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汤花

                                                                                             毛德远

我妈是个病秧子，说是得了心脏病，当时我不知道心脏病是什么病，听我伯母说，心脏病随时都有可能死掉，我们三兄妹就非常害怕，自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们就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妈妈会突然离我们而去，心里留下很深的恐惧和阴影。

我妈长期住院，最久的一次住院是在邻县住了一年半，幸好那年代住院大部分是公费，加上我爸爸是生产队长，又是民兵排长，生产队的社员对我们家抱着深厚的同情和宽容，所以，在我妈需要陪床日子里，我爸哪怕是没有出工，记工员兼会计邓永财仍然会给我爸记一天工分，只不过是最低工分罢了，一般是6分，一个劳动力正常是10分。

当时是由生产队长提议每个社员该得多少工分，再由全队社员举手表决，要有六成社员举手通过，才能决定某个人的工分。因为有的人能扛得动250斤的木头，有的人只能扛住150斤的木头。所以工分一般分成三个等级：一级12分；二级10分；三级8分，而末成年社员则是6分。

一个工分有多少钱要到年终才知道，是按照全队一年的总收入除以总工分，然后得出结果。这些钱是由强劳力出外搞副业挣来的，副业主要是社员上山伐木，把木材卖给收购公司得来的，也有的是卖药材得来。

当然，有少部分社员对我爸旷工又能记工分不满，因此，我爸为了不让人说闲话，就把我妈交给护士照顾，除非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我爸才会去医院陪我妈。我爸一直请求大家不要选他当队长，但是大部分社员不同意，我爸爸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

风从天井里灌下来，把挂在门框边的艾草和菖蒲吹得左右摆动。这是妈妈在端午节时用竹丝把艾草和菖蒲捆在一起，然后用红纸条包在捆绑处，挂在门框两边的。听说可以辟邪和纳福。

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屈原，小时候我们不知道屈原是何方神圣，也没有人跟我说他是大诗人，所以我不把屈原放在心上，只知道屈原是个老好人，能让我们吃到粽子。

妈妈就是在端午节的第二天心脏病发作，被生产队的拖拉机送到公社医院去抢救，然后又转院到县大医院，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了。爸爸把妈妈送去住院之后的第五天就回来了。我和两个妹妹经常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爸爸总是叫我们不要担心，过几天就回来了。

当时我9岁，大妹7岁，小妹5岁，我们不太担心妈妈的病情，想得更多的是妈妈什么时候回家，尤其是我看到小妹整天哭着要找妈妈时，我心里就更想妈妈了。有时，我劝不住小妹的悲泣，我们三兄妹就抱在一起痛哭起来，哭就像病毒，是会传染的。

如果妈妈回家，我就不用提着沉重的潲水桶去屋外的猪栏里喂猪了。妈妈为了还清欠生产队的债，我们家养了两头猪，喂猪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一日三餐，一餐都不能落下。

按照规定每个家庭只能养一头猪，多养一头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可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但是大队书记和武装部长知道我妈常年生病，又欠了很多债之后，特批让我们家养两头猪。

大妹则负责煮菜。我和小妹都叫大妹为：“矮墩”，因为她只比我小妹高一厘米，比我矮十厘米，所以，我总是嘲笑大妹矮。大妹一听我叫她“矮墩”，便嘟着嘴骂我。她的嘴巴很厉害，骂人一套又一套，也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有时我骂不过她，就动手打她，不是打她一耳光，就是把她推倒在地上。她哭个不停，到傍晚她不去煮菜，我才后悔打了她。

我小妹也有一个外号，名叫“哭虫”，不是她很会哭，而是她比我和大妹都会哭，和其他能哭的小孩相比，她不算特别会哭。自从我小妹两周岁开始，我妈的心脏病就发作了。妈妈在家的日子少，在医院的日子多，小妹成为“哭虫”是必然的。

我和“矮墩”坐在厨房的八仙桌上商量晚上吃什么菜？我家只有芋子、南瓜、土豆、地瓜、笋咸、豆腐乳，想吃肉类的菜就像傻子想娶美娇妻一样，简直是异想天开！

我对“矮墩”说：“这些南瓜呀地瓜呀我都吃怕了，想想就让人难过，‘矮墩’你能不能想些办法，煮别的菜吃？”

