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爱成诗,唐代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母爱成画,清代文学家蒋士铨在《岁暮到家》中描绘为:“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辛苦”。
这些有关颂扬母爱的诗句,几乎在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里,都有言辞精准的表达和情真意切的阐释。此中所呈现出来的至纯至真的母爱,像一股股甘甜如蜜的清泉,浸润心脾,滋润着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根血管。我本以为,我与母亲的感情和生活,已经被这些名篇名作写穷写尽了,只要信手拈来,便可找到影对和共情的美文佳句来,品味享用就是了。所以,我一直沉浸在他人创作的抽象意境中,用他人的记忆和感受,取代自己的记忆。也因此,令我写下近三年的本文题目,其内文一直搁浅至今。
其实,搁笔的真正原因,是我自卑于驾驭文字的能力有限。因此,在我想写未写的忐忑不安中,煎熬了一千多个日夜。
母亲离世三周年的祭日即将到来,我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具体情节,已渐渐模糊起来,不能再拖延了。如果我不用文字记录一些有关母亲的记忆,为日后怀念母亲备一份纠错的书面依据,我就会在将来回忆时,没有故事,在人生多余岁月中,被遗憾和后悔继续煎熬。
(二)
母亲生在裹脚年代的大户人家,因外祖父哑巴,外祖母为此哭瞎了双眼。双亲的残疾,注定了母亲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命。儿时的母亲,是外祖父母的话筒和眼睛。母亲姐妹四人,她在家是长女,除了照顾双亲,还要照看三个妹妹。母亲在她祖母的管教下,小小年纪,就裹了脚,走起路来,像踩高跷,一不小心就会摔到。母亲幸亏赶上了新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否则,她的双脚准会被裹成三寸金莲。裹脚布去掉后,母亲的四个小脚趾,虽然还押在脚板下,但很快可以正常走路、干农活儿了。在工分至上的大锅饭年代,母亲为了全家的生计,不顾身板弱小,力气不足,每天都能坚持按时出工。担粪、挑水、干杂活,一样不落,硬是撑了过来。母亲的右肩,比左肩低了半个拳头,就是当年辛勤劳作赏赐的印痕。母亲的后脑勺上,用黑色小网兜起来的发髻,也随着变形的身体,向右倾斜了。
母亲没有上过学,唯一认识的一个字,是“女”。这是母亲59年外出逃荒,途中上厕所,怕走错了地方,在文化人的点拨下,才记住的。
因此,母亲期望儿女能识字、有文化。大哥、大姐上过夜校,但只与自己的名字混了个脸熟,没学会写。二姐为了给家里挣工分,小学三年级没上完就辍学了。小妹上了一天学,因写a时手不听使唤,封不住口,难为得哭了一场,再也不去学校了。于是,母亲把学文化的任务,全托付给了我。
小学一年级,我开学时,学校让交五毛钱的学杂费,家里没有。母亲借了十几家,才凑够。都是一分二分的硬币,那时大家都穷,连个五分的也没借到。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乡中。妈妈非常高兴,她把二姐定亲的聘礼布料,未经二姐同意,就给我做了一件学生穿的中山装,气得二姐说她偏心。
我上初二时,父亲去世,学校担心母亲让我辍学,派班主任家访。母亲道:“除非自己不想上!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上学)。”
当时的学校伙食很差,除了稀饭、窝窝头、咸菜,没有别的。母亲怕我吃不惯,总是在礼拜天,准备一兜黄白面两掺的咸油卷,一玻璃瓶香脆爽口的细萝卜丝,让我带到学校,够我享用一周。如果那周我留校了,母亲就让同村的校友,给我捎去。母亲坚持这样做,直到我高中毕业。
上学期间,我从没穿过运动鞋和皮鞋,母亲做的千层底承包了我的脚。我铺的盖的,里与表也都是母亲亲手织的棉布做的。
到了母亲颐养天年的岁数,她仍闲不住,把对儿女的关爱,一部分转移到了孙辈重孙辈的身上。我的两个孩子出生后的衣物,全都是母亲戴着老花镜缝制的。
每年腊八未到,母亲就催着大哥给我打电话,问哪天能回到家。母亲的心思,是想借过年,把我们召集到一块,享受团聚的天伦之乐,感受家庭和睦的幸福。腊八前后,我回一趟老家,把购置年货的钱,留给大哥,要他把待客的食材买够买全。母亲对我说,“穷一年不穷一节”,“自吃填坑,人吃传名”。母亲是在要求我,不能怠慢了前来看望她的所有亲人。
以母亲为塔尖的后代子孙,在大年初二相聚,历经16个春节,每年都是热热闹闹的。这一天是母亲一年中,最高兴最快乐最满足的一天。人数也从最初的20人,繁衍到49人。我曾提议每年给母亲办生日宴,母亲不让,她说有大年初二过,就很知足了。我每年都会用相机,把精彩的时刻记录下来。有大家庭小家庭的合影,大人小孩的合影、写真。亲人团圆、家庭和睦的场景,全都雕刻在一张张表情丰富的照片上,这是母亲所期望的人生幸福。
