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霞
网站用户
上帝给了你智慧的同时，也给了你磨难，而只有在磨难中，智慧才能够焕发璀璨夺目的光彩。
——鲁先圣
一本《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让我读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缘，以及人与祖国血脉相连之感慨。
借用本书序言的作者江晓天的两段话来打开我要作此文的意义。江晓天，中国青年出版社老编辑，当年担任《李自成》的责任编辑。
海天将茅盾与他父亲姚雪垠于1974年7月至1980年2月间的八十余封通信，收集整理编成本书，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五四”以来第一、二代老作家，就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所涉及的一些理论思想、创作艺术技巧等进行深入细致探讨的一部独具特色、颇有学术价值的大书。……《李自成》二卷初稿近八十万字。茅公一气读了两遍，还同时读了老姚抄写的七八万字关于《〈李自成〉全书内容概要》。这对于八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患老年性黄斑盘病，一目尺外不见五指、一目视力为0.3的老人来说，更是超乎寻常、令人吃惊、深受感动的……
这本极珍贵的《谈艺书简》是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寄给我的，同时附书信一封。信中说道：……明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年，我致信朱老，请他为纪念文集撰写一篇回忆文章。如果朱老精力有困难的话，我想请您帮他撰写此文，不知可否？此文很重要，它记述了我父亲当年在通山考察、写作等重要活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与姚海天先生的相识，得感谢守望闯王陵的朱型淼老先生。当时在他拿来给我看的众多资料里，姚海天给他的亲笔信特别醒目。后来通过两个多月的努力，《遗恨千秋》的成书，虽然是内部刊号，虽说一样有“遗恨”多多，可作为史料，作为正规出版物前的一次“热身”，是极其重要的。
在1974年7月姚雪垠给茅盾的两封信中有这样两段话：……对于健在的“五四”前辈和同辈，常充满怀念之情。倘若没有“五四”前辈的辛勤努力，则新文学不容易站稳脚跟，而我们后起者也将无所师承。这一简单道理，我到中年以后才逐渐理解深刻……我是怀着沉重的悔恨，顽强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毅力，深深的寂寞和激动的感情，冲过一道道难关，走上中年以后的创作道路……
从茅盾的复信中，能读到太多的自谦与鼓励：……个人反省，青年时摸索颇苦，成就有限，当时为时势所逼，信笔涂鸦，量多质劣，乃今思之，每自汗颜……文革前闻人言，吾兄从事于长篇小说《李自成》，读书万卷，博采旁搜，稿已得半而不得不暂辍，今闻中间虽曾搁笔而积稿幸存，观成有日，不胜欣慰。来函谓全书五卷之多，逾百万言，想见笔锋所用，将不仅为闯王作传，抑且为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绘一长卷，作一总结……
在大量的信件里，更多的是对《李自成》创作看法、意见和艺术上的探讨。让读者读到了两位前辈带来的亲切感，同时受益不同时代的情感和创作之心路轨迹。两位前辈通信，一个近古稀者姚雪垠，称茅盾为“沈老”。而八十多的茅盾则称姚为“雪垠兄”。更有意思的是，两人还在通信中相互赠近照留念。姚老为求茅公一幅字，三次书信中有提到。其中一次是1977年6月9日的信：我在等待着您写一条幅见惠，一为纪念，一为使书斋生辉，荏苒已两载。深盼在您精神好的时候，展纸挥笔，以慰企盼……
这份略带“孩童”的执著，让我这个后辈读着，笑了。两位前辈的质朴与真诚，让我读到了他们身上的高尚品格和契而不舍的精神。两位老人通信时，常常是，姚在武昌“挥汗匆匆”，茅在北京“淫雨兼旬，闷热”。
由于朱老先生寄往书信的不便，及地方语言沟通的某些“障碍”，我在他与海天先生之间当起了“信使”。从而让我与海天老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同时，我也随着他们加入了，李自成通山九宫山殉难说的坚定不移的队伍里。用姚雪垠生前留下的“引子”中的一句话说：我不惜笔墨论证《弋闯志》的不伪与其重要史料价值，也就是要在“出家说”的棺材上再牢钉一根铁钉。
故而，在《遗恨千秋》的讨论会上，海天老师通过我的手机发来了祝贺短信：倪霞同志：书已收到，已将《遗恨千秋》分送有关专家。我想他们也会为你们多年来的执着和求证精神所敬佩，为大量实证所信服。所谓湖南石门出家说在铁证面前自会不驳自破。祝愿您在写作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也祝《遗恨千秋》讨论会开得圆满成功。
1975年10月7日姚给茅的信中提到：关于主席看过第一卷，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王任重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同志打电话说的。当时王任重为中南局代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宋侃夫，告他说毛主席看过了《李自成》第一卷，传达主席的指示大意：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所以经过六六年八九月间的“扫四旧”，到处烧书，以及六七、六八年的“大乱”，我的藏书、文稿、多年积累的读书卡片和笔记未受丝毫损失……这都使我不能不终生感激毛主席，感激党……
