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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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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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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深深

                                                                       张建光

徜徉九曲溪畔隐屏峰下,环顾新落成的“武夷精舍”,朱子难掩喜悦,一气作“精舍杂咏十二首”。开篇曰:

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

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

“武夷精舍”在山中构仁智堂,左建隐求斋,右搭止宿寮。另辟竹坞,累石为门,坞内兴观善斋,门面筑寒栖馆。山巅立晚对亭,临溪站铁笛亭,前山口拉起柴扉,挂上书院的匾额,至于饮茶的“茶灶”,就以溪中的一块巨石充当,上无片瓦半木……简陋如此却称“精舍”,原因在于朱子匠心独运,带领学子“勤工俭学”营建外,那就是书院所处的位置和“精舍”的象征意义:武夷山水人文精华尽在九曲溪,九曲又以五曲为胜,书院便坐落于此;人住的地方是宿舍,灵魂所寓当为“精舍”。

朱子吟武夷精舍的诗得到热烈的反应。董天工在《武夷山志》列举了52位“和”诗。其中不乏大家,如陆游、袁枢、杨荣、陆廷灿、萨天锡等。诗歌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政敌们抓住“居然我泉石”之句,攻击他有独占武夷山之意。朱子“昨关目思量,许多纷纷,都以《十二咏》首篇中——‘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触处作灾怪也!”他后悔遣词造句的随意,却不悔不改兴办书院的初衷。

朱子拥有浓郁的书院情结。与他有关的书院有67所,成千上万学生为他亲炙,陈荣捷教授考证的正式注册有名有姓的就有488人。翻阅花名册,竟有二代、三代同时就学于其门下。可以这样说,中国教育史上,与书院关联之多、用心之深、规范之全、效益之好,无人能出朱子之右。

书院与一般的官学和私学有何不同?我给文史馆提交过一篇论文,以“武夷精舍”为例,以新理念、新学校、新教材和新方法阐述书院的特点。

新理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朱子认为“大学”乃“大人之学”;“明明德”指的是令人自身所具的美德显明;而“亲民”则为“新民”之义;那“至善”则指事物道理和道德的极点状态。这是儒家的“三纲领”,所说的是显明自身光明美德,由此推及他人,令其自我革新,以抵至善至美的境界。用现代人语言说,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培养一代“又红又专”社会有用之才。朱子从本体论“理”的高度论述教育:性即理。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气以成形。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前者浑厚之善,完美无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通本质;后者是天欲人性的综合体,善恶皆有,是人的特殊本质。一旦性为人欲蒙蔽,人性就成了人恶。但“人性可复”,一旦“去其质之偏,物欲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人就可以为善、为贤、为圣。“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教育的大本和全部价值就在这里。

基于此,书院强调教化,追求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高尚。钱穆说:“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张昆将、张溪南先生在《台湾书院传统与现代》书中,对书院的性质也如此概括:“既是立志于圣贤的人格养成之地,也是孕育治国平天下栋梁之才的场所,更是传承优良文化的的堡垒。”一句话,书院德育为先,“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

也基于此,书院不以科举考试为教育目的。虽然朱子本人是从科考中脱颖而出的;虽然朱子的弟子不乏金榜题名者;虽然他日后的著作成为开科取士之制;但朱子对科考的弊端看得很清楚:“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他多次向朝廷建议,改革科举,提出由朝廷和地方联合选拔人才。他所从事的书院教育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和修正。

新学校

“道迷前圣院,朋误远方来。”

考亭书院这幅对联还有个故事。此联前身为门人赵蕃为“竹林精舍”所题,“教存君子乐,朋自远方来”。朱子觉得不妥,自谦地作了调整。自己的道统还不完整明晰,恐怕会耽误前来的学者朋友。现在复建的“沧洲精舍”就是原来的“竹林精舍”,也是朱子去世44年后,宋理宗御书的“考亭书院”。大门两边的对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也是朱子所题。意指遵守父亲的遗训,佩韦改正自己急躁的性格;不忘恩师的教导,做一个道德内蓄的君子。有人说前联是“国联”,后联是“家联”,当以前联为重。我倒认为两联俱是朱子为考亭书院而撰,孰重孰轻、悬挂何处皆无碍无妨。两联所述之义,倒是很好地说明书院的性质。

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朝,而朱子对书院制度贡献是开创性的、全面的。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的道德要求;《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教规等就是很好的例证。台湾专家黄俊杰教授指出,中国的书院乃至同期的东亚书院学规,“深深浸润在朱子学的价值理念共同体之中。这一点与清代台湾书院的碑记,显示出强烈的朱子学取向……都共同反映朱子的书院教育,对于东亚地区传统教育所发挥的典范作用。”朱子书院主张大体可用“传道济民”来概括,即赓续道统、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朱子是哲学意义“道统”的确立者。他以“危微精一”即儒家十六字“心传”,阐述理想的“道统”,且将传承排列成一个谱系:上古圣神,继之尧、舜、禹、成汤、文武;然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然后周子、“二程”承接千年不传之绪。从中可以看出,儒家道统传承自孔子之后,其重心已自觉地由君道转移为师道,教育成了传承的核心和重要载体。书院的种种功能都是围绕传道而展开。这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中断的原因所在。

