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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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老家在农村，从小多病，感冒发烧是常事。记忆中母亲经常背着我去村里找赤脚医生打针，那时候时兴青链霉素套打，后来听说这样会耳聋（我居然现在听力尚好也是奇事）。但打针那一种钻心的疼痛让我至今难忘。
后来母亲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喝中药就可以不打针。我试了一下，虽然中药很苦，但嘴巴的“苦”与屁股的“痛”比起来，本着两害相侵取其轻的原则我选择喝药。爱我的父亲对我小小年纪可以喝中医很高兴，常常准备了冰糖、水果糖来奖励我。于是从小到大我也习惯了有病就去看中医，把手儿伸到中医面前，忐忑不安地等着医生宣判，并领回三五包中药回去让母亲煎了服用。
奇怪的是，父亲鼓励我喝中药。轮到他自己却是害怕喝药，他生病是宁愿输液、打针或吃西药。对我的说的是中药来得慢，他当兵出身不怕疼，一针下去药到病除。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是父亲小时病了奶奶没钱看病，到山上扯错了草药，差点出事。后来就对中药产生了恐惧心理。+
我从小崇拜父亲，所以后来我有段时间开始学习父亲，生病了自己跑到医生那儿脱下裤子说“阿姨，你尽管扎，我不怕疼”。好几次医生都到父母面前表扬我，让我更是在强撑的路上越走越远。
母亲是喝中药的“高手”，常常是大半碗的中药，到她的口“咕咚咕咚”喝下不带喘气的，连糖也不吃一颗，说是怕影响药效。她也喜欢将一副中药反复熬，医生说的事不过三根本不听，说是花钱买的，多熬熬喝了好，至少当饮料。能喝中药喝出饮料的感觉，我也服了她了。
平时小感冒母亲也舍不得去看医生，主要是怕花钱。有几次她带着我到后山林去找草药，母亲喜欢用的药有“金银花”，还有一种叫“鸡屎藤”的闻起来很臭，但母亲喜欢用它煎蛋，说是效果好。母亲还喜欢用“摘耳根”连枝带叶的煮水喝。我有时咳嗽，母亲会跑到田边土角去掐一种叫“盐齁药”的草药嫩尖来炒鸡蛋给我吃，效果不错。后来我女儿出生后，我也偶尔给她吃一点。还有枇杷叶煮雪梨加冰糖或蜂蜜水喝了，止咳的效果也不错。她有时拉肚肚，我也会用萝卜秧煨水给她喝，常常有奇效。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半个“草药医生”，在放羊看到认识的草药就要扯回家去。割草时经常手指会受伤，农村孩子没那么金贵，常常是扯几棵“铁线草”或“马鞭草”之类，用镰马背捶或干脆放嘴里胡乱咀嚼后敷在伤口上，血流得厉害时会解下鞋带系一下。
二
印象更深的是八十年代初母亲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病因是我家新修房屋，忙着入住，地面潮湿等原因造成。父亲要让母亲住院治疗，但母亲又担心父亲要上班，家里孩子老人的根本没办法。
母亲后来就带信给四川二里的大舅，没两天大舅背着药箱过来了。大舅给我的印象是头有点秃顶，脸有点红，特别喜欢喝酒。父亲的酒量只有二两，只得让我们三兄弟轮流敬舅舅。他总是很高兴地夸奖我们几句，所有敬的酒都是来者不拒。饭后要走，却找不到他的药箱了，一边在母亲的劝说下住下。却没看见我躲在母亲身后得意的笑脸。
大舅为母亲开的药很多，印象最深刻的是用猪的心和朱砂辰砂放到锅里去蒸，熟了吃肉喝汤。大舅十天半月不定时来给母亲诊治，持续了一两年，直到大舅因酒后脑出血去世。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居然好了。现在她已经79岁了，仍然活得好好的，而和她类似情况的一位阿姨十年前已经去世了。
父亲七十五岁那年夏天又生了一场病，平时他都是找家小诊所输两天液，而这回他自己主动要求到市医院住院。结果入院一诊断，说父亲心脏和肾功能均已衰竭。我们又担心又害怕，父亲却比较乐观，说人老了，脏器衰竭很正常嘛，入院治疗就是。
但治了十多天后，医生找我们商量，说这一疗程结束，按医保规定须出院。我们很不理解，病还没好怎么出院呢。可转院父亲又不愿意。医生就说出院几天观察，情况不好再入院。
出院后，父亲虽然还是很乐观，却已经开始将银行存款密码交给我。虽然他每次出去旅行都会这样做，但这一次让我有了不好的预感。我就和父亲商量，要不然去中医科入住吧，听说中医科也可输液的。父亲想了想，也同意了。
