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花

黄勇英：向阳花

1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0年，今年81岁。我一直想为他写一篇文章，一直没有写。因为，他实在是一个过于普通的人：在家里，他的光芒被我的母亲遮住了；在单位，他的光芒被别人遮住了。

为减轻家里负担，父亲18岁应征入伍，复员后分配在收容遣送站。在一位热心人的撮合下，他娶了我的母亲。从此，他的命运就和这个勤劳吃苦、泼辣敢为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父亲比母亲大九岁。我的母亲生于1949年，跟新中国同龄。这多出的九年并没有让我父亲占到什么优势，相反，父亲处处让着这个比自己小九岁的女人。母亲年轻时长着一头乌黑卷曲的头发，在别人眼里，她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能干，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事实上，凭着她泼辣的性格，奶奶和父亲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奶奶每个月要靠父亲工资里匀出几元钱零用。俗话说，吃人的嘴软，用人的手短。因此，每当碰到母亲发狠话，奶奶就走到一边做事，一言不发。

奶奶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含辛茹苦，靠给别人当奶妈拉扯大三个儿子。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是性格温和敦厚的人，不喜欢与人斗狠。可惜天意弄人，他们仨的媳妇，一个比一个厉害。有的厉害在嘴上，有的厉害在心里，都是不肯吃亏的主儿。

在我模糊而缥缈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出差。年幼的我喜欢他出差，更盼望他回家。因为每次出差回来，父亲都会带回一些好吃的食物。比如奶粉、金华火腿、未成熟的青皮的香蕉、大白兔奶糖、酥饼。在那个物质缺乏的70年代，这些零食给了我意外的惊喜，也让我有了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

父亲年轻时身体健壮，因为当过兵，他身体底子很好。母亲常说他身上有三把火，大冬天贴着父亲睡觉，就像靠着火炉，一点都不觉得冷，有时还热出汗来。我相信母亲说的话，因为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很温暖。

住在收容遣送站上面的时候，我会跟父亲去他上班的地方，那大门紧闭的大院里，我常常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男人，也有女人。对这些愁容满面、无所事事的人，我满怀同情。年幼的我永远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家乡和亲人，呆在这高墙大院内。这里也会有一些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忧郁的眼神常常让我手足无措，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我可以呆在父母的身边，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份完整的爱。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调到邵武酒厂当仓管员。至今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调去做这份工作。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合格的仓管员，他把仓库的每样东西都归置得很好，对每一个来领物品的人都十分客气。我常常喜欢跑到父亲的仓库去，那是我的乐园。我在那里跟小伙伴玩捉迷藏，有时也会偷偷地从缸里抓一小把的白糖、红糖和豆饼吃。父亲养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嗜酒。父亲不忙的时候，会踱步到车间去看工人们酿酒。工人们一看到他来，总是客气地招呼：“老黄，来了。”拿起舀酒的勺子，舀出大半勺酒递给父亲。父亲也不客气，顺手接过，几大口就喝下肚，抹抹嘴，说声谢谢，随即离去。

父亲人缘好，脾气好，厂里一些人有红白喜事，或者是三五好友的日常小聚，总会叫上父亲。父亲性格耿直，喝酒从不作假，也不会什么套路，大家敬一杯，他就喝一杯，一来二去，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母亲看到一身酒气、颠颠倒倒醉酒回来的父亲，总是非常生气。因为忙碌了一天，晚上本想好好休息一下，结果，她不仅要照顾我们三个孩子，还要照顾醉酒的父亲。她一边痛骂一边为父亲脱衣洗脸，父亲对这一切却浑然不知，只顾倒头大睡。第二天醒来，母亲依然要数落他一番，他自知理亏，也只是尴尬地笑笑，从不接口。

