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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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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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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粪

昨晚熟睡,梦回童年,五十多年前与人“抢粪”的场景再次在睡梦里出现,因为梦中的情节过于清晰,甚至比我亲身经历过的真实场景更加惨烈,“血腥味”更浓,不知不觉间惊出了一身冷汗,吓醒后哑然失笑。

同样的梦过去也曾做过多次,梦里的事很遥远,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梦中的那些儿童推算也该年过花甲,他们为何屡屡走进我的梦幻世界?细思甚惑。今晨梦醒后睡意全无,索性披衣下床,把这个重复了若干次的“恶梦”记录下来,权当一点儿笑料与朋友分享,也算是对少年生活的又一段回忆吧。

那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村还没有地方上幼儿园,小学倒是有,但我还不够年龄,而辛劳的大人又不让小孩呆在家里吃闲饭,于是,我和同村的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纷纷被派出去干一件力所能及的差事——拾粪。

由于拾粪的小孩多,跑到饲养场外面拉粪便的畜生少,有时寻遍牲畜能够出没的沟沟湾湾仡仡佬佬,却总是一粪难寻,收获甚少,于是,有牲畜集中放养吃草的地方往往就有一拨小孩拎着筐子跟着晃悠。小伙伴都知道,畜生吃饱了肯定要拉的,但在“供需”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从畜生屁股里“抢粪”的事便由然而生。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大集体里饲养着骡、马、驴、牛四种大牲畜,它们的使命有三个,一是拉车耕田碾麦,满足繁重的运输和生产需求,二是繁衍畜群,积蓄和稳定农业生产资源,三是生产肥料,增加粮食产量。

除了大牲畜外,还饲养着上百只绵羊,其中母羊基本不屠宰,主要留着生产羊仔,保持羊群规模,公羊一部分要卖给国家,用来保障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人口肉食供应,另一部分则在岁末屠宰后分肉给社员们“过年”,屠宰多少则根据公羊的年末存栏量而定,好的年份能宰十多只,劳力多的家庭能分十斤八斤肉,劳力少的家庭只能分二、三斤。

羊粪是没法捡的,那颗粒太小,而黏糊糊的牛粪坨坨刚拉出来太软太沉,一般先就地集中,放上木棍或草秸做记号,同伴就知“有主”了,待风吹日晒蒸发掉一部分水分后再捡回家。我们最喜欢捡骡、马和驴的粪,因为它是一颗一颗的粪蛋蛋,水分极少,落地就能捡,捡到筐子里拎着也不沉。

一般情况下,只要哪个畜生尾巴一翘,就是在传递拉粪便的信号,眼尖者闻之而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抢粪”,谁抢先一步赶到,那粪便自然就扒拉到谁的粪筐里。

但也有例外,有时候那畜生好像要跟小孩“逗着玩”,眼见它尾巴高高翘起,当我们冲出几米后,却发现它只是虚晃一招,放出一串屁来,并没有粪便拉出来,尾巴又重新落了下来。记忆中,我小时候唯有的一次因“抢粪”跟人打架,就是由畜生的一个屁引起的。

有一次,邻近三队和六队两个生产队的牲畜被驱赶到名为“泉沟沿”的同一处公共草滩放牧,来自两个生产队的八个娃娃照例跟在牲畜后面等待“抢粪”,其中我所在的三队跟去了三个,六队跟去了五个。起初,我们两拨孩子井水不犯河水,有认识的见面还互相打个招呼,但没想到接下来在“抢粪”当中发生的不愉快,却让大家猝不及防,还酿成了一桩群殴“血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两个队的牲口在吃草期间不知不觉混杂在了一起。突然,我发现我们生产队的一头大青骡子翘起尾巴要拉粪,赶忙拎起筐子冲过去“抢粪”,其他孩子也不约而同向前冲,此间我发现青骡子旁边还有六队的一头棕灰色骡子也翘起了尾巴,但使了半天劲只是放了个屁,并没有拉出粪便来。

抢先一步到达的我迅速将一小堆骡粪蛋蛋扒拉到粪筐里,而六队的一位名叫祁居眸(化名)的“娃娃头”则与其孩子一样,只因发起冲刺晚了一步扑了空,为此,意想不到的矛盾就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不知道祁居眸因为离牲口远看走了眼还是他仗着人多故意欺负我,竟然怒气冲冲找我发难,硬说那些个骡粪蛋蛋是他们生产队的棕色骡子拉的,还以“肥水不流外人田”为由,要我把粪倒进他的筐子里。

