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故事

1.人心不可测

20世纪奥地利著名作家施尼茨勒在他的短篇小说《死者无言》中，讲述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一位名叫埃玛的有夫之妇，一日傍晚提心吊胆地去和她的年轻情人弗朗茨幽会。两人碰面后，弗朗茨让自己的车夫驾着敞篷马车，拉着他们向郊外飞奔而去。一路上，两人倾诉着相思之苦。弗朗茨想说服埃玛，让自己去和她丈夫摊牌，然后带她远走高飞。但埃玛作为有夫之妇，她既要考虑孩子，又要考虑丈夫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一口拒绝——当然，说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天黑透之后，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马车散了架，弗朗茨的脑袋撞在石头上，眼珠撞碎，头破血流，没一丝声息，似乎是死了。之后马车夫去找人来施救，埃玛在原地等候。车夫走后，埃玛在凄寂的黑暗中，内心开始有了疯狂的争斗：弗朗茨已死，我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当人们问起我是谁的时候，我该如何回答？明天我们的事情被报纸弄得沸沸扬扬，该如何是好？……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埃玛听凭自己的内心，做了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她摸黑逃走了。

回到家，她把自己收拾妥当。不久，丈夫回来了。他们聊着家常。可惊悸未定的埃玛，脑海突然又闯入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弗朗茨没死呢？他发现我逃走了，愤怒之下，一定会报复，把我们的事张扬得满世界都是……她顿时乱了方寸，表面上应付着丈夫，内心还在继续争斗：他一定是死了……一切都会过去的，死者无言……就在丈夫亲她额头的时候，她在无意识之中，嘴里一直念叨着“死者无言”这话。在丈夫的追问下，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之后，她的内心反倒有了难得的平静，并决定将所有事情和盘托出，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

施尼茨勒的这篇小说，就题材来说，婚外情，可谓被人写烂了。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只是将这一烂透的题材作为小说外壳，然后将人物置身于一个极端的困境和矛盾中，来体现人心中一些叵测而又诡秘的特性，读来俗而不凡。

读完这篇小说，我在内心问自己：若把你换作那个女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直觉帮我做了回答：我也会逃走。

我相信，放在很多人身上，都会这么做。

这就显现了这篇小说内涵中潜藏着的一些普遍意义，即：人心不可测,特别是在一些非常态的情况下。

不妨让我们来做两个假设。

假设1：若埃玛不是一位有夫之妇，而是单身女性，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会逃走吗？答案显然是不会。因为单身男女恋爱约会，是再正常不过。而发生了车祸，男友被撞成那样，放在任何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身上，都没有逃走的理由。若逃走了，就不是人了。

假设2：若撞死的不是弗朗茨，而是埃玛，那么弗朗茨会逃走吗？答案似乎也是不会。因为埃玛逃走的最大原因，是害怕私情曝光——这一点，在单身汉弗朗茨身上是不存在的。一路上，他都想说服埃玛让自己去跟她丈夫摊牌，可见他对这段感情是有勇气的；对私情曝光，他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在车祸发生后，他没有逃走的理由，那也不符合他的性格。

至此，我们就会发现，以上的假设中，人物在做选择时心理都处在常态下，即使面对车毁人亡这一非正常情况，他们做出的选择依然是常态化的“不会逃走”。

但到了埃玛这里，情况就大不一样。因为作为有夫之妇，她与弗朗茨的感情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态，导致她在幽会的过程中，心理也一直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下；因此，车毁人亡这一极端情况出现后，她的忐忑、恐惧等等非常态心理就被无限放大，“逃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要知道，我们多数人都不是自私的，但大多都是自利的。她若不逃走，她就是圣人了。

我想，在非常态之下，人心中最叵测、最诡秘的大抵就是“自利”二字了。因此，现实中车祸逃逸的现象，以及一些平常没事时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有事就树倒猢狲散的现象——凡此种种，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在“自利”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最好别轻易用“测”这一非常态去度量人心——你若去“测”，结果莫论，你首先就错了。这就如酒后驾车肇事，有错在先，得担全责。

这责担得担不起，还要另说。

2. 一颗苹果和一车梨

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人，天生眼盲。在黑暗中，她用拐杖代替眼睛，生活了二十多年，结婚生子，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她习惯了黑暗犹如健全人习惯了光明。

一日，一位医术高明的眼科医生自告奋勇为她治疗眼疾。手术很成功，她终于像健全人一样拥有了视力，获得了光明。就在获得视力后的第二天，父亲病危的噩耗传来，她慌忙赶往父亲的住处去见他最后一面。可来到大街上，她却真正成了“睁眼瞎”,她茫然四顾，竟然找不到去往父亲住所的那条路——在以往，她用拐杖探着路面和墙角，在那条路上曾走过无数回，熟得不能再熟，如今睁着眼却连方向都辨不清。焦急之下，她只好向别人借了拐杖，再用眼罩蒙上眼睛，让自己变回盲人，才最终顺利到达父亲住所。

