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遗产

母亲的遗产

——纪念母亲一百周年诞辰

周中林

癸卯（2023）年冬月十九，是我母亲一百周年诞辰。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4年了。我没有能力回顾母亲的一生，但从我记事起到离开家去求学的那一段生活还是历历在目的。这里记叙的是母亲含辛茹苦一辈子的几个侧面和片段。

母亲的医药箱

“啪啪啪”“啪啪啪啪——”，熟睡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时值隆冬，外头北风一阵紧似一阵，雪子子（雪霰）敲打得屋顶上的布瓦叮当作响。睡在被窝里也不觉得暖和，我不禁把双腿蜷缩起来。

“哪个？”母亲早已醒了，向门外发问。

“涂先生，涂伯（乡亲们以他们孩子的口气对我母亲的尊称），我是鲁家巷子的某某某，我屋里的（妻子的别称）发作了，肚子疼得蛮狠，想请恁那（您）出诊接生。”门外的人急切地说道。

“你等一哈（下）。”母亲二话没说，怕惊醒了孩子们，摸黑穿好衣服，背上那每天都要提前准备好的医药箱，打开门，跟着来人走了。

这一路，须迎着凛冽的东北风艰难前行。

这一去，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可以想象，在农户家里，一间不太宽敞的屋舍内，一盏不太明亮的煤油灯下，经过我母亲一番紧张有序的忙碌，这家的婴儿已经顺利降生，被生产的疼痛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产妇，安详地睡下了。她身旁的襁褓里，是刚刚生下来的孩子。我母亲走近床前，仔细地看了看产妇和婴儿，确认母子平安，便又向产妇的家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这才放心地收拾医药箱，准备回家。产妇的家人千恩万谢，将我母亲送到门外。

这是一例顺产，倘若不幸遇上难产，产妇和接生的医生每一秒钟都是在和死神搏斗，那就不能仅仅用“辛苦”二字来形容接生的过程了。

毫不夸张地说，在集木大队，由我母亲一手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婴儿，足足可以编成一个连队。

雪后初霁，太阳已经爬上了树梢。我母亲穿着并不厚实的棉袄，背着她那用牛皮制作的，外边正中间镶嵌着红十字的棕色医药箱，疲惫地拖着双腿，缓缓向家里走来。这时，我和我二姐正要上学去，我们出门时，母亲刚好进门，我从母亲脸上，看到的是一夜紧张工作之后的满脸倦容。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平平常常的一天，从半夜到黎明的情境。

这样的情境在我家早已司空见惯，虽然过去了六十多年，那情境依然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那个年代，农村缺医少药，我的家乡还算是比较好的。集木场，轮船票上的地名叫“鸡鸣场”，沔阳县仙桃镇下游三十里，襄河边上的一个小集镇，一个算不上有多繁荣的客、货运码头。小镇只有一家七、八个人的中西医诊所。它服务的，主要是集木大队的几百户人家，集镇上的居民和粮站、棉组、轧花厂、供销社分店、食品组、堤防管理段、搬运站等“单位”。中医先生们倒是清闲，他们只管望闻问切，为病人诊断开处方，而炮制药、抓药都有专门的人。我母亲是西医，并非医学科班出身，也没有高学历，却是当时诊所里唯一的内科、外科、儿科、口腔科、产科都拿得起来的全科医生。那时，诊所里没有护士，我母亲既要为病人看病，又要配药、打针、做小手术，一抹带十杂，样样都要做。我家就住在诊所隔壁。少年时的我无数次亲眼得见母亲为病人诊断、打针、拔牙；用手术刀为病人切开头上的脓包；遇到农药中毒的病人，还要紧急为患者洗胃、灌肠.....忙得手脚不停。

我母亲身体很弱。戊子（1948）年正月，母亲生我二姐时，是在沔阳县西流河街上租房居住。房东给的所谓住处是他家的厨房。母亲只好在厨房的颖堂（灶门口堆柴火的地方）打地铺，在地铺上坐月子。这种地方人来人往，又有穿堂风，怎么能保暖？我母亲在这里坐月子一个月，就患上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一度导致双腿瘫痪，而且并发了心脏病，后来又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母亲这样的身体，却要超负荷地工作，夜间出诊了，白天还要照常在诊所应诊。小镇的诊所人手少，患者随时都会来看病，哪有什么星期天、休息日？一年到头都是连轴转。除了上面说的集木大队之外，十里八村的黄旺、周陈、五同、黄越等大队的乡亲们，也来接我母亲出诊。母亲也是有求必应。