“你想得美！要是妈妈能回家就好了，我最喜欢吃妈妈煮的菜。”她郁闷地说着。确实，妈妈能把土豆和芋子煮得像泥鳅一样滑溜、可口、美味。

因为刮风，我把大门虚掩上了，这时，大门“吱”的一声响了，不知是谁来我们家了，但肯定不是我伯父一家人，他们都去岳父家喝喜酒了。我回头从木窗往外看，原来是我们村的大队长，他比爸爸大5岁，跟爸爸的关系很铁。

他进来告诉我们：你们妈妈出院了，今天傍晚会回家煮饭给你们吃，你们等着吧。说完就递给我们每人两颗水果糖，我们如获至宝地笑了。他看了一下厨房，摇了摇头就走了，显然他看到是锅碗瓢盆没有洗，地也有一星期没有打扫，到处是甘蔗渣、桔子皮和竹篾火把烧过留下的竹炭。

妈妈会回家的消息，让我们心里乐开了花，我叫“矮墩”去后门等妈妈，我去大门等妈妈，因为有两条回家的路，不知道妈妈会从哪条路回家，“矮墩”的嘴巴比较宽，她笑起来嘴巴更宽了，此时，我不觉得她丑，反而觉得她很美。

我到大门口等了大约半小时，妈妈还没回家，我等不及了，跑到距离家200米外的杨厝弄去等妈妈，这时有两个小伙伴拉我去采橘子，我死活都不肯去，等到妈妈比吃100斤橘子还甜，何况小伙伴是叫我去偷橘子，不是采自家的橘子。

风更大了，一阵阵地狂吹，像是要吃人的野狼在吼叫，它不是持续地吹，而是猛刮一下，然后停下，接着又猛刮一下。突然，我听到“啪”的一声巨响，两片灰色的草瓦从屋顶掉下来，砸在一堆褐色的牛屎上，牛屎被砸得四下飞溅，掉落到我的人字拖鞋上。

我非常恼火，狠狠地骂了牛几句，可惜牛没在，听不到我的骂声。我从来没有骂过牛，一是生产队的牛能顶好几个强劳力；二是牛死后，我们家能分到一两斤美味的牛肉；三是牛屎可以当作肥料，给蔬菜和稻谷带去营养。

早上我经常被爸爸叫醒去捡牛屎，因为把两箩筐干牛屎卖给生产队，可以记一个工分，大约有一毛钱，差不多半个月，我就能捡一箩筐，牛屎其实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臭。

我跑到穿村而过的水渠里，脱下拖鞋，把它洗干净，顺便把脚背洗一下，重新坐到杨厝弄的廊屋下。那里有一条五米长的板凳，这条板凳是铁蒺藜树制的。据说铁蒺藜树最少要长200年才能成材，它像铁一样坚硬。这条板凳应该在我出生前几十年就摆在那里了，经过无数人屁股的摩擦，已经油光发亮。

我在廊屋下等了大约一小时，还是没等到妈妈，心有点着急：为什么妈妈还不回来？是不是又犯病了？还是误了班车？或者班车不来了？那时村里只有早上一趟班车进城，傍晚5点左右在大队坪停一下，等旅客下车之后，继续向更偏远的山村驶去。

有时班车不一定会来，如果没有人坐，司机就会把班车停在公社门口不上来；有时班车会坏在路上，只能等修好了再来我们村接客。

我正在发愁时，一个名叫先飞的伯伯从我旁边走过，他背着一个印着“毛主席万岁”字样的军包，是浅绿色的帆布做的，这是退伍军人才有的包，是令人羡慕的“奢侈品”。

我猜他是从公社回来，否则不会背这么好的包，于是，我上前拉着他的手问：“先飞伯伯，你看见我妈了吗？”他下意识地举起右手，想向我行军礼，一想到我是小孩，他又把手放下。

“我没有看见你妈，她去哪里了？”他曾经在福州军区某部队当过炮兵，还参加过金门炮战，立下了三等功，所以他退伍之后，能在公社的武装部工作，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

我说：妈妈去县医院住院，今天出院，托人带口信说会回来。他说：可能班车误点了，他是坐第8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公社回家的。说完之后，笑着拍一拍我的肩膀，好像鼓励我继续等下去，然后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走了。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军人，盼望长大后能参军，或者当警察。

我有点失落，但并不失望，我想一定是班车误点了，我得继续等下去，还好天没有暗下来。我坐在铁蒺藜长凳上，突然想：妈妈会不会从后门回家了？一想到这里，我赶紧站起来，准备回家，转念一想，又担心妈妈没回家，而我回家之后，妈妈正好回来，我没有去接妈妈，妈妈会很失望，于是，我重新坐下。

