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窑

                                                                                              郝随穗

后湾里的那几孔老窑是在一座大山向阳的那一侧的土崖上挖的，三十多年前这里的人都迁走，土窑洞相继坍塌。近年来生态好了，雨水充足，土院落里的杂草长得一人多高，也有野生长出来的槐树和榆树长得有胳膊把子那么粗了。

三十多年前，这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子里发生着人间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穷苦的生活，劳碌的命运是整个村子的宿命，那种来自苦难缝隙的片刻愉悦，无非就是听一个古老的故事，吼几嗓子信天游，以此来缓冲和减压苦难的折磨。

后湾里是这个小村子的名字，村子里住着一个姥爷传下来的三代人，全村老老小小不到五十口人，他们都生活在这七八孔土窑洞里。年长的三姥爷八十多岁，他会整整一个冬季蹲在炕头抽着旱烟锅，说山说水谈古论今。三姥爷家有几棵老核桃树，秋天采下的核桃到了冬天才能风干，风干后的核桃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了，吃起来油脆浓香。来到这里听三姥爷讲话的人不少，小脚三姥姥是个善人，每天都会抓出几把核桃散给大伙。冬天嘛，村里人除过喂猪喂鸡，捎带着用大便把狗也喂了，闲的浑身不舒服，没事可干，没处可走，大伙就都涌到三姥爷家的土窑洞里。

窑洞里确实很暖和，蹲在炕头的三姥爷不停地抽着旱烟锅，窑顶上浮动着一层厚厚的烟雾，烟雾里也包含着人的各种气体。三姥爷的话稠密而沾满水汽，如同解开口子的麻袋，哗啦啦倒出一地湿漉漉的玉米粒。八十多岁的人了，气很足，话音高，情绪饱满，花白的山羊胡飞扬。

三姥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在瓦堡市开过店铺，店铺里卖的主要是煤油、大颗子盐、布匹和棉花，也有从南路的深山老林里打回来的豹子皮，从北路贩下来的骆驼皮等稀罕物。

三姥爷的经历是鲜为人知的神秘话题。有的人说他开店铺是地下共产党的一个接应点，有的说这个店铺有一间暗室，暗室里住着打仗受伤的军人。三姥爷说，都是假的，就是个做小本买卖的小店铺。

那段历史不太被三姥爷提起。他讲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无关。有关的那些事无非就打土窑、抓野兔、抽签问卦等等有着浓烈生活气息的鸡毛蒜皮之事。而这些故事被三姥爷讲得百听不厌，越听越好听。

打土窑洞是技术活，更是苦力活。三姥爷年轻时力气大，一个人放线画弧打过好几孔土窑洞。比如如今住的这几孔土窑洞就是先由他一个人抡起铁镐挖，后来来了其他人帮忙打成的。

陕北人的生活习性中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无论干多重的活一天就是两顿饭。两顿饭支撑起来的一整天高强度的体力消耗，磨砺的是陕北人的意志和精神气。完全可以在巨大的直接的皮肉之苦中硬撑下来的理由，无非就是他们用心力来担负和消解围击生命体的种种之苦。而那个时代的两顿饭几乎是毫无现在人追求的营养成分的卡路里人体必需的营业元素。能够把肚子暂时填饱就很不错了，那些野菜和糟糠做的窝头可以把喉咙划破，但是为了活下来，得失的关系被他们处理得很好。一天两餐的暂时饱腹无法使他们一天的劳苦得以平衡体能，因此他们的大多时间是在饥饿状态下卖力去干活的。

三姥爷打这几孔土窑洞时，同样是在饥饿中硬靠身体去完成这项具有着使命意义的工程。因为这几孔土窑洞对于散落在四处旧窑洞的居住着的同族而言，将会住在一起相互照应同甘共苦。正是夏天，日子长，土质软，太阳红，这样打土窑洞的每日进度部分能够被太阳的热度烘干。一日两餐的小米粥和小米干饭是对于受苦力的上等饭了。但是由于打土窑洞的时间太长，从夏天到入冬前都不能保证打好一孔土窑洞，所以一日两餐的小米饭根本无法正常供应，期间就要夹杂进去野菜和其它可食而不好吃的东西了。

周围的山鸡和野兔不是很多，那年月太穷，野物都会被饿死。存活不多的山鸡太灵活，即使不飞起来，在地上跑起来犹如一股黄尘，看得见摸不着。野兔的灵活在于跑的时候会跳跃，三姥爷等人饿得慌啊，过年时吃罢肉到现在见都没见过肉了，当然不包括自己的肉。于是他拿出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设置陷阱，争取套到一只兔子解解馋。

