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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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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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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身边

睡在床上的人,不是我,是父亲。

我总有些恍惚,那些年,父亲总是在床前叫我,一大早,一嗓子雷公音,让整个村子的都听到了,也都知道了他养了一条懒虫。我惊心胆颤的坐起来,朦胧睡眼里,是父亲那张像黄土地龟裂了的脸。眼珠子像干涸的井,这时却要诡异得放出光来。我诚惶诚恐,我发誓要逃离,每次抹去脸上的唾沫星子,我就坚定一次信念。

远在他乡,独自谋生,身不由己的时候,才懂得父亲天天念叨的那一句“起得三早当一工”的意义,简单、平凡,却是浓缩了乡下人对勤奋的理解,对生活的敬畏。

我想跟父亲说声“起来”,却不敢。

他就在我头上,在打鼾。

我不敢惊动他,这鼾声,现在是我最愿意听到的声音。对于我,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就是父亲的鼾声。

父亲一直不相信当初一个小小的便秘会发展成直肠癌。他一直以为吃一点清火的通便的药片,就啥事也没了。当他上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他还是以为他是患了痔疮。当到了省会医院,做了检查,他还是认为医生给他开几付药就能解决问题。当我跟医生谈过,当面告诉他他要动手术的时候,他才觉得,他的病非同小可,脸上血色一下子就凝固了,看着我,两只眼像空洞的井,却再也发不出光来。为了做他的思想工作,我跟他举例,家乡某某村的人也做过这个手术,现在八年了,都没事。父亲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子,一脸落寞的看着我。我却不忍心看他的脸,70岁的人了,脸皱得像九月菊花,头发更像是坡头经霜打日晒的飞蓬。这是我的父亲么?以前觉得父亲和我之间有道沟壑,在我抚摸他的手掌,感觉到掌上茧子的时候,所有的坎坷重现,所有的不理解都消失了。

父亲带着我在原野上行走,父亲带着我在田垄稻禾里耕耘,父亲带着我在滂沱大雨里摸索,父亲手把手教我吆牛扶犁,父亲严厉到苛刻的教我播种栽秧……

这些我几乎忘了的经历,这个时候都出现了,像一道一道浪花。东干脚的蓝天白云,东干脚的屋瓦村庄,东干脚的小河流水,东干脚的依依杨柳,这个时候,都成了父亲,一边温暖远去,一边苍凉无尽。

现在,父亲的鼾声,就像东干脚平安的夜风,让人感觉到生机仍在,来日可追。

在我恍恍惚惚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父亲从床上垂下手在摸我的头。

我伸出手,握住父亲的手,问:“是不是要去洗手间方便?”

父亲让我扶他起来,说“睡不着了”。我才知道自己的荒唐,父亲身上插满管子,根本不用去方便。我从低矮的移动铺上坐起来,看着他,他在看着管子。长沙若明若暗的午夜灯火,恰到好处的把我们刻成了父子相依的雕像。

回到东干脚,我“原形毕露”,一如三十年前,晚睡晚起。父亲却不再像当年那样震怒,而是感叹“真不知道,你这三十年是怎么混过来的”。我让父亲早睡,让他放心:三十年我都过去了,现在人到中年,不会出什么岔子的了。

他们在堂屋里看电视,我关上门。

我每年回来两次东干脚,每一次东干脚都会出现一栋新房子。东干脚的人,以造房子、造好房子为毕生追求了。我要为东干脚干些什么?我一直在隐隐约约的琢磨,而回到东干脚,才感觉到紧迫起来。我已经不习惯于思考,或者在现实生活里,我已经是脚忙手乱疲于应付了。以前的东干脚像一剂镇定剂,现在,东干脚已成了乡村建设的某个样板……

夜凉如水,我要加衣的时候,堂屋里还开着电视,电视里放着京戏。

院子里的狗叫声越来稀疏疏……

我开门出来,父亲还在堂屋里坐着,身上搭着一件棉衣。

我问声“老爹,你还不睡?”

老爹没有反应,我走过去,发现老爹已经在躺椅上迷糊过去了,加上电视里京剧的嗯嗯啊啊,他可能听不到我的声音。

我在他身边的长凳上坐下来,白炽灯下,老爹像一只枯萎的蝴蝶,却十分安详。

如果不是天气冷,我宁愿久坐在他身边,等他醒来。但我担心他受寒,只得帮他动动盖在身上的棉衣,他惊醒过来,侧头看看我,问“你忙完了?”那种平静,仿佛他已习惯了我的忙碌。

我忙什么呢?我根本就是在瞎忙。我却说:“你不用等我,你累了就先去睡。”

父亲平静而无力地说:“你还没有洗漱,我还要换煤,还要给鼎锅里加水。”

这些我都会,而且三十年前我就会。这么多年的分别,父亲还在把我当作三十年前的懵懂少年。

“天气太冷了,你赶紧上床去睡。”我坐在他身边,帮他理理身上的衣服。

“戏还没看完呢。”父亲嘟嘟哝哝着。

“你都睡着了。”如果是以往,我还会加半句“戏在看你了”。

“我听着呢,你听,多有韵致。”父亲闭上了眼,一副知足的样子。

三十多年前,父亲背着我到柏家坪电影院看《大闹天宫》。回东干脚的时候已是半夜,黑灯瞎火,山如鬼影,我趴在父亲背上一动不敢动,生怕黑暗里出来一个妖怪。

二十多年前,我从平田院子补习完,跟着父亲过乱葬岗,父亲在前面大讲“死鬼怕活人”。

二十年,我们相聚少来离别多,父亲却十分自信,每次都以为天下已是他孩子得了。

……

父亲做手术之后,身体一直在恢复中,动不动还面部神经发炎,经常是一副狼狈样子,然而他并不悲观,反而开朗了很多。我一直也没弄明白,被判过死刑后解除死亡的人,是不是比常人多了一份坦然豁达,更安于天命?

我坐在父亲身边,看一眼电视,看一眼父亲。父亲迷糊着,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像都跟他无关了。三十年前若是这样生活,父子俩会不会更和谐美满?生活没有假如,三十年的岁月,我们每天都在不安中工作,在不安中寻找,在不安中前行,在不安中躲躲闪闪。三十年的内心不安,让我一直如负重前行。而父亲呢?儿行千里母担忧,父亲何尝不是每天在担惊受怕?或者,在我出生的那天起,父母就开始了担惊受怕。父母的一生,不就是孩子跌跌撞撞的那一道道曲曲弯弯?

父亲是我的镜子,父亲是胸襟,不,父亲是担待。这种担待,只有父亲明白。

在父亲身边,我开始阅读有关“人”的这部大书,古里八怪,又真真切切,伟大与卑微,纯洁与猥琐、坚强与软弱,忠诚与背叛、坦荡与狭隘同在。父亲是主线,从不腰塌骨软,顶天立地,从远古到今天,永远是孩子的榜样。我的父亲只是一个卑微农民,然而却像山一样为我遮风挡雨,山一样在我心里魏然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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