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辈子

黄红英：父亲这辈子

父亲的这一辈子，经历了解放前的兵荒马乱，经历了大炼钢铁放卫星吃大锅饭的年代，经历了吃糠嚼山猪肝咽山药蛋的困难时期，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也在改革开放中当了几年的个体户。如今，这一切只是过眼云烟。总忘不了与父亲在一起的每一天，忘不了曾经父亲对我们严厉的教诲，忘不了与父亲一起聊天的日子，每次想起父亲，心中总是有些伤感。父亲走了，在一个料峭的春寒中，带着无限的留恋和无奈，也带着一身的病痛和疲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知不觉，父亲竟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个年头，回首往事，父亲这辈子过得也实在的不容易。

父亲在世时，时常会与我们谈起他记忆中童年，也常常谈起他年青时值得骄傲的或是荒唐的事。还常常教育我们要知足，要努力，要奋斗。

记得小时候，每当吃过晚饭后，一家人坐在楼前聊天，父亲总时常与我们聊起他的家乡，那是在广东梅州的一个小乡村，那里当时很穷，山上只长茅草，烧的也是茅草，粮食常是地瓜稀饭。父亲说，他出生时新中国还未成立，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不幸的是，在他三岁时，他的母亲便因血崩却又无钱医治而过早地去世。当时，他的父亲即我爷爷却在遥远的福建讨生活，长年不着家，于是，父亲便如孤儿般的，今天东家一餐，明天西家一顿，有时整天饿着。后来，有位好心的本家阿婆收养了父亲，那位阿婆也是孤身一人，年纪已有六十多岁了，于是，才三岁多的父亲便要每天跟着阿婆到地里刨食，每天跟着到山上一起打茅草回家烧。虽然苦，父亲却认为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可就这样的生活，父亲也只过一两年。父亲说，因为阿婆年纪大了，感觉到再养个孩子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在他四五岁时，孤苦无依的父亲便被送还他的姑姑家。这样一直到他十一二岁，他的父亲即我的爷爷才托人把父亲从广东接到了福建，接到了闽北的一个小山村。后来这小山村也成了我们生活的地方，算是我们姐弟几个的家乡吧。父亲说，虽然当时他跟着他父亲一起在这小山村生活，可每天还得上山打一担柴到食堂才有饭吃，但总算有饭吃，不过，总算可以有书念了。他总常常带着深深的遗憾地对我们说：“若是我的母亲还在世，那该多好，我一定会让她好好享享福。”父亲每次回忆这一切的时候，一脸的怀念，一脸的遗憾，也一脸的伤感。

父亲说，他在十五六岁时便被送去酱油厂当学徒，还去学了白案，即学做面点，十八岁，他便参军了。可就在成为军人的第二年，父亲成了真正的孤儿，父亲最终没能见到我爷爷最后一面。父亲常给我们讲他当兵时故事，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功绩，却是父亲满满的青春，也许那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回忆吧，因为父亲每次说起他当兵的那些事时，满脸都是笑容。父亲说他当年是铁道兵，很是辛苦，因一次施工时，他的腰被石块砸伤了，于是父亲带着伤残证转业回家。难怪，后来一到气候变化时，父亲便会叫着腰痛，劳动太累了，也会叫着腰痛。

据父亲回忆，当时他转业时是被安排在邵武铁路段的火车站工作，可不知为什么，他竟又被安排在顺昌岚下这个小山村的供销社工作，因他有做酱油和面点的手艺，专门负责饮食店的经营，而这一呆，便是大半辈子。后来，在这个小山村里，一贫如洗的父亲结婚了，于是便有了我们姐弟仨。听母亲说，当时他们没有房子，只是租住在街上一所又黑又小的木板房中，也没有任何家具，只有母亲陪嫁过来的几个桐木箱子，和一张木桌子，连婚床也是外公帮助的，用现在的话来说，父亲母亲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裸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姐姐出生了，尽管文化大革命的余威还在，可为这个家，父亲还是起早贪黑地劳作着，偷偷地种些菜，搞点小自由。当时每天天不亮便挑着尿桶去菜地，天亮时把尿桶藏于芦苇丛中，到傍晚又去菜地，直至满天星光才挑着尿桶回家。还在家偷偷地养着一些资本主义尾巴，以补贴家用。就这样节衣缩食，终于在弟弟出生时，我们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房子，虽然是土木结构，却好歹是自己的窝。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可以在父亲负责的饮食店里当家属工了，家里多了一份收入，经济便宽裕了不少。只是母亲常常诉说她在所有的家属工里，是最受气的，因为这饮食店是父亲负责管理，当有什么事做错了，总是母亲先挨训。用父亲的话来说，谁叫母亲是家里人呢？当店里的阿姨偷偷地塞给我们三姐弟一些上不了柜的油条头（炸到最后不成一根油条或炸坏的油条）或小油饼或一些小馒头时，若被父亲知道了，那位阿姨，连同我们也得挨训。于是，父亲常被母亲还有那些阿姨说是死脑筋，不开窍的榆木疙瘩。没办法，父亲总是这样的犟，脑袋也总是这样一根筋，不会绕弯弯。不知是不是受父亲影响，尽管我并不喜欢父亲这样的执拗，我有时却也是这样的一股犟牛脾气，说话也直来直去，从不会藏小心思，尽管有不少朋友说就喜欢我的直率，相处不累，但总还是会得罪不少人。