那时的我少不更事,好不容易抢到的劳动成果哪能轻易相让。于是围绕着六队那头骡子到底放屁还是拉粪争吵起来,我与祁居眸各执一词,六队的那四个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为他帮腔,我们队的俩孩子自然替我说话,使得原本 “谁是谁非”的争辩变成了无原则的起哄,而性急冒失的祁居眸本想以人多优势逼我让步却未能凑效,顿时恼羞成怒,一抬脚“咔嚓”一声踩断了我的筐梁子,受此欺负的我不甘示弱,一把夺过他的粪叉,踩在脚下双手用尽全力一掰也来个“咔嚓”,将那细巧的柳木把子折成两截扔出了几米之外,矛盾瞬间升级,两人互相揪住对方的领口扭打在一起,其他小伙伴见状全部参与进来,分两派为我和祁某助战,三比五对打自然是寡不敌众,最终结果,我以鼻青脸肿流下一大滩鼻血为代价败下阵来,当然,祁某也没捡到多少便宜,一只“熊猫眼”让他难堪了很长时间。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为什么要为“抢粪”打架?放在今天看,人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这里有必要做一赘述。当年在我们那个地方,农村没有通电,更没有煤气,树木又禁止砍伐,导致燃料极度匮乏,食草牲畜的粪便是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燃料。因为牲畜粪便晒干后极易点燃,也没有气味,而且比柴火耐烧,生煤炉子引火靠它,烧火做饭靠它,冬天睡觉的火炕保温也离不开它,锤细后的粪末燃烧速度极为缓慢,一个炕洞里填进两铲粪末拌一铲煤面引燃就能为整个火炕保温一整夜。

更为重要的是,动物屎尿是一种非常好的农家肥,当时县、公社、大队三级都极力宣传推广,生产队更是把催收粪便当成一件重要指标去落实,只不过在宣传文字当中隐去了“人、畜粪便”字眼,使用了文雅的代名词——“精肥料”。

每年秋收过后的农闲季节,生产队都会通知社员一次性把平时收集到的“精肥料”交到队里,然后象小山包一样集中堆积在一处大场地里,这种“精肥料”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因为它的病菌等危害物质非常多,需要洒了水用土覆盖起来,经过三到四个月的腐熟、发酵,等到第二年开春播种时,里面的细菌和有害物质基本都消失了,在耕地过程中将它撒到农田里,让有机肥和土壤充分结合,不仅可以提供农作物所需的氮磷钾养分和微量元素,而且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庄稼生长。

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每家每户都有“精肥料”收集上交任务,完不成任务则要扣减口粮,超额完成任务则奖励口粮。我当时虽然年纪幼小,但已经懂得为大人分忧,知道在家吃闲饭只能等着饿肚子,如果一天能捡回一筐子粪,相当于挣回了半斤口粮。

“抢粪”的事之所以让我终身难忘,是因为在我从记事到读书前的两年里,几乎天天去干,直到七岁读小学时才由专业“抢粪”改为业余拾粪,也就是说,不再整天跟着牲口转,自然不用盯着畜生尾巴下的丑陋屁股傻等粪便,而是充分利用每天上学前或者星期天放学完成作业后的有限时间去拾粪,为了提高效率,我独辟蹊径,专往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跑。

记得我后来常去拾粪而别人不敢去的那个地方叫“锁阳洼”,虽然离我们村仅有六、七里地,但中间隔着两条大深沟,沟里常年流着很大的水, 到那片湿地草滩需要绕行到沟渠上游的分岔处,走过唯一的“泉沟桥”,过了桥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盐碱滩,走到盐碱滩的尽头是一大片低洼草地,在那里我并没见到该地名中的中药材“锁阳”,却看到了浑身带刺的骆驼草和又高又密的芨芨草,夏天一片深绿,秋天一片金黄,冬天一片浅黄。

那里的芨芨草非常旺盛,深处有一米多高,低矮处也有六七十公分,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听大人说,早年经常有野狼、老鹰等猛兽猛禽出没,而且有“孤魂野鬼”的吓人传闻。那里还有个瘆人的别名叫“死娃子滩”,周围数公里到十几公里的村庄里,谁家死了孩子也会往那个地方扔,附近生产队的放牧员大概也觉得久留不吉利,往往把牲畜赶到那里便匆匆离开,然后在“泉沟桥”头等着牲口吃饱了原路返回来“集合”,若有畜生贪吃不归,则骑着骡马快速赶过去,好一阵鞭子猛抽把它们全部撵回来,没有大人在那里停留时,胆小的孩子根本不敢跑去捡粪。

那时的我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父母也不让我去有危险的地方,我只能偷偷往那里跑。现在还记得我当年拾粪的“行头”,胳膊上拎个芨芨草编制的筐子装粪,手里拿一把锋利的铁粪叉,既捡粪也用来防身,每次战战兢兢走去,在草丛中总能搜寻到若干早已晒干的牲畜粪便,捡到筐子里拎起来很轻。

在我拾粪当中多次与低空盘旋搜寻猎物的老鹰对视,与目光贼溜溜的狐狸谋面,每到此时,我虽然强装镇定,但内心非常惧怕,神经高度紧张,特别是遇到老鹰俯冲狩猎时心惊肉跳,汗毛直竖,第一反应是挥舞铁铲声色俱厉大喊大叫为自己壮胆。从过了“泉沟桥”进入那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开始提心吊胆,进入浓密的岌岌草丛心跳加速,我每次都是三步左右看,五步一回头,生怕有什么东西跟踪袭击,捡满粪筐快步回返,走过“泉沟桥”方觉安全,这样的经历大概持续了五年,直到读初中住校方才结束。