风更狂暴了，农历7月底的风有点凉，我只穿着一件背心，被风一阵阵刮着，有点发冷。我忽然发现对面山上下大雨了，巨大的乌云向我村方向飘过来，如果我不回家，可能会被雨淋一身，正在迟疑时，住在我家对面的周金才伯伯叫我回家，说马上要下大雨，不要再等了。他硬是拉着我的手向前走，我只好跟他回家了。

我从大门口跑到厨房，一看家里没有一个人，妈妈和爸爸都没有回家，两个妹妹也不在家，我赶紧跑到后门去看，远远地看见两个妹妹坐在前面堤坝上，拉长脖子向前看，狂风撩起她们的衣摆，我见状有点想哭。没想到她们比我更渴望妈妈回家，连风雨都不怕！

我担心下雨淋着她们，跑到她们面前去，一手拉着一个，想把她们拉回来，但是她们不愿意回家，“矮墩”说一定要等妈妈回家煮饭吃，否则，她不会煮菜给我吃。

我只会煮饭，不会煮菜，于是我只好回家，从米缸里舀出一斤米，淘洗好之后，倒进锅里，加上大约一斤半的水。

我接着去灶前烧火。这些柴火有一半是我周日上山砍来的，那时周六学生是要上学的，但是劳动课比语文课和算术课还多，也不知道是哪个专家制定的。

厨房只有12平方米，一个土灶台，上面架着三口锅，小锅用来烧开水；中间的大锅用来煮饭菜；后锅用来煮潲水，专门为猪服务。我要负责把潲水炖热，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是一项技术活。

我很讨厌喂猪，尤其是在晚上，点着一把忽明忽暗的松明火，一直陪伴两头猪把潲水吃完，这需要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会被蚊子咬出十几个小红包来。

雨终于落下了，但不密集，就是比较大，一颗颗打在屋顶的灰瓦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我突然想起两个妹妹还在堤坝上等候妈妈，于是，赶紧去卧室找来两把雨伞，给她们送伞去。

“矮墩”撑着雨伞，把“哭虫”护在雨伞下，由于风大，我们三兄妹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把小妹夹在中间，慢慢地走回家，虽然只有100米路，但是我们的裤脚都被雨淋湿了。还好“哭虫”没有哭，也许有盼头的人都会忘记烦恼吧。

昼光渐渐消失了，就像渐渐逝去的交响乐终章，初秋的天黑得比较慢。雨持续地下着，我叫“矮墩”去煮菜，她死活都不肯去，还是那句老话：要等妈妈回来煮，妈妈煮的菜好吃。

这时，厨房的后门传来一阵敲门声，我们异口同声叫起来：“妈妈回家了——”我眼疾手快，伸手拉开两个门闩，一个令人失望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她是“地主婆”，不是我妈！

她撑着一把旧油纸伞，雨水正顺着伞往下滴落，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竹篮，里面装着半篮子米汤花，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木槿花。这些米汤花足足有三斤，够我们吃三餐。

她是我邻居，我家厨房和她家厨房仅一墙之隔，她家比我家矮1.5米左右，她一家人说话我们都听得见。她名叫肖暖玉，这个姓在我村只有她一人，村里的四大姓分别是：吴、谢、叶、毛。

我对她很反感，因为我爸告诉我：她原来是地主的老婆，解放后，地主被押去坐牢了，财产也被政府没收了，她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嫁给老会计邓永财。每次开批斗会，她都会被民兵或者红卫兵押到会场的舞台上去，前面挂着一个长方形纸牌，上面写着：“地主婆”三个字，和“臭老九”“走资派”“修苏特”站在一起。

我没有见过坐牢的地主，但天天都见到她的老公。有时我不解地问妈妈：她不是邓伯伯的老婆吗？怎么是地主婆呢？我妈就叹一口气说：唉，这世道不知怎么了！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叹气，继续问，妈妈叫我别问，一下说不清楚，等我长大就知道了。我妈对她是有好感的。我却对她很反感，因为我爸爸总说她的成分不好，叫我少去她家玩，可我妈坚决反对我爸对她“嚼舌根”。我是站在爸爸这边的，毕竟爸爸是民兵排长，是准军人，政治立场很坚定。我爷爷是雇农，我爸爸自然是根红苗正，不可能和地主婆站在一边。