父亲对我们管教挺严的，说真的，我们三姐弟都很怕父亲，只要他脸一板起来，嗓门一亮，即使在一争输赢的姐弟几个立马安静。在餐桌上，父亲不允许我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不允许我们拿起筷子在菜盘里挑菜，即使是来我们家作客的堂哥也不例外。记得有一次大堂哥来我们家用餐时，曾用筷子在菜盘里翻找喜欢的菜时，父亲看见了立刻瞪着眼把大堂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每次饭点，父亲总是会等全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若是有人交待迟归，父亲总是会要求给迟归的人留一些菜，不要只想着自己。而在外公外婆来我们家时，家里再穷，父亲也会倾尽所有给两位老人添一两样荤菜，还常常叮嘱我们姐弟仨别与老人抢吃。不过，外公外婆常给我们打掩护，用客家话说什么“肥猪肉肥嘉嘉，瘦猪肉夹了牙”，于是，那些荤菜也有一部分是落入了我们肚子。父亲常说，做人要懂得感恩，在我们家盖房时，在我们家最艰难时外公外婆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粮食与金钱，这份恩情我们不能忘记。在父亲临终前也还念念不忘，交待我们姐弟几个在他走后别忘了替他给外婆尽些孝道。

父亲对待我们姐弟几个的学习时，也与所有的家长一样，为我们取得成绩开心，也为我们考不好而失落。也许正是因为他文化不高，总是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他总常对我们说：“咱家没钱没权，也没山，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路。只要你们好好念，再没钱，砸锅卖铁也会供你们上学。”“要好好学习，要做个有文化的人，有文化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哪。”只是遗憾，我们三姐弟总不能如父亲所愿，没能像父亲所想的那样上个好大学出人头地。不过，我们总算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能自食其力，父亲为此感到很是欣慰。现在想着，觉得父亲是个很有远见的人，的确，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就抱怨时，父亲总是会说，这点困难跟他小时候相比，与他们吃糠咽山药蛋的日子相比，又算什么？在父亲的眼中，我们已是天堂般幸福的生活。也的确是，父亲在失去母亲时便总是在温饱线上挣扎，为一日三餐奔波，而今的我们虽不富有，却也衣食无忧。于是，我们也不再抱怨地生活，对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也想得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给家里添置了高矮橱和高矮床，还添置了电饭煲。在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风糜全国时，父亲竟又为家里抬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尽管很小，尽管是黑白的，我们全家却异常得高兴，尤其是我和弟弟，竟如过年般的喜悦。因为，我们再也不用到邻家去看《铁臂阿童木》了，也不用到邻家去看“靖哥哥和蓉儿”的故事了。餐桌上也时常能见到一些荤菜，家里的生活如倒吃的甘蔗节节甜。父亲用他的手艺养活了我们三姐弟，为我们经营了一个虽不富裕却充满爱的家，让我们都得到了较好的教育。为此，父亲总是很得意很知足，他常对我们说，他白手起家，养活了我们，还能供我们上学。知足者常乐，我们也常与父亲的想法一样，也常自得其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私人的杂货店的增多，供销社的效益每况愈下，可父亲凭着他的手艺，在众多的小吃店中，他经营管理的饮食店依然有声有色。在岚下这个小乡村里，父亲做的面点是享有盛名的，尽管父亲经营的饮食店位置偏了一些，但乡民们若是想吃什么小吃，必定会走到父亲的店里，父亲总是为此很骄傲。他常常对我们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用心努力去做，总会做好的。”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亲朋好友都劝父亲自己出来干，可固执的父亲却认为，他不能那样做，他说，在供销社奉献了半辈子，而供销社也让他生活有了保障，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因为是在供销社，生活中的吃穿用的总是没有断过。就这样，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供销社名存实亡时，父亲才终于自己开了个小吃店，而那时，我和姐姐已经参加工作了。当时总常常听得父亲回忆着供销社辉煌的日子，说着说着便不由得叹了口气，满是不舍，也有一些失落。如今，回到乡村时碰到一些熟识的乡民，他们还常常惦念着父亲做的小吃，总是遗憾地感慨父亲走得太早，把他所有的手艺都带走了。

父亲身体总是不好，特别是腰，曾经的伤，加上常年的劳累，父亲走路总有些斜着。在我们姐弟三个的劝说下，父亲最终肯赋闲在家。原以为父亲肯好好地养养身体，可在家的日子，却又整日地伺候着他的菜园子，还时常上山砍柴。姐姐常拿钱给母亲，叫母亲去买些柴来烧，我也给他们买了液化灶来用，可父亲还是固执地和母亲一起去砍柴，常说：“人若是一天不干活，整天呆在家里，倒还会闷出病来。”每年在家总常养些鸡鸭，说是等过年过节了，一家人聚在一起可以吃上土鸡土鸭。唉，父亲只要身体还好时总是这样闲不住。

就在家里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时，就在我们认为父亲可以安享晚年时，就在我们自认为可以好好地尽尽孝道时，父亲却病倒了。那时，每一回望着被病痛折磨得骨瘦的父亲蜷缩在竹椅里晒太阳，看着那满脸的憔悴总让人一阵心疼。在2000年的春天，在我生日后的第二天，父亲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劳累的一生，那时父亲才56岁。每年我过生日时，也总会想起父亲，想起家乡伴我长大的老房子。如今，姐姐和弟弟在省城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在小县城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想父亲在天之灵也应当安心了吧。每年清明时节，我们总会奉上一缕思念的菊香，望着山尖缭绕的雨烟雾岚心里总有一些伤感，不知这一抔黄土，是否能把父亲思乡的灵魂安葬？

责任编辑：李龙年

发表于《武夷》2021年第二期。黄红英，福建顺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