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子

                                                                      张建光

朱子一生与诗若即若离，暧昧不清，看似十分矛盾。

十二岁生日时，以诗闻名的父亲朱松，为朱子一连写了四首祝寿诗。其中一联为“骎骎惊子笔生风，开卷犹须一尺穷。”诗作传回祖籍地婺源，嗜诗如命的先辈董颖喜出望外：“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三十岁前后，朱子却写了一首题目为《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的诗。这是一首表达“绝不作诗”的诗。有意思的是“以此旋吾辀”的想法却是通过诗的文体表达。有人戏称就好像戒烟者自云“再吸一支以纪戒烟之始。”不过诗终未“戒”去。三十八岁那年与“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同游南岳，成诗149首。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朱子回顾了他们对诗的矛盾情形：“念吾三人，是数日间亦荒于诗矣。大抵事无大小美恶，流而不返，皆足以丧志。于是始定要束，翌日当止。”约定不再为诗。虽然“自岳宫至株洲凡百又八十里”，所见所闻“无非诗者”，但是“既有约矣，便不再吟诵。”到了株洲分别时刻，又觉得“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朱子又宣布：“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然而，他又“进而言曰”，“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紧接着湖湘东归武夷路上，讲论问辩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岂能无诗？还乡之后，检点书箱得诗200余首，编成一册《东归乱稿》。正是在诗的作与不作的反反复复过程中，朱子亲身体验了诗的真谛，廓清了诗与道的关系，既以道入诗，又纳诗于道，从而冲破理学家们关于诗道对立的理论。从“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到“不能不作”，继而到“真味发溢不能自己”，再到“未觉诗情于道妨”。

朱子的际遇人生也同诗一样富有戏剧性。他可以说从诗出发，又以诗作为归宿。朱子晚年有诗曰：“我穷初不为能诗，笑杀吹竽滥得痴。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诗后附言：“仆不能诗，往岁为澹庵胡公以此论荐，平生侥幸，多类此云。”所提澹庵即为胡铨，曾任枢密院编修官，上书要求乞斩秦桧，遂遭迫害。复官后任工部侍郎。乾道六年，上奏皇上：“隆兴之初，仰蒙圣训，令臣搜访诗人。臣已物色得数人”——包括朱子在内十五位诗人。皇上见了名单，询问身边大臣有关朱子情况。周必大回答：“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虞允文则曰：“熹不在程颐下”。朱子十分崇敬胡铨，曾言：“澹庵奏疏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矣！”但对推荐，“熹不至”，以丧制未终辞。此时朱子41岁，正为母亲丁忧。宋代的《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云：“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然而命运弄人，朱子到了晚年，身陷“庆云党禁”案中，一应职务俱被褫夺。报国无门的他，只能寄意诗文，希冀藏之名山，留于后人。“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诗文之梦得以重圆。《楚辞》的研究形成了系列。《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楚辞言考》相继付梓。这些著作足以奠定他的诗歌理论的地位。束景南先生十分感慨朱子：“他的中断了的诗歌创作在庆元党禁中得到恢复。这个茫然飘荡于天下人间的‘一片云’在‘嵇康琴酒鲍照文’的魏晋文学天地中找到了一隅精神栖息之地，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展开新的探索，构成了他晚年精神上下求索最有光彩的一面。”朱子既为道献身，也为诗殉难。钱穆先生特别指出:“在其易箦前之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其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关于朱子诗歌的评价，也矛盾得很，高低之间有如冰火两重天。《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卷尾开列了从宋至清历代名人对朱子诗学的评点；《大儒世泽·朱子传》作者祝熹先生也列举了十多位学者的论评。归纳而言，意见不外三类：一是褒奖有加。宋代的黄震，宋元的李耆卿、方回，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李重华、沈嘉徵，现代的钱穆、束景南、朱杰人和陆侃如、冯云君等，其中，李耆卿与沈嘉徵推举最高：“晦庵先生诗，则《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花月平章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而钱穆大师的观点对现代人影响最大：“北宋如邵康节，明代如陈白沙，皆好诗，然皆不脱理学气。亦朱子所谓今人之诗也。惟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澹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朱子徜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二是贬损有之。古人安庆郡丞程崑仑说：“ 程朱理学入堂奥，而诗文有逊焉。”《四库全书》《性善堂稿》中在评价另一位诗人说：“诗品虽不甚高，而词意畅达，颇与朱子格律相近”。清代王士桢说：“宋人唯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旁门。”如果古人评论还算高雅的话，今人评价却颇为尖刻。莫砺锋先生讽刺朱子之诗为“有韵的哲学讲义”。就是主编朱子诗歌的郭齐先生也说：“在整体上讲，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朱熹诗与南宋陆、杨、范、刘等大家之间确有一定距离，其成就是有限的。”三是折衷调和。钱钟书先生说“朱子在理学家中自为能诗，然才笔远在其父韦斋之下，较之同辈，亦尚逊陈止斋之苍健。叶水心之遒雅，晚作尤粗率，早作虽修洁，而模拟之迹太著。”郭齐先生作上述批评的同时又肯定朱子“斐然成家”，“在南宋诗坛的应有地位是不容抹杀的”。更有清人纪昀认为：“诗法道德截然之事，兼习专门固自有别。人各有能与不能，文公不必更以诗见也。”朱杰人先生套用明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胡应麟的话说：“这位伟人的伟大文学成就，被他的更伟大的理学建树掩盖了。”

