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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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2020年1月18日起，我由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自己家住到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的母亲家来，陪伴96岁老母过年——年年如此。不料元旦前后起，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肆虐，蔓延全国。1月23日武汉“封城”，连带全国各省市也都采取紧急的隔离和封闭措施，以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这样，我也成了“蜗牛”，蜗居在母亲家中，尽量不出门。两个月里，除了写作，我也借此机会，利用宽裕的时间，从母亲收藏的家庭相册中，仔细挑选出有关我出生以来一组泛黄的黑白老照片，由母亲说出一张张老照片的拍摄时间，算是为我做了一次人生回顾。如果不是万幸我有一个长寿的母亲，这些泛黄老照片的具体拍摄时间只能成谜，只能永远“约等于”。这正如北宋大诗人晏殊所说：
“蟠桃花发一千年。祝长寿，比神仙。”
二
在这些无比珍贵的黑白老照片里，有几张颇具史料价值和生命意义。譬如第一张：我于1956年3月30日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出生（今第900医院），满月时，31岁的母亲严蜀君抱着我拍下了我生平第一张照片。我出生时只有四斤半重，问世的瞬间不会哭，肺就张不开。是无私无畏的护士为我做嘴对嘴人工呼吸，辅之以倒提控出羊水，帮我逃出鬼门关，来到充满春色的人间。也因此，“满月照”上的我，小脸皱巴巴的，活像一只小病猫。母亲说，邻床产妇的婆婆就是这么形容的。
出生40天，我得了先天性黄疸病。主治军医告诉母亲，我的黄疸指数是正常人的200倍以上，高得吓人，从未见过，存活下来的概率极低。唯一的办法是送去上海的大医院“死马当活马医”。偏偏那时福建地处海防前线，随时准备攻打台湾，且鹰厦铁路尚未开工。要去上海，得等有运送部队伤病员的军车，捎上母子同车前往。路上要颠簸好几天，可能没到达上海，小病猫一样的我早已呜呼哀哉了。
母亲还是在焦急万分地等待军车，寄希望于“死马当活马医”，能够救活我。恰巧这时有一位粮食局的老同事潘与杰来看望母亲，说人命关天，救命要争分夺秒，不能等。他有一个老邻居，是福州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不妨先抱去看看。经主治军医同意，母亲立马抱上我就看老中医去了。那位耄耋之年的老中医耳聋，且听不懂普通话，全凭母亲的老同事潘与杰当翻译，用福州话对着老中医的耳朵吼，问他：“这孩子有没有药治？”老中医低头把把我的脉，看看我的睾丸，说有药治。一句话让我母亲吃下了定心丸。果然，仅仅吃了几帖老中医开的中药，熬了服下，我的黄疸病就治好了，相关指标恢复正常，让我的主治军医惊呼：“太神奇了！真是一个神医！”很不幸，在治好我的黄疸病的第二年，这位医术高明的老中医就去世了，是他救了我的命。
三
六十多年后，就在刚才，96岁老母回忆起来，仍然对老同事潘与杰和老中医感激万分，更痛惜老中医的不幸去世。我想，真是我的命大，如母亲所说，如果老中医早一年去世，也就没有我这条小命了。是的，要不怎么说“白衣”是“天使”，悬壶能济世？这不，全国支援武汉的4.2万名医生护士，冒着生命危险，和英勇坚持在抗疫第一线的武汉“白衣天使”一道，当下不知救出了多少条宝贵的生命！
大约在2015年底，母亲过完90岁生日后，在《福建老年报》发表了一篇感谢文章，题目就是《白衣天使》，重温了老中医救我这件往事。因此，我的生平第二张照片，拍摄于我出生两个月。从母亲抱着我的这张照片看，小病猫一样的我基本像个健康的孩子了。而我的生平第三张照片，拍摄于我出生四个月。照片上赤条条的我，趴在床上，小脸胖嘟嘟的，四肢圆滚滚的，模样可爱极了。不过，我的生平第四张照片，是父亲施宗白脱去军装，特意穿上西装抱着两岁的我拍摄的。直到这时，我这只“小病猫”才算完全有个人样了。
四
在挑选的这组黑白老照片中，有几张是全家人的合影，所谓的“全家福”，却都拍摄于那个特殊年代，毫无福气可言，所以每张“全家福”上的每个人，从来都没有笑容，却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第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69年国庆节，我才13岁。照片中有父亲施宗白、母亲严蜀君、大弟施新宇（小弟施霁宇尚在江苏省扬州市泰县老家——今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表舅黄光宇。照片中一个个都是瘦得尖嘴猴腮苦着脸，因为用不了几天，1969年10月18日，小小年纪的我就跟随作为省直机关下放干部的父亲乘火车、坐汽车前往闽北山区泰宁县儒坊公社“发配劳动”去了，全家人将一分为二。事后想来颇为滑稽，我的母亲当时也向福州市粮食局打报告，主动申请作为下放干部和父亲一起“发配”农村。却因为母亲是地主出身，正被批斗而打入另册，连“发配”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结果反而因祸得福——让我的大弟得以跟随母亲留在省城福州上学。
第二张“全家福”拍摄于1972年春节，我16岁了。已经在闽北泰宁县儒坊公社中心小学戴帽初中班读完两年初中，毕业了。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回到福州，进省城最好的中学——福州一中读高中。这个机缘来自我父亲的一个为人忠厚的老同事，是山东人。他躲过“干部下放”一劫，提前在非常年代恢复工作，调任福州一中“一把手”，出于同情我家的不幸遭遇，收下我入学就读。这张“全家福”拍摄不久，我就到福州一中上学去了。照片里有我的父亲、母亲、大弟，还有从新疆石河子来我家做客的三婶吴士元、我的堂弟施敏。