我母亲出诊不光是为产妇接生，遇到病人有病在夜间急性发作，病人家属也要来请医生出诊。这样的事在当下完全不可想象，而在那个年代却是很自然的事。在乡亲们心目中，我母亲是他们生命的“守护神”，“只要请到了涂先生，病人就不会有危险”，这是乡亲们心中的“准心”。因此，无论炎夏还是寒冬，他们半夜里来我家门前拍门打户，毫无顾忌、理直气壮地请我母亲出诊。我母亲则随叫随到，没有丝毫怨言。这种医患关系，是多年来建立在患者及其家属信任医生基础上的一种默契。

到近处村子出诊还算是好的，毕竟每天还能回家，遇上特殊情况，母亲还得狠心丢下几个半大的孩子，到十几里、几十里外的医疗点去执行特殊任务。

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得了干瘦病和营养不良性水肿，得了这两种病的病人，都挺着个大肚子，丧失了劳动能力。上级决定在马滩大队设立集中医疗点，专门收治这样的病人。1960年秋天，我母亲接到通知，被抽调到马滩医疗点。这里需要交代的，我父亲一辈子在汉川县工作，一般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那时，母亲有六个孩子，除我大姐在县城读书之外，家里的五个，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刚刚一岁，这一去至少两个月，怎么能放心离开家？可病情就是命令，困难再大也得去。母亲最犯愁的是自己不在家，怎样保证家里的安全，如何不让孩子们饿肚子。母亲手上没钱，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拿出家里仅有的值钱之物——我出生时，外公外婆家给打的一对金耳环卖掉，换了200斤胡萝卜，装在一口大木箱子里；又发电报到汉口，请外公来帮忙照看家里的几个孩子。自己带着最小的两个孩子——我二弟和三弟，背上她那珍爱的医药箱，前往马滩医疗点。母亲出发时，我和二姐上学去了，没和母亲告别，但是我分明能感觉到母亲心中的一千个不舍，一万个不放心。

在母亲离开家的日子里，每天夜里都是儿想母亲娘想儿，直到母亲完成任务回到家里。

马滩医疗点算是条件比较好的，毕竟离家不远，而且是秋天，不太冷，还有几次那就不同了。

1959年冬，我母亲被抽调到离家三十里的禹王宫临时医疗点。那天正下大雪，母亲冒着大风大雪，挑着一个担子，一头的摇窝里是我只有半岁的三弟，另一头是医药箱和行李。母亲在风雪中汗流浃背地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赶到禹王临时医疗点。

1961年11月，母亲又被抽调到沙湖纳河冬季水利工地。那时交通不便，母亲背着那个医药箱和简单的行李，步行七、八十里赶到工地。两个多月里，母亲既坐诊又出诊。为了工作，一直到腊月二十四之后，民工都下了堤，母亲才回家。

母亲的医药箱背了二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她老人家从集木场诊所被调到长埫口红坛医院为止。

做屋

永远忘不了我的一家人死里逃生的那个夜晚。

在我不满八岁的那年——1958年暮春的一个夜晚，我做完作业刚刚走出家门，只见远处的天空金钩子闪电一闪一闪地，照亮了半个夜空，随即“轰隆隆”一声声闷雷从天边响起，而且是越来越近了，就像有人在头顶上不停地拖桌子。

老人说，“三月三，寒婆婆过江”，会有大风大雨。

谚语说，“三月三，下雪砖，蛇出洞，藕出簪。”这注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

雷公老爷和闪闪娘娘发脾气了，那样子很恐怖，更何况老人们和谚语都说得吓死人！我赶紧缩着脑袋进了家门，早早地睡下了。

这里有必要先说说我家的住房。正屋是七柱两间不太结实的砖瓦房，屋顶上盖的是布瓦，前后是斗墙，两侧是挂墙。西面紧挨着正屋的是栽着几根树棍子做支撑，用茅草盖顶，四周都是泥巴糊的壁子的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厨屋。

尽管心中有恐惧，但大风大雨毕竟还没有到来，我很快就睡着了。

夜里，我突然被推醒，“快起来！”语句短促而急迫，这是母亲的声音。

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母亲轻轻推了我一把说，“快到厨屋去！”我抓起自己的棉衣，就往厨屋跑。

