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生

1. 被拆掉的房子知道

我曾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其中有四年，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

记得2002年，公司有个拆迁项目。为了加快拆迁户的搬离进度，我和一位同事被派到拆迁办，负责为那些有需要的拆迁户寻找、提供二手房房源。

拆迁办，就设在即将被拆迁小区的一隅。

那是深秋的一天。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小区，视线所及，到处都是破败、萧瑟的景象。南北两条小径，铺满了无人清扫的落叶和垃圾；中间花池里的残花败叶，在秋风中满是萧杀之气；每幢楼的楼体上，每隔两三米，都已被人用白漆刷上了大大的圈，里面写着刺目的“拆”字……这所有一切，和小区外繁华、熙攘的街市形成强烈反差，无形中给人以压抑之感。

公告阶段，拆迁办的大厅里，则是另一番景象——时时都会被喧哗的人们塞满。各色人等，有瘪着嘴的老太太，有牵着狗、步履蹒跚的大爷，也有描眉画眼的女人及衣衫不整的汉子……拆迁大计，无论愿不愿搬走，他们每人初来的目的都一样：先做了解。详细了解了拆迁补偿政策之后，他们则表情不一，阴郁者有之，愤然者有之，兴奋者有之，左右为难者有之……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按当时的北京房价来说（三、四环之间，也就五六千元一平米），这个小区的拆迁补偿还算优厚：除了房子正常的拆迁款，再加上给予提前搬离者的奖励，以及临时租房补贴，一套80平米的房子，拆迁户拿到手的款额在二百万左右。

    前期，大部分的拆迁户都冲着那不菲的提前搬离奖和临时租房补贴，都在限期前搬走了。拆迁办的做法是，搬走一户，就立马派人将屋内断水断电，同时将所有的窗玻璃敲碎，并拆掉窗框；屋里屋外的碎玻璃也不清扫，人为地制造出更强烈的萧瑟之气，以对那些还犹豫不定的住户及潜在的“钉子户”造成心理上的威逼之势。

那些乐意搬走的拆迁户，对未来的住所，或租或买，大多提前有着安排和打算，所以来我们跟前询问二手房信息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我和那位同事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趴在办公桌上睡大觉。

在限期临近之前，一日，我趴在办公桌上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一阵吵闹声搅醒。坐起身，循声瞧去，只见一胖一瘦俩男子，在地当中，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面红耳赤地争吵。听言语，二人是哥俩，胖哥瘦弟；旁边那位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是他们的母亲。听了一会儿，我大致听明白了：老太太担心过了限期拿不到提前搬离奖，考虑再三，决定今儿把拆迁手续办了，想必是提前也知会了俩儿子。老太太前脚进了拆迁办，俩儿子后脚跟来。那还没到手的百十来万拆迁款，老太太自己是有打算的：想着两个儿子都不易，每人接济20万，剩下的，自己已相中了四环边上的一套房，属于搬进去就能住的那种，她打算买了自个儿住。可俩儿子不干了。胖儿子由于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急需八九十万元来周转；瘦儿子呢，一家三口一直挤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平房里，由于种种原因，他无法贷款买房，急需四、五十万元来换套大房子。俩儿子都有实实在在的难处。寡居的母亲即使决定不为自己着想，但俩儿子帮谁不帮谁，她左右为难；而兄弟俩，谁都认为自己比对方更难，都认为自己的难处更紧迫，因此谁也不让谁。于是，哥俩由商量到争吵，当着母亲的面，越来越激烈。

老太太气不过，手续不办了。她面上带着两行老泪，蹒跚着走了。留下俩儿子，由他们去吵。工作人员的好言相劝，二人置若罔闻。他们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他们口来舌往，终于动起手来。他扯他的衣领，他反拧他的胳膊，你来我往，耳光腿脚齐上阵。工作人员上前拉架，谁拉谁挨骂，其中一位女同志还挨了冤枉的一巴掌……最终警察来了，才算平息。

那几年，因为拆迁而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事情，我在报纸上多少看过一些，也道听途说过不少。每每听之闻之，我都难免以高尚的名义而义愤填膺。但真正亲眼所见之后，心里的滋味实在是五味杂陈。再一回味，胸膛里满是苦涩与难过。为何苦涩，因何难过？又怎能说清呢。

