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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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钱理群老师曾经的几次交往，仿佛冥冥之中的一段缘分。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身心都得到了放松，于是重新拾笔捣鼓文字，日子倒也过得飞快。“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写着写着，几次三番都不由自主地想起理群老师与我的那一段师生情缘。
我算是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逐梦之疯狂的。1975年读完高中，捧得一本学历证书就回家乡当了农民，九年半寒窗换得一个矮人一截的名号：回乡知识青年。那时候，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学制，恰巧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赶上了春季招生改秋季招生，高中阶段就生生多熬了半年。小学和初中得到的都是毕业证书，却在高中时又碰上了大搞“开门办学”，全国风靡学习“白卷英雄”，“锄头和畚箕，用不着ABC”，学工、学农、学军、学医，再加上搞大批判、写大字报，稀里糊涂高中阶段就过去了。或许是还有当权者明智，一连几届的学生都没了毕业证，就给个学历证书，只是白白屈了我们这几届的高中生。
后来命运还算眷顾，回乡种了一年田就遇上了大力普及普通教育，尽管只是个回乡知青，也加入了民办教师行列。几年之后，国家应普及教育之需，扩大师范教育规模，使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普通师范的学生。在师范学习的两年，正遇上文化解禁，不仅电影多了，而且各种文学刊物也开始大量出版发行。那种感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叫久旱逢甘霖。看电影、读文学作品成了课外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渐渐地，竟然也想做起文学梦来。
泉州师院的前身是泉州师专，我师范毕业才教一年书，就遇上了国家恢复成人高考，担心自己一个中专生教初中，迟早要被踢出局，咬牙苦读参加高考，结果如愿成了泉州师范专科学校化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候，许多年轻人文学逐梦都很疯狂，有一个全国通用的雅号，叫“文学青年”。一旦贴上“文学青年”的标签，不仅自己觉得高人一等，在圈子里的确也被他人高看。
在我进入泉州师专前，高我一届中文系的学生已创办了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叫桐江文学社，而且利用一位同学的母亲在印刷厂工作的关系，办起了一份叫《三角帆》的铅印报纸作为社刊，不定期登载文学社社员写的一些文章。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向文学社投了2篇初步学写的短篇小说。或许是我比他们高中应届入学的人年长几岁、涉世更深一些的缘故吧，2篇稿子居然被文学社的几位骨干传看并啧啧称赞。过了两天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又到文学社，他们对我笑脸相迎并客气让座，只是摇头说可惜稿子太长，报纸的版面根本容不下。不登就不登呗，把稿子要回了事，但我还是交了一张照片，办了一本社员证，为的是可以聆听文学社举办的一些文学讲座。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年快放暑假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他们马上要毕业了，桐江文学社创办2年，在泉州地域上的大、中专院校里还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希望这个文学社能够继续办下去，并希望我来接任这个社长。
“不合适啊，文科有中文、历史、政教那么多个班，怎么能让我一个读化学的人当文学社长？”我说。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也考虑过了，但物色了很久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相信你接任一定能把文学社办好，请不要推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社长王家声，他是中文系的，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泉州晚报》当记者。
“不行的，万一辜负了你们……”
“不会的，他们几位毕业，我们几位还在，我们会力挺你的！”现在的《泉州晚报》副总编、《泉州文学》副主编郭培明接过话说。他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是当时《三角帆》的主编。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作为当时也被贴上“文学青年”标签的我，印象中还从没有这么被人尊重过，头脑一发热，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把文学社的社员召集在阶梯教室，宣布了由我接任社长的事，并以舞会形式欢送要毕业的社员。
第二学年一开学，我还就当真履行起了这个文学社社长的职责。除平常举办一、二次舞会，或是邀请一些其他院校和地方上的文学爱好者座谈、联欢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当地同学的关系，打听本地有哪些作家、住在哪里等等，之后就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与文学社的几个骨干去登门拜访，请他们到学校来给大家办讲座。
