亲是村里少有的念过旧学堂的读书人，当过村干部，见过大世面，又天生好客，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主心骨”和“软面情”，谁家遇到一般的大事小情犹豫不定或难以摆平时，往往上门听听父亲的意见，而父亲总会尽心尽力帮忙，即使慕名登门的远方生客，父亲同样会吩咐家人茶饭乃至热炕伺候，从不慢待，因此无论在族人面前还是村里都有较高的威望，唯独那次父亲自己却出现了失态。

据父亲生前描述，当时一看到吉普车停在自家门口就心里发怵，尤其看到军人手里抱着的那个小纸箱，他不假思索就想到了战争、死亡和骨灰盒，一股凉气顿时从脊背上冒了出来，两腿不自觉的打起颤来，腿如筛糠，心脏狂跳，脑子发懵，整个人呆若木鸡，竟然忘了把稀客让进屋里，母亲更是两腿一软，“噗通”一声瘫坐在地上，差一点晕了过去，幸亏祁重德主任发现情况不对，赶忙说明来意，方让父母亲恢复到正常状态。

原来，那场举世瞩目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为了安抚军人家属，也为了鼓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家乡所在地的县武装部联合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组成慰问组，在各个大队革委会领导的陪同下，挨个到现役军人家中开展了一次慰问活动。当时被父母亲误判为骨灰盒的那个小纸箱里，其实装着简单的慰问品，其中有一包散装点心，两条毛巾和两块肥皂。

扪心自问，父母亲的那次失态说起来是偶然，其实也属必然，因为事件发生的主因与我当时丢失一封家信密切相关。古人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在那中越交战的特殊时期，我丢失了这封家信意味着我与家人“失联”，造成父母亲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整日担惊受怕，心神不宁。

古人云：“万事皆有因，万般皆有果”，事情的起因与当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的的军事冲突不无关系。当年在我穿上军装，告别家乡走进军营后的第三个月里，由于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在抗击美国侵略战争中得到中国人民全力支持的越南选边站队，紧随苏联脚步反华，大肆侵略扩张，不但明目张胆侵占我领土，屡屡在我边境地区枪杀无辜，频频挑起流血事端，而且悍然出兵入侵中国的“红色”友好邻邦柬埔寨，称霸东亚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些行径激起了中国领导人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记得当时部队组织官兵学习了《解放军报》刊登的时事评论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文中对于中越边境形势的严峻性及实施自卫反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说得明明白白，作为那一代年轻军人，我们深感责无旁贷，我身边的战友们个个义愤填膺，人人都希望到前线去杀敌立功。

1979年2月中旬，我所在的陕西省军区独立二团接到上级命令，从西安城市卫戍部队中抽调部分战斗骨干补充野战军，开赴前线参加对越作战，那时的我虽然刚刚入伍，新兵训练尚未结束，但年轻气盛，热血沸腾，对于战争的险恶环境乃至死亡威胁毫无惧怕之心。

在连队召开“报名参战动员会”的当天，我毫不迟疑写下两页文字，一页是交给连队文书的报名 “请战血书”，正文内容仅有十几个字：“我要报名参战，杀敌立功，火线入党，请批准”，那是咬破指尖用渗血写的。而另一封则是寄给父母的“遗书”，大意是 “我已报名参加自卫反击战，决心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为国家效力，为父母争光，如果近段时间没有收到我的信，那一定是因为我已出国作战，寄信不方便，请父母不要担心，我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会时刻保护好自己，万一我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二老不要悲伤，儿子当兵打仗，为保家卫国而死，死得其所，父母亲应该感到自豪和光荣！”