那天下班后，将要踏出那个小区的大门时，我无意识地回头向小区里看了一眼。那幢幢千疮百孔的楼体，在夕阳昏黄的背景中，无不带着一种青暗、冷漠的表情。原来，房子也是有表情的。我想，我的所谓苦涩与难过，那些即将要被拆掉的房子——它们大抵是知道的吧。

事实上，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后来，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决定不搬了。她的原话是：不拆倒没事，一拆就拆出事了。最终，她铁了心，做了最难劝、也无法劝的“钉子户”——这是让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万万没想到的。因为这位老太太，使拆迁进度延误了小半年，他们每人都被殃及，丢了半年的奖金。

之后没多久，我和那位同事从拆迁办撤离。再后来，听说那个小区拆迁完工，那大概到了2003年的三、四月，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至于那位老太太和儿子的事情最终怎样，我无从得知。相信那被拆掉的房子——它知道。

2.爱吃酱牛肉的猫

对猫这种动物，我一向没好感。究其原因，一两句难以说清。

记得早年读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黑猫》，读完后，后背发凉，晚上吓得睡不着觉。小说主人公在邪恶的本性驱使下，从无缘无故地虐待、残杀自己心爱的黑猫开始，终至杀死了妻子，并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其中有个极其恐怖的情节：他用小刀挖去了那只名叫普路托的黑猫的眼睛——以至于我好几晚做梦，都梦见一只黑猫蹲在墙角，就那样黑洞洞地瞅着我，在梦中都让人汗毛竖立。这篇小说，看完后让人很不喜欢——不喜欢里面的人，亦不喜欢里面的事，顺带着也就不喜欢猫了。

前几年，有一次我到一位朋友家里做客。他家养着一只又大又肥的灰猫。我和朋友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那家伙就在地当中无声无息地转来转去，不时拿眼神鄙视地看我，似乎对我这个外来客充满了警惕和厌恶。当我也瞪它，与它四目相对时，它就停住脚步，立在那儿，脑袋一动不动，定定地瞪我。它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黑得深不见底，仿佛瞬间要把我的灵魂吸进一个无底黑洞，直把我瞪得后背发凉，败下阵来，不敢再与它对视。

以上二例，猫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阴沉、乖戾之气，也许是我不喜欢猫的原因。

十多年前在北京，曾听一位开拉面馆的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

一天黄昏时分，他拉面馆的厨房屋顶上，传来一阵又一阵无力而又凄凉的猫叫声。随即，一只小花猫的脑袋，从屋顶的天窗探进来，一副可怜相。一看就知道是只流浪猫，兴许是饿极了，闻着拉面馆里飘出的香味寻来了。它的眼珠，对着下面案板上的吃食滴溜溜地转，嘴里还不住地喵喵。朋友动了恻隐之心，便随手将案板上的面团揪了一撮，揉成了杏子大的团，放置于木质笤帚把的顶端，然后举着从天窗伸去喂它。那猫长长伸着脖子，一口将面团叼去，嘴里涎水四流地嚼着，弄出不小的声响。吃完后，它还喵喵个不停，朋友又给了两撮面团，再次吃下后，差不多吃饱了，它在房顶上不声不响地去了。

之后一连几天，它似乎摸准了，每到黄昏时分，都准时而来。一来，就探着脑袋对厨房里喵喵叫个不停；不给吃的，它就不走，一直就那样叫，叫得让人心烦。朋友是个心地善良的小生意人，抱着来者就是客的心理，每次都会用两三撮面团满足它。一天，那猫吃过一个面团后，朋友带着一丝捉弄的意思，想看看给它换个口味后它会有怎样的反应，便用笤帚把举了一片酱牛肉给它。没想到，这家伙吃了后，兴许是吃出了有别于面团的好滋味，喵喵得更响了——那叫声完全不同于往日，听来仿佛在发情一般，有兴奋，有贪求，有着一百个不满足。朋友觉出了一丝趣味，便不再给它牛肉，又举了一撮面团上去。结果，那家伙用爪子一下将面团扑棱掉，那决绝的动作、表情及叫声，让朋友大吃一惊。他不信那个邪，从地上捡起面团，再次举上去，结果又被扑棱下来。朋友一下子来了气，骂着好吃懒做的东西，跳将起来用笤帚把打它。它一声凄厉长叫，消失在了即将降临的夜色中。

