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曾是地主家的小女儿。

在八岁之前，母亲过着优渥的生活。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丫头。

在大凌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姥爷有几百亩良田。种玉米，高粱，谷子，大豆，也套种地瓜，土豆，白菜，花生等。旧社会时他是否剥削过贫苦农民，八岁的母亲不知。在她的心目中，她的父亲是一个良善又幽默的中年人。有时在家喝两杯小烧酒，高兴了，就唱几句小丫头听不懂的京剧，评剧或者皮影戏。母亲遗传了姥爷的文艺细胞，长大后曾经在村子里的戏台上唱过整出的评剧《春草闯堂》。

母亲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是我的大舅和大姨。大舅比母亲大四岁，是一个少言寡语，瘦弱的少年；大姨比母亲大六岁，是母亲的庇护伞，在姥姥去世的很多年里，都是大姨在呵护着年幼的妹妹。

母亲的美好生活就停留在她八岁时。土地改革的结果，让她的父亲失去了百亩良田，同时还要身背地主的糟糕成分。更加残酷的一件事是，抄家的人从灶坑里挖出了姥姥埋藏的最后几个银元，这让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姥姥气急攻心，吐血一大口，从此卧床不起，四十不到的年纪就撒手人寰。母亲和大舅、大姨一起成了没娘的孩儿。

正值壮年的姥爷腰身很快弯了下去，他还偶尔喝酒，但孩子们再也没有听他唱过一句戏词。

高小即将毕业的大舅很快辍学，他用自己羸弱的身躯与沉默的姥爷一起扛起了风雨飘摇的家。大姨也没有继续求学，承担起了离去的姥姥未完成的家庭主妇职责。

只有年幼的母亲在哭过几场之后，还是背起了书包。但读到小学五年级，大舅成家（大舅妈比大舅大了七岁），大姨也远嫁，为了照顾日渐衰老的姥爷，母亲也选择了辍学。

那个曾经站在学校舞台上唱红歌的少女，那个八岁失去母亲的孩子，在原本应该快乐无忧的年纪，开始持家尽孝。

大凌河水滚滚东流。在艰苦岁月磨砺下，曾经亭亭玉立的少女长成了人人夸赞的女强人。繁重的农活家务并没有磨灭母亲的天性，她是一个开朗乐观、乐于助人的好姑娘。在生产队里，她抢着干脏活累活，一年下来，她挣的工分超过许多大老爷们。这个要强的天性也被她带到了婚后，甚至伴随了她的一生。

村小缺教师，学校找到了姥爷门上，想让母亲去代课。毕竟，她的班主任还记得当年那个学习刻苦又有天分的小丫头。母亲拒绝了，她认为自己五年级的学业水平不足以承担老师的重任，“不能误了孩子”。后来同村一个与母亲同龄、但成绩不如母亲的女青年成了代课老师，再后来这个女教师嫁给了复转军人，并按照政策转成了公办教师，一家五口进了城。

母亲说她不后悔，“人各有命”。但她不知，命运的齿轮不断转动，她却如藤上的苦瓜，一生难寻甜蜜。

母亲二十四岁的时候，饱尝成分之苦的姥爷磕磕烟袋，决定将小女儿嫁到贫农人家。

母亲抗争过，但最终还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未曾谋面的情况下，被邻村一个小自己三岁的男子娶回了家。

我的父亲出场了。高小毕业的父亲，三代赤贫，但十八岁进村里当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并在当年就火线入党，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年轻的大队干部。

我的爷爷奶奶一共生养了四个儿子、五个女儿，父亲是最小的儿子。虽然家境贫寒，但老儿子还是受到了更多关爱，这就让父亲身上多了一些不良习气，比如酗酒，暴戾，自我，游手好闲。

这桩六十年代的包办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不确定性。带着抵触情绪的母亲一进门，就被婆家一贫如洗的家境惊的目瞪口呆。地主家的小女儿虽然经历了破落的过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古朴的家宅、院落不是寻常人家所能比的。

尤其带着浪荡公子气息的父亲像一个没有定性的孩子，更是让母亲无法接受。

好在公婆都是通情达理的农家人，知道母亲自幼丧母，对母亲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爱护，这让母亲带着犹豫留了下来。