父亲对我极好，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懂事、听话，爱读书，所以他几乎从不打我。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打了我一巴掌，几乎把我打聋，被我母亲痛骂半晌，从此他再也不敢对我下手。童年时，我得了肾炎，父亲到山上采金樱子的叶子，捣烂用纱布滤汁让我喝。一碗绿色的汁液实在难以入口，他舀上一勺白砂糖放在旁边，哄我喝。喝了一段时间的草药汁，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回来。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什么都会的英雄，会治病、会修理各种物件，会讲故事。父亲还是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的保护神。那时母亲在棉纺厂上班，怕黑的母亲不敢天没亮独自走小路，父亲就带着我跑步送母亲去上班。我10岁时，家里买了收音机和缝纫机。每天中午，我就守在收音机旁听长篇小说或评书，母亲在一旁车我们三个孩子的衣服裤子，父亲躺在床上午睡。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很美好很安宁的时光。

对我们三个孩子，父亲也不轻易责罚、打骂。有时我们几个孩子考试成绩不好，或者是在外闯了祸，只敢偷偷地告诉父亲，不敢对母亲说。母亲是一个暴脾气，她火气上来，打起人来那叫一个狠，连父亲都拦不住。记得有一次我的大弟闯了祸，被母亲吊在屋梁上，用棍子抽，我在旁看得胆战心惊，父亲在一旁小声地劝，母亲却丝毫不听。知道母亲性格如此，父亲有时也会替我们瞒下一些过错，不让母亲知道。

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似乎掉了个个，母亲严厉，父亲慈爱。

2

我读高一的时候，父亲调到市公安局拘留所上班。我们家就安在拘留所旁边的三间红砖房里。屋前空地被母亲开垦为菜地，父母都会种菜，种出的菜叶大果茂，常得到邻居们的称赞。有时菜吃不完，母亲会拿一些送给邻居们。她擅搞人际关系，父亲对这些人情世故并不在意。

在拘留所上班，父亲主要管理财务。他对犯人和探视家属都很好，从不轻易呵斥。他们见了总是客气地叫我的父亲“黄干部”。犯人家属有些什么衣服、食物要带进去，也常常托付给他。在他们眼里，父亲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人，在非原则问题上，向来有求必应。我的父亲有一颗善良、柔软的心，他受不了别人哀求的目光和话语，也许这种性格，也为他日后在大弟错误上埋下伏笔。

母亲从棉纺厂办了病退，上街做小生意。天不亮，她就将煮好的花生脚踏三轮车到小摊上去卖。母亲很有生意头脑，知道什么好卖，什么挣钱。她一心忙生意，就苦了我们这些孩子，我们经常放学回家没人做饭吃。父亲不仅要帮母亲煮花生、割板栗，收摊，还要在下班后回家烧菜。他的厨艺很差，煮的菜并不可口，充其量只是果腹。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也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奶奶土改时分的房子被火烧了，她无处安身，只好住到我们家。我们有三间平房，一间厨房。一间给奶奶住，我和两个弟弟挤一间，父母住一间。对奶奶的到来，我是欢喜的。奶奶为人和善，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跑到她家，那里有菜园和枣树、无花果树、柚子树。每次去，我们都不会空手而归，奶奶总会在我们的口袋里塞上一些吃食，或是一两角的零花钱。

我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是母亲的暴脾气彻底打破了我想要的平静生活。

母亲本就对父亲每个月匀钱给奶奶心怀不满，现在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那不满的火焰仿佛被浇上汽油，熊熊燃烧。奶奶用电她不高兴，用水她不高兴；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她不高兴，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她还是不高兴！

她们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从小吵到大吵，争吵不断。父亲，始终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我奶奶，尽管他心里对我母亲的行为颇为不满。

终于有一天，奶奶因为母亲把她做饭的炉子掀翻了向父亲告状。父亲一听，脸都气白了，冲母亲吼：“你这个人，做人太过分了！”母亲没有被他的吼声吓退，相反，她挺起了胸脯，理直气壮地说：“你再不把你的母亲赶走，我就走，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母亲的话像一把寒霜撒在父亲的身上，浇熄了他的怒火和声音。作为一个恋家的男人，他深知母亲在家里的重要地位。先前跟父亲吵架，母亲总是一扭屁股跑回娘家，父亲是熬不了两天就灰溜溜上门把母亲接回来。