之后，那猫再未来过。

有趣的是，那猫消失后的第三天，面馆里来了位不讲道理的人。他和服务员起了争执，起因是一个鸡蛋。

朋友的面馆，不过是小巷子里的小买卖，生意说好不好、说坏不坏，就和那拉面一样，清汤寡水的。为了招徕顾客，他在门头上挂了个条幅：每天十二点前吃拉面，送鸡蛋一个。

那天中午一点多，进来一个男人，交了钱，要了碗面。当服务员把面端上桌，那人问，不是送鸡蛋吗，鸡蛋呢？服务员解释，十二点之前才送呢，现在已过十二点，都一点多了。那人不干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谁说过十二点了？离晚上十二点还早着呢！

柜台后的朋友又气又笑，心想碰上滚刀肉了，也怪自己没在条幅上写清楚，不就一个鸡蛋嘛，示意让服务员给送一个。可巧上午把煮好的鸡蛋都送完了，临时再煮，显然来不及。朋友就有些生闷气，用北京话说，轴上了。于是，他从柜台里拿出刚收的面钱，如数退给那人。递钱时，他话里话外就有了揶揄的味道：大哥，对不住啦，鸡蛋送完了，今儿这面您免费吃——以后若您天天来，甭管啥时候，鸡蛋和面都免费！那人接过钱，头也不抬，唏哩呼噜吃着面，咕哝道：那谢谢您了！

之后，那人连着来吃了三天霸王餐。

第三天傍晚，朋友终于下了决心，撤下了门头上的条幅，换了条新的，特意在十二点前面加上了上午二字。

多年前，朋友给我讲完这事，顺带说了这么一句：我总觉得那家伙就是那只猫的化身。听罢，我笑喷了。

因了朋友说的这个人，我更不喜欢猫了。

3. 两只牡丹鹦鹉

三年前，四岁半的女儿很喜欢鸟，于是我给她买了对牡丹鹦鹉。

这对小家伙，一雄一雌。在外形上，除了雄的肥点、雌的瘦点，它们很难区分，就像是互相克隆出来的一般——都身着一袭绿披风，羽毛鲜亮，脖颈处带着橙色“项圈”；圆溜溜的脑袋上，白眼圈，黑眼珠，可谓黑白分明；那小巧的弯钩红嘴，除了吃食功用之外，常被它们作为双足的辅助，做攀爬之用——我常见它们用双爪攀在铁丝笼子上攀上爬下，当要向上行进时，它们就把脖子长长一伸，用弯钩嘴勾住上方的铁丝，就像人们做引体向上那样，身子上去后，再用双爪攀住。那样子，有趣极了。

那只雄的鹦鹉，要比雌的乖张许多，常见它在笼子里蹿上跳下，还发出各种怪叫，就像我们身边常见的那种熊孩子一样，让人不得安生；而那只雌的，相对安静一些，常立在笼子中的横杆上，左右挪着小碎步，这里瞅瞅，那里瞧瞧，那模样，颇多乖巧。

它们刚来的那几天，还算让人省心。每天早晨六点半左右，它们的叫声就像定时闹钟一样，把人叫醒；每日把糜子和水备足，它们饿了就吃，渴了就喝。高兴了，它俩就夫唱妇随一般，高歌一曲；不高兴了，两个就发出一种咕咕嘟嘟的声音，好像是在发牢骚，听来让人很是烦躁。

好景不长。没几日，它们就开始让人烦心了。

一天晚上，我在书房写东西。突然，听到客厅里的女儿大叫：爸爸！爸爸！鸟飞出来啦！我急忙跑出去看。屋里扑棱棱飞着一只鸟，恍惚间让屋子有了森林的感觉。那家伙最后钻进了电视上方的女儿的玩具阁楼里去了——兴许是它觉着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还不错。因为没有参照，难觉胖瘦，我一时无法确定这家伙是熊孩子，还是淑女。