年轻的父亲因为大队干部的身份，经常带着一身的酒气回家，并且不知道关心身边人，这让倔强刚烈的母亲对这桩婚姻更加充满了抵触。

结婚三年，夫妻还没有同寝。因为缺少沟通，彼此又没有感情，争吵甚至动手打架成了他们结婚初期的主旋律。

三年后，在爷爷奶奶恳求的目光里，逐渐认清现实的母亲无奈选择了妥协。

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大姐出生。三十二岁的时候，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出生。最小的妹妹出生时，母亲已经三十九岁。那时，国家已经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小妹成了没有户口与土地的“小超生”，父亲也因此离开了村干部的岗位，成了普通的农民。

三十九岁，生完最小的女儿，躺在自家土炕上，母亲接受了乡卫生院医生上门做的绝育手术。

包产到户以后，母亲重新拥有土地的喜悦很快就被繁重的劳动取代。孩子幼小，父亲是个不善农事的伪农民，十几亩农田几乎都是母亲一人侍弄。母亲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农村妇女，作为最小的儿媳妇，爷爷奶奶晚年也一直和老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她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让两位老人吃好穿暖并给他们养老送终。虽然与父亲的争吵从未停止，但过门十几年却从没有和公婆红过脸。

上有老下有小，母亲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扛起了整个家庭。农活再累，母亲也从不落人后，家里的庄稼永远是地里长势最好的，村里许多青壮年男子都甘拜下风。母亲获得了一个“王铁人”的称号。

让母亲欣慰的是，四个儿女都很懂事，不仅个个学习努力，放学了都主动帮母亲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后来，四个儿女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跳出农门，成家立业，并工作和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母亲曾经历的苦痛，没有再降临到儿女身上。

八十年代的凌河滩，人们仍然生活在奋斗的希望与贫穷的现实之中。姥爷以及爷爷奶奶去世后，人到中年的母亲对人生多了更深的感悟，虽然还经常因父亲的所作所为而生气，但她不再与父亲吵架。平凡的生活渐渐磨去了一个女人的棱角，让她成了一个邻里赞誉的好主妇、好母亲。

母亲做一手好饭菜。那个年代虽然各个家庭都缺少细粮与荤腥，但一样的食材母亲总是比别人做的好吃。现在想想，流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粗粮细作，母亲应该在八十年代就琢磨透了其中的精髓。玉米面大饼子别人家的硬梆梆，吃着干巴巴，我家的大饼子是发面，并且母亲精磨之后搅成稀稀的面糊，贴到锅边就会留下长长的锅巴。出锅后咬一口软糯、清香，纯玉米面的比现在的三合面大饼子还要好吃。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在我一手大饼子一把葱吃的喷香时，经常央求给他掰一块解馋。

缺少细粮的年代，大米白面是稀罕物，一年难得吃几回，就是吃的这几回也往往不够一家人全体饕餮的。但母亲在家里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她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熏陶了四个儿女。记得一年春节，年三十晚上的团圆饺子一小半是白面的，一大半是高粱米面的，白面饺子奶奶和小妹吃，其他人吃粗粮面的。“我们家要尊老爱幼”，母亲嘱咐我们。奶奶和小妹吃饱了，剩下的白面饺子我们才能尝一尝。孩子们都学会了先给爸爸妈妈夹一个然后才放到自己碗里，虽然吃的意犹未尽，但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创造的。

母亲在我们眼里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姐弟四个的衣服鞋袜，甚至大姨家七个孩子的衣服鞋袜每年都是母亲手工制作，并且我们每个人身上穿的衣物都是同龄人中最精致与时髦的。家里的纺车、缝纫机、鞋样子、棒针……那些熟悉的物件成了我们抹不去的童年记忆。

母亲还是个特别干净的人。衣服可以缝缝补补，但不允许穿着脏衣服出门，这是母亲的信条。家里面也被她收拾的规规整整，许多家庭里都有的异味我们家从来闻不到，让清新的空气常驻我家，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农村妇女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母亲也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遇见谁家有难事她都会上门嘘寒问暖，提供帮助。与周围邻居处的也特别和睦。

我七八岁的时候特别淘气，曾经用石头将对门邻居家大我两岁的小伙伴脑袋打破，看到他满脸鲜血的样子，我吓得跑回家钻到柜子底下不出来。母亲提着家里仅有的一篮子鸡蛋上门道歉，并拽着我做保证，以后决不能欺负别人，也不准和人打架。