在父亲住所，弟弟见获得视力后的姐姐竟戴着一副眼罩，好生奇怪，劝她摘下，好好见父亲最后一面。她严辞拒绝：“正因为我想见父亲最后一面，才不能把眼罩摘掉……我的正确和道理都在黑暗里！”她伏在病榻前，像以往一样，用手、脸颊和嘴唇抚摸、亲吻着弥留之际的父亲，感到父亲是如此熟悉与慈爱。旁边生气的弟弟趁她不备，一把扯下了她的眼罩。刹那间，她慌了神，看着眼前病榻上的老人，面容是那样陌生，她竟然不敢确定这就是刚才自己抚摸、亲吻过的父亲……

西班牙著名作家乌纳穆诺在他的短篇小说《眼罩》里讲述的这个故事，读后真是回味不尽！

这篇小说的最奇妙之处，在于作者通过玛利亚这一人物，模糊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界限，提供了一种让我们以客观的角度、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去审视世界、反观自身的方法，那就是：撕下自以为是的面皮。

乌纳穆诺通过小说似乎在问我们：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玛利亚天生眼盲，常年生活在黑暗中，可以说是一种“非正常”，但她却有着正常的一切；而当她恢复了视力，看似由“非正常”步入了“正常”，实则她正常的生活全乱了套。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里“正常”与“非正常”的范畴是由谁界定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又是由谁划出的？不言自明，是由小说外的我们——这些局限在自己的眼界与格局里，以惯常思维下的成见、标准以及短浅的能力，自以为是地去判断世界和他人的人们。就和小说中玛利亚的弟弟一样，我们多数人都会对拥有了视力的玛利亚还戴着眼罩感到“好生奇怪”的。最可怕的是，我们往往对自己的自以为是毫不自觉，还可笑地将其视为自己的好心或对“无知”的预知，劝人摘下“眼罩”，人家不从，甚至强行帮人家摘下！就像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常常会碰到的自以为是的好心人那样：你要的仅仅是一颗苹果，可人家给你搞来一车梨，你要还是不要？

可见，在自以为是的面皮之下，对世界和他人的判断，我们的嘴里和心里产生的往往只是一些看法或偏见而已，不是事实本身。对此，著名作家余华在他的随笔《我能否相信自己》中，有着幽默的讽刺。他先引用了法国思想家蒙田的话：“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之后，余华说道：

四个世纪以后，很多知名人士站出来为蒙田的话作证。1943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森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五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1927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我知道能让蒙田深感愉快的证词远远不止这些……有趣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未来却牢牢地记住了他们，使他们在各种不同语言的报刊的夹缝里，以笑料的方式获得永生。

说到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眼罩》这篇小说，回味主人公玛利亚的这句话：“我的正确和道理都在黑暗里。”她的潜台词则是：习惯了黑暗就是我的事实和生活，你们尊重就是了，不要以你们自以为是的光明来度量我的黑暗！同时，也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对那些“好心人”说出我们没有说出的话：我要的只是一颗苹果！

3. 何处倾诉，谁人倾听

一个名叫姚纳的马车夫，他的儿子于几天前在医院里悲惨地死去了。他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很想找个人说说。这晚，他拉的第一位乘客是个军人。路途中，他试着对军人说：“老爷，我的……儿子前几天死了……”黑暗中得到的回应是：“拐弯啊，老狗，你的眼睛瞎啦！”他禁了声。这一晚，他陆陆续续拉了好几位乘客，没有一个能帮他完成倾诉的愿望。后来，收车时，他碰到了另一位马车夫，心想他和自己是同行，应该愿意听自己倾诉的。可他刚一开口提到儿子死了的事，对方就不耐烦地说：“是人都会死的！”至此，姚纳陷入了无处倾诉、无人倾听的无奈与悲苦。回去后，他只好将自己满心的痛苦和悲凉，一字一句地说给那匹每天帮自己拉车的马儿听！

熟悉契诃夫的人，一定知道这则故事出自于他的短篇小说《苦恼》。作为俄国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即使被浓缩为一个很精炼的故事内核，都有着无尽的、摄人心扉的能量。

抛去这篇小说中批判当时的俄国现实这一因素不谈，我永远都忘不了多年前头一次读到它时给我的震撼。特别是读到结尾处姚纳对着马儿倾诉的情节时，我在内心自问：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缘何来得如此深？