“地主婆”把篮子放在八仙桌上，对“矮墩”说：先把米汤花的花托摘掉，洗干净后，加一点地瓜粉拌匀，把米汤倒入锅里，用中火煮五分钟，再加少许白砂糖，然后舀起来……“矮墩”点点头，说知道了。“地主婆”这才走了。

我乜斜一下“矮墩”，对她接受“地主婆”的米汤花表示不满，她眼珠翻白地剜我一眼，便扭过头去不理我，刚才在雨中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兄妹，又翻脸不认人了。

我看了一下篮子中的米汤花，心里微微吃惊——它们太美了，拳头大小的花朵尽情地绽放着，花瓣外沿一大半是粉红色的，底部的一小部分是深红色的，花蕾是金色的，花瓣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有点像牡丹花，还带着淡淡的清香，花朵被绿色的花托托着，犹如一双大手捧着花朵……唯一惋惜的是“地主婆”送来的，如果是邓永财送来的就好了。

“地主婆”个子不高，大概162厘米，但是身材苗条，皮肤白得像白莲花，鼻梁儿高挺，眼睛又亮又大，像倒映在小溪上的月亮，头发总是盘结在脑后，用一根银簪固定住，头发散发着山茶油渣的味道，那时的人都用山茶油渣洗头，很少人用得起香皂。她身上穿着一件青色斜襟立领的大襟衫，扣子是用布料制成的，像放大20倍的火柴。

虽然她天天都帮生产队干活，比如晒谷子、送点心、煮饭菜。但是，因为她是裹脚的女人，干不了重活，只能干些轻活，所以挣的工分才6分，和未成年人同酬。我最讨厌她的脚，因为她的脚小得像婴儿的脚，不仅又白又小又短，而且严重畸形，我叫它为“鬼脚”。

可是我妈很喜欢她，说她会识文断字，我妈只上了一年私塾，“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我妈能认得好几百个字，都是“地主婆”私下教她的。“地主婆”还教我妈唱《梁祝》和《牡丹亭》，她最爱唱那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有时我在厅堂里偷听她在卧室里教我妈唱歌，唱得简直像鬼叫，听得我浑身起鸡毛疙瘩，可是我妈却说“地主婆”的歌声像百灵鸟一样动听，像仙女的嗓子一样迷人。呸！呸！呸！不知道我妈怎么会被“地主婆”教唆成那样，我很想去告发我妈妈和“地主婆”，但是怕我妈被人抓起来，我便没有勇气去告状，也没有勇气把这事告诉爸爸。

我怕爸妈打架。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爸不会和我妈吵架。在家里只有我妈骂我爸的份，不是我爸怕我妈，是因为我爸怕惹我妈生气之后，使她心脏病复发。我爸并不反对“地主婆”来我家玩，只要“地主婆”在我家没有客人时来，我爸便默许了。

“矮墩”把桌上的篮子拿下来，把米汤花放在灶边的长板凳上，然后拿出一个大碗，把一朵朵米汤花捏起来，耐心地把花托摘掉，她的手纤细又小巧，动作虽然不快，但是很优雅，就像我那会拉手风琴的班主任的手。可惜“矮墩”不会拉手风琴。

“哥，你也来帮忙摘花托吧，我一个人不知道要摘到什么时候呢。”“矮墩”有点讨好地对我说。

我一看就来气说：“‘地主婆’的东西你也要？当心她的糖衣炮弹！我不吃，也不会帮你摘花托。”我别过脸去，还忘不了乜斜她一眼，表示不满和不屑。

“哼，等我煮好，你不要吃啊。妈妈教我不要乱说‘地主婆’的坏话，她也是人，还是一个美人，只不过年纪大了一点。”

“这事我听爸爸的，不听妈妈的。”其实肖暖玉不算是真正的“地主婆”，她是地主的小妾，听说是二姨太，她比地主小15岁，嫁给地主的时候，才15岁，她当二姨太没两年就解放了，没有给地主生下一儿半女，后来改嫁给贫农成分又有点文化的邓永财。

她比我妈大16岁。她的皮肤虽然白皙，但是经不起岁月和人事的摧残，眼角的鱼尾纹像核桃壳一样深。毕竟经常要被红卫兵揪去批斗，那种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还好邓永财对她很好，把她当作手心里的宝，在外人面前，他经常会假装骂她，但在我和妈妈面前，他对她是很好的。