村里的房屋越建越好,两层三层的小洋楼,包围了我们仍是一层的老屋。一次,乡干部到村里调查老人救济款的发放情况,看见哥和母亲仍住在老屋里,误以为是救济对象。询问我母亲是否按时足额领到了老年救济。母亲反问:“啥救济呀?俺二小儿、大孙儿都在城里安家了,有房有车的,每月都给俺零花钱,俺不要政府救济!”母亲的话,说得乡干部一头雾水。
(三)
母亲离开的那天,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当时她的身边,只有抢救她的医生和护士陪伴。听医生说,母亲是高龄老人,身体的好多器官,都已经衰竭了。母亲没能留下一言半词,也没等到和我们说声告别,瞬间就没了生命体征。
重症监护室规定,不让病人的亲属陪护。故我们兄妹五人,都未能守在母亲的身边。这是母亲生前最不想让发生的。她所希望是,在晴好的白天,她躺在老屋的床上,儿女全都守在身边,她恋恋不舍的看大家最后一眼,然后满足的闭上眼,到另一个世界去享她的清福。
这场景,也是大哥所期望的。我把母亲送到医院,让她孤单的一个人,在恐惧中离世。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后悔不已。
母亲被护士从重症室推出来,安详地躺在病床上,像是熟睡了一般。氧气管一头连着母亲的鼻孔,另一头拖着一个鼓鼓的蓝色氧气袋。我轻轻抚摸了一下母亲的脸庞和手臂,体温是正常的。哥姐轻声细语地喊着,“娘”“娘”,母亲没有任何反应。当得知母亲已经没了呼吸,我们才意识到母亲走了。我们无法控制汹涌喷出的悲痛,像不懂事的小孩儿,嚎啕大哭起来。
在护士的提醒下,我收敛了一下情绪,把刚刚从商店买来的折叠床,展开、铺好。然后,和哥姐小心翼翼的抬起母亲,轻轻的从病床转移到折叠床上。我们为母亲舒展了头部、身体和四肢,盖好被子。护士帮母亲理顺输氧管,像是为母亲转院做准备。我和大哥抬着床,姐妹仨紧紧地握着母亲的双手,依偎在床的两边,守护着母亲。她们一面哭泣,一面不停地喊着:“娘,回家了!”“娘,回家了!”“娘,回家了!”
我的车是商务型的,后排座位放倒铺平,正好能放下躺着母亲的床。我们把母亲安顿妥当后,姐妹窝屈在床的两边,陪护着母亲。我启动车,右手扶着方向盘,用腾出来的左手,握住母亲仍有温度的手。
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昏暗的深夜里,车灯射出的两束强劲的光,显得格外刺眼,把空寂宽阔的大马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车蜗牛似的缓缓向前移动。我的双眼,紧紧盯着前方,盯着这条护送母亲安全回家的路。哥坐在副驾座上,打电话催表弟赶快起床,往老家送恒温棺、送老衣,以及殡葬用品。
(四)
母亲的一生,只住过四次医院。
母亲年轻时,偶有伤风感冒发烧头痛的,吃点药,挺一挺就熬过去了,没生过需要住院的病。
母亲年过七旬,因运动量大减,加上大鱼大肉、零食甜品的营养过剩,身体有些发胖,患了高血压、冠心病。第一次住院,半月就康复了。
母亲86岁时,旧病复发,第二次住院。她从昏迷不醒到康复出院,用了不足一个月。医生夸她福大命大,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又挺过来了,一定是长寿命。此间,我提及岳母去世,母亲避讳不谈。村中若有丧事,母亲更是刻意避之。可见,她对死亡的态度,是非常恐惧,也很敏感的。
2019年春节前夕,母亲第三次住院,治疗了半月康复。在我们的陪伴下,母亲度过了属于她的最后一个春节。春暖花开时,母亲的身体渐渐硬朗起来。她拄着拐杖,可以在庭院里遛弯了。我想接她到城里住一段时间,母亲不答应。她态度坚决,除了在老家让哥嫂伺候外,她那都不去。她害怕死在城里,自己的魂儿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年端午过后,母亲的神情有些萎靡不振,经常嗜睡。总是抱怨我们兄弟姐妹不能一齐来陪伴她。6月18日午后,二姐突然给我来电,说母亲肚疼得撕心裂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都一周时间了。哥不让母亲去医院看。我电话责问大哥,大哥说,母亲的年事已高,不如在家守着,到医院折腾老人,不合适。母亲接我的电话时,仍喊肚子疼,骂大哥不孝顺,不去给她看。
我心如刀绞,恨不得一眨眼飞到母亲身边,为她解除疼痛。因孩子的原因,我在家焦灼地等待了一个下午。到深夜12点,妻儿也没有回来。此间,大哥打了几次电话,说母亲一会清醒,一会昏迷,问我啥时候能到家。我实在不能再等了,抱起已经睡熟的女儿,开车往老家赶。
凌晨四点,我赶到老家。院子的大门开着,母亲听到响动,立刻精神起来,“红孬回来了?”
