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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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全荣
我很庆幸自己。这一生中，有一条茶叶之路永远萦绕在我的情怀深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是崇安县一位执着的文学青年，有幸结识落实平反政策后的一位老右派，他也是我们文学圈子里的，那时他正在收集整理清代武夷茶的商业流通资料。他第一次兴奋地告诉我，找到啦，找到啦，在厚重的县志史料和民间谱牒中，找到你们邹氏祖先入闽业茶的那段历史，发现了你们祖先与西客在茶叶之路上留下的足迹！从此，茶叶之路这四个字，便引起我强烈的好奇，从此我关注茶叶之路的文史研究，一发不可收。
我是武夷山人。确切地说，还有客家人的身份呢。三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邹元老带着四个儿子从江西迁闽的。如果从我的家谱里去找本源，清初我的祖籍在江右的抚州，即现在的江西省南丰县。南丰处于闽赣两省交界，故乡的地名就叫茶溪，可见祖上生存的这块乡土，就与茶有着不解之缘，甚至有过种茶制茶的历史。康熙年间邹元老率四子迁入闽北，数代后齿繁，八代后始修《南丰茶溪邹氏家谱》，在这部家族发展史中，有一页历史，记载了我的祖先在清代武夷茶叶贸易史中的业绩。那些文字炫耀，辉煌，后人细读，皆引以为豪。那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创业史，足以永垂后世和传扬赞颂。那些记载祖先业茶的史料，字数虽然不多，却引发了我对它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那条沉睡在谱牒文字里的茶叶之路，立刻清晰鲜活起来。我仿佛看到了清代茶叶之路上的风雷涌动，那些握有清朝买办权力的晋商茶帮，是如何踌躇满志地携资南下武夷山茶区的呢？《崇安县文史资料》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即山西商人。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至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咨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这里所说的“西客”，就是山西茶商。山西茶商坚守诚信，与人合作真诚，这可从《常氏家乘》中看出：“至于寄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栉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者，有良贾风；其亿及屡中者，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常氏商人不仅强化商德的恪守，而且办事信任对方、干练利索、讲求效率。
晋商常氏最初来到武夷山经营茶叶的合作伙伴，是下梅茶商邹茂章的景隆号。《崇安县新志》记载道：“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其中描述的竹筏运茶之盛况，就是当年武夷茶集散地下梅景隆号码头水运的情景。“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富有二百余万元。”。邹茂章在下梅茶市琮建立了景隆码头，利用景隆码头的梅溪水运之便利，建立武夷茶叶收趸基地，晋商常氏便与邹茂章合伙开号设庄，履行采购武夷茶之约，组织大量运力将茶叶运往江西河口，全力以赴恰克图签约的那一宗宗大买卖。以我祖先邹茂章为代表的第一代茶商，成功开办景隆号茶庄，与晋商常氏合伙经营武夷茶一百余年，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桶金的财富积累。
作为最初与下梅邹氏合作贸易一个多世纪的晋商常氏，因太平天国战乱南茶北销的贸易之路受阻，邹氏茶商在退出了称雄一百多年的“南茶北销”之列后，五口通商的机遇又让邹氏茶商失而复得。《邹氏家谱》记载茶商邹茂章后人加入了口岸营销的行列，邹茂章孙子邹太成（字栋），在嘉庆年间担任澳门海防军民同知时，就积极引领武夷山茶商参与海上茶叶贸易，《南丰茶溪邹氏家谱》中记载道：“武夷七十二岩茗种尤甲天下。公（指邹英章）与伯兄（指邹茂章）共治之，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公悃愊无华，品核精详，无二值，无欺隐，且不与市井较铢两。以故洋人多服之。”邹茂章与邹英章是同胞兄弟，两人从事茶叶贸易，始志不渝。至晚年又把茶叶贸易的重心移至五口通商后的广州。合作伙伴多是洋商。邹茂章的孙子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邹太成，在澳门任上时，能与时俱进，亦官亦商，积极维护大清朝的利益，也借助与葡萄牙商人的友好关系，把武夷茶的营销融入对外贸易中。他推荐武夷山内地茶商用武夷岩茶换取洋商的高科技产品，用半担武夷茶，换取一架西洋钟。在他的引领下，许多贵重稀有舶来货，都通过武夷茶的这片叶子的置换，进入闽北内地商人家，如紫檀木家具、东南亚犀角药材、欧洲钟表等，都是用武夷茶换取的。广州、香港、澳门，是海上茶叶之路最活跃的地方，邹太成经常率武夷山茶商到广州、香港考察外国人办的洋行，与他们商谈武夷茶如何从广州、澳门启航，进而通江达海，让更多欧洲商人的远洋商船，满载武夷茶沿着海上茶叶之路远航。
从邹茂章到邹太成祖孙三代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在武夷茶叶贸易之路上承前启后，完成了从陆上茶叶之路到海上茶叶之路的华丽转身，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那些浸透了茶叶贸易历史的文字，触动了我找寻茶叶之路的念头。这是一种文化怂恿力，它鼓动性极强，我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动身了。我从自己茶乡的原风景中起步，摸索那条尚是模糊的茶叶之路痕迹，接着费尽周折，四处搜寻与中外茶叶贸易的史籍和文献，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拦截到此，汇聚成明灯，照亮我去探寻茶叶之路绵延一万三千里的每个里程碑，在我艰难前行的脚步声中，那些沉睡的文史被惊醒，感应到它们即将复苏的信息，等待着有识之士来掸去尘埃，在故纸堆里重新放出光芒。我借助这束光芒的照射，勾勒出这条从武夷山绵延开去绵延了三百多年的茶叶之路的线条，万里茶路在我的文字描述中，形成了生动的画面，特别是万里茶路起点在哪里？在武夷山吗？你敢这样定义吗？这是一个教科书般严谨、权威、厚重的定义，又像是一道多解的历史方程，带着试吃螃蟹的勇气，我通过茶乡历史的挖掘、古道田野采风、拜访学界权威，披览阅读了成百上千的各类史料，求请学者们科学论证，在诸多历史事实的证明中，终于把茶叶之路起始于武夷山这个千钧之重的定义，给敲定了下来。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它的根源发端，终于得到了权威的确认。
