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诚贵
《普希金时代》再一次展现了作者对于底层人物的关注。无论是主人公孙子,还是张木发、老干、戴黛、萧天香等等,无一不是身居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
孙子的命运无疑是一出浪漫的悲剧。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满怀保罗·高更般艺术理想的青年画师,从省城下放到闽北山旮旯耕田放牧,在工厂里挣扎,在流浪中求生,孙子普希金式的浪漫理想在现实碰撞中陷入窘迫、尴尬、无奈、悲情的境遇。对牛“少女”发自内心的呵护,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受虐惨死,孙子心头从此“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原以为有了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谁知却是一场爱情的阴谋,在情敌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退却与懦弱,让可怜的孙子对婚姻从失望走向绝望。直到偶遇戴黛,才重新唤起了孙子内心对爱情和理想的追索。为此,他不惜离职出走,浪迹云贵高原。寻找泸沽湖,成了孙子追寻爱情和理想的灯塔。吊诡的是,当他抛弃来到昆明时,戴黛却离家出走失踪了。
当与萧天香再次重逢时,让孙子感觉到久别重逢的爱情理想,滇西风情的纯朴与浪漫,爱与性,别离与激情,让他再次重新拾起男人的自信与雄风。孙子其实并不是孙子,他有纯真的理想和执著的追求。小说的情节在此达到了最高潮。然而,作者在梦境般的幻美中让孙子选择了离奇的失踪,恍若高山流水之音,戛然而止,理想主义就这样在幻美中走向终局。此时,在为人物命运多舛感到唏嘘的同时,我的内心深深地感受到小说带来一种沉重的失坠感。正应了鲁迅那句话:悲剧是把美活生生地毁灭给人看。
小说的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可读性强。作者以“我”的亲历亲闻,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弃儿——孙子的悲喜人生,其中夹杂着作者人生的写照,发出了来自肺腑和心灵的呐喊。正如作者小说中所言“小说中的我其实就是孙子体内一只有思想的寄生虫,我借孙子的肉体来完成我虚拟的流浪。”“我凭籍孙子的信和日记去和陌生人对话,相处,去探索他们的灵魂。”
贵平是一个草根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相当丰富的小说。我与贵平兄相识较晚,由于共处一城,倒也听说了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当过放牛娃,后进工厂当了秀才,练过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正想大展宏图却逢工厂倒闭,此后下岗自谋生路,在私企打工十二年之后,为了去鲁院深造,年近半百的他毅然辞职,当起了身心放飞的自由撰稿人。当我亲耳听他诉说自己当年下岗失业,穷得连一张两毛钱的邮票都买不起,听说他患上肺结核仍日夜笔耕不辍时,我的心灵感到一种巨大的震撼:有此心,事必成。
也许是生活给予他太多的磨砺、困苦与无奈,这种感觉深深地植入他的心灵,让他的作品总是蕴含着一股悲情的因素。孙子的身上有着作者曾经的影子,寄予了他曾经的理想和追求。小说最后,主人公孙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选择失踪。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小说高潮之后的悬念,不如说是作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无可奈何的抉择。有时候,现实真的很残酷、很无奈,放逐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读者。吸引我耐心读完《普希金时代》的,并不只是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通俗、诙谐、诗意、深刻的语言。邱贵平的小说语言有一种源自民间的亲切和通俗,如“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源自母鸡屁股和母猪子宫,但母鸡和母猪毕竟不像妓女,妓女一个晚上可以接好几回客,母鸡却不能天天下蛋,母猪更不能天天产仔。靠天吃饭跟靠母鸡屁股和母猪子宫改善生活一样,都是不靠谱的。”这段表述形象地说明了禾花当年家境的窘迫,通俗且生动。
再比如“那年头,知识分子的处境跟公共厕所差不多,谁都可以大小便。”廖廖数言让孙子的处境之艰难昭然若揭。有时候,我不得有佩服邱贵平是个语言的天才,这位只有初中毕业的老兄凭着一种天生的文学禀赋,把身边最粗俗的农民语言变成最精美的文学语言,如民间歌谣“人生在世苦又愁,不如出门去打遛”从乡间老农的吼唱到孙子流浪高歌,表达的是前承后继、浑然一体的精神自由与自我放逐。
综观小说全文,意境幽远深刻,语言诗意狂放,如开篇描写孙子出行前“阴森的剃刀划过晦涩的头皮,往事纷如发下”、当他辞职出走寻找心中的爱人熊黛时“那颗青愣愣的脑袋在惨淡的灯光下闪耀着幽怨的光芒,很快消失在黑暗中……”、置身古墓似的防空洞时“他是一头雄狮,一只夜鹰,一条蟒蛇,一个野鬼。他是山大王,他是夜的巨人……”这样的语言有诗情而不矫情,有画意更有深意。这样的阅读让我找到一种快感,轻松而深刻。
最后,借用主人公孙子的这句名言结尾:“天若有情天亦香,人间正道是沧桑”,从此“世间已无孙子”“亦无天香”。孙子是个拿生命追逐浪漫的慷慨豪放之士,虽然生命之火已经熄灭,但浪漫与理想将永远活在你我心中。
本文刊于《武夷》201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