以“矛盾”观朱子，他几乎把生命一分为二：一半予道，一半为诗。

二

诗人、诗人，在朱子看来，首先是人，然后才诗。如英国诗人柯勒律所言：“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

人为何作诗？朱子在《诗集传序》中回答：“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所以作也。”

朱子的学说是人性本质的学说。他认为性即理。性无不善，而情则有善于不善之分，欲更是可能包含有大恶之可能。既然诗之所作是根本乎性而又与情密不可分，那么，诗之创作就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或者换言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要让人明心见性，涵泳人生。诗的功能不止于娱人，更在于开人，“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诗歌便有了正变之分，高低之别，圣贤要举其正者以劝之，举其不正者以正之。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诗教。在朱子之前，人们更多倾向于诗教就是“温柔敦厚”，《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是《论语·为政》又载：“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朱子是第一位主张孔子诗论立旨乃“思无邪”的学者。他说：“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显然“思无邪”比“温柔敦厚”更可以联系孔子“仁”之核心主张，前者内延外涵也比后者大得多。朱子不仅强调诗歌作者要“思无邪”，而且认为读者兴发情感要“以无邪之思读之”。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引用了朱子《诗集传》序里的有关论述，然后指出：“这是‘思无邪’为《诗》教的正式宣言。文中的正邪善恶为谁，是着眼在‘为人’上。我们觉得以‘思无邪’论《诗》，真出于孔子之口，自然比“温柔敦厚”一语更有分量……经过这样的补充和解释，《诗》教的理论便圆成了。”