它是怎么出来的？另一只呢？

跑到阳台的笼子跟前一看，另一只还待在笼子里，只是不停地惊叫，仿佛出于恐惧的本能，在唤外面的那只回来。我明白了，笼子里的一定是 淑女；外面的家伙，瞧那德行，是熊孩子无疑。

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它们把笼子的塑料底，啄出了一个鸡蛋大的洞。两个小东西，还挺聪明。显然，熊孩子乖张胆大，就从洞口钻出去了；淑女安静胆小，不敢贸然行事。

而我和家人，一时还无法适应屋子变成森林的感觉，就只能想办法把熊孩子捉拿回来。

捉拿时，可是费了一些劲。我和女儿先把它从玩具阁楼里赶出来，然后东西夹击，左右围攻，它就客厅、卧室里来回飞窜；伴随着的，是笼子里淑女的一声声惊叫，很有些兔死狐悲的凄惨。好容易把那乖张家伙赶到阳台，我拉上中廊窗帘，缩小它的空间；然后张开一个大围裙，总算把它扑在了地板上，用围裙罩住。当伸手进去捉住它时，这家伙用弯钩嘴对我的手指一顿猛啄，疼得钻心，我只好用另只手捏住它的脑袋来阻止。笼子里的淑女，见同伴被擒，一改淑女风范，在笼子里发疯似地飞蹿，羽毛都被笼壁碰掉好几根，叫声更是瘆人。当我把同伴放回笼子里时，淑女终于停止尖叫，只是一副惊魂犹定的样子。

之后，我用几个塑料袋揉成团，堵住笼子底部的洞，希望它俩能安静地待在里面，别再生事。可没几天，它们又把那个洞啄开了，这次是双双出来。显然，和狭小的笼子比起来，偌大的屋子给了它们无比自由、无比畅快的感觉。它们先是蹲在阳台的窗台上，一声一声地欢叫；见人走来，它们又飞到了晾衣杆上。见我张着围裙逼近，它们双双尖叫着，扑棱棱地飞窜到客厅，一会儿落在沙发靠背上，一会儿飞到电视上方的物台上，一会儿飞到卧室的窗帘上……

没把笼子修好之前，我想把它们捉回来也是白搭，于是暂时就让它们那样自由着，畅快着。之后，我从楼下找来一块厚约2公分的亚麻板，取出笼子的塑料底，按其大小，将亚麻板锯了四四方方一块放进去，心想这次总算是妥当了。又费了很大劲，把它们捉回来关进笼子。这回，它们终于老实了。

可是，对它们来说，对自由的渴望，要远比对被捉的恐惧来得强烈许多。这，使它们几乎成了一对关不住的鸟。偶尔，它们会抓住时机利用你的疏忽，合力打开那没有用铁丝拧上的笼门，跑出来畅快上一阵，再带着声声惊叫和颤栗，被双双捉回——每次都这样，它们似乎能很快地抹去上次被捉时的恐惧记忆，脑海里留存的，只是在外面时的那种畅快感觉，所以一次次地逃出，一次次地被捉回，仿佛很享受和我斗智斗勇的过程，乐此不疲。

基于此，平日里我对它们多了些警惕。每当添食添水之后，总不忘用铁丝将笼门拧上；有时明明拧上了，可转身走了没几步，再返回去察看——我被它们弄得，就和那些出了门总担心没锁门的人一样，仿佛得了强迫症。

但暗地里，它们似乎又在做着另外的尝试。就有那么几日，白天，女儿去上学，妻子去上班，我一个人在书房里忙活，阳台的鸟笼里，时不时地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笃笃声。出于好奇，我过去察看。它们则装模作样地蹲在笼中的横杆上，很乖巧的样子；那底部的亚麻板，除了有略微的啄痕，再无其它异样。

你们想把板子啄个洞？我阴冷地想。不自量力！

半月之后，令人生气而又惊奇，它们竟然又出来了！

那块亚麻板，果真被它们啄出了一个洞！

看到那一幕，我脑海里闪现的，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不屈的形象——他在蒙冤入狱之后，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用一把小石锤，凿出了一条通往外面自由世界的自我救赎的地道。