第三张“全家福”拍摄于1974年7月中旬，我18岁了。在高中毕业的我即将上山下乡当知青前夕拍下了这张全家合影。照片里有我的父亲、母亲、大弟，还有已经从江苏泰县老家接来福州——进福师一附小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弟施霁宇（福师一附小是我家三兄弟共同的母校）。7月25日这一天，我就与福州一中的16位男女同学一起又一次乘火车、坐汽车，到闽北山区顺昌县洋墩公社蔡坑大队插队劳动去了。从此我在知青队里有了“鸡司令”绰号——因为知青队的两只“猪八戒”和鸡鸭鹅猫狗都归我养，从田里收工归来，我先要给这些畜禽喂食。
第四张“全家福”拍摄于1978年春节，我22岁了。照片里有我的父亲、母亲、大弟、小弟。1977年12月初，我结束三年半的插队劳动（最后一年当民办教师，教蔡坑大队小学戴帽初中毕业班学生），招工进国营福州面粉厂当装麸工和机修工。正是在我招工回城之际，全国恢复高考，我便在1978年7月——炎热的夏季，与在福州橡胶厂当工人的大弟施新宇一起考上大学。大弟成绩非常优秀，考上的是第一批录取的全国重点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航空勘测专业（大弟入学后体检查出色盲，改读理论力学专业）。我因为数学只考了20分，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泡影，好在历史单科的考分颇高，被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而我的小弟施霁宇也在第二年——1979年7月考取南京邮电学院工业自动化管理专业。1963年8月31日出生的小弟，9月1日开学时，成为大学生这一天刚满16周岁。大学毕业后，20岁的小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分配到国家邮电部第一研究所工作。由于该所位于上海，所以按规定工作两年后，小弟就近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电脑软件专业硕士研究生，后又保送直升博士研究生，师从同一资深导师。今天，我的大弟先在天津、后在上海工作，定居上海。我的小弟则定居新加坡30年了。
顺便说一句，我家这四张“全家福”照片全部拍摄于福州市中心五四路口东侧的“福州旅社摄影部”。因为当时我家住在五四路口南侧的轻工厅大院——距离我们习惯说的“照相馆”仅仅半站路远。应该承认，“福州旅社摄影部”摄影师的摄影水平相当不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五
在泛黄的黑白老照片中，还有一张拍摄于1987年2月的四人合影，是当年春节刚过，我应邀参加《福建文学》杂志社在闽北南平市“春江饭店”（靠近南平火车站）举办的一个文学笔会留下的。照片中的四人为：杨国荣、杨初、蒋庆丰、施晓宇。这个南平笔会，有小说作者为主的全省作者三十多人济济一堂，数南平地区来的作者最多——近水楼台先得月。
省直机关有：杨初（杨传初）、施晓宇、孙永明、余良明、李大刚、魏燕群（后调国家安全部）、山夫（李闽山，后从《人口与家庭》报调福建省电视台）、陈红云、陈宁娜；福州市有：北北（林岚）、崔忠、陈鼎铭（福州三位作者当年都是中学教师，北北后调任《中篇小说选刊》主编）；宁德市有林德发；厦门市有王伟伟（已故）；泉州市有潇琴（李孝琴）；三明市有须一瓜（徐平，后调任《厦门晚报》首席记者）；宁德市有陈浩志；南平市人多势众：黄大铣（原南平地区文学家协会主席，已故）、刘光舟（原南平市延平区文联主席）、夏冰、王宏甲（后调北京，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裴慎勤（后调鹭江出版社）、李应勇（后调西安主编邮电报）、马星辉、傅如龙、冯顺志、谢保平（后调《海峡姐妹》杂志）、刘星、江子辰、何国宝、陈绿原、郑宜忠、高琴、谢秀妹等；笔会的领队是《福建文学》小说组组长杨国荣，还有小说编辑郑健，报告文学编辑哈雷（蒋庆丰）。
杨国荣早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擅长写小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发表在《福建文学》上的一个短篇小说《秋风纨扇图》，写得真是好。因此，在老家闽东霞浦县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杨国荣，荣调《福建文学》任小说组组长，很受重用，据说培养一段时间后将提拔为分管全省小说创作的副主编。后来因故杨国荣改任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离开了《福建文学》杂志社。
我自1985年元月，因发表了几篇小说，从福建师大（留校）调到福建省文联当文学编辑。先后主持过《故事林》《福建文学》《散文天地》三家杂志的编辑工作，还在《台港文学选刊》工作过三个月。一直到2006年元月我被211福州大学作为人才引进，重返高校执教，迄今40年间参加过许多文学笔会，自己也主办过许多文学笔会。那是一个文学在中国如日中天、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个文学在中国从高潮走向低谷直至边缘化的年代。虽然我对33年前在闽北南平市举办的这个文学笔会印象特别深刻，却没有记住曾经留下的这张黑白老照片。
六