“妈,我回来了。”母亲斜躺在床上,睁开眼睛,看着已经进屋的我和女儿。
二姐搀扶着母亲坐起来。女儿懂事的靠近母亲,喊“奶奶”。母亲伸出双手,拉着女儿说:“俺妞又长高了。”此时的母亲,好像完全忘了她肚疼的痛苦。
“妈,你哪难受?”我向前拽了拽母亲的手。
“我肚疼”,母亲说着,用右手去摸她的肚脐。
“咱去医院看吧?”
“中。”
“我去把车座调一下,咱就去。”
此时,不知大哥从哪里赶了过来。他不愿意让去医院,但也没有执意阻拦我。我抱起母亲,走出院门,把母亲放在车副驾座铺成的躺椅上,我扶母亲坐稳。我启动车,缓缓前行,生怕颠得母亲不舒服。
到了医院,母亲坐在轮椅上,头后仰着,面朝天,眼睛闭着,像是在休息。医生问病情,二姐答,母亲眯着眼睛,插话补充。我办完缴费手续,给母亲做完各项检查后,护士推着母亲,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没有听大哥的话,把母亲折腾到医院,未过两天,母亲就与世长辞了,这一定是我的错。
近几年,母亲不想到城里住,即使到我家,住的时间也从不超过一周。母亲既然对死在不熟悉地方,对死时没有儿女陪护的情况,非常恐惧,那她为什么还要催我,送她到医院呢?
(五)
母亲的一生,几乎无人知道她姓甚名谁。我们兄弟姐妹喊她“娘或妈”,父亲喊她“孩儿的娘”,街坊邻居叫她“学孬家”。直到我去办户口本时,才知道“刘春地”,是不曾有人呼叫的我母亲的姓名。
刘春地,女,生于1931年4月19日,是豫北平原的一位农民,一生为农。她的一生,育有3男4女。她生活最恐慌的日子,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她生活最艰苦的日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国初期,当时百废待兴、生产落后、物质紧缺、农村吃大锅饭;她生活最舒心的日子,是世纪之交土地包干到户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此时人尽其才、百业复兴、物资丰富;她生活最快乐的日子,是21世纪初,她已子孙绕膝、衣食富足了。她这辈子到过的地方,最远是山西垣曲,最大是河南郑州。她这辈子的最大成就是,把两男三女养大成家、子孙满堂。她曾历经长子长女童年夭折的大不幸,中年丧夫的人生剧痛。她曾为大儿子十年逃难吃尽了苦,为大女儿换亲的婚姻流干了泪,为二女儿的婚变操碎了心,为没有给二儿子筹办一场简单的婚礼而难过,为没有给小女儿置办一件像样的嫁妆而悔恨。
母亲用实际行动教会了儿女们,生命中所经历的痛楚和煎熬,只有化作隐忍、善良和坚强,才能学会包容和宽恕。
母亲虽然不曾识字,也没读过书,但她已经用最朴素的处事经验和生活阅历,书写了一部无字之书。此书记载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人们,是如何适应生存规律,如何越活越幸福的。
正是千千万万个和母亲一样的中国母亲,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文明。
2019年6月21日22时30分,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这一时刻已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中,成为永恒!
我赋诗一首《盼团圆》,以此纪念我的母亲。
腊八未到心已醉,
倚门翘首盼儿归;
欲问何时能返乡,
多次通话未敢催。
儿居都市不常回,
慈母寿高难相随;
团圆须待除夕至,
渡了春节还靠谁?
(2022年5月8日母亲三周年祭日前夕写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