母亲的坚决让父亲彻底服软了，他想：他不能让三个孩子没有母亲照顾。他只能在啤酒厂附近基本废弃的平房为老母亲租了一间房子，将我奶奶接了过去。我的母亲彻底打赢了这场婆媳战，因为在这个家里，出力最多的是她，所以，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奶奶走后，父亲和我经常会去看她。在父亲心里，他的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他深深为自己不能赡养母亲而羞愧；在我心里，奶奶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对我们几个孙子、孙女都很好，有什么好吃的，她从来都是想着我们，留给我们吃。

世间的事情，有时你很难想明白。有的人单看挺好、很善良；可是两个人凑在一起，却是一大堆的问题。

奶奶走后，日子恢复了平静。母亲照样早出晚归做小生意，赚的钱供我们上学；父亲除了上班，照样浇菜、烧饭。对他来讲，日子就该这样过：一家几口人在一起，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可是彼此温暖，互相依赖。

奶奶和父亲都是基督教徒，父亲的信教完全是受了奶奶的影响。大二回来，奶奶给过我一本圣经，我读完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对我来说，圣经的故事很有趣，但是接受信仰则是另外一回事。奶奶和父亲不会强迫自己的子女信教。他们会在你的面前提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也会给你讲一些动听的圣经故事，但是他们不会说：孩子，你必须信教。

我待人宽容的态度是从奶奶和父亲身上继承来的，我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潜移默化：让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但不强求你必须照做。给别人思考、判断和选择的机会很重要，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他自己的。

我父母的一生，为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争吵过，很多事情过去了就翻篇了，唯有一件事情一直过不去。母亲认为，父亲对大弟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没有原则的仁慈害死了他。

3

高中毕业后，大弟开始混社会，他靠做木头生意挣了一些钱，也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他属狗，是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盲目的义气害了他，他对朋友过于信任，不相信别人会害他。一个朋友拿毒品给他吸，说那是好东西，少吸一些没有关系，他相信了，于是就此被困。细心的母亲发现了他躲在厕所吸毒，急疯了，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希望父亲可以管教弟弟，劝他迷途知返。粗心的父亲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说了大弟几句。被毒品困住的大弟哪里是几句话就能拖出泥沼的？他通过各种途径吸毒。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跟几个舅舅商量，将大弟送去戒毒所。

舅舅们策划了一个精心的骗局，父亲亲自将大弟铐上，将他送往异地戒毒所。一路上，大弟拼命哀求：“你们放了我，我保证不再碰毒品了。”几个舅舅铁了心，无论怎么哀求都没有松开镣铐。

大弟如果能够好好在那戒毒的话，也许还能活下来。可是他写信给父亲母亲，哀婉诉说环境的种种艰苦，让他们接他回家。父亲居然心软了，他同意母亲将大弟接了回来。这一场艰难的戒毒之战彻底宣告失败。

一个毫无征兆的夜晚，母亲打来电话，她连哭带喊地说：女儿，你赶快来医院，你大弟死了！

接到电话，我整个人都懵了！在市立医院的大厅中，我看到了趴在大弟身体旁嚎啕大哭的母亲。那时，只有她独自一人，我的父亲不在她的身边。

在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了解了弟弟走向死路的经过：他在一家公厕注射毒品，突然就倒在地上。市民发现了他，赶忙拨打120，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可是他的呼吸停止了！他死了。

大弟的死对母亲打击很大，她经常数落父亲，说父亲没有尽到管教和挽救的责任，是他害死了大弟。父亲总是垂着头，沉默着，并不回应。他一定也在自责，如果当初没有同意把大弟接回来，也许他还活着。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的大弟是真的死了！那时，他的儿子才5岁。