进了厨屋，蹲在地上，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只听见天上正在下大暴雨，那雨像瓢泼桶倒一样，风一阵近紧似一阵，好像要摧毁这地面上的一切。我家那不太结实的两间瓦屋“咔咔”作响，在风雨中飘摇。

那年，我母亲35岁，有5个孩子：我大姐十三岁、二姐十岁、我八岁、妹妹五岁、弟弟两岁多。三个在上小学，两个嗷嗷待哺。

母亲叫醒大的，怀抱小的，快速向那间狭窄的厨屋转移。这样的厨屋就算倒了，也压不死人。当母亲抱着最后一个孩子，双脚刚刚踏进厨屋时，只听见“哗——轰——砰”地连声巨响，我家的两间正屋经不住狂风暴雨的蹂躏，坍塌了。弟弟妹妹吓得大哭。那间厨屋，成了我一家6口人的避难所。房子倒了，所幸5个孩子毫发无损。我母亲一夜没合眼，提心吊胆地时时听着外边的风雨声。她大约早已想好了退路，万一正屋有危险，就提前把孩子们转到厨屋去。果然不出母亲所料，正屋顶不住狂风暴雨。在灾难突然降临，房子即将倒塌时，母亲以她的大智大勇和大爱，拯救了五个儿女。

天亮了。奇迹般地雨住风息。

历经风雨，紧隔壁的刘婆家，对面的杜家，我们那个小小湾子的上十户人家，他们的房子也算不上结实，但都完好无损，唯独我家成了废墟，残砖破瓦，一片狼藉，就像遭遇了几十年后才出现的精确制导导弹“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一样。事后有人说，那天刮的是“龙风暴”（龙卷风）。还有人说，那天在县城仙桃，电油厂的“油鼓子”（铁皮做的油桶）被“龙风暴”吹到半空中，落到了十几里外的地方。

虽然是灾难过后人们的闲谈，我听了仍然感到后怕。

成年之前，只要天气预报报出有八级以上的大风，我就会感到恐惧。

一家人要安生，重新做屋（老沔阳多数地方叫起屋，我们那地方叫做屋）成了当务之急。可是，要钱缺钱，要人没得力的人。五个孩子都还小，一个都指望不上；父亲在离家近五十里的汉川县田二河卫生院工作，鞭长莫及。他能做的，就是自己节省再节省，从牙缝里挤了又挤，力争多带一点钱回家。重新做屋的重担落在我母亲柔弱的肩上。我没见母亲掉过一滴眼泪。那时，我不满八岁，懵懵懂懂。六十多年后我依稀记得，我家近处的亲戚——大姑爷、小姑爷来了；住在附近鲁家巷子的刘继汉、刘贤木两个表叔来了。他们既做小工，又帮忙出主意。跟着他们来的，是请来的木匠、瓦匠师傅。板车很快拉来了青砖和布瓦、石灰和河沙，我家房屋的复建“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工了。这一切的“总策划”“总指挥”和出资人，都是我母亲。说的是出资人，可哪里有钱？只能东挪西借。也许是为了吉利，新房子没有在原址上复建，而是向西面挪到了联合诊所的紧隔壁。

大姐二姐和我每天照常上学，家里正在复建的屋也一天天长高。大约七八天，新屋就竣工了。我猜测，母亲是这样想的，老大老二和老三既然帮不上忙，不如让他们上学去。我母亲强忍着悲痛，把一切都扛在自己肩上。直到成年之后，我参与了1975年我家最后一次做屋，才切身体验到个中的极度艰难与辛苦。

1958年以前，我家还做过三次屋。

1953年，我父亲参加了工作，在汉川县田二河卫生院当医生。我母亲的前半生，跟着我父亲吃尽了寄人篱下，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苦头，她决定回老家。1954年大水灾过后，我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我大姐、二姐，我和妹妹），从汉川回到了沔阳，在集木场襄河堤外大滩的最外边做了两间屋，开了一间小小诊所。在这里仅仅住了一年多，猝不及防的灾难就来了。襄河水暴涨，惊涛拍岸，大水冲刷着外滩，泥土垡子大块大块地向河中崩塌。这地方太危险，不能再住了！于是我家搬到了外滩离大堤比较近，曾婶娘家的隔壁。大约又过了一年多，公私合营，母亲带着自己小小诊所的全部家当：一个货架、一张桌子、不多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了联合诊所。从那以后，一家人被襄河大堤分隔：家在堤外，母亲工作在堤内。母亲没法照看孩子们还很小的家，怎能安心工作？只得把家又搬到了堤内。这3次做屋，第一次是仓促新建，第二三次是无奈搬迁，都发生在我七岁之前.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成年后，我常常恨自己，作为家里的长子，为什么不早点长大，好为母亲分担艰难和忧愁！