朱子的诗教思想反映了他的文道观。文与道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历史上，确实有过重道轻文的倾向，理学家们更为极端。韩愈主张“文以明道”。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钱穆先生指出：“理学家于文学，似乎最所忽视……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朱子文道观与以往的诗学有很大的不同。他打破了千百年来文道关系旧思维模式，不再置文、道于两端，而合文道于一体，提出并认证了“道文一贯”。“道本文末”和“积道成文”的理论。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道文一贯”。“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道无适而不存在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二是道本文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三是积道成文。学道修养，积累久之，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抑或内秀而外华。朱子的文道观中，文道合一，诗理和合是其理论核心。不能离道言文，亦不能有文无道。他始终坚持文学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素以为质而绚以为文”就是最好的表达。以质为本，质文结合。文由质决定，但亦不可轻视文，质要通过文的出色表现才能充分显现。朱子曾举《诗经·大雅·棫朴》为例，说明“立象的尽意”。即通过广阔银河辉光满天这个物象，来唤起读者对周文王百年长寿，培养造就无数人才的想象和体会，富有艺术的魅力。（“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朱子的学说是“天人合一”的学说。在他那里天道和人道是打通的。天地同仁，生生不息，民胞物与，参赞化育。人是自然进化的有形的生命载体，自然是人类相关的同胞手足。圣贤的境界就是心与理一，天人一体。“万物与我唯一，自然其乐无涯。”这是和乐的理想世界，也是诗歌文学最高追求。因此，朱子美学要的是“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要的是“天生成腔子”“血脉贯通，存神内照”；要的是“气象浑成，气象近道。”就像禅家所喻：“青青绿竹,莫匪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他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与物无际”自然“万物皆备于我”，然能“道体发见”，“感物道情。”“自然触目成佳句，云锦无劳更剪裁。”“物华始信如诗好，春色方知似酒浓”“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所以，朱子看重平淡诗风，“厌恶浮薄华靡，纤巧柔弱之作。”喜欢“借得新诗连夜读，要从苦淡识清妍。”这才是孔颜乐处，曾点乐处。他的诗风与书法审美取向一致：“萧散简远，意在笔外相通。”

朱子诗论因“道”而发，因“时”而作。往往尖刻极端，因面在情感上很难被人接受。诸如“多言害道绝不作诗”，“诗固不学而能知”，“诗无工拙”，“有德者言虽巧色虽令无害”“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和以人品高下论诗等等，这与针砭当时文风诗风有关。按道理，朱子于诗垂“古人之风”，对韩愈开始的“古风运动”应是十分欢迎。然而朱子却反对因之而来的“时文”，也就是以四六对仗骈文为主的文风，包括与之对立的“雄浑奥衍”的西昆体，以及“江西诗派”都不入其法眼。他抨击当时诗风的可谓激烈“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他推崇魏晋之诗把它们与《诗经》《楚辞》并列作为诗的根本原则，“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处无不出此。”他反对只注重技巧而忽视内容。着意雕琢、苦心经营人工安排的诗歌，在他面前皆非好诗。

朱子的诗歌还有个特点，题目很长。交待作诗的前因后果，文字多得让人一口气都读不完。有的诗后还有附言，字数也是不少。如《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这首诗的序言多达60余字，几乎与诗字数相当。有专家评论朱子擅长叙事。但诗毕竟是诗，而不是文，朱子严格将其区分。这首诗朱子是要抒发在泉州与主管敦宗院李缜交往“忽忽五年旧诗不复可记忆”之感，借梅花为己写照之情，其余不符合诗词规律的事物概不入诗。朱子在酬对诗中经常用“一笑”之词，既是自谦，又说明他的诗以内容情感为重，而不大在意文字技法，当然绝不是不要诗歌的法度规律。