大弟死的时候，父亲没有掉一滴眼泪，而这也成为母亲记恨父亲的一个理由。其实，我知道，在父亲心中，他一定流了很多眼泪。失去一个健壮的儿子，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和女人完全不同，他们的感情更像冰山，三分之一在水面，三分之二在水底；而女人的感情，全部都露在水面上。

我一直尝试理解父母婚姻得以维持的原因。他们相差9岁，我的母亲18岁，还是一个瘦小的、面色无华的女孩，嫁给了27岁的父亲，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更多是以一种争吵的方式交流。他们还是从未想过离开彼此，因为三个孩子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此，我的母亲在前面掌舵，我的父亲在后面跟随。

父亲没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除了喜欢喝点小酒。在酒厂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同事家喝酒，过了十点还没有回家，母亲冲到同事家大闹，把桌上的碗筷都摔了，主人脸都气绿了。从此，母亲泼辣性格就在酒厂传开了。厂里的同事都不敢轻易请父亲喝酒，还常常拿这件事来打趣父亲：老黄，老黄嫂这暴脾气，你怎么吃得消啊！父亲听了，也不恼：她那是担心我呢，你们知道什么？！这叫有人疼。

父亲是比较高大健壮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有深入骨髓的善良。我们家住在拘留所宿舍的时候，一个远方表姐因为受不了丈夫的家暴，想离婚，怕丈夫纠缠不清，于是躲到我们家来。她嘴很甜，人也长得漂亮，见了父亲就喊“舅舅”。父亲哪里见过这阵势，好说歹说，说服母亲把表姐留了下来。表姐在我们家住了大半年，还到大学看过我，她跟丈夫复婚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母亲还经常有意无意数落我的父亲，说人家两个口子的事，你瞎掺和，现在人家又是一家人了，哪里还记得你？父亲听了，也只是笑笑，并不做声。

大弟死亡的消息，我们不敢告诉奶奶。父亲将她安置在啤酒厂之后，她一直一个人生活。我们这些孙子、孙女经常会去看她，给她带一些好吃的。父亲也经常去看她，给她带菜、带米，陪她聊天。基督教信仰救了她，她不因母亲对她做了不仁义的事情而心怀怨恨。她相信一个好人死了会上天堂，一个坏人死了会下地狱。

每次去看望奶奶，她都会跟我聊到她的信仰，父亲倒是跟我聊得很少。2004年的某一天，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此一病不起，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之后，她平静地走了。我得到消息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具干尸。我没有哭，我想，她已经去了天堂，我不需要为一个去了天堂的人哭泣。我的父亲也没有哭，我想，他的想法一定跟我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信仰的人是好的，至少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会心生恐惧。奶奶出殡的时候，她的基督教姐妹站成一排，为她唱圣歌，场面让人感到很美好、平和，没有常见葬礼上的纷乱和悲伤。

奶奶去世的时候，母亲也有在现场。她忙着处理一些现场杂乱事务，这是她擅长的。场面上的事，她都能处理得很好，但这并不代表她喜欢奶奶。事后，父亲在谈到母亲和奶奶的关系的时候，总是唏嘘。他说：你的母亲其他都好，就是脾气太坏，心眼太小，容不了人。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中充满了无奈。

婚姻中，母亲主外，也主内。父亲更像是润滑剂，总在尝试缓和一些看似尖锐的关系，比如婆媳关系、母子关系、母女关系，但他的尝试收效甚微。在节俭这一点上，父母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他们节约每一块钱。他们这辈子吃了无数的剩饭剩菜。他们常说：你们这些孩子没有过过苦日子，总是大手大脚。钱是节省下来的，要会挣钱，更要会省钱。

父母家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有父母、我的儿子和小弟的女儿。照片上，父亲母亲身体健壮，两个孩子活泼可爱。如今，我的孩子去了天堂，父母年事已高。时间没有放过谁，衰老和死亡都终将到来。

4

2009年8月，我的孩子突然咳嗽、发烧，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开始整晚的咳嗽，甚至无法入睡，我带他去拍CT，CT结果出来了，肺部有阴影，医生经过复查，说，是淋巴癌。