三姥爷用几根很细的麻绳打几个活结，活结的圈子露出地面，机关埋在土中，然后把兔子最爱吃的在马奶奶草放在活结的另一边，只要兔子经过此处伸头去吃马奶奶草，触及这个活结，它的头或者腿就会被死死套住。等了两天没有一只兔子会上当，好像这里的兔子都知道这是一个陷阱。第三天中午，三姥爷在老榆树下歇凉的时候，听见陷阱那边出来孩子一样的哭声，他一奔起来，飞跑过去查看，正是一只野兔的左前腿被这个活结死死套住，

挣脱不开的兔子发出孩子一样的叫声甚是凄惨。看见三姥爷的兔子更是挣扎着像要逃出陷阱，可是它越是挣扎，腿被套的越紧。三姥爷用脚重重地踩了几下兔子的头部，兔子不再叫唤了。它已经死了。兴奋的三姥爷把兔子提到老榆树下，三下五除二剥皮去内脏后，架在一堆生好的柴火上开始烤兔子肉。

跟三姥爷一块打土窑洞的那两个后生用沾满黄土的手吃着野兔肉，连连叫好。他们迎合着三姥爷得意的表情说出一大堆抬举的话。三姥爷大发其中一个后生提着陶罐到沟底里的那眼泉水处提水。三人每人仰起脖子就把一罐子水喝光，然后开始啃吃刚才吃过的骨头。一阵过后，地上只是一片白刷刷的兔子骨头，骨头上几乎找不到一丝肉。三姥爷说，如果有热水把兔子皮上的毛退掉也可以吃。显然一只兔子是无法满足他们三个人的胃。那个提水的后生说，用火把兔皮上的毛烧掉也可以吃啊。三姥爷说不了，这张兔皮留下要做个帽子。三人站起发出一阵响屁，谁也没有拍去屁股上的尘土，劲直走向已经打好多半的土窑洞里闷着声去干活。

饥饿状态下的人，其实对于吃到肉的欲望近乎于妄想。三姥爷意外地套到兔子，无疑成了村里人的一个大话题了。当这个妄想被转化为付诸实施的结局，村里人有喜悦有惊奇有嫉妒有恨意。

窑洞打成的那天是八月十五，三姥爷选了一个双月双日八月十八日的好日子入住。那天炖了一大锅烩菜，煮了一大锅玉米棒，蒸了一大锅麦子面和玉米面拌在一起的两面馍，村里几十号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这顿饭，算是暖窑了。

在没有出现楼房之前的漫长岁月中，窑洞作为这片土地上人们唯一的居住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窑洞里生老病死，度过生命中所有的悲欢离合。在无间断的起伏之中，大山与沟壑秩序化地扩散开整个黄土高原的辽阔，而这样的大面积呈现的自然地貌，好像上苍足够悲壮的心情袒露，这种袒露中释放的信号是土地与人构建的一种神秘而苦难的关系。窑洞适时地陈列于大地的皱纹中，如同大地的眼睛，平视着眼前被大山层层阻隔的远方。

三姥爷和村里的人每天抬眼望是一方蓝天，放眼看前方，不到三百米，目光就会被四周的大山拦住。如果是春夏秋的季节，村里人在上山劳作的时候，可以站在山头望望所谓的远方，舒展一下心情。而到了冬天，天寒地冻的日子总会被素裹上厚厚的白雪，只能蜗居在窑洞里，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邻里邻居之间相互走动走动而已。时间一长，人就压抑，压抑是一种心理方面的感受，被时空局限和被环境排挤到边缘化的一种有别于肉体疼痛的症状。过度的压抑会导致一个人内心的思维、思想、灵感等意识领域的各种因素交织于一起，发生矛盾和冲突，于是深思就会替代和缓解这种类似于焦灼的情绪，于是陕北人便会用乐观而抒情的方式消解这种压抑，信天游的诞生于流传，就是最好的最完美最动人的表达方式。

大冬天的日子是在严寒中一点一点挤过来的，特别是到了夜晚，没有方向感的寒风在后湾里打转吹着。这风像是迷了路，挨门挨户地用雪片和卷起来的树枝蒿草敲打着门窗，偶尔有一股风像拳头一样，擂着松垮的两扇木门，三姥爷赶紧跳下炕用双手顶住即将被掀开的门，一阵又一阵的寒流从门缝里灌进窑洞，睡在炕上的人赶快用被子盖住头，整个人缩成一团，像是冒起来的驼背。