有时，她在我家玩到深夜11点，邓永财就会拿着手电筒来叫她回家，担心她的脚走不了夜路，眼里满是温柔和恭敬。要是现在，邓永财是娶不到如花似玉的“地主婆”的。也许她在外面饱经沧桑，回家之后，却尝到极致的柔情，所以她脸上虽然皱纹横生，但笑容仍然像米汤花一样灿烂。

“哭虫”一说肚子饿，我这才想起锅里的米饭，我马上揭开锅盖来看，立即闻到一股烧焦味，我赶紧拿来笊篱，把煮得像粥一样的米饭捞起来，倒入饭甑里，又把米汤舀到钵头里，再把饭甑放到锅里去蒸。

我又走到灶台前去烧火，烧了半小时之后，饭终于熟了，可是没有菜，我只好用饭勺舀出一点饭，夹几块笋咸到碗里，把碗递给“哭虫”吃，她一看是笋咸，说不吃了，一定要吃米汤花。

这时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雨也停了，乌云也散去了，当天边最后一丝日光被黑夜吞没之后，我开始失望了：妈妈应该不会回家了，她到底遇到什么情况呢？为什么说得好好的又改变了想法？会不会又犯病重新住院呢？我想告诉“哭虫”和“矮墩”：妈妈应该不会回家了，但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怕打破她俩心中美好的盼望。而且我不敢肯定妈妈不会回来，万一妈妈为了省钱，搭生产队的拖拉机回来呢？我们村每个生产队都有一辆拖拉机。

对，不能失望！妈妈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煮菜时猪油都舍不得放，只用舀油的调羮在锅底抹一下就拿起来，我们三兄妹的衣服破了，她就拿碎布用针线补上，所以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

后门再次被人推开，我又以为是妈妈回家了，惊喜地从凳子上站起来，一看竟然还是“地主婆”！我真的好烦她，今天已经两次让我误以为是妈妈回来了，我瞟她一眼问：“你有完没完？”我虽然调皮，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敢用这种语气和大人说话的。

她没有理我，笑着问“哭虫”：“现在已经晚上8点了，你们还没有吃饭吧？我听见你们家的猪饿得一直在叫唤，我想你们肯定没有吃饭。”

“我们要等妈妈回家再吃饭。”“哭虫”委屈地回答。

“我们一边煮菜，一边等妈妈回家好不好？如果妈妈这么晚回家，一定很累，她可能连煮菜的力气都没有，她是刚出院的病人，需要静养。”她看“哭虫”点点头，于是，走到灶边开始烧火，然后回到灶后开始煮米汤花。

这时，“矮墩”从卧室走出来，她不哭了，拿一个小板凳站在灶台边看“地主婆”如何煮米汤花，因为她只比灶台高出两厘米，所以要站在板凳上才能看见锅里的情况，平时她煮菜也是要站在板凳上的。

“地主婆”先把山茶油倒入热锅里，放入蒜泥和姜丝，炒了十几下之后，看蒜泥和姜丝有点焦黄了，于是把两斤左右的米汤倒到锅里，煮了大约五分钟，等米汤开了之后，再把一半的米汤花倒入锅里，等待它煮沸。大约六分钟米汤花煮沸了，她从裤袋掏出一个小瓶，拧开瓶盖，把瓶口向下，往锅里滴入液体……

我一看吓一跳，“地主婆”会不会给我们下毒？听说她非常恨那些批斗她的人，我爸是民兵排长，当然也参与了批斗，她可能会为了报复我爸而给我们下毒，我大声叫道：“你那是什么？”我的叫声吓她一跳。

“放心吧，我不会害你们的，我想要给你们下毒，也不会当着你们的面下呀。这是香油，加入香油之后，米汤花就更香了。”

“香油是什么做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我被她一说，觉得有点道理，但是依然保持着警惕。

“哦，香油就是用芝麻榨成的油，也叫做芝麻油，我们家老邓偷偷地在山里种了一片芝麻，你们没有吃过，所以我就带来给你们开开荤。”她笑着说，脸上泛着白光，在电灯下看去特别美。毕竟她才40多岁，还剩余一些姿色，像要开败的玫瑰花，有一种凄美。

我爸爸从来不敢种芝麻，因为他怕被大队书记批评，很多种芝麻的人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给拔掉了。她把种芝麻的事情告诉我，说明她相信我不会去举报她，我这才不那么反感她。