万里茶道也称万里茶路，它起始于十七世纪初，是一条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线路。盛产武夷茶的武夷山，就是连接着这条万里茶道的起点，并且延续了300多年的茶叶贸易史。如果说武夷茶是大自然的恩赐，那么，万里茶路则是清代茶叶进入世界贸易后成就的史诗。因茶而名的武夷山，如今成为人们探寻清代万里茶路起点的溯源地。承载了南茶北销的陆上茶叶之路，在清政府五口通商后，又连通了东南亚及欧洲诸国，对接起了海上茶叶之路。
1693年，俄国彼德大帝钦旨准许丹麦商人组成伊台斯商队赴华贸易，康熙皇帝接纳了他们并且让伊台斯商队直接来到北京城下，首次对华贸易，从中国贩去的大量茶叶。伊斯台商队走出了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第一步。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山西商人抓住了清政府对俄贸易急需茶叶货源的机遇，以常氏茶商为代表的晋商，携巨资南下福建武夷山采购武夷茶，从而开拓了绵延万里的“南茶北销”陆上茶叶之路，武夷山也因此成为万里茶路的起点。
太平天国暴发时，长江水路受阻，晋商南下福建武夷山采购茶叶之路中断。晋商又在两湖的茶叶生产地寻找茶叶货源。此时，清朝政府已与八国联军签署了《南京条约》，中国对外开放，实行五口通商。中国南方诸港得以开放，此时闽商审时度势，将武夷茶直接运往漳州、泉州、福州等沿海港口，与外商直接进行海上贸易，跻身茶叶对外贸易的行列。从此，南茶北销为茶叶之路的走向，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历经两百多年的陆上茶叶之路，转为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万里茶路起点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和岭南等地收购闽北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此为武夷茶对外贸易之发端，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得到拓展。1689年荷兰被英国战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收购武夷红茶，摆脱荷兰的限制并垄断了欧洲的红茶贸易。因此，正山小种红茶风糜欧洲。
《白银资本》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中国需求白银时代是在大清朝，那时，最能与白银亲和的，是中国南方的茶叶。武夷茶，却在为大清朝对外贸易中，换取了大量白银。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上发现的武夷茶，证实了武夷茶通江达海的经历，武夷茶与白银产生的贸易力量，为欧洲来华贸易的商船扬帆给力。
起始于中国武夷山的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可以与汉代“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国际贸易通道，也是一条国际黄金旅游线路,更是一条象征中国开放、文明、友谊的文化纽带。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到了“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已经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习近平主席充分肯定了万里茶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同时，国家领导人又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复兴万里茶道正逢其时，中、蒙、俄三个国家的两百多个沿线城市纷纷响应，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中蒙俄万里茶道城市与发展为主题的市长峰会论坛。作为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积极融入了这些重大的活动。
我在不停地奔走于复兴万里茶道文化的岁月中，积累了不少的相关文字，这些文字就如一片片武夷茶，它浸染着茶乡的馥郁，也透射着茶叶之路上三百多年来的岁月气息，它很历史，也很清鲜，于是我开始动念编著书稿的题纲，我把思路从自己立足的武夷山延伸开去，把眼界拓展到茶叶之路中的异域他乡去，去发现武夷茶输送到每一处驿路、关隘、港埠时，所经历过不同风情的熏染，所经历过的安危与跌宕，努力发掘沉积在本土茶产区的茶叶生产、商贸流通的历史，整理出大量鲜为人知的万里茶道民俗事象和人文历史，写成了《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一书，这本书寄予了武夷茶乡之子的人文情怀，为慕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而来的学者，游客，提供了一张质朴的导览名片。您站在茶叶之路起点武夷山，你遥看万里茶道的全景，你在一片片武夷茶的叶子上面，仿佛看见了一片片帆影，那是航行在二十一世纪万里茶道上的航船，那是承载着茶和天下的美好愿景，让高扬着万里茶道文化自信的旗帜，与“一带一路”上的同行者齐头并进。
责任编辑：黄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