冬天是难熬的，而冬季又是漫长的。

个头有一米八，体重不到一百二十斤，留着山羊胡，穿着黑棉袄和黑色的大裆棉裤的三姥爷，头上戴着一顶旧毡帽，双手插进袖口站在门前晒太阳，一眼看上去就是旧时候的一个人了。

三姥爷的故事讲不完，他的故事要不是与自己有关的，比如说打窑洞、设陷阱套野兔等，有一些是道听途说的和流传下来的。根据村里人的分析整理，发现三姥爷的故事在他二三十岁的十多年时间段里断线了，这条线索的中断，更让村里人怀疑他年轻的时候去瓦堡市开商铺是幌子，给共产党提供地下联络点是真相的疑问。三姥爷摇摇头说，没有的，就是做点小本买卖而已。

这个谜团在村里继续发酵着。三姥爷的故事总会绕开这一个时间段继续为村里人了乐此不疲地讲着。

腊月里的最有意义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排练秧歌了。三姥爷是组织者，他将几个村子的年轻人组织在一起排练秧歌，等到过了春节的正月初三，带着秧歌队到周围几个村子去拜年。排列秧歌的热闹劲不仅仅来自扭秧歌的人，那些围观者也会把情绪介入到这支队伍中。锣鼓家事一响，整个村子就动了起来，回响在山谷里的锣鼓声，一下子把这沉寂的千山万壑激活了。惊飞的乌鸦、喜鹊和麻雀，以及花色的公野鸡从山洼的这一头飞到山洼的那一头，犹如天空和大地的抛物线，叽叽喳喳地升降着精灵般的身影。

排练秧歌队的场地是后湾里这几孔老窑的土院子，土院子不算很大，但是找不到更大地平地了。寒冬腊月里一群人转着圈扭着秧歌，土院子的黄尘渐渐升起，不一会秧歌队的人都灰头灰脸的，包括那些看秧歌的老人和小娃娃的头发上和肩膀上落了一层黄土尘。

秧歌队最前面的那个瘦高个的中年男人口里含着一个反光的白铁皮哨子，他面向秧歌队不停地挥舞着两只手指挥着，腮帮子一鼓一陷地吹着口里的哨子，哨子底下的口水结成一根有一寸长的冰条了。他倒退着带着秧歌队向前走，不料一脚没走稳摔倒了，口中的哨子掉到地上，他忙捡起看到那根冰条折断，面露不悦，然后重新含在口中鼓一吐着口水吹哨子，继续带着秧歌队排练着。大家说，哨子上的那根冰条是他自诩功劳的证据，或者是他想表达自己导演身份的象征。

三姥爷一次也不离地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锅子看着秧歌队的排列。他让三姥姥烧开一大锅水，给秧歌队喝，让三姥姥拿出一簸箕核桃散给大家吃。他说闹秧歌也是个苦力活，看似红火扬大的跳弹了，其实也要出力流汗了。

正月初三已过，秧歌出台了。三姥爷带着秧歌队先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去拜年。热情大方的村里人会在院子的窗台上摆好水果糖、南瓜子、香烟等东西，等秧歌队拜完年后送给秧歌队。这样一天下来，秧歌队能收获到不少的东西。三姥爷便要分配这些东西。参与秧歌队的每个人都有份，能多拿一点的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能拿的更多的是家里无依无靠的。三姥爷自己不要，每天分发的时候，只是吃一颗糖就好了。大伙说这样不行，三姥爷为秧歌队跑前跑后的也很辛苦，应该拿一份。三姥爷微笑着挥挥手说，我一把老骨头了，不稀罕这东西。大伙心里齐刷刷地想到三姥爷年轻时在瓦堡市开店铺时，早就吃够了糖果和瓜子了。

三姥爷年轻时开店铺的事儿一直是村里有疑惑的事。外面的人传说三姥爷那个店铺是地下共产党的联络点，三姥爷从不承认自己做过那些事。他越是不承认，村里人越是不相信。后来三姥爷跟村里人喝酒的时候喝大啦，被村里人套出一句话。他口齿不清地说到谢子长、闫红彦在店铺的后窑里时，好像立即就醒了，摇着头说自己刚才是瞎说，没有那样的事。