隔膜缘何来得如此深！

我想，那一晚我的内心，大抵是接近了大师用灵魂写作的那颗心。因为《苦恼》的标题下有句题辞：“我向谁去诉说我的痛苦？”契诃夫难得给自己的作品加题辞，这就更显出了这句题辞的分量。

我想，契诃夫通过这篇小说，借助姚纳的故事所投射出的“隔膜”二字，恐怕要成为人际之间永远的困境了——只要人类不灭亡，它将穿越国界，突破时空，永远存在。

时至当今，科技高速发展，使人类的通讯、交流工具更加先进。但技术只是加快了人类交流的速度和效率，拉近的也只是人与人的声音和面孔，却无法消除隔膜，无法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一定程度上，反而使人心离得更远——你难道不曾见到或听到，多少望眼欲穿的老人被“工作忙”的儿女们推入无人倾吐、无处诉说的孤独中；多少盼着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女能来个电话的父母，等来的只是“要钱”二字。那不少网站上的“情感实录”中，一篇篇花花绿绿的帖子，诉说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烦恼，他们是说给电脑听、说给陌生人听还是说给自己听？再瞧那亮着灯光的窗户内，那一家人，或是饭店里围着圆桌等饭等菜的一帮人，人手一部手机或平板电脑——他们宁愿和手中的机器交流，也不愿和身旁的人说一句话。

凡此种种，不止一次都让我想到《苦恼》中的姚纳，想到契诃夫在小说篇首的题辞中提到的“痛苦”。我又想，当隔膜的力量使人与人之间只愿和机器交流而不愿和人交流的时候，一些科幻片中所昭示的——未来人类被机器人所统治，也不是没有可能。

好的是，一次我在散步的途中，看到了一家门店的玻璃上贴着这样的标语：“我店没有电脑，不提供WiFi，请放下你手中的手机，和身边的人说说话吧！”

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将这标语连着读了三遍。从这话中，我读出了一丝感动和温暖，体会到了店主那柔软、近人的心灵，更明白了消融隔膜的唯一方式——放下“我”。

4.无解的困局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歇牛》，读完后让人心里难受坏了。

小说中，土里刨食的马清贵老汉陷入了一个让他身心俱疲的困局：要给十个儿子娶十个媳妇。十个，好娶吗？当然不好娶。别说是十个，才娶了四个，他就已心焦胆寒、力不从心了。剩下的六个，咋办？

老婆在生下十个儿子之后，就像是完成了任务似的，早早殁了。为儿子娶媳妇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这个做父亲的肩上。“他觉得十个儿媳妇就是十座大山巍峨在他的面前，他得把这十座大山都翻过去才行。他一生就是给儿子娶媳妇，一个一个娶，娶完——能娶完么？他自己也就完了。”

已成家的四个儿子，除过给人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的老四，其余三个一娶到媳妇，“就急切地催着分家，似乎要急于甩开怎样一个包袱”，哪个都给他鼓不上劲。对此，马清贵是痛彻肺腑的。但另一面，他又以“树大分枝”开解着自己。儿子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们的光阴也不易，看着他们“一个个已是一副满脸愁苦、饱经沧桑的样子，这个在内蒙，那个在新疆，铁冷的日子，睡在荒野里......”想到这些，马清贵又觉得自己不能太苛求儿子，一切不是“本性使然”，而是“生活使然”。

没成家的几个，老五老六又大啦，要媳妇的时候了。为了娶媳妇，他们在县上干着背麻袋砌墙一类的活计。而成家的几个，都在外面讨生活，荒着的地没人犁，儿媳妇就给马清贵脸色看。他只好跟在牛后面，今儿给老二犁，明儿给老三犁。顶着强烈的日头，马清贵老汉犁地的形象，宛如被鞭子驱赶的牛——甚至不如牛，牛哪来的满腹愁怅呢？边犁地边想着乱七八糟的心事，心里的极度愁闷让马清贵老汉像个哲人一般发出了关于人生的终极拷问：“人活着究竟是为的个啥呀？”这个问题和他面临的困局一样，也是无解。来自于身体的种种不适，他也无心顾及。他硬撑着、强撑着，即使撑不住了也得撑着，“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空间，那些念头就像无数个苍蝇一样在这空间里越飞越密，越飞越密，最后竟密织成一大片漆黑”。在这内心的漆黑中，终于，马清贵老汉一头栽倒在了犁沟里，鼻孔里流出的血，脸上流下的汗，洇湿了干干的犁沟里的土......“立在地头上看，倒卧在犁沟里的马清贵老人很像是一件由于天热而脱下来的旧棉袄。”