化疗结束，我费尽千辛万苦将身体虚弱的孩子带回家，同时生病住院的父亲已经出院。他和母亲到家里来看我的儿子，看到饱受疾病和化疗药物摧残的外孙，我的父亲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喃喃自语：回来就好，好好休息，注意身体。

这次化疗后，我又带孩子到福州化疗了7次，放疗1次。最后一次放疗加速了癌细胞的扩散，回家不久，我的晨子就不能吃下食物，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胃部、食道，我不得不将他送到市立医院的肿瘤科。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晚上在病房陪房，他常常痛得用头撞墙，即便是隔一两个小时注射的杜冷丁也缓解不了他的疼痛。白天晚上不间断的连轱辘护理，我身体和精神都几近崩溃。

父亲中午来给我送饭，陪孩子一两个小时，这是我唯一能够回家休息的时间。孩子的父亲也会过去陪一下孩子。可是，我不在，孩子就心神不宁，不停地找我。

他给我打电话：妈妈，你快点过来陪我，你不在，我觉得很不安。

我说：孩子，妈妈在也救不了你，妈妈已经撑不住了。

我知道这样说很残酷，但是这是事实。一个月下来，孩子先是食物不能吃，到最后，水都不能喝。他的食道全部被疯狂扩张的癌细胞占据了。到死去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具骷髅，身上没有一点肉。

还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在自己怀里更残酷的事？我竭尽全力挽救他，耗尽金钱和精力，可是，我救不了他。在临死前的几个小时，他还对我说：妈妈，我想化疗，我想活下去。求你，救救我。

直到这个时候，他还以为我能够救他！看着他渴望的眼神，我只能去找医生。

我对医生说：孩子要化疗，求你救他。

医生说：你知道这没有意义，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我说：我知道，可是孩子不知道，他想活。

于是医生给孩子开了化疗药。药物除了加剧他的痛苦，并没有任何的作用。面对强大的癌细胞，我和医生都无计可施。

中午大概十二点半，孩子停止了呼吸，他死不瞑目，我为他合上眼睛，然后给他擦身、换衣服。此刻，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母亲还没有送饭来。

我冲出去找医生，对医生说：我的孩子走了。

我给母亲和丈夫打电话，说晨子走了。

我不敢呆在病房，不敢面对孩子的尸体。他那饱受疾病折磨的、只有一副骨架的身体，让我怎么面对？！

我的父亲、母亲和丈夫都来了，母亲开始嚎啕，我说：妈妈，不要哭，让他安静地走，你这样会让他放心不下我们。

父亲没有流泪，此刻，我也没有。我的丈夫流泪了！

我的眼泪似乎早就流干了。从孩子生病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流泪。还有那些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我都在流泪。有时，我会在家中没人的时候关起门来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但是，此刻，我要让我的孩子毫无牵挂地走，我不能哭！

父亲看到我在劝母亲，也劝母亲不要哭。他说：现在好了，晨子不要受苦了。他去了天堂，那里没有痛苦。

在那一刻，我需要信仰，我需要相信我的晨子真的是去了天堂，那里真的有长着翅膀的天使张开双臂迎接他。

当天，我就把晨子送去火化了。我看着他的遗体被送进火化炉。裹尸布太短，他的双脚一直露在外边。后来，他就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孩子走后，有时我会跟父亲聊起他。我说：晨子很善良，临死前他爱发怒、生气，他是故意这么做，给我们留下不好的印象，让我们以后不要那么想他。

我还说：晨子跟我的母子缘分到尽头了，所以他就要走了，这是留不住的。

父亲说：是啊，晨子是一个好孩子，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要走是留不住的，他陪了你这么多年，给你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我会为他祷告，他走了也好，天堂没有疾病和痛苦，只有鲜花和天使。真是难为他，这么小的孩子，遭这么大的罪，早知道不如刚开始就不要治疗，让他痛痛快快地走。