三姥爷撤了店铺回家打土窑洞时候依旧身强力壮。打好土窑洞后开始了他大半辈子平静的乡下生活。他很少去城里逛街，很少与外界有来往。他务劳着几亩自留地和几块菜园子，过着粗茶淡饭的清闲日子。他说土窑洞好住，老窑洞更好住。因为老窑洞的墙面上时光一长，就会粘上人气，人气多了就养人。

三姥爷爱窑洞。他在自己的打的土窑洞了住了有四十多年。四十多年的窑洞就算是老窑了。三姥爷说大地方的人都住房子，房子是用砖块垒起来的，没咱土窑洞牢靠。土窑洞是天生的一块土疙瘩上挖出来的，没有一条缝儿，牢固；而大地方的房子是靠一块一块砖转垒起来的，满房子都是缝儿，肯定没咱的土窑洞好。他的这个人是影响了村里人对平房和楼房的偏见，认为这些房子容易垮塌。

三姥爷九十四岁的冬日里，正盘着腿坐在热炕头抽着旱烟锅子，打了一个盹把头低下再没有抬起来。三姥姥以为他又坐着睡着了，没理会。过了好一阵子，三姥姥不见三姥爷的山羊胡子有任何动静，平日里三姥爷坐着睡觉时，三羊胡子会随着他的呼吸一动一动的。三姥姥喊了一声老汉，没有应答。她用手推了一下三姥爷，三姥爷倒在炕上双腿蹬直，没有任何反应。

三姥爷辞世了！

三姥爷走后，老窑也好像老了很多，窑面子上的蒿草凌乱地在这个冬天飘荡着。三姥姥一个人守着老窑，站在门口就能看见门对面山坡上三姥姥的坟头。村里人知道三姥姥一个人孤独，便会过来陪她坐坐。有人聊天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聊到三姥爷生前在瓦堡市开店铺的事。三姥姥说人已经走了，这些事也可以说出来了。

三姥姥讲到三姥爷那个时候开店铺就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当时谢子长、闫红彦和郝怀等人经常到这里来商量事情。三姥姥也多次给他们做饭吃。三姥姥说他们都爱吃酸菜，到了冬天烩一锅子酸菜，熬一锅子干饭让他们吃。三姥爷是个仗义之人，有时候会把积攒下的鸡蛋煮上一大锅，用筐子捞出来让大家吃。三姥姥讲到中央红军到了这里的时候，店铺继续开着，一个姓杜的江西人带着他的弟弟长征过来，姓杜的红军因为要工作，顾不上再带弟弟，就把弟弟安顿在三姥爷家。三姥爷和三姥姥比照顾自己的孩子都认真，不出半个月，这个不到十岁的小后生的身体就有了明显的好转，三姥姥说他脸上有了肉，人就精神了。姓杜的红军时不时过来看看弟弟，一来二往与三姥爷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某一日点香结拜为兄弟。

期间，国民党多次进犯，双方在你退我进、我进你退的拉锯式战斗中持续了好长时光。不管面对怎样的局势，三姥爷的店铺一直发挥着地下联络的功能。姓杜的红军曾对三姥爷说，这个点一定要保密，如果被国民党识破，要求三姥爷宁死不说出红军的任何秘密。三姥爷用手拍了拍姓杜的肩膀说，我就是被他们千刀万剐也不会说出一个字。

店铺后面有套一个小窑洞，陕北人称后窑。偶尔会有受伤的红军被秘密送到这里来养伤。三姥姥便熬出一碗不稠不稀的小米粥喂喂他。姓杜的红军非常感激三姥爷一家人，就会时长过来给三姥姥家劈柴捣煤以表感谢。

中央红军离开后，三姥爷一直带着姓杜的弟弟。整整带了五年时间，这个弟弟也在战火中长大了，离开三姥爷家随着哥哥去往延安。

解放后，姓杜的红军在某军区任职，曾六次写信联系三姥爷，三姥爷一次也没回信。三姥姥说三姥爷这个人从不麻烦别人，尽管家里的几个孩子都需要帮助，但是他的性格使他永远不会开口求别人。当时三姥爷每看到一次姓杜的来信，就会几天不说话。

如今，那几孔老窑正被淹没在草木枝叶的繁茂之中。后湾里已经是一个没有人烟而被废弃了的古老小村庄。那些多年不见的喜鹊、乌鸦、野鸽、野兔等野生动物跃然而出，这里，已然是大自然造化时的那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责任编辑：黄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