但没等到重新入院，父亲就突然不行了。只有我和母亲在，我一边打完120电话，一边把父亲扶到一把铁椅子上坐下。医生上来，因我家在老旧小区的五楼，担架无法上楼。需要把父亲背下去。我急中生智，用旧床单把父亲缚在椅子上，又把铁椅的背绑在我的背上。那一瞬我力大无比，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父亲一百三十余斤我居然一口气背到了楼下，又拖着浑身汗和快虚脱的身子上了急救车到市医院急救。可终归回天无力，父亲还是走了。
父亲走后，母亲埋怨过我好几回，说父亲平时病了打点针、输点液就好了，哪怕喝点中药慢慢医也好，都是我劝父亲去看西医，结果父亲被我治死了。
我又是无语又是伤心，同时也非常内疚。直到一位朋友的父亲也和我的父亲差不多的病情，糖尿病长期服药，至心、肾功能衰竭。他父亲是到重庆新桥医院治疗的，结果还是没能救过来。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她才终于释怀了。
三
到我成年结婚，才知道岳父也是老中医。还是元厚镇当地的名医。
岳父在当地是一位带传奇色彩的人。他小时家境不好，随哥哥到四川省合江县放排，加入过“袍哥”。传说他会武功，用点穴的手段教训过一帮在客车上抢劫的“混子”。而且水性特别好，每年发大水的时候他都带着一帮人打捞上游冲下来的“水尸材”。还曾经游泳追上河里失控的铁驳船并最终抢救回来。在赤水河底摸大鱼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故事我写成了小说《六爷》。
但他更传奇的是治病救人的故事，当时的乡镇没有医院，后来岳父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决定合起来办医院，当然也得到了政府和群众的支持。葫市镇金沙卫生院是岳父和他的伙伴们下乡扛回木材建起来的，后来又相继建了元厚镇虎头卫生院、再后来到元厚街道医院工作。几间医院都是集体性质的医院，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那时候的群众缺医少药，得点重病常常医不了，只能等死。岳父医过不少奇病怪病，治好的人就很感激，年轻的就拜了岳父为“干爹”，年龄大的也要将儿女拜寄。能推托都尽量推，可到最后岳父还是干儿干女成群，过年过节齐聚，热闹得很。岳父去世时包孝的干儿干女跪了好几排。
岳父也爱酒，上班时往往上半天专心看病，到下午病人少了就掏出酒瓶来整两口。到下班时常常喝得“二麻麻”的了，一歪一歪地到家，却不进屋，非要叫岳母的名字，惹得岳母好一通埋怨，却也来扶他进屋，岳父只是笑。
可惜我认识岳父时他已经得了“喉癌”，说话声音嘶哑，身体瘦得像根木柴棒。贵阳铝厂的医生估计他只有三个月的活头了，但岳父心态奇好，回到地厚镇后仍然成天乐呵呵的。有病人来就看病，闲下来喜欢玩一种当地叫“大二”的字牌，输赢且不论，主打一个高兴。
他偶尔也会把他平时写下来的病案给我看，给我讲一种叫“青蒿”的很苦的草晒干了磨成粉，可以清热解暑。我的妻子顶替岳父当了医生，没学中医，学的妇产接生，后来又转行当了会计。妻子在丙安卫生院时医护人员不够，她也客串过半年的药房，捡起中药来麻利得很。大小两个妻舅也都会背一些汤头歌，其中一个大哥还当过村里的赤脚医生，会熬一种狗皮膏药，赶场天就到元厚大桥去摆摊子卖。
岳父得病后又活了八年多，1994年7月16日才去世。去世前只喝过小半杯酒，到底没能放开了喝一回，也是他的人生一憾吧。
四
可惜的是岳父去世的二十年后，妻子也得了癌症，是卵巢癌晚期。在重庆新桥医院化疗期间，我听一位病友说医院有个神医，看病厉害但号难挂。
果然我挂了两次都没挂上，第三次就厚着脸皮等在神医的诊室门口去等着看有无人退号。忽然就有位年轻的护士出来问有人加号没得，有10个加号名额，需另交150块钱，我惊喜交加地和10位病友位一起交了钱。又飞速地去把妻子从病房推到诊室。
这位神医不年轻了，但精神状态很好，协助他的医生护士有好几个，还有专门负责操作系统开药方的。他为妻子把了脉，又开了药，前后只花了几分钟。我为时间短而愤愤不平，妻子说专家看病都这样，病人这样多，不快速不行啊。出来后一位重庆当地的病友也在唠叨，说孙子感冒了加号费花了一百多，药费只花了十多块钱。但老伴就信神医，他也没办法。我就心里直说“分级诊疗”势在必行。
妻子把中药服了，果然睡了两个安稳觉。回到赤水，我也陪妻子到中医院看过很多回中医，听说复兴镇有位中医能治病，也去看了。我和妻子都是理智的，中医虽然无法将晚期癌症治好，但调理一下病情让妻子睡个好觉还是可以的。妻子一位同事的母亲是癌症早期，她能听妻子的劝，减少了“化疗”的次数，哪儿不舒服就去看中医，的确多活了几年。
大姨子在贵阳工作，也给妻子打听到贵阳有个老中医，据说能治癌症。但妻子自己也是医生，自知自己病情已到晚期。一直到她去世，都没能去看一回那位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