父亲的话说得很理性，可是，作为一个母亲，我做不到。

5

2013年，经过认真的考虑后，我交给丈夫一封手写信。在信中，我写道：晨子走后，我们都陷入痛苦的泥沼难以自拔，继续生活在一起，对彼此都不再有益处，只会加剧双方的痛苦。所以，我们离婚吧！

我的父亲听了我离婚的消息，没有做声。对这个女婿，他还是比较认可的。虽然丈夫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说好话，可是，至少他是一个老实人。在这一点上，他和我的父亲是同类。所以，对我突然结束婚姻的行为，他始料未及，也未置可否。对于子女的生活，他从不指手画脚地加以干涉。正因为他宽容，我们有事反而愿意跟他交流。对于母亲，我们则是尽力瞒着。她对于任何事情的第一反应都是“否定和批判”。

就在我站在歧途的交叉口，不知道该去往何处的时候，偶然在邵武在线网站上，我看到了“铁城爱心公社”发出的为六中一个患癌症的女生捐款的帖子。这让我想起了自己那一段不堪的经历。我明白治病需要一大笔钱。于是，我拿着自己和班级学生的捐款找到爱心公社。捐钱之后，我问：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一个值班志愿者说：你先了解一下，如果志愿加入，我们欢迎。

我说：我了解，你们是奉献爱心，帮助弱者的队伍。

就这样，我填写了申请表，正式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2015年底，我离开了铁城爱心公社，在邵武市残联理事长林女士和志愿者老赵的帮助下，开始筹建一只助残志愿者队伍。为了开好头，我开始经常早出晚归，忙得天昏地暗。

刚开始，母亲不知道我在忙些什么，后来，她知道我做了志愿者，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我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上。父亲并没有说什么，他觉得我在做好事。他说，有事情可做，挺好。他宁愿看到经历失子之痛的女儿还能活蹦乱跳地在外边东奔西跑，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整日宅在家里以泪洗面。

不久，发生了两件大事，让我对生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件是我婆婆的自杀身亡，一件是我父亲患病住院。

我的婆婆是一个知识分子，漳州人，为人谨小慎微，性格内敛。她的性格跟我公公一样，从不喜欢麻烦和打扰别人。在我的公公去世后，她一直独自生活，不过经常会到一中给她的儿子送菜。这几年，她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吃得过少、吃的东西过于精细，造成营养不良，她的身体器官开始走向衰退。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在我和丈夫离婚后，她儿子曾经建议她搬过去，母子俩一起住，方便彼此照顾，可是她拒绝了。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孤独伴随着她，如影随形。

从我和她儿子结婚起，我们之间就有隔阂。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相差太大，彼此难以理解和沟通。

我和母亲来到我婆婆家的时候，我的前夫也到了。他打开房门，喊了两声“妈”，然后走进他母亲的卧房。 还不到一分钟时间，他就面色苍白地走了出来，用虚弱无力的声音说：我母亲走了。

我被吓住了，不敢走进去。我母亲胆子大，走进去看了一下。她走出来说：你婆婆用塑料袋套住脑袋，把自己活活闷死了！

我的前夫身子一直在抖；而我，整个人傻了一般，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母亲对我的前夫说，你应该进去，把你母亲头上的袋子解开。

我的前夫在母亲的陪同下，走进房间，解开他母亲头上的塑料袋。她的鼻子和口角开始流血。我的前夫不堪刺激，仓皇逃出，他的身子一直在抖。

我理解他的恐惧，面对这样惨烈的死亡，谁能保持淡定？更何况这个人是他的母亲！ 他瘫坐在椅子上，像被抽取了筋骨一般。 我问：你母亲的丧事怎么办？要不要打电话给你弟弟？ 他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恐惧，用颤抖且细微的声音说：我母亲生前留有遗嘱：遗体捐赠给协和医院做医学研究。

