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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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顺志
历史如一条浩瀚的江河，奔腾不息。江河上每一朵浪花的溅起，醒目地一路奔腾，给人类社会带来鲜活的动力；朵朵富有时代文明意味的浪花，便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象征。而沉闷在河底的边缘化了的“文化暗涌”往往被溅起的浪花所淹没；底处的暗涌无法发出它最深沉的颤音。就如一座美丽城市，人们会常常忽略了路边的修枝剪叶者，满园春色，骄艳美丽者总被率先吸引。我时常想，正是这一股股不为谛视的暗涌，将水面上的浪花烘托得如此璀璨，然而，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看历史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从地域的局部角度来看最能凸显其文化魅力。任何一种“边缘”文化并非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可能曾经还是主流。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边缘曾经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边缘与主流的关系实质上是历史多元文化现象，它的存在本身验证了其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如我生长在这个极具历史文化色块的闽北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拿建阳来说吧，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一直是我心仪的。西汉时，东越王馀善将城内大潭山筑城称大潭城，东汉建安十年在此建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年间曾两度在此地设立“行政督促专员公署”和“地区行政公署”，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南平市迁回建阳，可见建阳在闽北历史地域的重要性。建阳在宋代建阳已经极为繁荣了，且盛名远播。从这里走出有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大师，一位是与孔子齐名的朱熹，另一位是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朱熹更是了得，可谓是在历史长河中上耸起一朵让后人仰望的璀璨夺目的浪花。他在建阳“考亭书院”，完成了集理学之大成。我认为尽管“考亭书院”在当时的名声和规模虽不及历史上的四大著名书院（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四大书院），而然，其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永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座书院。作为历史主流文化的杰出代表——朱熹在当时虽然有很强的文化感召力，可他生前的文化创造仍被他所处的时代边缘化了，而宋慈就更不必说了，只能长期以来岑寂着——成了一支值得后人去大肆发掘与弘扬的“历史文化暗涌”奇观。历史现象往往是悖论的，即便如此，像朱熹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在那个时期也未能逃脱岑寂的、甚至灭顶之灾的命运，朱子理学学说在当朝不仅没有被视为主流文化，甚至被视为异端。我们在读史时不难发现，历史上的文化名流，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他们的生存空间就愈小，他们的精神世界越强大，他们的现实作为就愈窄小，他们的思想越独立、人格越健全，他们的社会给予的理解就愈逼仄。这种文化悖论现象不仅仅是历史遗存下来的难以理喻的问题，更是深刻地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集体文化人格构建的破损问题。作家黄文山曾写过一篇散文《历史不忍细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的确历史不宜细看，细看了容易使人迷茫，难怪一些颇有智慧的史学家写史总是用粗线条来记述。当然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与质疑需要沉下心来去解读、思考，才能将历史的本真看得更透彻。
读史常让人大发感慨，或是感动或是悲愤。我常想单凭一些史官的一家之言，是否孱融了书写者的主观意识与情绪？如果还是些精神趋向颓靡的史官来把持修史，这样的史书真实的含量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有时我宁愿相信一些野史里记述的某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它的历史本真可信度往往超过正史。由此，我想起一位历史人物——蔡氏九儒的蔡元定，说他是历史文化上的“暗涌”的代表人物是否可以呢？！这位建阳人，南宋时期的著名人物；关于这个历史人物，在史籍里体现得比较模糊暧昧，当今史学界似乎有不少争议。他师从朱熹之后而得名，并与其合著《易学启蒙》而成名，随后为了继续做学问隐居西山，自称“西山先生”。虽然他一生著作颇丰，学问专著显得比较繁杂，但在理学造诣方面却远不及他的儿子蔡沈来的纯粹。说蔡元定是理学家这没问题，历史给他的定位是模糊的。在他繁富的著作中比较著名的是《蔡氏脉经》，他的许多医书医术多被宫廷采纳，称他为医学家更符合他的历史身份。蔡元定在医学上尽管有所成就，但他终究属古代“方士”这一群体。对方士的看法，从古至今众说纷纭。当然方士对中国文化是有重要贡献的，主要反映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但往往鱼目混珠，这是比较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