朱子诗歌是圣人之诗，文人之诗。

三

所有朱子诗歌的矛盾问题，一进入朱子创作实践便圆融解决。评价一位诗人，不是看他在理论上如何说，而是见他笔下怎样写。作家毕竟要依靠作品说话。首先，朱子诗歌数量可观。主编《朱熹诗词编年笺注》的郭齐先生认定朱子诗七百四十五篇，1218首，另有词十七篇，18首。朱杰人先生也说：“现存朱子诗共10卷，1200余。”浙江大学林玮先生在《朱子文化大典中》却认为朱子至少有1400多首诗和20首词。朱子无法与同时期万余首诗的陆游和4000余首诗的杨万里等量齐观，却远多于600多首的辛弃疾，也多于前朝900余首的李白，与杜甫存诗相近。其次，朱子诗歌文体丰富。中国台湾的申美子先生将朱子的诗分为：述理诗、交游诗、山水诗、感事诗和杂咏诗等五类。朱杰人先生认为其中的成就最高的有三类：山水风景诗、交游诗和哲理诗。撰写《朱子传》的闽北文化人祝熹先生则把朱子诗作分为九大类。由此可见，朱子诗歌的文体样式还是比较全面的。犹在诗为正统的当时，作词“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朱子不废词作，且玩过笔墨游戏的回文词和嵌名诗。其中的《菩萨蛮》挺有意思：“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全诗正逆均可读通，循环反复，诗意盎然。清人邹祇漠说：“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再次，朱子诗歌艺术特点鲜明。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朱熹诗词选注》，将朱子的诗歌特点总结为：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寓意深刻，体裁多样。《朱熹诗词编年笺注》的主编则详细论述了朱子诗歌的技巧：第一，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第二，长于叙事，挥洒自如；第三，情感真挚，直抒胸臆；第四，明白晓畅，洗练准确 。由这几方面形成了朱子诗歌的风格——平淡自然，闲暇萧散。

实际上，我们无需对朱子各类样式诗歌作全面分析，只要对其哲理诗作个客观评价，就能立判朱子在诗坛的艺术地位。朱杰人先生写道：“他的哲理诗则是面貌一新，足以独步诗坛。”郭齐先生也说：“人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朱熹的诗作摆脱不了理学气，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朱熹诗作中，带有明显理学色彩的只不过百余篇。他的大多数诗可以说和理学毫不相关，绝非只是一些押韵的语录。因此从总体上看，朱熹诗歌根本就是地道的文人诗。”

郭齐先生所说的那些“带有明显理学色彩”的诗，其实是朱子有意为之。比如《斋居感兴》二十首，朱子从宇宙、人生、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等方方面面，阐述了理学深奥的原理。可谓“高峻寥旷”汪洋恣肆。“首尾干数百言，细大不遗，精粗毕具，开合有渐，变化无穷。” 有人把它作为诗读，说三百篇后所仅见；有人把它作为讲义读，说“只能算是押韵的理学语录。”却原来，朱子在序中说得很明白：“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贻诸同志云。”他是仿照陈之昂的感遇诗的形式，通俗浅显地布道宣传理学的主张。蔡元定的后人蔡模说得更清楚：“盖以理义之奥难明，诗章之言易晓。难明者难入而难感，易晓者易入而易感是也。朱子切于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发其所难入难感者耳。”这些诗不蒂于“三字经”“四言书”的做法。朱子的哲理诗“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就以大家熟悉的《春日》来说吧，“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作者实际上有三重道理赋予其中。一是寻理。《宋诗鉴赏词典》中的黄坤先生指出：“其际，诗中‘泗水’，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人之道。”二是明理，朱子曾给“仁”下过定义，言及“仁”的外观就是生意，万紫千红便是。三是理明。此时朱子“返禅归儒”，进入一个豁然贯通的新境界，拥有圣贤气象的欣喜。此诗的蕴籍何等丰富，但流于纸上未见一理。只有东风扑面，春景无限。这个春日，还不仅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之画，也不仅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声，而是浩浩荡荡无边无涯的天地之变。由此亦可见朱子的诗风不仅仅是平淡自然，还有雄浑刚劲之风。倒是很多评论家在朱子诗前矛盾起来，不知如何解释才是。道耶？诗耶？郭齐先生的分析是：其一，朱子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不同时期影响创作有不同；其二，朱子的文学观有着不尽一致抑或矛盾之处；其三，理论和行为之间往往有很大距离；其四，朱子深厚的文学修养极大地冲淡了诗作中的理学色彩。看来看去，这些原因似乎是，似乎又不尽然。不过有一点倒很明确，那就是朱子的哲理诗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水平。