在帮忙清理遗物的过程中，我和父亲聊起人死亡之后是否需要一个墓地来安葬遗骨的问题，父亲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很一致。父亲说：人死了之后，烧成灰撒入江河；或者将骨灰埋葬在一棵大树旁，可以作为肥料滋养大树。至于花大钱买墓地的做法实在是一种资源浪费。父亲对我婆婆这种不办任何悼念仪式、捐赠遗体的做法挺支持的。

他说：人死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安安静静处理掉就好。现在一些人，在父母生前对父母不孝顺，却在操办丧事上大操大办，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大孝子，这种行为令人唾弃，我是看不惯的。

我说：我也这么认为，我不主张在办丧事上铺张浪费。怀念一个人，需要安静，需要不受打扰的闭门谢客，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迎来送往？

母亲在一旁听了，插嘴道：你们真是不通人情世故，该办的仪式还是要办，亲朋好友也要通知到位，丧事办得体面，才不会被别人看不起。

我和父亲相互看了一眼，不再说话。我们知道，母亲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她一生都希望被别人需要和看得起，哪怕到死，都是如此。

70岁之后，父亲的老态越来越明显。老人斑密密麻麻地爬上他的手、大腿和脸部，这些斑点，令人触目惊心。它们时刻在提醒我，我的父亲已经全然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

父亲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因为坐骨神经受到压迫，他的腿脚开始不方便走路，多走一会，腿脚就开始发麻。出门的时候，走个几百米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渐渐地，父亲越来越少出门。

父亲年纪大了，前列腺经常发炎。一发炎，就全身发冷，四肢无力。有时候在夜里小解，站立不住扑通就摔倒。

周末有空，我会回家吃一两餐饭，陪陪父母，听听他们的唠叨。父亲的话很少，照例是我回去时问一句：回来啦？走的时候说一句：走啦？明天回来吃饭吗？倒是母亲话多，要不就是说跟弟弟、弟媳妇相处的一些小矛盾，要不就是问我为什么还不赶紧成一个家。

我说：成家哪里那么容易？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走不到一起。

母亲说：谁让你眼光那么高？常人你都看不上。

我笑了：不是我眼光高，妈妈，差的不要说我看不上，你都看不上。总不能让我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现在的婚姻凑合的多，美满的少。我刚从婚姻中逃出来，暂时让我喘一口气，定一下神。

母亲听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又叹起气来：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你不成家，老了孤苦伶仃的，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

放心吧，等我老了，一定找一个老头作伴，吃饭吃饭，菜凉了。我赶忙连哄带骗地安慰她。

和母亲聊天的时候，父亲在一旁听着，也不太搭腔。他知道母亲的脾气，怕说不好惹火烧身。有时，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也会帮我说一两句话。

日子就这样看似平顺地一天一天过去了。这天晚上十点半，我刚从朋友处喝茶回来，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女儿，你赶紧过来市立医院，你父亲出大事了，在医院抢救。

我心一沉，赶紧拦了一辆车直奔医院。

到了住院部大楼，看到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输液。亲戚也赶了过来，有婶婶、堂弟、舅舅、舅母等，估计是母亲在电话里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所以，亲戚们能赶过来的都赶过来了。

父亲在卫生间刚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失去意识，倒了下去。家人赶忙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由于抢救及时，父亲终于清醒过来。医生说，晚上要留院观察。母亲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在这里照顾就可以了。于是，我安排亲戚们先回去，留下继续陪伴了父亲一会。后来，我看父亲情况稳定，也跟弟弟他们一起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医院去看望父亲。这时的父亲，已经好多了。他说起自己倒下的那一瞬间，完全没有意识了，醒来已经是在医院了。他的话让我感到后怕，幸好上帝没有收留他，还想让他在人间多呆上一阵，否则，今天我就见不到活生生的老父亲了。

每次回家，我找不到钥匙，都要便敲门边喊：老爸，开门。

幸好父亲还活着，还在人间。我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喊：老爸，开门。

而我的老父亲，如果听见了，就会从沙发上站起身，然后慢吞吞地来为我开门。开完门，他还会说：钥匙呢?又忘记带啦？你这个脑袋，也不太好使！

父亲住院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抽空过去陪一下他，就像晨子住院，他每天都会来陪我一阵一样。我们之间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但是我知道，我们一直是同盟者。

