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粮票“的故事

打开我的“收藏册”，里面除了面值、规格不一的邮票，各国纸币，年代不同的老版人民币和数量很少的书签外，数量最多也最扎眼的收藏品恐怕要数那几十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了，我之所以至今还珍藏着40年前炙手可热的“粮票” ，是因为这些“粮票”承载着笔者青少年时代那段无法抹去的记忆，也包含着父母“望子成龙” 的诸多故事，从小小“粮票”的由兴到废，让笔者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百姓生活发生的万千变化。

我与“粮票”结缘，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对“粮票”的大概印象始于童年。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工农业生产尚不发达，物质极为匮乏。从我懂事起，大人们聚堆聊天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往往是凭票购买生活物资，那时不仅买自行车凭票，穿衣凭布票和棉票，吃饭凭粮票、油票、肉票、蛋票乃至白糖票。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民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百姓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得到保障，绝大部分有价“票证”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粮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宠儿”却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吃香”了很多年。别看这张长不过两寸、宽不到一寸的“有价票证”，它不但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还直接影响着每个公民的身份定位乃至前途命运，其中自然包含着笔者青年时代经历的无数酸甜苦辣。

回想当年，“粮票”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免费餐券”，它是持有“粮食供应证”（俗称“粮本”）的城镇人口才有的“特权”，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接近90%的农村人是无缘得到的。城镇人口拿到“粮本”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登记的人口定量去国营粮店平价买回粮食，另一种选择是兑换成“粮票”拿到国营餐馆就餐。“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拿着“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到国内任何省份的任意一家国营粮店购买平价粮食，或者到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国营餐馆”吃到米面食品。

笔者出生在农村，自然拿不到城镇户口才有的“粮本”，在我的少年时代，大人们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一家人还是填不饱肚子，父母亲非常羡慕在城里吃“公家粮”的亲戚，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农村，吃上“公家粮”，端上“公家碗”。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凡是被县第一中学录取的“优等生”，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转到县城。但《通知书》后面附带一个“条件”，每个学生家庭必须向县粮站上交800斤小麦，粮站方能与学生建立“商品粮”供应关系。可当时正是家中严重缺粮之时，父母、姐姐、嫂子四个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出满勤，全家9口人方能分到2800多斤带皮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是玉米、蚕豆、青稞、谷子（加工小米的原粮）、糜子、荞麦等五谷杂粮，主粮小麦还不到1000斤，就是在这种尴尬条件下，父母亲非常果断，宁愿全家人吃粗粮咽麸皮捡野菜，也不让我错过求学“进城”的机会。

记得去县城粮站交粮的那天，在队里当干部的父亲破例借来了一辆大木轮的牛板车，找来五只麻袋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盛小麦的盏子（盛粮的隔板仓）舀了个底朝天，大清早父子俩啃了块豆面饼喝了碗玉米糊就匆匆忙忙出发了。去往县城的路况极差，总共八、九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前三公里是泥土路，说是“路”，实际上是多年来牛板车在盐碱沼泽中碾压自然形成的两道深深车辙，后大半截是最新铺上厚厚鹅卵石的省道。

父亲行走地上赶车，因我个头小，只能坐在载满粮食的木板车麻袋顶上。出了村口不远，进入那段名为“胡沟洋”的盐碱沼泽路段，木轮不时深陷在泥水外溢的车辙当中，把那头枣色狸花牛累得“啃吃啃吃”，又喘粗气又吐白沫，行至名为“贺家板地”的一处灌溉水沟时，由于早前的小桥垮塌失修，别无他路，父亲只好卸下几袋粮食，赶着牛车从水沟里硬闯，结果还是车陷沟底牛卧泥潭，我和父亲挽着裤腿下到泥沟里又抬车又拽牛，幸有过路熟人帮忙方脱离泥沼，弄得几个人满腿满身都是泥浆，那幅狼狈相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到达粮站后，排队过筛、过秤、入仓、开票又等了三个多小时。出了粮站大门，我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路过县城西街口时，县城里唯有的一家“国营临泽食堂”正在营业，父亲从交粮款中抽出两元让我买点吃的，走进餐馆一打听，小黑板上写有三种食品：“馒头每个二两粮票外加五分钱，包子每个一两粮票外加一角五分钱，猪肉臊子面每碗二两粮票外加三角钱”，闻着服务员端到食客面前的一盘盘“美食”，馋得我口水直流，可我好不容易挤到收银窗口时，卖票的胖姑娘冷漠地告诉我：“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饭！”。

没办法，我们只得饿着肚子继续赶路，两个多小时的返程里，父子俩坐在牛板车上默默无语，看着颧骨凸起、脸颊凹进、体格消瘦的父亲，听着板车木轮碾压鹅卵石发出刺耳的 “呲呲”“喳喳”声，笔者内心五味杂陈，暗自下定决心，等我拿到粮本，领到“粮票”一定先保证父亲进城时有饭吃。

在县城读高中期间我住在学校，因为一日三餐没有什么油水，每月36斤定量粮食根本不够吃，周末回到家中，母亲总是把豆面和玉米面掺到一起，做一些烙饼让我带走，而我也时刻忘不了父亲为我读书交粮那天忍饥挨饿的情景，为让家人出门时身揣“粮票”不致挨饿，我宁愿吃个半饱也坚持节食，每学期省出十几斤“粮票”来交给父亲，而父母每次都执意不让留下，理由是让我“吃饱肚子好长身体”。为了细水长流，在校的两年时间里，我积攒了百余斤“粮票”，总想着哪一天家人急需时拿出来。

1978年冬天，笔者应征入伍，在离家的前几天，我特地赶到县城，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把父亲几年来一直不愿接手的 “甘肃省地方粮票”统统兑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方才交到父亲手里。但父亲最终也没舍得把这些“粮票”兑换粮食，而是把它保存起来以防“万不得已”之用，岂料想，这个“万不得已”再也没有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首先从中国农村开始，家乡很快推行土地 “联产承包到户” 责任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粮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若干种有价票证中最后一员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我交给父亲的那些“粮票”最终又返还到我的手里，变成了收藏品。

作为一名四海为家的筑路人，笔者工作的四十年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份相“吻合”，在历次返乡探亲当中，总能看到与“粮票”此消彼长的“惊喜”屡屡出现。早在八十年代初首次探亲时，我就好奇地发现，父亲当年为我交粮时的运输工具，也就是类似于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时乘坐的那种大木轮牛板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灵活轻便的胶轮架子车和手扶拖拉机，再后来的惊喜一波更胜一波，让笔者眼花缭乱：方向盘的“铁牛”很快代替了田间劳作的耕牛，由我同仁和工友参建的中铁二十局集团兰新高铁与连霍高速公路几乎同一年从村外三公里处穿过，高铁站和高速公路入口离我老家距离均不过8公里，“新农村” 建设的柏油马路直达家门口，自来水、宽带网接到了每个农户家中，尽管40年的变化翻天覆地，但村里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仍有百分之六、七十去县城买房安家。

去年返乡探亲，有幸参加亲朋子女婚宴，席后眼看满桌剩菜弃之可惜，笔者睹物生情，遂把当年父亲饿着肚子赶牛车交粮，拿全家口粮为我一人换取国家“粮票”的故事讲与同桌分享，没想到几位后生满脸惊讶，胆大着反问笔者：您讲的哪个年代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