读到此处,也许有朋友会问另一个话题,哪里来的“死娃子”?为什么要扔到猛禽猛兽出没的荒草滩?这里还需略做交代。我的童年正赶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缺医少药,不但难产、早产、天花、肺结核等疾病会夺走一些孩子性命,而且还常常发生意外险情,大人全部集中到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目的是分到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口粮”,很多家庭只留下五、六岁的儿童看管一、两岁的幼儿,村子房前屋后都有水沟水渠,孩子玩耍当中溺水而亡的事也时有发生,儿童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

当年在我们家乡,上几辈人还流传下来一个很迷信的习俗:未成年的孩子不论因病夭折还是溺水死亡,都是不能埋进土里的,而要实施“天葬”,所谓的“天葬”其实很简单,用一把谷草卷起来,抱出去放到飞禽走兽经常出没的地方,任凭饿狼吞食老鹰叼啄,据说吃得越干净“投胎”越快,如果入土则不能“投胎”重回人间,更玄乎的说法是无法“投胎”的“死娃子”阴气不散,还会“成精”附体,黏缠家人。

“死娃子”的另一个来源地是县医院,没有救活的孩子无法处理,需要雇用那些胆大又不迷信的人帮忙扔掉,于是,衍生出专门扔“死娃子”的职业。在我们县里,当时最出名的胆大者是一位流浪汉,外号叫“邢包子”,正名却无人知晓。因为居无定所,又没有正经事干,常常守在医院门口转悠等待“生意”,据说那人特别爱吃包子,谁家要扔“死娃子”,只需一兜包子即可雇请他,他会乐得屁颠屁颠的,左手拿着包子,右胳膊夹个“死娃子”,边吃边走,狼吞虎咽,故而得名。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农村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死亡率大幅降低,那个流浪汉“邢包子”方才失业消失。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1979年我入伍离开家乡,在外工作了几十年,如今虽过花甲之年,儿时“抢粪”的情景却常常在梦里出现。不久前返回老家甘肃临泽故地重游,陪同的亲戚告诉我,昔日的“泉沟沿”“锁阳洼”“泉沟桥”等地名早已被人们遗忘,方圆几十里的盐碱滩、水洼地和死水塘都经历了多次蜕变,先是在“农业学大寨”开荒造田运动中改造成大片农田水库,农村“包产到户”时,有些尚未来得及做土壤改良的盐碱地因不长庄稼无人承包而撂荒,前些年在“退耕还林”中,所有荒地又被白杨林、沙枣林和红柳树林取代。

当然,被取代的还有那无数曾经为农业生产立下汗马功劳,末了被牲口贩子买去屠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可怜牲畜。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一步步实现,我的家乡那些原来拉车犁田的大批骡、马、驴早已不见了踪影,“抢粪”儿童作为历史缩影,也被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里。

近几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村里大部分林地、草地、湿地、水塘、泉眼包括我当年“抢粪”、拾粪的地方均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成为占地5000多亩的“双泉湖国家湿地公园”避暑度假区的组成部分。

站在原先的“泉沟桥”头遗址,旧貌早已换了新样,眼前是一处聚满清水的小湖泊,正在建设的 “望水轩游客服务接待站”搭满了脚架,望着几十名工人忙忙碌碌的身影,听着各类机器车辆“隆隆”的马达声,不知怎的,脑海里闪现的依然是当年那幅“牛羊成群过,骡马铃铛响”的过往幻境。

进入景区,我发现到处芳草茵茵,花红柳绿,昔日长满荒草的水潭水洼被改造成了一个个碧波荡漾的湖泊,与南方水乡并无两样。当年我拾粪时常常见到的狐狸、老鹰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成群野鸭,它们时而在湖面上游荡,时而拍打翅膀飞向不远处的另一个湖泊。临近湖面,还能看到少量鸳鸯和其它叫不上名字的水鸟在水面上捕捉小鱼或结伴自由嬉戏。

漫步湖畔的一条观景大道,远远看到全面禁猎的大幅牌子十分醒目,再往前走,我发现当年失魂落魄的野兔变得行色从容,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紧跑几步回头看人;无数有着漂亮花翅膀和长长黑尾毛的野鸡更是在景区树林草丛中自由穿梭飞翔,见到车辆或游人也不惊慌;最惹人注目的要数那冷不丁从小河里腾空飞起的白鹭和天鹅,据说这些珍禽在我们家乡已经绝迹五十多年,如今从哪里飞回来不得而知。

作为从河西走廊那片贫瘠与富足、苍凉与繁荣多次交替的“沙漠绿洲”走出来的苦孩子,我如今虽然身在东海之滨青岛,魂似乎还留在西北一隅。此时梦回童年,我不得不发出由衷感叹:中国在变,家乡在变,我童年的梦却没变!

(本文于2023年9月20日在《作家联盟》、搜狐网等媒体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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