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先生

欧阳伟

一

再次回到湘潭，已经是十年以后。湘潭于我已然陌生，好多地方物是人非。是啊，十年，我已不是从前的我，湘潭也不是昨日的湘潭，不仅仅是城市长高了许多，漂亮了许多，而是她浑身散发出来的气息弥漫开来，那么地诱人、醉人，甚至叫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开湘潭，去到一个叫零陵地区（现为永州市）道县寿雁镇的山沟沟，那地方太偏远，之前听都没听说过。一去才晓得，离桂林不远。那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兵工厂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刚来乍到，觉得一切都新鲜，山是那种卡斯特地貌石头山，到处是溶洞，车间就建在洞子里，洞门口一个大大的红五星，一条小河从厂子中间穿流而过。想当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兵工厂选址都是靠山靠洞。我在湖南东升机械厂从技术员到厂办秘书，从宣传干事到办公室主任再到宣传科长，一晃，十年就过去了。

我原本是学工科的，师傅是兵工系统的“刀具王”，收我做了他的关门弟子。可我不争气，志不在此，却爱好文学，且到了痴迷的地步，由技术到行政再政工，这算不算是背叛师门呢？山沟里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让文学书籍给打发了，似懂非懂，想学着写点东西，苦于找不到老师，一直瞎折腾。

机会来了，零陵地区文联副主席、群众艺术馆馆长、画家蒋贤哲先生来到厂里，他是来看工人画家吴榕郊的，我与吴榕郊是好友，吴榕郊把我介绍给了蒋主席。蒋主席听了我的诉说，有些许惊讶，当即表态，你到零陵来找我，我给你介绍几个老师。

那时，零陵地区文联有本刊物叫《潇湘文艺》，地区群众艺术馆办的刊物叫《舜风》。

从寿雁到道县有十五公里，从道县去零陵地区近百公里，来回得一天。关键是要翻越两座大山，车子盘上盘下，整个人好似悬在半空，心便一直吊在嗓子眼。

我背着个黄挎包，带着自己的习作，全部写在绘图纸的反面，分小说、散文、诗歌，装订成三大本，还有两个大馒头。

那是个冬天，我先寻到群众艺术馆，蒋主席正在画室画画。

他放下画笔，领我到了市文联。见到了小说老师郭明、散文老师李长廷、诗歌老师汪竹柏。

得到了老师们的指点，我便信心满满。

断断续续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还获过几次小奖，我的野心更大了，总以为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潮，“保军转民”、整体搬迁，给我所在的兵工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早已习惯的生活和思维被打破，就像海边搁浅的小鱼儿，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

二

生活有时就是这样纠结，想回时回不来，回了又不知所措。

刚回到湘潭那会，我真有点蒙，仿佛跌入原始森林，找不到出口，我急着要找一个向导、一个领路人。经验告诉我，去市群众艺术馆。

雨湖公园一侧，紧邻市十六中学、市歌舞团，便是市群众艺术馆了。

我背着一个黄挎包，里面装着几本自己的习作，像个冒失鬼一样，见人就说，我喜欢写点东西，想到这里找个老师。

对方抬头望着我，觉得几分新鲜，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门前，对我说，那就是江立仁老师。他可是在全国获过大奖的作家啊。

后来我才知道，江立仁老师与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彭大将军回故乡》发表在1979年《中国青年》杂志上，荣获当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江老师起身，伸出双手说，你好！你好！

两个男人的手握在一起，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

江立仁老师高挑个子，身板笔挺，脸色红润，头发向后反梳，戴一副金边眼镜，他的年龄与我父亲相仿，却比我父亲慈祥得多。

我看见江老师桌子上堆着好多稿件，他给我泡了杯热茶，与我谈了很久，问我喜欢写些什么，写了多久了，在哪里发过东西，最近在写什么……

他看了我的习作本，眼睛一亮，兴奋地说，哟，你这么勤奋，写了那么多，而且写得还蛮好嘛。他从中挑了两首诗，说，我这里有个刊物，到时争取用上去。

聊着聊着，好像我与他不是第一次见面，倒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最后，他给我留了联系方式，执意送我到了大门口。

我走出好远，他还站在那里朝我招手。

我心头一热，抬头对天说，我找到老师啦。

那时，在市政府（现为雨湖区政府）大院拐角，与湘潭百货大楼相连的围墙处，有一文化长廊，是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百花园”文艺橱窗。那里刊登的文章全是用毛笔抄上去的，经常吸引着无数路人驻足观看。湘潭的文学爱好者成百上千，能有文章在上面露个脸，是件很风光的事。记得我有一篇报告文学《他从山沟来》，写的是我在零陵地区（现为永州市）道县湖南东升机械厂的同事、工程师李世祥科研攻关的事迹，被江老师选中，抄了上去。还荣获了当年湘潭市百花文艺大奖赛二等奖。我好兴奋，时不时骑着单车去到那里，怕遇到熟人，只能装作路过，瞥上几眼，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直到如今，这种感觉还在。每每说起这些，好多湘潭的文友，都有同感。