她煮好米汤花之后，舀到一个大碗里，用木盖把它盖上，防止它凉掉，接着炒了一盘土豆，炒好之后，再盖上盖子，然后又煮了一碟红烧芋子，每一道菜都加上香油，因此，整个厨房都氤氲着好闻的香味。

“哭虫”也笑了，“矮墩”则一直盯着“地主婆”的手，看她如何操作，完全忘了一切，那种专注的神情，我第一次看见。

三道菜被“地主婆”一一端上八仙桌，桌上本来有一碗笋咸和豆腐乳，共五道菜。“地主婆”把米汤花菜放在中间，把其他菜分别放在它的周围，形成像国旗上的四颗金星围着一颗大金星的样子，有一种对称美，没想到“地主婆”这么讲究，我妈可不会这样刻意摆放菜。

“地主婆”叫我们开始吃饭，我还担心“地主婆”害我，不敢先吃，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先吃一口，看看味道好不好。”她说罢便拿起汤匙，舀起米汤花菜吃了两口，然后说，“嗯，不错，我对自己很满意。”

这时两个妹妹已经等不及了，她们饿极了，闻到香味就流口水，所以要去舀米汤花菜喝，“地主婆”忽然轻声说道：“哦，瞧我这记性，我忘了放葱花了。你们待一会儿吃。”她走到灶台边，拿来已经切碎的葱花洒在米汤花上，然后拌均匀。

我一看，浓淡相宜的米汤花菜被装在雪白的大碗里，大约2000毫升，够我们吃饱。米汤花已经被煮得褪色了，枯萎了，但是仍然很美，尤其是在绿葱花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美艳，像一幅西洋画，它不断地散发出幽雅的清香；又像把许多含苞和盛开的金银花放在一起一样，美得灼人眼睛。

“地主婆”说：“大家开始吃吧。”她拿出三个饭碗，把米汤花菜舀成三碗，一一递给我们，自己也拿着汤匙喝着。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看我们吃，就像看着自家的孩子一样，她生了两男两女，最小的孩子已经上初三了。

我看两个妹妹喝得津津有味，终于忍不拿起汤匙去舀米汤花菜喝，这一喝可不得了：它的味道好极了，又香又甜，又滑又爽，像泥鳅一下就溜到胃里，我从来没有喝过如此美味的米汤花菜，它深入我的味蕾之中，一辈子都无法散去。

我放下所有警惕，开始虎咽狼吞起来……那晚我没有吃饭，就吃米汤花菜饱，而且撑得肚子像要炸开似的。后来“地主婆”又去哄“哭虫”睡觉，她一边轻声哼着催眠曲，一边轻轻拍着“哭虫”，我在她的歌声中不知不觉睡去了。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地主婆”变成了我妈，接着又变回“地主婆”，总是在两者之间不停地变换。第二天早上，我被妈妈叫醒，原来妈妈和爸爸乘公社书记的吉普车回家了。

后来，我再也不叫她“地主婆”，改口叫她暖玉伯母，她说如果我想吃米汤花菜，就自己去采。那棵米汤花树长在我家后门对面的菜园里，隔着一条西门下溪，是邓永财的爸爸种下的，它已经长到三米高了，树冠也有两米多，每年6到9月，它就开始开花，开得繁密、明媚、恣意。可惜它是一种容易凋谢的花，听说朝开暮落，当时我没察觉到。

有一年发大水，把那棵米汤花给冲走了，我一边看它被洪水冲走，一边哭喊着，无奈我的哭声无法打动洪水，只能眼睁睁地看它流走，暖玉伯母叫我不要哭，等明年开春，她再种一棵就好了。

我上初一后，是寄宿在校的，有个周末我回家，妈妈说暖玉伯母因为上山采猪草跌入悬崖摔死了，才47岁，她生命就像米汤花一样短暂和凄美！我一听，眼泪止不住地往外奔涌。

妈妈叫我不要哭，说人的命数是上天注定的，值得高兴的是暖玉伯母平反了，不再是“地主婆”，而是受地主迫害的少女，是地主花五块大洋买来做二姨太的。

我问妈妈：暖玉伯母是小脚女人，她从来不上山干活的，怎么会去山上采猪草呢？妈妈回答我说：她说自己脱掉了“地主婆”的帽子，就特别开心，要像正常妇女一样上山下田劳动。唉，早知道会摔死，倒不如一直当“地主婆”呢！

从此，那棵米汤花树和暖玉伯母就经常闯入我的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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