在等待连队下达出征命令的那天夜里，我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对于未来前途和命运做了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我在战斗中奋勇杀敌，立功受奖，仗打完后凯旋而归，入党提干，披红戴花，为父母及家人争光，这种结局当然是我最期盼的；第二种推测，我在战斗中视死如归满身伤，甚至缺只胳膊少条腿，但战后能以战斗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也不枉那身绿色军装；第三种推测，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仗打完后被追授荣誉并追认党员，这在我下决心报名参战之前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因为自古以来，任何战争都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兵打仗不是军事演习，流血牺牲无可避免，好在父母膝下有我们四个弟兄，我若为国捐躯，还有三位兄弟照顾父母亲，尽管父母内心会遭受失子之痛，但“烈士”家庭会无上光荣，对于一心报国的热血男儿来说，战死沙场，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一天后，连队公布的“参战人员名单”中，我的名字并未列入其中，原因是上级决定优先挑选军事素质过硬的老兵，当年入伍的新兵一律未获批准。于是，我极力调整那难以名状的失落心情，很快写了第二封简短家信寄给父亲，记得那封信只写了半页纸，大意是：我报名参战未获批准，目前正在继续参加军事训练，信中还写了一些自我励志和安慰父母的话，在此不必赘述。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一封“报名参战”的家信到达家乡后，立刻把父母的心悬到了半空中，而另一封 “未获批准”的家信却没有送到父母手中，令他们万箭穿心，寝食难安，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部队车辆十分罕见地停到自家门口时，确信我已出事，过度紧绷的神经终于断裂，以致出现了瞬间失态……。

关于那封家信丢失之谜，过后我曾问过邮局及平时传递信件的相关人员一探究竟，但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最终也没有弄清，因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的通讯方式还相当落后，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写信是身处异地亲人的主要联系方式，一般寄“平信”比“挂号信”走得快一些，因为无需登记，连邮局也不用去，贴上八分钱的邮票投进街边的绿色邮筒，邮局会定期派人收集、分拣，直接装袋发往收信人所在的省邮局分拣，再转运到县邮局分拣，然后由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送到各个公社、大队，再由公社或者大队文书转送到附近各个学校，最后由学校老师分发给学生顺路捎带给收信人，误投和丢失的频率非常高，我那封“平安家信”丢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往事如烟，随风飘散，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从当初意气风发的军人转业进入央企工作，带着对父母的感恩、歉疚以及浓烈的乡愁走南闯北，全身心投入国家经济建设当中，一年难得回一趟老家探望父母亲，如今年过花甲退休隐居，对于人生中经历过的许多风风雨雨都已淡忘，唯独对那段军旅生涯记忆犹新，尤其对当年那次丢失家书给父母亲造成的精神打击深感愧疚。

今年春节，当我回乡最后一次看望九十一岁高龄的母亲时，老人家还曾唠叨起这件事，她像教育未成年的孩子一样叮嘱我出门在外不要逞强，不要随着性子做事，言语虽然含糊不清甚至语无伦次，但我明显感受到母亲对儿子的呵护仍然在延续，哪怕母亲自己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护犊之心依然没有改变。

父母亲相继离世后，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之感会随时袭来，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时，曾经与父母亲谋面交谈的点点滴滴就会像电影拷贝一样浮现在脑海中。记忆中，父亲最初对那段在他认为此生“最丢人”的一次失态经历缄口不提，在我追问下只是淡淡说过一次，倒是作为家门长辈的牛学祥大叔“家丑内扬”，在我部队上第一次探亲时，就把事情的原原本本经过告诉了我， 大概率是母亲在婶子宋秀花（牛学祥爱人）面前说漏了嘴。

心结最深的还是母亲，尤其父亲离世后，孤独的母亲越到晚年提及次数越多，老人家或许是以追忆往事来寄托对老伴儿的思念之情，或许旧事重提只为跟我见面时多拉会儿话，或许受 “阿尔茨海默”细胞的侵扰，把前面说过的事儿搞忘了，后面反复重说，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老人家对战争造成的那次失魂落魄经历压根儿就没有释怀。

这也让我自然而然联想到那场炮火硝烟中倒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他们和我一样有父母，也有亲情，他们的牺牲，给家人留下多少伤痛熬煎啊？当我每次从媒体上看到那些白发人千里迢迢赶到西南边陲烈士墓前祭奠黑发人，心里的刺痛之感尤为强烈，也许他们的孩子仅仅比我早当几年兵，所以当年符合条件被选拔上了战场，替我去冲锋陷阵，去流血牺牲，换句话说，同为军人，那些战友是替我去挡子弹的人。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如今战争硝烟散去已经四十多年，当人们在安享太平盛世时，绝对不应该忘记那些在历次保家卫国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以及痛失子女的父母们，如果当年没人赴汤蹈火，何来今天国泰民安？因此，作为曾经的军人，我从内心敬畏军人，更敬畏烈士以及烈士的亲人，因为烈士们永远值得怀念，而烈士的父母及亲人则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