慢慢熟悉起来，江老师把我引荐给市文联主席兼市作协主席杨振文，杨振文老师早年在《人民文学》发表过小说《福大接亲》，出版过中篇儿童小说《芬芬为什么剃光头》，在全国影响蛮大。他一口湘乡话，我有些听不太懂。他很亲切，总是笑。

有次，江老师告诉我，《湘潭广播电视报》有副刊，经常刊登一些文学作品，主编谷静老师就是一个作家。你去找找他，肯定对你有帮助。

就这样我又认识了谷静老师，乖乖，又是一个在《人民文学》发表过小说的作家。再后来，我又认识了冰静老师、孙南雄老师、周克武老师、刘剑桦老师……

拿句流行的话来说，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经常与这几位老师打交道，得到他们的指点，还能经常参加市里的文学讲座和采风活动，我的创作有了较大进步，报刊上露脸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江老师还担任《雨湖文艺》主编，经他发现、培养的作者数以千计，后来都成了湘潭文学界的中坚，有的已经在全国产生影响。

那年，江老师从群众艺术馆退休了。我以为，这位研究馆员也该安享晚年了。

三

没多久，江老师打来电话：我在《湘潭个私协报》上班，负责编辑副刊，半个月一期，你有什么好稿子可以发来。

我想去看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让江老师退休不下岗。

寻到那里，原来是湘潭市工商局个体私营企业家协会，一听是来找江老师的，马上有人喊：江老师，有人找您。

说是编辑部，其实就江老师一个人。《湘潭个私协报》后来改为《致富之声》报，还是江老师任主编，还是他一个人。

江老师笑吟吟地说，我主要是看中了这里领导开明，有个副刊版，全部由我作主。你知道，我就喜欢这个，我要把它打造成湘潭文学的新阵地。

的确，江老师在“绿叶”副刊上花的心思不亚于当年的《雨湖文艺》杂志和《百花园》报纸。有小说、散文、诗歌、歌词、报告文学，还有摄影、书画作品。湘潭文艺界的朋友又经常在这里相聚了。记得我就有小说《金宝》《渡船老倌》《风向》《冰糖柑》和散文、诗歌在那里发表。

每次收到江老师寄来的样报，我都会认真读几遍，找到江老师修改的那些地方，哪怕一个字，我都要好好揣摩，领悟他的良苦用心。

隔三差五我就想去江老师那里坐坐，看看他，和他聊聊天。要是隔得久了一点，我就心神不宁，好像丢了魂似的。每次我去，江老师总是泡好一杯绿茶，等我一到，茶温正好，喝着特别爽。

我知道江老师爱喝点酒，从不贪杯，从没见他醉过。

有段时间，我包里总带上一瓶酒，小糊涂仙、浏阳河、邵阳大曲，一斤装、半斤装都行，我还会买上两样熟食，或卤猪耳朵、卤鸡爪，或香辣小鱼、花生米。江老师从不挑剔，都能将就。有时是他备好酒菜叫我去。我们两个就在办公室，把门一关，喝点小酒，神侃起来。

那种日子，至今想起来都是一种享受。

江老师比我父亲大三岁，我俩成了忘年交。

1998年，我的第一部歌诗作品集《橄榄情韵》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我请江老师作序，他欣然应允，把我那百多首歌词、诗歌研读了好几遍，写出《向着太阳奔跑的人》一文。他说我是“一个朝着真理的太阳奔跑的人”，这是对我的褒奖，更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

那年，我为写长篇纪实文学《独臂上将彭绍辉传奇》辞去公安干校副校长职务，引起不小的风波，好多人以为我疯了，写书就写书，有必要辞职吗？

江老师不这么看，他的观点是，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写作也是一辈子的事。你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认准了，你就去做，不然你会后悔的。

2006年3月，《独臂上将彭绍辉传奇》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在第一时间送给了他。他花了半个月，认认真真看完了，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

2012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主神”的毁灭》，他已耄耋之年，他把拙著通读了两遍，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每次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他是发言最积极、准备最扎实的一个。

某日，江老师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家一趟，有些东西要送给我。我说，您送什么东西给我呀？我不能要。他说，你来吧，是我收藏了几十年的一些古籍，我老了，用不上了，丢了可惜，只有给你我才放心。