书院能够坚持思想学术的独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办学机制。虽然有些书院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褒奖,但大多数都是民间设立,其创建和运转主要依靠自身。本来“武夷精舍”的营建,作为时任福建安抚使的赵汝愚及志同道合者都表示要倾力相助,可朱子坚决谢绝支持。所以他的书院经费更为窘迫,甚至要以私人名义向建宁府的韩元吉告贷。有位颇有身份的学生胡纮前来书院,原以为会得到只鸡半鸭的接待,谁知道竟和师生共同“享受”“脱栗饭”“姜汁茄”,以致积怨甚深。“庆元党禁”时,已为太常少卿的他,落井下石,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事加害朱子。

新教材

“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

事实上,朱子很多著述大抵因为讲学需要而作。他编的教材是成系统和配套的。既考虑到受教育者年龄大小、身份不同;又考虑到不同学子秉赋差异;也注意到教材之间的平衡与衔接;还兼顾了儒家的经典与新近学术成果的关联。西方学者狄百瑞将朱子的教材分为十一项,从针对懵懂少年到皇帝达官,应有尽有。

其中最为朱子看重的当然是《四书章句集注》。中国古代教育经典原来是《六经》,汉以后失去了“乐”而为《五经》。随着时代发展,原来的经典对社会发展的指导性、与释老的抗衡的针对性、对学子学习的渐进性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朱子与时俱进地以《四书》代替《五经》。“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而“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此之前不具有经的地位。朱子让中国古文化主题更为鲜明,体系也更为系统,也让士子学习儒学更好地循序渐进。朱子明确了新旧经典的内在逻辑顺序:先《四书》后《五经》,前者是后者的阶梯。而就《四书》内部体系而言,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来学习:“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语类》。它是朱子与弟子答问语录的汇编,其范围广泛,涉及众多领域,展现了朱子宏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是“新儒学”的精华,仿佛是“论语”的新版。朱子去世后15年,弟子们就开始了搜集,直到1270年,黎靖德集大成,编成了洋洋大观140卷本。胡适先生写过“《朱子语类》的历史”专文。吴坚在“建安刊朱子语别录长序”中说道:“朱子教人既有成书,又不能忘言者,为答问发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在成书引而不发者,《语录》所不可无也。”《朱子语类》不失为学习朱子思想的最好教辅。书中的问答方式也是书院教学的一种好方式。

新方法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是朱子“观书有感”诗的第二首,讲的是读书之法。第一种读书不得法,未下苦功,学不对路,犹如水浅时推移搁浅巨舰;第二种读书得法,痛下苦功,方法到家,如同春水涨发,巨舰行驶轻如鸿毛。朱子曾说过:“道有实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钱穆先生言:“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有人将朱子的教学方法归纳为:对话法、讲授法、引导法、点化法、时习法、示喻法和感化法。我则总结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教育学习相长;致知笃行并重;课里课外结合。

朱子在书院教育还开创了会讲与升堂讲学的制度。1167年朱子造访湖南长沙,与张栻进行了著名的“岳麓会讲”。讲论涉及主题丰富,有“太极”“中和”“仁说”等等。讲论中争论激烈,门人范伯崇回忆:“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讲论氛围热闹,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风焉” “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后,又邀请与自己学术主张不同的陆九渊前来讲学,并让其打破惯例,留下提纲镌刻于石。“武夷精舍”期间,朱子曾言:“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朱子倡导的会讲与升堂讲学,打破了传统书院的门户之见,为不同学派的思想提供了学术交流、争鸣的平台。它对探索真理、发展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优游山水,自然施教是朱子书院教育的另一特色。《礼记·学记》中言:“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朱子深以为之。在他心目中,教育是生命教育,亦即完善生命,提升生命。“天地大德曰生。”要让学子“读万卷书”,更要让他们“行万里路”。所以在书院的选择上,应是山水绝佳处。议及白鹿洞书院所处地理位置时,他说:“山中间旷,正学者读书进德之地,若领访诸贤固心倡导,不以彼己之私介于胸中,则后生有所观法,而其败群不率者亦且革心矣。”办学“武夷精舍”,更是把整座武夷山作为教学空间,经常带领学生游历灵山秀水,从中领略理学的深刻哲理。门人叶贺孙曾说:“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脍炙人口,流传百世的《九曲棹歌》就是这样写就的。

“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此刻,朱子吟诵之声又回响耳边: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责任编辑:黄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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