哲理诗可以上溯到魏晋的玄言诗。从它一出世，就不受欢迎。钟嵘《诗品序》中曾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到了唐代，即使韩愈、杜甫亦无法消除这一弊病。宋朝的诗风按严羽《沧浪诗话》批评的那样：“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硬语盘空”“生拗峭奇”。理学家们的诗观和实践更为人们所诟病，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言性”写心，成为“语录诗”，被人讥为“邵康节（其字）体。”以往的哲理诗没有处理好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即理和诗的关系，最终背离了“诗言情”的传统。朱子则不然，始终坚持情感为诗生命的立场，说理都建立在抒情的基础之上，且都付诸于典型的形象之中。朱杰人先生指出：“以鲜明的形象喻理。寓理于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使理从诗人所塑照的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出，如水到渠成，如瓜熟蒂落，而并不是说教或布道。”虽然朱子要求抒发的情感与伦理道德一致，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但对具体的对象又能通情达理。在《诗经》之中，他把涉及男女爱情之诗称为“淫诗”，但又十分注重室家之情与男女之思，即夫妇之情和未婚青年男女相思相恋的情感。宋时曾有士大夫建议：《国风》中言男女之事太多太露“乞于经筵不以《国风》进讲。”朱子不同意，认为“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劳归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悯之，故其民悦而忘死。”《诗经·国风》中有首“摽有梅”，通过女子自述，请求追她的男子汉尽快完婚同居。朱子说，这首诗“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

有的评论家认为朱子诗歌内容上比较积极的仅两大类：一是爱国主义忧时之诗，一是同情人民之诗。其余的尽是“不厌其烦吟咏日常生活琐事，无休止地咀嚼个人的心理感受，才是他永恒的主题。”这种说法有失客观和全面。别的尚且不论，就其艺术性高的哲理诗而言，社会价值意义巨大。朱子善于从日用之间、自然平常中阐述天人之理。古人曾经这样评说朱子这类诗歌：“大而阐阴阳造化之妙，微而发性命道德之厚，焯心学之失传，悯遗经之坠绪，述群圣之道统，示小学之功夫，以至斥异端之非，订史法之谬，亦无不毕备。所以开示吾道而儆切人心者，较之云烟风月之体，轩轾盖万万不侔。”文学毕竟是人学，性天之问事关终极关怀，也是超越时空的。拿横渠先生的话来说，朱子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直指人心，诗达性天。

“林中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四

元明清以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中国诗论当以理学为指导思想，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直至今日，在中国文学史和教材中几乎不见朱子的诗论和实践，基本处于寂寂无文的境地。有个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学界关于朱子研究著述达2254种，而朱子文学诗歌的不过寥寥30-40种。倒是同样来自闽北的严羽，几乎每一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都要提及，其著作《沧浪诗话》屡屡被人征用。

人们可能不知道，朱子是严羽老师的老师。22岁时，严往江西南城，拜包扬为师。包扬既是陆九渊的学生又是朱子的学生。他曾与兄弟“领生徒十四人”来考亭，“执弟子礼。”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说：“尽管尚无确证说明严羽曾自觉地接受朱子见解，但据其总体观念考察其间的影响十分显然。”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也持此论。潘立勇教授列举了朱子对严羽的具体影响：其一，朱子诗论的重点和审美理想；其二，朱子熟读精神的美学方法；其三，朱子对具体人物的美学品评。