读完《歇牛》，主人公马清贵老人这一负重形象，让人很容易想到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因为他们面临并承受的，都是一种无解的困局。不同的是，西绪福斯是神化的，而马清贵却是现实的。他们在一虚一实之间，让人仿佛能窥得一丝人生的、宿命的荒诞，以及这荒诞折射出的意义。

如果说西绪福斯陷入困局是因为受神的惩罚，那么，马清贵这无解的困局由何而来呢？

是社会原因吗？显然不是。给十个儿子娶十个媳妇，这事别说是放在物质贫乏的过去，就是放在物质丰裕的现在，对任何一个普通人家来说（不是土豪，不是大款，没有家财万贯），特别是在土里刨食的，即使把爹娘老子累得吐血，累得像铁片一样展展趴在地上，都不见得能成。可见，给十个儿子娶十个媳妇这事，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都难免像马清贵老人一样，陷入无解的困局。当然，彩礼贵，可算作他为儿子娶媳妇犯愁的一个社会原因，但这不是构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

既然不是社会原因，那就是个人原因了。我们当然会这样想。谁让你生那么多儿子呢？少生几个不行吗？作为父亲，既然你有能力给四个儿子娶上媳妇，那么当初不多不少就生四个好了，甚至还可以再少两个，这样自己不就轻松多了嘛——置身事外，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想。问题是，哪个人在准备要孩子的当夜，猛然想到二十年后有可能儿子娶不上媳妇或女儿嫁不出去，就不要孩子了，谁会这么想事情呢？可见，事情不是这么想的。再说，谁又能想到二十年后的事情呢？谁若能把二十年后的事情看得见，想得清，他岂不成神仙了?

对此，马清贵老汉也想过。

“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儿子呢？对这个问题他是无法回答的，他觉得茫然，觉得莫名其妙。他并不是打定主意非要这么多儿子不可，他几乎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这么一大群儿子。

他完全处于被动之中。

儿子一个一个落生在他家里，他就责无旁贷地做起了父亲，这一切都是糊里糊涂就成了这样的，他总是觉得自己过着一种糊里糊涂的日子。”

可以说，这段文字，是作家石舒清从当事人的角度对其困局及悲剧命运所做出的精辟而又精妙的注解，具有强烈的、普遍的现实意义。看到这段话，让人能自然想到他在《地动•郭凤菊》这部小说中的另一句话：世上的事，小事情能说个大概，大事情没有一个能说清楚的。

而对马清贵老人来说，当初生孩子、生几个，就是“说不清楚的大事情”。这个“说不清”，其实质就是“被动”，是“糊里糊涂”。而最麻烦也最可怕的是，这“被动”，这“糊里糊涂”，它们是自然天成的，是不知不觉的，不是谁强扭着让你“被动”与“糊里糊涂”的，它们有着自身的极其合理性。尽管这“合理”显得很荒诞，但它还是合理的，它就是“说不清楚的大事情”本来的样子。也正是因为这份说不清的合理性，使马清贵老人无解的困局和悲剧命运成了一种必然。

放眼众生，由“糊里糊涂”带来的无解困局，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精神、心理上的，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是有的吧——你自己去想吧，去想自己的生活，以过来人的视角去想想自己的过去，再想想“活着” 以及活着延展出的未来，只要你能像马清贵老人那样去想，连这“想”本身，都是一个死循环，是无解的困局。

这困局难道就真的无解吗？

就拿马清贵老人来说，他可以逃的。他可以撂挑子，对儿子不管不顾，甚至可以离家出走，任由儿子们自生自灭、自己去扑腾。他完全可以这么去做的。问题是，作为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能这样去做吗？答案显然是“不能”，是个人就不能这样去做。这样去做了他就不是个人。连人都不是了，还何谈“活着”，何谈“人活着究竟是为的个啥呀”。

面对困局，尽管无解，尽管糊里糊涂，但马清贵没有选择逃，而是以坚韧、强撑的态度以求破局，这正是《歇牛》中这一人物形象于宿命的荒诞处显出的最大意义！尽管这坚韧和强撑透着难言的悲凉，却也是行进着的希望。

马清贵老人的，或说是我们的人生困局，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能看见未来。记得一部电影中有句台词：未来，被你看见后，它就变了。所以，被看见的未来，还是未来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终极未来，都是遥遥可见、清晰可辨的，不过是一个“死”嘛。好吧，这未来被你看见了，还是个死局。要想破解，我们就该在一出生，满世界爬着去找长生不老药，一天都别耽搁。这岂不是更大的荒诞？

“人活着究竟是为的个啥呀？”马清贵老人内心绝望的喟问犹在耳畔。

最后，让我带上这位老人的坚韧与强撑，以一个无赖哲学家的口吻尝试着做出回答：

活着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活着就是活着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