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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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耀武
乡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哺育了古今中外众多的作家。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中，乡村的叙事、想象和抒情，构成了文学版图的大半壁江山。就小说家而言，从鲁迅、蹇先艾、沈从文、茅盾、张天翼、沙汀、艾芜，到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孙犁、刘绍棠、浩然，再到汪曾祺、路遥、史铁生、张炜、水运宪、莫言、陈忠实、刘震云、迟子建、乔叶等众多作家，他们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观察视角、叙述身份，呈现了乡村不同的景观和面向。
其中，人们所熟知的“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是两种存在着明显差异、又常常困扰着批评家、使其不能自圆其说的艺术类型。其实，对于“乡村”这一涵括性指涉的想象，还存在着其他彼此之间，有着较大分野的想象方式以及它们的混合。
已故的文学评论家叶君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将中国当代作家对乡村的想象，概括为“乡土、农村、家园、荒野”四个类型，它们分别对应于“诗意观照下的自然村社”“处于变动重组中的乡村世界”“诗意言说中的灵魂栖居之所”和“诗意剥离后的乡村图景”（《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叶君先生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用这四种类型，高度概括了蔚为大观的当代乡村小说的基本母题和原型，令人信服。
邱贵平的最新长篇小说《云耕者》，讲述的是白云翩、柳耕笙妇唱夫随，从城里回到闽西北故乡虾洋镇创办现代农业、振兴乡村的时代故事。它显然不能单质性地用乡土、农村、家园、荒野中的任何一种模式来进行解读。应该说，作者以他切身宝贵的乡村经历和体验，融合传统和现代的文学资源，创造出了新时代的乡村传奇。
一
好的小说家，一定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能手。邱贵平善于营构故事的能力，在他以往的多部中长篇小说中让人印象深刻。在长篇小说《五朵厂花》中，作者以鲜活的语言、丰富粗鄙的细节，讲述了上世纪最后三十年，南方某县国营水泥厂五位漂亮女工的的人生沉浮，以她们爱情婚姻家庭悲喜剧，折射了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产业工人的命运起伏和精神轨迹。时隔几年后，他依次推出的长篇小说《大陆新娘》《红道》在不同的题材上继续开掘，继续发挥着他善于叙述故事的能力。
与《五朵厂花》相比，《云耕者》虽然聚焦于当下，但它的故事背景其实跨越了更长的历史时段，它也涉及了众多人物，贯穿了多条线索。因此，《云耕者》这部长篇小说，更加全面地展现了作者娴熟自如的故事驾驭能力。
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基本特征，首先是情节的完整性。《云耕者》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以情节主线的延展结构全篇。小说开始，白云翩由于超市买到劣质米、工作不顺，“突然想回家种田”，后来又受到从上海辞职回乡的女同学种植果蔬大获成功的触动，以及乡愁、“借奶风波”的扰动，决定辞职回乡创业。
从职场女性到回乡创业的转身何其艰难，刚回到故乡虾洋镇的白云翩满以为靠种植葡萄、养殖土猪，就可以顺风顺水地开创事业，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单是开荒、打猪草这样的农活，就让过惯了城里生活的白云翩措手不及。她累得瘫倒在地，城里上学的孩子也照顾不上，一度打起了退堂鼓，幸好母亲、公公、婆婆给予了她最大的支持。
此后她与晚些时候回乡的丈夫柳耕笙一道，又经历了多次波折，如养猪遭遇猪瘟，稻田遭受野猪祸害，收获季节遭逢暴雨等等。夫妇二人战胜了困难，筹措资金，流转土地，开办了农场、加工厂，规模化种植和加工胚芽米，还开发了红米、褐米、四色米等多个畅销品种。在小说时间线的末尾，夫妇二人带领一帮人，发展乡村旅游，建立农耕博物馆，帮助村民直播带货，扶助困难村民，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小说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勤劳、倔强、有几分泼辣的白云翩，热心、幽默、颇具诗人气质的柳耕笙，对土地具有深厚感情的老把式柳家齐（佛顶珠），知恩图报、不失土地底色的柳先发（大卵泡）。其他人物如尚水晶、土肥圆、大师兄也各具性情，栩栩如生。