无论如何，对朱子的诗和诗论的研究，首先有助于了解他和他的思想。朱子的诗歌至少具有史料价值。它是朱子生平事迹的有力佐证，是其思想深处最为隐密、最为真实的情感，“无异于朱子的私人日记。”有的学者按诗作的时间顺序，分几个阶段进行研究，如蔡厚示先生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就其每个时期人生中的大事件展开，从而评判诗作中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风格。然而，诗毕竟可以超脱于生活，所反映的史实和思想未必一一对应。有的专家把朱子创作诗歌与其哲学体系挂钩。郭齐先生将朱子对道学认识与诗歌创作同步推进，以三十五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辅以六个创作高峰期。但似乎失之为简单。浙大的林玮先生将朱子的诗歌联系其思想，分为“入儒、求衡、人本、存真”四个阶段，对应朱子哲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趋于化境的历程。似乎归纳失之于精准。把朱子诗歌创作与他创建“新儒学”思想历程联系起来，为朱子诗和诗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朱子以道为命，其诗也因道显。比如他人生思想第一次转折就可以以《春日》为代表。此前此后的诗作能够很好反映思想的深刻变化。23岁时的《月夜述怀》“抗志绝尘氛，何不栖空山？”26岁时的《孝思堂作示诸同志》“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一个“何不”充满了道家的召引，一句“何必”坚定了儒家的立场。刘述先先生比较了两首诗，指出朱子的“态度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朱子思想第二次重大转折和飞跃，应是完成“中和新说”的“丙戌之悟”和“已丑之悟”，根本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面貌。与之对应的即是“观书有感”。半亩方塘“犹如人心”，源头活水就是“主敬”。主敬涵养，格物穷理，实现中和，就能镜开照物、明心见性。

研究朱子的诗和诗论，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朱子的文学专著主要是《诗集传》《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一部《诗经》注释文本不计其数，钱钟书认为其中朱子所作是从汉至清最好的，“尊文本而不外鹜，谨严以胜汉人解。”更重要的是他把《诗经》从经学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文学的本来面目。他对千年权威的《诗序》进行了批判与修正。变所为的“美刺说”为性情论，“大率古人作诗，当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这为后人认识《诗经》中的爱情诗订下了基础。屈原之辞原先读者也都有误解，朱子却用“变风变雅”说之，将其看作是风雅之诗发展演变的必然。在肯定屈原骚体的同时，也肯定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甚至对屈原的出格之言，也给予充分理解，“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遣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这些观点，钱穆先生赞之，“固为千古创见。”至于《韩文考异》，虽标高了校勘学，但其中运用文学的基本规律，谈到了文势、文理、文体、文风等艺术手法，而韩愈本身就是大诗人，因此尽可作诗论观之。朱子的诗学不仅限于这些专著，且散见于他的其他文章中，与其它学问论述紧密相关。比如他的文学思想是成系统的，包括文道论、文体论、方势论、文气论、鉴赏论、古文论和作家论。有人把它列了个结构：文道关系学说是其最高层次；而文体论、文势论等构成第二层次；至于赋比兴、情物、法度等技术手法，则可以归为第三层次。我们不仅可以说，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认识朱子，而且还可以说，没有朱子诗论的中国古典诗史是不完整的。

中华民族是诗歌气象万千的民族。汉字是诗性的文字。中国文学史大半部是诗歌史。“五四时期”的胡适开始了白话诗的尝试，随后自由诗自由流行，“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被“阉割”歪曲。改革开放后，“朦胧诗”兴盛，于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很快中国诗坛又陷入了寂寞，“中国诗歌大军在追赶西方大师的中途，忽然一哄而散。”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流行的却是，写诗首先要远离自己，远离中国人的感觉和心灵底蕴。”然而正如许多有识的诗歌理论家所说：中国古典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手拉手走过几千年岁月，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承接性，同化力超强无比，且古典精华和血液已注入现代诗脉并生根开花。无论是戴望舒，还是余光中，他们的诗作只要稍加辨认，就可以看到中华传统经典的“烙印”。正如胡适自己所说，“白话诗是中国诗体的第四次解放，这种解放，初看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华古典诗歌诗论的菁华是“遍野散见却有待深掘的高品位富矿。”这当然包括朱子的诗和理论，是到了该挖掘的时候了。

我总觉得朱子最愿被人称呼的，除了理学家之外，应是：诗人朱子！

                                                                                                                责任编辑：黄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