那一刻，我多少有些明白了。对这鸟儿来说，被关着，本身就是一种冤屈，说它们蒙冤入狱一点也不为过。它们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努力，一次次抹去痛苦、恐惧的记忆，只为求得一些更多、更大的生之快乐，以及自由之畅快，何错之有？

终于，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关住它们的理由。

算了，由它们去吧，关也关不住，就不关着它们了。我对女儿如此说。女儿高兴地拍着小手跳了起来。

之后的三五日，我就把笼子门敞着，里面原位放着它们的吃喝。它们似乎领会到了主人的宽容和默许，在屋里飞来飞去。累了，就飞回笼子吃点喝点，然后再出来优哉游哉，好不快活。这自由的日子，使它们少了许多过去惯有的对人的惊悸与警惕，胆子也大了起来。有时，它们中的一只，会冷不丁地飞到女儿的书桌上，把做作业的女儿吓一跳；有时，它们落在电视上方的物台上，在女儿各种造型的玩具中穿来钻去；有时，它们就蹲在那上面，愣愣地注视着正前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我们，一动不动，那模样，活像古钟里的报时鸟。

但是，和人同处一室的鸟儿，它们的自由，多是由它们给人带来的麻烦换来的。它们喜欢自由，可人却不喜欢麻烦——这是我为自己找回的重新剥夺它们自由的理由。显然，作为人性中惯有的自利本质，还没有让我修炼到还鸟儿以自由而不怕麻烦的境地。瞧这对家伙，把鸟屎拉得满屋子都是，地板上，沙发上，电视柜上，甚至茶几上，处处都是难以清理的污迹，把人搞得烦不胜烦。

最终，我下了决心，要关住它们。怎么关呢？显然，这个笼子是关不住的。无奈，只好换个笼子——底依然是塑料的，但上面多了一层铁丝网。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夏。

这对关不住的鸟儿被新笼子关住之后，应了女儿的要求，每天清晨，我就把鸟笼挂在阳台窗户外面，让它们虽然身不自由，但眼睛有充分的自由。就这样，它们尽情领略外面的春花夏草，享受和暖的阳光和空气。时有麻雀飞来，攀在笼子外与它们作伴，或透过缝隙跟它们争食。那情形，别有一番情趣。

但是，看到外面自由来去的麻雀，它们心中有何感受，我永远无法得知。

只是，它们欢快的叫声一日少于一日。

就有那么一天，天真的女儿似乎与它们灵犀相通，觉得它们被关着实在可怜：爸爸，要不把它们放了吧。我摸着女儿的脑袋，给她解释：这鸟儿已被人喂养惯了，早就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若放出去，过不了几天，它们就会饿死，还不如关在笼子里。

顿时，女儿眼里有了一丝黯然。真希望，她对鸟儿的那份担心，能被鸟儿感知。

到去年夏天，这对鸟儿在我家已三年有余，女儿也七岁半了。

去年暑假的一个中午，女儿做完作业，像往常一样，到阳台窗户前逗鸟儿玩。窗外空荡荡的鸟笼，敞开的笼门，让女儿大呼小叫起来：爸爸！爸爸！鸟不见了……

我和妻子慌忙跑过去看。才知道，由于新笼子一贯的牢靠，让我放松了警惕，在早晨添食添水后，没有将笼门用铁丝拧上。那俩家伙，再次不失时机地利用我的疏忽，合力打开笼门，不计外面世界的叵测，真正飞向了它们一直拼力向往的自由。

我们透过窗户，探出头，四处搜寻两只鸟的踪影。窗外的树上，不时传来特别熟悉的鸟叫声。循声细细瞧去，那枝头上落着一只；不远处，有同样熟悉的叫声，却一时难以凭借叫声定位。我们一家三口速速跑到外面，来到那棵树下。我用石子一次次抛向枝头，希望那只鸟能落下来。试了好几次，都是枉然。最后这只鸟儿不堪惊扰，扑腾腾地飞到了更远处的一棵树上。这时，对面楼顶上的鸟叫声吸引我们向那里瞧去，我们发现了另一只。它高高地蹲在楼顶边沿，以“会当凌绝顶”的姿态，仰视高空，那叫声显得极其空旷而悠远。