母亲床头的那盏煤油灯

小时候，每当我半夜醒来时，总是看到母亲床头木箱子上的那盏煤油灯依然亮着。母亲偎在被子里，手上不停地忙着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不是做棉靴、布鞋，就是缝儿女们的衣服、裤子，更多的时候是为孩子们破了的衣服袜子打补丁。往往到了鸡子叫时，母亲才熄灯睡觉。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家到县城仙桃上中学后，才没有再看到。

母亲每天从天黑到半夜，在煤油灯下的辛勤劳作，换来的是我们兄弟姐妹穿着的温暖和体面。我们的衣裳，虽然谈不上鲜亮时髦，往往还是补丁摞补丁，但穿出去都是周周正正，干干净净的，从来没有破衣烂衫穿出门的。如1963年我到仙桃上初中时穿的两条长裤，虽然是染成黑色的“婆婆纺”老棉布做的，但它是完整的，干净的，穿出去不丢人。

母亲床头的那盏煤油灯，陪伴她辛勤劳作了一生。

我母亲一辈子生养了7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6个。一大家人口，光填饱肚子就是一件大难事，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难上加难。我家是商品粮户口，除了水和空气不要钱，一切都要买买买。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母亲微薄的工资。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凭计划内的那点粮票买的粮食，怎么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母亲只好到集市上买各种便宜的菜叶子。将菜叶择好切碎，焯水后到水塘里淘洗干净，再和着那点可怜的大米煮菜粥。有时连菜叶也买不到，只得买野菜和发动孩子们去挖野菜。端着装满菜叶的筲箕到水塘里去淘洗，是我家每天必做的功课。

1959年6月，我三弟出生。母亲坐月子正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可家里什么营养品也拿不出来，只好煮了一碗白粥给母亲吃，好歹总比菜粥强。可母亲连一碗白粥也舍不得喝，把它端起来倒进黑乎乎的菜粥锅里，用锅铲搅拌均匀了，全家人一起喝菜粥。

就这样，一家人熬过了那极端困难的三年。

我母亲不仅抚养了6个儿女，而且扛起了周家更多的重担。

我的父辈兄弟三人，父亲排行第二。1946年，大伯因病撒手西去，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伯妈也病重，她临终前拉着我母亲的手托孤。我母亲含着眼泪点头答应了，大伯妈这才放心地合上双眼。从那以后，我堂兄和两个堂姐就由我母亲抚养长大，直到结婚成家。

1960年，我小爷（叔父）为支援边疆，举家迁往新疆伊犁霍城县，我的父母亲独自承担起了赡养祖父祖母的重任，管吃管喝管穿管治病，直到他们八十多岁高寿去世。

我母亲对上要赡养老父老母，对下不仅艰难抚养了我们这一代，还精心照料第三代。我们兄弟姐妹6家的9个孩子，由我母亲晚年亲手带过的就有6个。

母亲这一辈子对儿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母亲的一生，促成了我家优良家风的形成。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我们渐渐懂事之后，才清晰地感觉到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成人成才的作用。母亲背了20多年的医药箱告诉我们，善良和仁爱是为人之道，敬业是立世之本。一个人，尤其是医生，应当与人为善，长存仁爱之心；应当敬畏自己的职业，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母亲床头的那盏煤油灯，在我们心目中早已超越了照明的物理意义，它化作一股精神之光，传达出的是勤劳俭朴的持家之道，是博大深沉超越时空的爱，告诉我们如何爱家庭，爱家人，爱子女。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灾难面前不弯腰、不落泪，告诉我们什么叫坚韧，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母亲一辈子贫穷，一辈子含辛茹苦，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但她老人家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丰厚的精神遗产，让子子孙孙永远受用不尽。

母亲啊，您老人家应当感到欣慰：您的6个儿女，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一代更比一代强。您和父亲应当含笑九泉！

癸卯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