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雨

麦垄里点种的花生，还没拱出地皮，大哥有些焦急。

麦子都收割几天了，地里的麦秸也清理干净了。天阴了几天，硬是下不下来雨。

每次出现下雨的征兆，风一刮，想落下的雨滴，就被风刮跑了，还是一滴雨都落下来。

偶尔有一阵雨落下来，地皮还没有湿透，就停了。对促进花生发芽，湿度不够，还是无济于事。

大哥纠结得发慌，想浇地，又怕浇过后，或正在浇，下起大雨来，把花生淹了。

大嫂大声嚷大哥：“别等了，还是浇吧，这老天爷，不准头！”

大哥望望天，云在他的头顶聚集。过了一会，是一阵风刮来，再次赶跑了云。头顶还露出了个太阳。

大哥不情愿的去收拾机井，准备浇地。他要帮助花生，快点发芽生长。要不，少了十几天的生长期，会影响产量，减少收入的。

这时，我想到了电影《白鹿原》里求雨的场面。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农耕年代，面对民不聊生的严重旱灾，农民唯一能做的，只有求雨。

54年赵树理写《求雨》，文中的求雨场面，已经有了求雨和开渠并存的两种解决方案。为缓解旱情，修渠引水，才是科学的农耕文明。

83年汪曾祺写《求雨》，文中小孩求雨的场面，纯粹是对地域习俗的趣味性回忆。

在我脑海里，也有一次记忆犹新的求雨场面。那是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刚学会挑水的那一年。

一个夏日的午后，天空乌云密布，阵阵雷声，咔嚓咔嚓，不绝于耳。母亲催我去挑水，怕下雨了，井水就不能吃了。

辘辘井里的水位，是天气旱涝的晴雨表。遇到大旱之年，井底时常露底。

井在我家大门口的右边，不算深，约两丈有余。

人站在大青石砌成的井台上，往下看，能看到绿莹莹的泛着光亮的水。这口井是我们几户人家的大水缸，命根子。

每天早晨，几户人家来这里挑水，人多时需要排队。挑水的人，一般是父亲或兄长。两桶一扁担，是运水的工具。扁担的两头，各吊一个铁链子，铁链子约尺把长，尽头是铁钩，可以钩着铁桶的桶襻。肩膀作为支点，一般用右肩，人像是天平的中间支柱。人弯下腰，然后用力站起，两只桶就被吊了起来。人往前走，桶也跟着往前走。等到了家的水缸旁，身体和桶都不再晃动了，再慢慢地弯下腰，桶底触地后，站稳了，人才可以把扁担钩脱开桶襻，扔在地上，或靠墙搠到那儿。然后一手拎起水桶，一手掀着桶底，把水倒进小水缸里。这样反复几次，小水缸就满了。

井里的水，被挪到了各家各户的小水缸里。作为大水缸的井，水就减少了。故经过一轮的挑水，井就见了底。井下没有泉眼，也没有地下河经过，全靠周边的地下水，洇过来补充水位。所以，井水长的很慢。

这大旱的年景，小水缸还没有挑满，井就见底了。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混杂着泥沙，不澄清一下，是不能使用的。因此，这年我们每家的水缸，几乎没有一天，能挑满水的。

这天，我来到井台，用辘辘把桶放到井里，触底，用力摆动井绳，力顺着井绳传到桶襻处，把桶拉倒，桶倒后灌进去水，我再用力拽绳，把桶用辘辘摇上来。

第一个半桶水，刚摇上来，就听见邻居奶奶大喊：“求雨了！都去求雨了！”

她一手拿个铁盆，一手拿根细木棒，并用力敲击着盆底。铁盆发出刺耳的铛铛声。

我没有礼貌地吼道：“看见天阴才去求雨！咋不早点去咧！”

我的挑衅，气得敲盆奶奶怒骂道：“不懂事的龟孙儿，非叫你娘，撕烂你的臭嘴，不可！”

骂完，她气喘吁吁的领着几个老太婆，向关爷庙跑去，手里还拿着香和箔，准备给老关爷焚烧，祈雨。

之后是否下雨，我亦无从记起。但去关爷庙求雨，方向一定是搞错了。村里没有龙王庙，她们就把“关公”当成万能的神，是没有依据的。即使有龙王庙，求雨也只能是一种期望仪式的体现罢了。

我们这里，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辘辘井里的水，慢慢枯干了。

井里没水，辘轳井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家家户户不得不打了深度更深的压水井、提水井，深度足有二十多米才出水。

一户邻居把辘辘井填平，连同圈占的周边的地方，盖了房，建了院，这口井就消失了。

几年后，压水井打出来的水，也开始昏黄带沙，上面还漂着石油花。用来洗衣服，都难洗净，还怎么敢饮用！

在政府的治理整顿下，并投入了民生资金，给村里打了深层地下水井，以自来水供应的形式，通到各家各户，供村民使用。从此，村人才算喝上了放心安全的水。

“求雨”，是那个靠天吃饭，人力所不能及的特殊历史年代的产物，是民间求神明降雨，以解生活与农耕之所需的具有民俗特征的活动。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和宗教特质。

而今，南水北调的水也引到了村头，村民安全健康的用水，就更加有保证了。

2022年6月14日写于朱村

本文参与了《乡村作家》的夏季征文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