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思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方士”现象最早出在先秦时期，开始在医学上得以区分——在巫、医出现的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注释。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在“方士”群体里如扁鹊、葛洪、僧一行、张君房等，史学家还是给予比较一致的肯定；而像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方士，史学家在认识上就比较复杂了。我查看过一些有关蔡元定的学术资料，对蔡元定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展开了深层次的探讨，尽管各家的观点不尽一致，但讨论的本身是冷色调的。这种学术上的争议“迷雾”也许更让人感受到历史本真的魅力。有趣的是，这十多年来，当代文学视野从历史主流文化拓宽到一些历史的边缘文化，呈现出新时期文学蕴涵的多元性。
历史上的蔡元定被史学家弄得模糊不堪了，但后人基本上还能从初步对他界定的一些历史事实中和逻辑脉络来检验其大致真伪。如果采取文学形式来写蔡元定，用历史边缘文化来审视方士这个比较特殊的历史现象，问题可能会好办些。方士是古代各朝代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方士对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贡献和作用，但在历史上也留有污迹。有趣的是方士这个群体总是很神秘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造成了历代正统文人难免以偏激的眼光曲解地或不能够全面地解读他们。用文学形象来描绘这类的历史人物与史事，应该把目光放在其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另类文化神韵上，写出其基本精神取向，写出其文化悖论深层意义，从而撩起其神秘的面纱，让读者有所启示。文学上常说的对历史的“感悟”，其实就是讲究一种文学理性的重位思考。我想方士群体有待重新认识与评价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诠释历史文化主流与“文化暗涌”方面，南怀瑾对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是深刻的，而从文学方面朱以撒的散文随笔就更有意味了，他寻找到了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采纳高度的文学叙述方式，将历史文人、名士、王朝、古寺、文房四宝、书画以及耳熟能详的民间掌故、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均放在现代的话语里来展示，充分体现了作家的人文思想；处处弥漫着怀古幽怨、钟鼎碑帖、笔墨纸砚气息和现实感伤、古典雅趣的人文情怀。拨开了封闭与风尘了的历史在新的文化理念诠释下重新走向大众——让读者的心智得到开启，审美情趣得到提升，情怀得到多元素文化的陶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文学创举，如《一个人的时代》《隔江疏影》《北朝，北朝》《兰亭情结》《岑寂的碎片》《古寺黄昏》等经典名篇，无不唤起了人们追思古典寻找自我的精神实现，为现代人寻找到了历史文化传承的精神参本。再就是余秋雨、南帆、夏坚勇、王充闾、赵翔、郭保林等一批学者作家的文化散文，他们利用了文学功能让历史更可触摸。我想上述的这些作家除了那副厚重的笔墨之外，则更多的是他们有着对历史的睿智思考与独特视角，把自我的心灵修缮得极为完好。历史与文学总是很值得玩味，历史利用了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却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毋庸置疑，历史文化给新世纪带来更多的审美元素。可贵的是这些作家没有让历史点缀上“文化口红”；避免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去塑造历史人物，用冷色调把历史人物与事件放回到原来的历史坐标系中去，让历史归位。
解读历史文化，终归有一个坐标的问题，彼时彼地的现象，今时今地的人去审视，总有隔岸观火的感觉。说欣赏也好，说评价也罢，文化审美标准不同，结论便不同。那么，像蔡元定这类的被历史长期边缘化了的历史人物能否回到自己的历史本真位置上来呢？！
历史千变万化，跌宕起伏，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将人类社会演绎得波澜壮阔，人类文明因此得到衍生与发展。好在历史的底色是透亮的，然而，它的清晰度和完整性需要时间来缝补、粘合。每个历史时期落幕之后，总给人一种曲终人散的苍凉之感，跳跃在浪尖上的璀璨浪花也随之暂时复平，而暗涌仍在继续缓慢地涌动着——靠着这一股股暗涌把历史有序地粘和起来。时光逐步冲淡记忆，目光渐渐漂失，而暗涌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间断它的涌动。
责任编辑：黄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