泉州是个文化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我在那当学生的时候，文学氛围已很浓厚，但学生文学社是没有经费的，社员每人收取几角钱的会费只够买纸墨出海报等开支，根本无法给老师支付讲课费。要想把当地的一些作家请来，就全凭我们的诚心去打动。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很清纯的，凡受邀的老师都心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学青年的呵护乐心付出。即使他们工作很忙，也都会挤出时间认真备课，并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学校。比如当地的万国智、陈瑞统、陈嘉平等几位老师就都被我们请到学校来作过义务讲座。要是有省上的作家来到泉州讲课或是采风什么的，我们也会很快得到消息，只要摸到了他们的下榻处，我们也会去上几个同学细磨慢缠。记得当时《福建文学》的蒋庆丰等老师到泉州采风时，就被我们请到学校做过讲座。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复办不久的华侨大学中文系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协助办学，期间，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老师也在华侨大学为中文系1984级和1985级学生授课。1985年下半年的一天刚吃完晚饭，郭培明、骆汉中等几位文学社的同学到宿舍来找我，说晚上华大有一场文学讲座，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钱理群教授主讲，问我要不要去听。得到消息，我自然是喜出望外，马上就搭上他们的自行车往华大骑。由于泉州师专到华大有十几公里的路，等我们到达，讲座已经开始，我们就站在华大礼堂的最后排听完讲座。在回师专的路上，一行人激情澎湃，高谈阔论地品赏着钱老师的精彩演讲。谈着谈着，突然有人冒了一声：“要是能把钱教授请到我们文学社来讲一场就好了！”
“如果我们社长出面，一定请得来！”一位同行的女同学突然将了我一军。结果大家就七嘴八舌鼓动起我来，我招架不住，冲动之下突然想出个用函请的点子来。我想，用这个办法请得来自然是好，若请不来，也不失面子。于是我说：“我回去写一封信试试，但你们要负责打听到钱教授的住处，明天上午去一个人把信从他门缝塞进去就行。成与不成，都在此一举！”
“跑腿的事我来!”我的话音刚落，一位有自行车的同学就接了活。
回到学校，我也顾不得迟早就直奔教室，摊开写作文的方格纸就给钱老师写信。至今记得信函的大致意思如下：
尊敬的钱老师：
您好！
请恕我冒昧用这种方式打扰您，但确实是被您昨晚的精彩讲座所打动。我是泉州师专的一名学生，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两年前我们学校几位学生自发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叫桐江文学社。得知您昨晚在华大举办讲座，我们几个文学社的骨干喜出望外，晚饭后饭碗一丢，就三人一辆自行车往华大飞奔。可惜路途之遥，我们只聆听到您大半场的讲座，但您的精彩讲座仍让我们如沐甘霖！尊敬的钱老师，我深知我们的愿望过于狂妄，也明知我们一个专科学校的学生社团请您来讲课会使您屈尊，更何况我们连哪怕是最低的讲课费都支付不出。但我们太需要哺育了，所以就大胆地以这种方式向您提出请求，盼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为我们举行一场讲座。如果您能应允，就请打电话到XXXXX，这是师专化学系老师办公室的电话，叫接电话的老师到84级化学班叫我。
请原谅我的冒昧，并恳望您能满足我大胆的请求！
泉州师专桐江文学社社长 乔夫
X年X月X日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答应送信的同学就来到我的床头把信拿走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熬过一个上午，又熬过了下午的第一节课。第二节课还没上几分钟，一位老师就匆匆来到我们班级，与正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喊：“谁叫乔夫？到老师办公室接电话，华大打来的。”
听到呼叫，我的心立马狂跳起来，心想：事情可能成了。于是三步并成两步，我一下子从五楼的教室奔到设在二楼的化学系老师办公室，抓起电话气还没能喘匀。一句“钱老师好！”蹦出口，一只手迅速在胸口从上往下想把气捋顺。
“你就是乔夫同学吧，我是钱老师。看了你的信，我很感动。你们对文学有这么高的热情，作为一个中文教师，我是很高兴的。我答应你的要求，明天是礼拜五，下午正好有空，去给你们讲一课。”电话里传来钱老师平和而热情的声音。
“那我能出海报吗？”
“可以！”
“那请问您给我们讲的题目？”
“我就评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那我们怎么接您？”
“你们还是学生，我理解你们。明天下午2点我准时从华大乘公交车出发，你们拿一张纸条，写上接钱理群就行了。”
接完电话，我的心仍然狂跳不止，回到教室虽然眼睛盯着讲课的老师，但脑子却已飞到九霄云外。一下课，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又飞奔下楼来到学生会文学社的办公桌旁，见几个骨干陆续到齐，冷不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齐刷刷手锤桌面狂呼起来，就差点将我抬起抛向空中。
晚饭后，大家就聚在一起商量着起草海报。你一言，我一语，毛笔字还过得去的，个个都想露一手，结果一连写了几张，大家都觉得满意了才定稿。