作者对于这些主次人物的性格，未着一词形容，全部借助人物本身的行动和语言让读者感知。如土芬和地芳，她们是一对生长在乡村的好姐妹，善良本分，一生为了子女任劳任怨，但两人性格又有差异。地芳是民办转公办的乡村教师，爱好阅读文学作品，她的讲话总是带有乡间文学爱好者的特征。
对于白云翩、柳耕笙二人城里住房小长辈没有能力帮助这件事，地芳和土芬有过一段对话。地芳说：
谁跟谁呀，你我就别不安来不安去了。我心安处是我家，只生欢喜不生愁。重要的不是房子，是房子里的人。我对贤婿有信心。你对媳妇也要有信心。你就珍惜身体等着享福吧。
土芬说：
我的老姐妹，你的书读得多，说起话来总是那么中听。我信你的话，两个孩子还年轻，好日子在后头。
邱贵平善于通过人物语言，表现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这在小说中的每个人物身上均鲜明的表现。
小说采取了中国叙事传统中常见的全知型叙述视角。对于尽力描绘闽西北农村生活画卷、苦心擘画现代乡村版《清明上河图》的邱贵平而言，全知型叙述视角的采用，无疑是一种明智之选。《云耕者》的全知型叙述，有助于塑造白云翩、柳耕笙两位主要人物以及众多人物，便于追溯他们的成长历程和旧时的印迹，必要时还可以窥视人物的心理活动。
这部小说中的一些精彩单元，全靠人物的对话组成。如“米饭为什么是白色的”这一节，佛顶珠、地芳、土芬、白云翩、柳絮飞三人讨论米的颜色、试吃黑米的几段谈话，作者像剧场里的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全景式地记录了每个人的谈话、神态。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握锄头的最高境界”“村里没有年轻人”这些叙述单元。
千万不能不要小看讲述故事的能力。以色列新锐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简史三部曲”之一的《人类简史》中认为，人类与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最基本的底层逻辑，就是人类独有的“虚构能力”。正是这种虚构能力，使人类这种原本平淡无奇的生物，在短短的几万年时间中，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某种程度上也主宰了其他生物的命运。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秘诀在于人类能创造并且相信某些“虚构的故事”。遗憾地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不仅普通人讲述故事的能力在极大退化，小说家讲述故事的能力似乎也在丧失。
二
好的小说，又不止于讲故事，单纯以情节进行推动的小说，还只是小说发展史上的初级形态。邱贵平显然深谙此道。《云耕者》这部长篇小说，在基本架构的表层和内里，生长着丰富的肌理和血肉，一如武夷山脉茂盛的植被、数不清的溪流沟壑。在明快的叙事主线上，作者经常宕离主线，或作静态描摹，或作横向延展，或作历史回溯，插入情、景、掌故等非情节因素。如此一来，小说就超越了目前常见的单纯依靠情节推动的乡村新传奇或乡村振兴故事。
再离奇的情节，如果把它概括出来，都会索然无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家在淡化情节、改变情节发展节奏与发展形态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应该说，这是当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如果邱贵平的《云耕者》，只是着眼于白云翩与柳耕笙的创业故事，一味在情节的紧张、曲折、离奇以及完美的结局上煞费苦心，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是廉价、庸俗的快餐式读物，也必然是远离泥土、脱离现实的向壁虚构。
在《云耕者》中，作者时时变换节奏，静态描摹虾洋镇的自然风物。作者对于闽北大地风物的描绘，信手拈来，皆见神采。如对于闽西北秋天景色的描写：“深秋的天空，那么蓝，那么高，是可望不可即的诗和远方。枫叶火红，稻谷金黄，远山近林、天地万物仿佛染上了一层秋天的包浆，令人沉醉。”在这里，醉人的山乡秋景，全由鲜活生动的语言点染而成。
作者写植被恢复后的舌头坪，也可见此功力，他写道：“植被恢复的舌头坪，野酸枣漫山遍野，花开时节登高鸟瞰，村子上方荡漾着一层黄绿色的花海，黄的淡黄、绿的淡绿。一树只开一色花，有些野酸枣树，竟然违背自然之道，一树开两色花，异常罕见。”书中对于野猪、寒鸡的习性的描绘，也都充满了闽西北山乡的野趣。
书中对于农耕文化以及历史掌故的抒写，丰富了历史的纵深感，如写下河捞虾：
小时候，每到夏秋时节，白云翩经常混迹男孩当中，高卷裤腿下河捞虾。捞虾的工具，是口窄肚阔的椭圆竹捞（又称畚箕或者簸箕），有如对半剖开的瓠瓜。竹捞有大有小，大可躺一个小孩，小只能容身一只猫咪。