姑姑们回娘家，即使爷爷奶奶都去世以后，她们也总是住到我家里来。母亲的随和与热情让她们毫无拘束。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母亲曾经养过一只猫。这只猫黑白毛色，长得特别可爱，而且特别能捉老鼠。我自己家的老鼠捉没了，经常有邻居借去帮他们捉。有一次被借到我一个堂弟家里，他们家住在村后面的田地旁，是新盖的房子。睡在炕梢的堂弟早晨睁开眼，看到我家的猫蹲在他旁边，猫的前面是一条盘成一团的蛇。

这只猫是母亲的心头爱。冬天的晚上，猫总是在半夜钻到母亲的被窝里，我们说这只猫是母亲的小女儿。直到有一天，这只猫出去后再没回来，母亲前街后街地找了许多天。她伤心了很长时间，从此以后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猫。

农村包产到户后柴火还是不够用，于是一年四季如何给家里添柴成了母亲的忧虑。我作为唯一的儿子，成了帮助母亲的主力。春天，草色未绿的原野上，一个少年背着筐拿着粪叉子，将一块块干燥的牛粪捡起来放进框中。夏天，我和母亲趟过大凌河，去北岸山下砍柴，我爬到高高的树上，将手臂粗细的树杈砍下来，母亲用草绳捆成两捆，我和母亲一人背一捆过河回家。秋天，放学后我背着挑筐扛着耙子去河边搂草，母亲在旁边的树林里扫落叶，扫成一堆堆后用麻袋装起来，然后放到推车上，母亲推着推车，我背着一挑筐的干草，一起踩着落日余晖走在回家的路上。冬天到来，河两岸矮树丛的树卡巴儿成为母亲的目标，用脚一踩，树卡巴儿应声而断，放到筐里带回家，是最实用的冬季取暖之物。

小学四年级冬天的一个晚上，我趴在炕上看书，母亲在一旁纳鞋底。偶然看到一段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话，我念给母亲听：“……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母亲停下手里的活计：“继续念”，听的若有所思。现在想想，当时的母亲一定在结合自己的委屈听这段话，但其实又不能带给她任何实质的帮助。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舅因病去世，母亲带着我去送葬。母亲的眼睛红红的，但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放声痛哭，她只是在大舅的灵柩前静静地站立。然后拍拍我的头：“给你大舅磕头”。大姨和母亲见证了大舅壮年辞世，而大姨长寿，她活到了86岁，下葬那天齐腰深的大雪湮没了山路。

母亲一生隐忍、坚强。平时身体不适，吃点药挺挺就过去了。八岁时因为姥姥的突然离世，正在吃东西的母亲留下了胃病的病根，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她犯“心口疼”病，有时疼得在炕上打滚。疼劲儿过了，她又像没事人一样做起了家务。母亲在她六十一岁患重病之前，从未去过医院，也从未打过点滴。

2002年的秋天，我在城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说腹部疼的厉害。我赶紧回家将她接到了城里的医院。拍片显示母亲有严重的胆结石，同时肝部有不明阴影，医生建议做胆结石切除手术，同时对肝部阴影部分进行切片化验。手术结束后，医生偷偷告诉我，肝部的肿瘤也进行了切除，从外观看十有八九是肝癌。

这不啻于晴天霹雳！我这尝尽人间疾苦的母亲，我这朴实无华的母亲，老天为何如此无眼，为何将全部的灾难都降临在一个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可怜的女人身上？

一周以后的病理结果证明了医生的判断：肝癌晚期。从2002年十月到2003年四月，经过半年与病魔的艰苦抗争，我们还是没能挽回母亲62岁的短暂生命。弥留之际，我们姐弟四人，以及四个年幼的孙子孙女围在母亲身边，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母亲去世那年，我们姐弟四个有的刚买房，有的是小破房换大房子，在不同的城市都渐渐站稳了脚跟，但母亲都没有看到，这成了我们一生的遗憾。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孙子孙女们都已经大学毕业，时光从不会为谁停下匆匆的脚步。

有时累了，我会将车子开到东外环的路边歇一歇。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就在旁边的山坡上安静地沉睡。大凌河水从上游的故乡淌来，又缓慢地从山脚下流过。

在大凌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土豆开着白花，花生展露绿叶，地瓜秧匍匐在地，小白菜新鲜水灵。一个天真烂漫的小丫头在园子里快乐地奔跑，笑声飘向天际。

那是我八岁的母亲。

                        2023年4月28日初稿

                        2023年7月26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