第二天中午一下课，一张字体各异并配有红绿颜色的大纸，带着未干的浆糊就出现在阶梯教室一楼的墙上。
海 报
兹定于今日下午在3楼阶梯教室举行大型文学讲座
题目：评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主讲：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时间：下午2:30至4:30
欢迎桐江文学社社员及其他文学爱好者踊跃参加！
泉州师专桐江文学社
X年X月X日
海报一贴出，钱老师要来讲课的消息就在饭堂和学生宿舍爆炸式传开。一些没看到海报的同学捧着饭碗来到墙前一探虚实，一些下午有课的同学则开始托人帮助请假。我们几个文学社骨干则不敢午睡，不到2点钟就骑着自行车赶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站等候。远远地看到挂着“华大——市中心”牌子的汽车驶来，几个人立马手举纸条迎上去，并随手召来一辆候客的人力三轮车将钱老师拉到我们学校。
等我们来到阶梯教室门口，里面已座无虚席，许多老师没占上座位，就自带椅子坐在了后排的走廊。我拨开挤在门口的人群，把钱老师引进教室，座位上的人全部主动起立，并报以雷鸣般的欢迎掌声。
钱老师一开讲，大家都鸦雀无声，个个像长颈鹿般伸着脖子，生怕丢了只字半句。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一到精彩处，掌声又不约而同从席间炸响，一次次将讲课打断。
记得钱老师几次讲到动情处都摘下眼镜，从口袋掏出手帕擦拭眼角，台下的听众席也不时传出几声唏嘘。“章永璘三十九岁那年，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黄香久，对女人的渴望、期待、好奇，在顿时忽然化成了真实，爱情一蹴可及。本来这是多么令人兴奋、令人鼓舞的事，可悲哀的是，由于长期的压抑，导致章永璘新婚之夜在多情豪迈的妻子面前，居然失去了他男人的尊严！”钱老师口若悬河，抑扬顿挫，忽然，他的语调从为章永璘获得爱情的欢欣高亢，一下子跌入章永璘新婚之夜才发现自己失去了男性功能的低谷。他再一次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眼角，台下已是一片唏嘘。紧接着一阵短暂的沉寂，听众席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是文学社的同学在第一排的走道边给留好位置的。当我正听得神情毕聚的时候，突然有人走到我身旁敲敲我的肩膀，示意门外有人找我。我跟随走到教室外，才知找我的是学校领导。
“你就是文学社社长？”
“我是。”我回答说。
“钱教授是你去请来的？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不要向学校报告，你让我们多尴尬，你知道吗？”校领导面带愠色，毫不客气把我批了一顿之后又说：“学校也不便再出面了，就由你们文学社负责到底。”我还想强调钱理群老师是来给我们义务讲座的，他不要讲课费，不想话语被校领导打断。他最后交代，要我们无论如何留下钱老师吃晚饭，吃饭地点就在学校门口的那个餐馆，总务处会安排好，只要我们陪好就行了。还交代饭后要用学校的小车送钱老师到华大，车子会停在学校门口等着。那是学校当时唯一的一辆小车，一辆黑色的国产红旗牌小轿车。等我们吃完晚饭走到汽车旁，果然司机已坐在车里等着。
那天是我和钱老师的第一次亲面接触。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五官匀称地排布在他国字型的脸庞上，他额头的发际已过早地后靠，眼镜下一双比旁人大的黑眼球显示着一种特有的睿智，眉宇间透着灵气。虽然我已是第二次聆听他的授课，但这一次面对面的接触，不仅让我亲身感受到他的博学卓识，更让我感受到了一位学识名家的和蔼及拳拳师心！
趁着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还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请他签字留念，并向他讨要了联系方式。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趁放假在家学写了一篇题目叫《同年姑》的小说，从邮局寄给已经回北京的理群老师并向他讨教，没想到信件寄出没多久就收到他的亲笔回信。回信里他写了很多鼓励的话，表扬我小说的构思、立意都很好，甚至连我不懂小说故事情节和细节的设计还故意说成是我很会浓缩，是可以写成中篇的架构。那篇小说我后经修改发表在《福建文学》1994年第9期。
毕业之后，我又试写了二篇寄给他，他都及时给了我回复指导。其中一篇叫《一个老人心中的郁闷》，前年我将其改写为《锃亮的水烟壶》，发表于《延安文学》2017年第6期。
钱老师的每一次回信都是充满鼓励和指导的，他从没有因为我的浅薄带有丝毫责备。对于他的回信，我都如获至宝，不仅细细拜读，认真领会，而且一直珍藏着。只可惜我回到家乡教书不到二个月就调到教育局做文秘，之后不久又改行从了政，单位的工作越来越忙，就渐渐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
说来，我逐梦文学也已算是很用心的了，早在师范读书起，为了打好功底，就连续一天不落地坚持写了8年日记。遗憾的是，10年前我得了一场病，心恐会危及生命，一狠心，竟瞒着家人将写了8年的日记连同与所有与朋友的往来信件通通付之一炬。那里头，就包含了钱理群老师给我的回信。一个很巧的机会，我回到我的故乡邵武与几位文友相聚，忽然间聊起了钱老师，其间在场的厦门市作协副主席南宋先生听说我与钱老师的这段情缘，问我有否读过钱老师的著作，我说遗憾没有，于是他寄了给我。翻开钱老师的著作，异常亲切和温暖，仿佛还像当年听他的课。钱老师已80高龄了，可我与他南北相距遥远，真盼望还能有机会相见，再次聆听他那激情澎湃的声音。
本来，我已经是取得当他“门外生”资格的，现在想来，还真不知是自己摸错了门还是自己的不坚持，否则，说不定至今也能混得个“小说家”或是什么虚名来。
责任编辑：李龙年
本文发表于《武夷》2019年第5期，乔夫，邵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