江老师家，我去得多啦。每次一到，他和杨姨就已备好了茶水或点心，红茶、绿茶、甜酒冲蛋、蜂蜜水……变着花样款待我，在他们眼里，我就像个孩子。

搬回来几十本文史古籍，有的是线装的或油印的，有的是光绪年间的、有些是民国时期的，这可是无价之宝啊。这份挚爱、这份信任，叫我怎么承受得起啊。

我与江老师相识三十年了，但凡我有一丁点成绩，他都会欣喜若狂，总是及时打电话或发微信给我，说些祝贺和鼓励的话。点点滴滴，滋润着我的心田。

有时我在想，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玩微信的？居然还玩得这么溜。

四

毫不夸张地说，湘潭市的中青年作家都受到过江老师的指导和提携，都是他的学生。

江老师是湘潭市作协原副主席、名誉主席。早些年，我任着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每次都会邀请他和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我都会自己开车接送，当然我就不能喝酒了。这既是体现一种尊重，也是对生命负责。可他觉得过意不去，执意不让我送，总是说，每次你来接送，害得你没喝到酒。好几回，他提前悄悄溜走了，他宁愿坐公交或打的。

按本地习俗，做寿酒，男进女满。江老师七十九岁那年，作协主席团会上大家都说，今年我们一起为江老师做八十大寿。

这事得好好筹划，自然落到我的身上。

我几次与江老师沟通，他都客气地谢绝了。他说，我真不做酒，也从来没做过生日酒，谢谢你们的好意。

可过了些时日，江老师要我邀请作协主席团和密切的作家朋友，一起到河西红月亮大酒店聚一聚。他和夫人杨姨早早等在那里，两桌酒菜，二十多人，谁的礼金也不收。他以这样的方式请我们嘬了一顿好的。

这几年，我兼着岳塘区作协主席，创办了一个“岳塘之光”文学讲坛。每半年举办一期文学讲座，邀请市内资深作家授课，或小说、或散文、或诗歌、或报告文学……主要是想为解决文学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做点事。至今已开办六期，受众达三四百人。记得去年初，我请江老师讲报告文学创作。从接到邀请到开讲，前后三个月，他不时打电话来，和我商量开讲题目，讨论讲授内容、重点、方法。问我有什么要求，听课的朋友们有什么想法。他说，我接到任务后，一直在准备讲稿，不断修改完善，我怕讲不好，对不住你，对不住大家。

真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老头！

江老师是湘潭文学界最年长的作家，也是湘潭文坛上的一棵长青树。

他先后出版了青少年文学读物《彭德怀元帅的故事》、诗集《你与我》、散文集《生命之树》、小说散文诗歌集《情海》等。可喜的是，江老师一直笔耕不辍，时有作品问世。

前不久，江老师写了一篇评论《漫谈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发到我的邮箱，因为我担任着《湖南报告文学》杂志执行主编。我把这篇文章转交给了负责评论的编辑黄菲蒂老师。菲蒂很快回复说：江老师的论文我拜读了，前辈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稿件涉及到报告文学的很多问题都是老先生的真知灼见，但相对于今天迅速发展的报告文学现状来说，可能有些观点还需更新。若能请江老师改成他对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看法是不是更好些？我觉得菲蒂说的有道理，多次与江老师沟通，我又担心，毕竟江老师年事已高，经不起这般折腾。可我想错了，他比我还能折腾，全然不像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卯足了劲的汉子。他选取自己创作报告文学的几个精彩瞬间，把自己当年是如何不怕受牵连、敢于担当，采访彭德怀的故事，如何采访盲人罗明照开商店的趣闻，写出《“摸摸”商店》。他写的“摸摸商店”不是写传奇故事，而是向人民报告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连一个盲人都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勇于克服重重困难，从一个最底层最弱势的盲人，一跃成为商海弄潮儿。这篇报告文学《“摸摸”商店》，发表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报告文学》月刊1958年第2期，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他把自己的采访经历和经验和盘托出，写成创作谈《采访是写好报告文学的必由之路》，这是他的心血之作，更是他的殷切期望啊。

“红豆诗人”一直是江老师的另一个雅号。我们身边喜好写爱情诗的诗人不在少数，但像江老师八十八岁高龄，还把爱情诗写得那样清新灵动又超凡脱俗，却是寻不出第二个。

有人问过江老师，您健康长寿有什么秘诀？

江老师笑呵呵地说，我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就这样糊里糊涂过来了。

其实，我们私底下谈论过，江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心态好，对人好，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永远有一颗爱心。还有一点，他有一位相濡以沫的夫人杨姨，杨姨原是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也是他的保健医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江老师发表爱情诗的时候，喜欢用一个笔名叫梦萍。我们这些晚辈常在他面前淘气，调侃地问：江老师，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寻常的故事啊。

江老师总是笑而不答，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

有一种幸福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作协就如同一个大家庭，有好多个像江老师这样的宝贝哩。想想，这是我们的福气！

每次看到江老师鹤发童颜，聚餐时还能小酌二两，和大家谈笑风生，朋友们都会发自内心地相互打气，我们都要好好活着，要像江老师一样，活出长度，也活出宽度，活出精气神来。

是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