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夫

陈守印：我的大姐夫

十几年来，脑子时不时会蹦出一个念头，为善良负重的大姐夫写点东西，聊表敬重之情。但是，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原因，浮躁的气息总是如影相随，有时得以数日悠闲，又自我安慰要放松一下，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于是，酝酿了十几年硬是挤不出一个字。

这个燥热的夏季的一个双休日，终于心血来潮，面对办公室的电脑生硬地敲打起键盘来，一边敲打，一边在大脑中搜索大姐夫几十年的点点滴滴。

大姐夫名叫张桂林，今年62岁，年轻的时候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是个“大帅哥”。相反，大姐长相却十分一般，连我都觉得他们不是很般配，还好，大姐夫不是“外貌协会”的，加上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又看我大姐身体好，做事干净利落，能吃苦会管家，在媒婆的撮合下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就是现在，大姐夫虽然有点沧桑，却依然有几分颜值，看上去也就50岁出头。

让我们有些“打抱不平”的是，大姐性格比较急，容易发脾气，结婚四十年，总对大姐夫指手画脚，吆三喝四。特别是这几年，大姐身体不好，脾气很大，大姐夫在她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甚至逆来顺受。但他从来没在我们面前诉过苦，说过大姐一句不是。有一次，因为房子翻新设计方案意见不一致，大姐一时气急，顺手抄起牙杯敲向大姐夫头部，淤青起了个大包。大姐夫不仅没还手，考虑到大姐身体状况，还按照大姐的意见翻新房屋。大姐夫酒瘾比较大，经常会买点下酒菜自斟自酌，大姐总是发牢骚，特别是家里来了客人，大姐夫热情好客，不免多喝几杯。大姐经常会当着客人的面指责他，他总是若无其事，一笑了之。这几年，为了不让大姐生气，大姐夫尽量少在家里喝酒，实在忍不住也是躲在房间，偷偷地从家酿的酒缸中舀几杯红酒喝。

这些年，大姐夫扛下多少负累，容下多少委屈啊。他母亲去世早，父亲身体不好，三兄弟中排行第一的他，十六七岁就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一家4口的生计奔波劳累。21岁结婚后，自己家和我们家都要兼顾，农忙时，每年要帮我家插秧、割稻子各一周左右。八十年代初我家盖新房，他一年几乎有半年时间都在帮助夯土、伐木、抬石头、扛木头。那时，我家穷，缺劳力，他虽然不富裕，也不时接济钱粮。我和弟、妹上学后，他经常给我们零花钱，有时还帮我们交学费，这远远超过一个姐夫所该负担。记得有一次，上初一的我和弟弟用积攒几个月的鸭毛换来的几块钱，沿公路走22公里到周宁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挑挑拣拣把钱买的精光，已经没钱吃饭和买车票。在车站刚好碰到大姐夫，他二话没说带我们美美吃了一顿，再买车票送我们上车。在作为孩子的我们眼里，遇到大姐夫，就是遇到了依靠，他总能把你安排得周全、满意。就是现在，我们一家只要有事，都是第一时间给大姐夫打电话，很少打给大姐。

大姐夫对待妻子是宽容，对待岳父岳母则是孝顺。我参加工作后，时间忙，少在家。父母年老多病，大多数是他带着到医院看病，住院就细心照料。2006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一到夏天就要到他家住一段时间，少则两个月，多则四五个月。有时，母亲在我家住的时间长了，大姐夫就会打电话来催，邀请母亲过去。他是真正把我的父母当成他的父母，有些方面甚至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不能及。

改革开放后，大姐夫七拼八凑几千块钱，买了一辆柴三机跑运输。此后二十几年，在满是尘土的砂石路上，他每天早出晚归，赚出了新房，供养两个儿子上完大学，一个儿子参军入伍。九十年代，大姐夫举家搬到周宁县城，成了“城里人”。因为他热情宽厚，亲戚到城里都喜欢到他家吃饭、过夜。他一点也没有不耐烦，每次都亲自到市场买酒买菜，热情招待。

大姐夫一辈子热心公益事业，喜欢参与社会管理，不计较得失。他早年入党，不到二十岁就是生产队长，之后又担任村里会计、当选过镇人大代表、被镇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几年，他是社区聘的“编外干部”，虽然每月只有一千五百块钱，但是，他很知足，也很热心，对工作很认真，自豪之情经常溢于言表。这几年，三个儿子先后都结婚成家了，原本可以轻松下来的大姐夫依然闲不下来，他开了一家经营建材的店铺，早上天刚亮就起床打扫卫生，然后煮饭、买菜、开店营生，继续为儿子们的生活操心操劳。

大姐夫不是“妻管严”，也不是“劳碌命”，他是一个包容的丈夫，宽容的家长，一个真正爱家、爱老婆的好人，也是一个真正能影响他人的“男子汉”。大姐夫古道热肠，身上充满了正能量，他一辈子心胸大、气量大，所以福分也大。如今，他一家三子成家立业，12口人其乐融融，真是应了一句古话：“善有善报”、“好人有好报”。

责任编辑：李龙年

《我的大姐夫》发表于《武夷》2021年第一期。陈守印，福建建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