这样的闲笔，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大有机巧。一则突然中断了情节主线的发展，延宕了读者的审美感受；二则增添了小说的情趣，丰富了小说的肌质；三则交代了主人公的童年经历，追溯了主人公性格形成的根源。作者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土砻、水碓的结构、制作方式和工作原理，让人印象深刻：
水碓以水为动力，筑坝开渠将水流引至碓坊。水渠尽头，装一木槽，水流通过木槽，形成一道落差一米上下的瀑布，冲入水车水斗，水车转动，横穿过车轴的木板（俗称拨子），反复拍打水碓，水碓反复起跳，舂打糍粑那样舂打石臼里的谷子，直到米粒舂白，谷壳舂成糠粉。
书中对于拔秧、插秧、抛秧、射秧的各种技巧的介绍，也是不吝笔墨。再看书中写小孩子们捡田螺，同样颇为精彩：
有的田螺窝藏在稻草和水草里，肉眼难以发现，得用手摸，有时一摸一把，偶尔摸出一条水蛇来，吓得摸者发出漫长的尖叫，鸭子般飞奔而逃，搅起道道浑水。好在水蛇没有毒性，一般不咬人，有惊无险。
行文至此，还有必要引录书中写上地人吃田螺的一段文字：
上地人炒田螺，必放霉乳和薄荷。霉乳就是霉豆腐，冬季制作的霉豆腐，可贮存到春季，立夏之后，霉豆腐吃得差不多了，仅剩残汤。残汤过了保质期，有点变质，有点腐臭，但十分入味，可谓超级老汤，是爆炒田螺的最佳作料，香里夹着一丝调皮的臭，闻起来有点臭，吃起来非常香。”
佛顶珠吃田螺，配三口饭，田螺脑袋一口、田螺身子一口、田螺壳里的汤汁一口。
又由此旁涉酒鬼伙叔“一个田螺三口酒”的乡间轶事。
书中这些如实的记录，生动的细节描写，不仅是调味剂和佐料，实际上写出了乡村的历史变迁，千百代农民的历史命运。
三
与其他诸多书写乡村的作家不同的是，邱贵平从未疏远与离开故土。应该说，作为闽西北的大地之子，有着切肤之痛、仍在延续着的乡村生活经验，是他凝视、书写乡村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如前所述，他的这部长篇小说采取的既不是回望者、外来者的视角，也不是归来者的视角，而是在闽西北土地上植根、生长、继而俯瞰的全知型视角。
本来，白云翩、柳耕笙都是乡村的归来者，如果根据一般的小说经验，很容易写成一个归来者的乡村故事，使乡村沦为理念的化身、情绪的载体或现代文明的对照之物。作者避开了这些叙述陷阱和情感取向。小说并不以白、柳二人中的一位充当叙述者，而是全景式地审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包括从城里归来的白云翩、柳耕笙、田恒乐、柳先发、大师兄、二师兄等乡村新人，也包括从未离开故土的柳家齐、土芬、仲守福、仲生地、秀米等地道农民。
小说借助这些人物的活动轨迹和心理活动，写出了闽西北土地上的沉寂与变迁、苦难与坚韧、叹息与梦想。很难想象，如果作者不具备宝贵的乡村生活体验，小说中的泥土芬芳、人间烟火、夕阳晚照、兽走鱼跃，不会如此绘声绘色地呈现出来。不难想见，如果这部小说采用限制视角进行叙事，将会极大地遮蔽、切割乡村原生态的全景和细部。
古今中外观照乡村的文学作品，留下了丰厚的叙事传统，积淀了丰富的抒情原型。这既是宝贵的艺术资源，也形成了固化的写作圈套。如何利用，如何突围，如何摆脱路径依赖，如何抒写新的时代变迁，如何书写新的乡村体验，考验着当今和后来的写作者。
《云耕者》在创作文体传统方面，作了一些积极尝试，这不仅包括小说对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显性继承和开新，对古代传奇文体传统的化用，还隐性地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当小说技法层面、语言层面的开掘和利用，特别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小说家在情节的淡化、诗化、切割、重组等技法的吸收和运用。
仔细品读这部长篇小说，把捉其中的闲笔艺术、语言艺术、氛围营构艺术等点线面，可以隐约发现周立波、汪曾祺、何立伟等当代作家，透过历史的幕帷投射的身影。
凭借着自身经验与文学传统的开掘和利用，《云耕者》在超越“乡土、农村、家园、荒野”四种想象方式上，作了一些积极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还存在诸多缺憾，如小说的情节因素过重，矛盾的解决过于简单，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的裂痕等等，但尝试终归是有意义的。
可以说，《云耕者》营构了丰富立体的乡村图景，刻画了鲜活感性的乡村生活细节，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大半个世纪以来，持续变动着的乡村社会，赋予了小说宏阔的历史纵深感，也写出了乡村新人创业创新的时代篇章，以大地之子的身份，回答了乡村何为的时代命题。
责任编辑：黄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