我对33年前在闽北南平市举办的这个文学笔会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笔会期间我写出了一个小说并发表，按时保质完成了约稿任务。在以上所说的这张老照片里，有领队杨国荣，还有杨初、哈雷和我，四人都是省文联的同事。报到时，主办方安排杨初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其时，30岁的我担任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兼《故事林》杂志副主编，因为原秘书长刘清河离休了，由我主持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故事林》的全面工作；杨初则在福建省文学讲习所（福建省文学院前身）负责具体工作（主持工作的是副所长何飞——出版长篇小说《红观音》的资深老作家）。杨初和我都是因为文学创作的缘故，前后脚刚刚调入福建省文联工作两年。后来在我调任《散文天地》主编兼《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后，杨初调任《故事林》杂志主编，这是后话。
在历时一周的笔会期间，我俩各自埋头创作，既不参加在南平师专（武夷学院前身）举办的作家与大学生见面会，也不参加晚上在“春江饭店”举办的舞会——跳交谊舞在30年前的闽北还是很前卫、很时髦的“新风尚”。我在认真创作短篇小说《四鸡图》（“鸡公系列小说之二”），正为设计其中的一个拟人情节绞尽脑汁；杨初则胶着于创作话剧剧本《宋氏三姐妹》的关键一幕，所以两人无暇亦无心旁骛。
要不然，早在33年前我就认识今天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博导了。其时小我三岁的陈晓明是南平师专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1983年陈晓明考入福建师大中文系，跟随导师李联明教授和孙绍振教授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又于1987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毕业留院工作，直至2003年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至今。这又是一个后话。
文学笔会结束，我按时交稿，杨国荣将我的短篇小说《四鸡图》迅速编发在1987年4月号《福建文学》杂志上。1987年11月号《小说选刊》转载了这篇小说，收入福建省作家协会主编的《福建文学50年》（短篇小说卷），故而大大提升了我继续创作“鸡公系列小说”的信心。这不，就在撰写这篇回忆文章前两个月，时隔多年，我用一个月时间又完成了短篇小说《故乡的鸡》（“鸡公系列小说之八”）的创作，这篇超过万字的小说即将发表，依然采用的是拟人的手法。
七
在这组黑白老照片中，还有一张是唯一的彩色照片，拍摄于2001年12月15日。这是一张集体大合影，照片上用繁体字标明：
“省领导接见出席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福建代表。”
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当选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福建代表，距离我于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三年过去。2001年，福建省按照中央统一要求，第一次采取无记名民主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我省作家、艺术家出席全国文艺界“两会”的代表，我有幸入选。赴京前，也是按照中央统一要求，福建省领导接见我省文艺界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并送行——集体大合影也是这时拍摄的。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省长习近平、福建省委副书记黄瑞霖、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等在座。宋德福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勉励代表们光荣出席、开好全国文艺界“两会”。代表们没有想到宋德福书记的讲话那么平易近人，真诚坦率。他说自己早在1965年当兵时就爱好文学创作，在部队里积极投稿，收到的都是退稿信，还多是铅印的，少有几封编辑亲笔写的退稿信，他都珍贵地保留着。
很不幸，1946年2月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市（祖籍河北省盐山县）的宋德福在福建省委书记任上，因患癌症于2007年9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在这张大合影中，不过20年过去，因病去世的就有四人。另外三位代表是：
郭风（原名郭嘉桂），福建省莆田市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兼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著作等身。1917年12月17日郭风出生于莆田，2010年1月3日于福州去世，享年94岁。
蔡其矫，福建省晋江市人，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作等身。1918年12月12日蔡其矫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城市泗水，2007年1月3日于北京去世，享年89岁。
黄启章，福建省漳州市人，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领队）。1957年10月黄启章出生于漳州，2005年5月30日在福建省文化厅厅长任上于福州去世，享年48岁。
因为一组老照片，勾起我对往事的多少回忆。而我的人生也就在这一张张展开的泛黄老照片里，一步步走到了迈过花甲之年的今天。
这正是：“青春不觉书边过，白发无端镜上来。”（宋·张耒）
亦可谓：“青春不觉老朱颜，强半销磨簿领间。”（宋·苏轼）
责任编辑：李龙年
发表于《武夷》2020年第2期，施晓宇，福建福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