在《李自成》二卷脱稿遇出版困难时，姚雪垠给毛主席上书，得到了主席“将全书写完，提供方便条件”的正式批语。其实，毛爷爷他老人家是最清楚的，泱泱大国，没有文化的传承怎么去面对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他自己不但是传承文化的受惠者，他还是伟大的诗人。此时，已是文革末期。
茅姚的长长通信中，不但围绕《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在探讨和努力，同时，字里行间的情感，贯穿着祖国一路走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其中。也有许多关于美学小说评论在其中。尽管那时的祖国还不富有，还在文革阴影之中，百业待兴之中。可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满头银发，古稀之年的姚雪垠更加奋笔疾书。
1980年2月13日姚雪垠的信中写道：武汉师范学院去年成立一个关于我的作品的研究机构，已经有了专职干部和专用办公室，逐步在收集各种资料方面展开工作。难得的是湖北省委特为这项工作批了两万元的经费。体现了党的重视和支持。这件事使我感愧，同时也督责我有生之年非努力做好工作不可。
正是有了这些阳光雨露的滋养，才有了宏篇巨著《李自成》最终的全部面世。
再一次想引用曾纪鑫的那句话：许多时候，历史真的就是一种缘分！
我和朱型淼老先生皆属于最基层的守望者。他守望着他的闯王陵，几十年如一日，不舍不弃；我守望在我青涩的麦田里，期待麦穗花开。两个不同时代的守望人，终于在四十年后相遇了……
在我答应整理朱老交给我的，有关李自成与九宫山的民间传说手稿时，是那些遥远的年份记载深深地打动了我。手稿收集从1962年至1983年。62年我还没有出生，83年我才十多岁。今年，我和朱老相识，他把手稿交到我手上时，我40岁，朱老六十有七。隔着时光隧道，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相逢呢？
朱老与共和国一起走来，共同成长，共担风雨。在那个古人留下不同传说的深山里，听着李闯的故事，故事触动着他毕生在山野，在民间，为李自成殉难通山说，而搜集着各种传说和各种不同史证。朱老在1984年遇到他生命中的贵人——姚雪垠。正是姚老多次到通山考证和查实，更加坚定了朱老人的信心。也正是姚老的执著和精神，影响着当年和今天的朱型淼老人，志矢不移，豪情满怀，昂首阔步地走在这条不归路上。这份精神，苍天可鉴！
在读“书简”时，我一直在寻找，希望能找到茅姚能谈到最终李自成的归宿问题。由于归宿问题属《李自成》五卷中的后部分，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谈到时，茅盾便于1981年3月27日去世。
可幸的是，在1977年2月2日姚雪垠致茅盾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将第四稿的打印稿寄给了郭老一份，向他请教，他回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说：“好几年不见面，也没通消息。昨天突然接您一月十九日的来信和《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的《前言》，真是喜出望外。《前言》我一口气读完了，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祝贺您的成功，感谢您改正了我的错误……”
读着这段话，我想起了在我们九宫山下闯王陵的墓碑“李自成之墓”是郭沫若所提。那么，此信中提到的郭老是指郭沫若吗？那郭老所说的“改正了我的错误”又是指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发短信给海天先生，请他为我解惑。
很快，海天老师回复了：一，郭即郭老，郭沫若。郭认为历史上有李岩其人，姚经过考证认为没有其人；二，李自成失败，郭认为是因进京腐败，姚认为除此外还有多种原因：没有以建立根据长地，率少量义军冒然进京，轻视清兵入关等等。故郭老有此言。
姚雪垠与茅盾的情缘起始于1938年，姚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因了茅盾，中国从此有了“茅盾文学奖”，《李自成》第二卷曾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朱型淼与姚老的情缘始于1984年，姚雪垠三年五次到通山考察李自成归宿问题；我与朱老的情缘起始于今年，朱老拼其一生而写就整理的《遗恨千秋》一书的筹备之时；通过朱老，我与海天先生的情缘也在这一线中牵起……这一系列的情缘，半个多世纪的人事风云之变幻，让我更加懂得了，我们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情缘。
盛世好读书，盛世好著书。正因为有了祖国的繁荣与昌盛，平凡如我，也能在读与写中陶醉怡然，能在读与写中感受与前辈们的对话和心灵的息息相通。六十华诞的母亲，正健步傲然地走向世界，作为子民，何其之欢，何其之幸也！
这篇手稿初完成时，除了之前所作的读“书简”笔记，其它感受，皆在我忍着面部和双眼红肿之痛，仰躺在床上用笔记录所思所感，实因情所动，如泉涌。更难得的是，这天恰逢八一建军节。仅以此文，献给所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理想的不平凡和平凡之人。
2009年8月1日初稿
2009年8月5日整理于凤池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