我和女儿在外面盯着它们，足足盯了一个多小时，终没有丝毫捉回它们的可能。女儿担心它们会被饿死，难过得要哭了，一遍遍带着哭腔问我：爸爸，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对女儿说着她也许听不懂的话：这是鸟儿自己的选择，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屋里。为了安慰女儿，我把她拉到阳台窗户前，把笼子里的两个盒子里添满糜子和水，把笼门大大地敞开。我对女儿说：也许，鸟儿饿了，找不到吃的，会自己飞回来的。带着这样的希望，整个下午，女儿时不时都跑到窗户前看，除了偷食的麻雀，她终没看到奇迹。

那天黄昏，我和女儿再次出去寻鸟——它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熟悉的叫声都听不到了。

我们无功而返。回到单元门口时，碰到了邻居陈大爷。当得知我们在寻鸟时，他说下午他曾见过一只，兴许是饿得快没力气了，飞得很低，被几只穷凶极恶的流浪狗追着，越过围墙，向对面那个小区飞去了……听着陈大爷的描述，女儿几乎要哭出声了。在我的脑海里，那鸟穷途末路般飞翔的画面，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晚上，一阵敲门声。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小区里的保安。他手里竟捏着一只鸟！中午我们找鸟时，曾碰到过他。这真是意外之喜！热心而憨厚的保安讲述了他捉住这鸟的经过：它一定是饿得飞不动了，就蜷缩在路旁的树丛里，过去捉时，它不跑，也不叫，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自此，这只孤独的鸟，待在笼子里，仿佛置身于单身牢房。虽然没有了另一只做参照，但我凭直觉判断，它应该是往日的那位淑女，但俨然失去了旧时风采，就像被风霜摧残过一般，整天慵慵懒懒、松松垮垮的样子，缩在笼子一角。它的食量变得很小了，有时似乎整天都水米不进；也很难听到它往日清脆而悦耳的叫声了，更难看到它在横杆上左右挪着小碎步的乖巧模样。有时，我会到它跟前，学着它以往的叫声，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地打口哨，希望能以此唤起它往日的一些活力来。但终归，它是一副爱答不理的神情，让人百般黯然，百般扫兴。

天真的女儿也发现了这鸟儿的异样，问我：爸爸，这鸟怎么了？

我说：得赶快再给它找个伴儿。

看着眼前这只可怜的鸟儿，女儿一次次让我再去买一只地敦促，但在我看来，总不是多么紧要的事，因此被我以各种杂事和理由一推再推。对我们人类来说，在潜意识里，一只鸟的孤独、寂寞乃至死与活，也许确实不是什么紧要的事吧。

秋天的一个周末之夜，我们一家三口去亲戚家聚会。关了灯，锁了门，留那鸟儿在无尽的凄寂与黑暗里。美食、酒精与欢唱，我们以人类的方式消遣黑夜，一夜未归。

  第二天回到家，刚一开门，一心挂念鸟的女儿，拉着我跑到阳台的鸟笼前。

  我们都惊呆了！那鸟儿，展展躺在笼底，双眼紧闭，仿佛在做着一个什么梦。不会死了吧？我抱着一丝侥幸，赶快打开笼门，用手去捉它。它已硬了。

 女儿小脸上的两行泪，流淌着咸涩的伤心和痛楚。这何尝不是对我的责怪？

     鸟死了，就和人死了一样：没能好好事生，便好好事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安葬它。为此，女儿专门找来一个精致的纸盒，做为棺椁，把它装在里面。我们在小区的草坪上挖了一个坑，将它葬了，还用土隆起一个小小的坟头。

   这只因孤独寂寞而死的鸟，终被葬在了秋天的一首诗里：

秋天，我们安葬一只鸟

一方纸盒为棺椁，一方土坑为墓穴

   我们没有国人葬礼上的唢呐

 也没有老外葬礼上的礼炮

秋天，我们举行不算隆重的葬礼

安葬一只鸟的寂寞、孤独与自由

泥土做伴，落叶守灵

期望来年，它的坟头

长些花草，或

随便长些什么

                                  （原载《朔方》202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