这次，父亲住了一个多星期，做了各项检查。后来，住得不耐烦了，他想回家。“都是一些老毛病，治也治不好。每天要抽血、量体温，作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实在太麻烦了。我的病好了，可以回去了。”

我们只好为他办理了出院手续。

6

出院大概半年多，他又一次住院。经过诊断，医生说他患有糖尿病。事实上，已经不年轻的他有一身的毛病：腰椎盘突出、肾上有一个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每次父亲住院，晚上都是母亲陪护。我一直很钦佩母亲的耐力和体力。她晚上要在医院陪护父亲，第二天上午还要回去买菜、煮菜。她知道我和弟弟都要上班，所以，没什么大事坚决不让我们请假到医院来。

白天我没课就过去陪陪父亲。陪他挂瓶、陪他说话。晚上7点多，弟弟下班回来，吃完饭，也会到医院陪陪父亲。他会帮父亲擦拭身子，换衣服。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父亲就像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

小的时候，父亲帮我们洗澡，换衣服；现在，他老了，成了孩子，需要弟弟帮他洗澡、换衣服。

时间就是这样，我们都无法挽留什么。成长和老去、生和死，都在不断地进行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着时间缓缓流逝，带走一个又一个你亲近的人，最后，也会带走你！

“你看，一个人生病了多苦，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身边要是没有一个亲人怎么办？你还不赶紧找一个身边人，万一生病了谁来照顾你？”触景生情的母亲，又开始絮絮叨叨。

父亲洗好澡，换好衣服出来，精神了一些。我陪他在外面的走廊上坐了一下。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望着他长满白发的脑袋，还有坐在椅子上疲惫不堪的身体，我想起了小时候，他把我驮在肩头去看露天电影的场景；想起他带着我，天还没亮时跑步去送母亲上班的场景；想起他带着我上山采草药给我治病的场景；想起我住院的时候，他来给我送饭的场景；想起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高兴地走到一张张桌前敬酒的场景……这些片段，此刻，如放电影般，一幕幕从脑海中冒出来。那时的父亲，是那样的高大、健壮，我觉得他是一座可以依靠的山；而现在，他虚弱得像一个孩子。

是的，他在老去，而我，也将走向沉沉的暮年。我们之间的陪伴不会很长久，但是，我们仍将互相陪伴着走完一段日子。

有时晚上吃完饭无事，父母就会坐在电视机前打扑克牌，他们说这是防止老年痴呆的最好方式。

“三个K带两。”母亲说。

“要不起，不要。”父亲说。

这一对老人，就这样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消磨时光。他们已经共同陪伴走过了50多年，现在，只有死亡可以将他们分开。

现在，我依然经常每周回家去吃一两餐饭。特别是周末。如果没回去，母亲就会打电话来问：女儿，你在哪里？怎么没有回家吃饭？

2021年2月，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灿烂，南方山野间的樱花和迎春花开始苏醒。

我对父母说：“春天来了，乡间樱花盛开，我带你们去看看花吧。”

“我的腿脚不太方便，不好走路，就不去了，你们去吧。”父亲回答。

“没关系，老爸，有车呢，不要你走路。去看看吧，花开得可好了。”

父亲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

于是，朋友开车，我带着父母来到了大竹的樱花园。

明媚的阳光下，一株株大红的、粉红的樱花拼尽全力地打开自己的身体，这种不顾一切地绽放让我感动：人生天地间，其实也不过是短暂的百年，就像眼前的花朵，绽放完就要走向凋谢。父亲已经走完他盛开的时节，即将走向凋零，不过，他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以另一种盛开的方式。

站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

向阳花，如果你生长在黑暗下

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

会不会害怕

人世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生长在黑暗下的向阳花！

责任编辑：魏   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