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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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来广州打工之前，我是没勇气来广州的。
在潮汕混了六七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改变，穷得叮当响，吃一碗潮汕的牛肉粿条就感到生活幸福，但有一帮朋友，马同成、马东涛、郑少华、郑少雄、董建伟、蔡金才、肖涛生……可以列很长一串名单，他们与传统的潮汕人完全不同，不排外，不精明，也不耍手段，对朋友是一片赤诚。跟他们在一起，舒服。只是我在那里五六年都没挣到钱，也不能在那里做一辈子苦工，为钱所迫，我决定离开了潮汕——潮汕平原的那片绿，已经在心里变成了辽阔的草原。
广州是我转车的地方，到潮汕、东莞、深圳、中山，甚至去郁南那一次，都在广州转车。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广州停留下来，在广州打工，在广州生活。
在火车站天桥下，即使看到那些红纸招工广告，有心动过，但最后掂量掂量，还是放弃。我除了一身力气，没什么其他的专长，而广州在我心目中，对力气是挑剔的。
中山、东莞、深圳、潮汕，绕着广州绕了半圈，混不下去了，我要回湖南种田，东涛的一个朋友说：你去广州吧。
好吧，我去广州吧。
那是一九九七年的六月份，东干脚的 “双抢”正在搞得热火朝天。
第一站 永泰
永泰新村在广州北边，属于白云区。
侯勇、杨学武两个人把我从火车站接过来，我傻眼了。永泰新村是白云山下的一个农村，村子边的田野里，种着通心菜、小白菜、豆角。穿着花衣服、戴着草帽的农民趴在地上，在一心种通心菜。
侯勇黑得像只猴子，头发长得遮住了半块脸。
杨学武大平头，白白嫩嫩像菩萨。
侯勇和杨学武是分开租房住的。
杨学武说侯勇那里的条件好，住侯勇那里。
侯勇租的房子在山下，一间白铁皮棚屋，后面就是山的石壁。铁门里面一张床，一张捡来的桌子。
热得很，我们都脱了上衣。
电风扇对着身体吹，不过瘾，侯勇往叶片上泼了点水，吹在身上，麻麻的。铁皮门薄，被风吹得不停地晃，撞到门框又弹开，又撞上去。杨学武把背贴过去，又马上弹开，说铁皮晒热火了，烫人。告诉侯勇，拎一桶水泼到铁皮棚子上。
侯勇说不能，人家的衣服还挂在檐下。
杨学武说：还不如坐在山脚下，有树荫。
侯勇说：花蚊子多得很，叮一口，一瓶风油精都不够搽。
他们两个四川人，说着说着，开始摆龙门阵。
他们两个是帮东涛朋友在广州送货的，主要是电容电阻。
我完全没有想到过，他们住在永泰，不仅远离市中心，甚至连郊区都算不上。但适合我，我不知道我在广州能干什么，又穷，在这么一个偏僻地方，正好。
杨学武租的当地老百姓的楼房，在一楼，没有装修，地上是潮湿的泥。
这还是次要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沙发，而且中间是破的，屁股坐下去，马步不好，屁股就从那个破洞里漏下去。
杨学武自我解嘲地说没有人知道我过着这种生活。
他在笑，笑的脸通红。
侯勇买菜，杨学武买酒，为我接风。
不知道喝了多久，只知道天黑了，电风扇在呼呼地刮风。
有人猛敲铁皮门，乓乓乓地。
侯勇爬起来迷糊糊地问：搞什么。
一柱电筒光射过来，随着有人高声说：半夜了，也不关门，丢了东西又找我们麻烦。
侯勇起来关上门，用一根棒子顶在门后，说：联防队的。
联防队的态度，让我对广州有了丝好感，不像外面传的那样蛮横凶恶嘛。
永泰进广州，有一路公交车，866。
如果走出来，走到解放庄，还可以坐76路。
跟着他们俩跑火车站取货，然后坐公交车，跑荔湾电子市场送货，有时候也跑惠福西路。荔湾是老城区，有好几个专业市场，但人流量不大，除了外地人来进货，本地人不多。惠福西路是更老的城区，居然还可以看见红砖瓦房！两边榕树都抱围粗，吊着香一样粗细的黑色须根，叶子密密麻麻，把街道都罩住了。
这不是我在火车站见到的广州，流花车站、广州市汽车站、广东省汽车站在一条路上，人挤人，挥汗如雨。流花宾馆、华南影都、白马市场，玻璃幕墙，白色瓷砖，圆拱玻璃窗子，很洋气，洋气到我没有自信。
当时我没有想在广州留下，就是被那些高大建筑惊住了，感觉自己的能力与广州不匹配，便随着人流走啊走，走进了汽车站，自觉地离开了广州的逼人气势。
我来了，然而我还是悬着心，我来到了广州，我能在广州呆多久？怎么呆下去？
走在路上，我格外留意路边的各种招工广告，不是我要找工作，而是想知道招工方对应聘人员的各种要求，三年经验啊，会制图啊，市场营销专业、会制表啊……我不懂，身上有了钱，就到永泰的中心大街，那里有个流动书摊，专门卖翻印的书，价格很喜人。我买了《广告策划》、《广告文案写作》……有关广告专业方面的书，我见着就买。这比去学电脑、学会计、学营销省钱多了。
我既然来了，不一探究竟，就像去深圳一样，在路上跑一跑，啥结果都没有，就离开，太不划算了。
白云区的永泰，有点像宁远的东干脚，瓦房子小楼房挤在一起，安安静静窝在山下，不受外界干扰。
第二站 石牌
杨学武第一个离开了永泰，去了电子杂志社做广告业务员。
我说我也想离开。
帮东涛朋友送送货，是按照潮汕的待遇，收入还不稳定，经常捉襟见肘。我可不想一直干这活，也不想一直住在湿漉漉的永泰新村。
杨学武愿意帮忙，约了他们总编跟我谈。
他们总编是湖南人，在北京出生长大，有点故乡情结。
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我这个老乡居然让我做广告部主任。
我看着他的大胡子，看了很久，才认定这是真的。
杂志社在石牌租了房子，提供住宿，不提供吃。
老乡问我住哪里。
我说永泰。
他说下班的时候，我开车，跟你一起去，把东西搬回杂志社的宿舍。
我等着他下班。
杨学武知道了一点情况，一个劲的要我请客。
老乡开的是大切诺基。
我是第一次坐这么豪华的车。我心狂跳，但我知道，我不能让老乡看出来，所以，一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到了永泰，他和车在路边等我，我跑进巷子，冲到山脚下的铁皮棚里找了自己的衣服，用一个纸箱子装好就出来了。
我这样离开东涛的朋友，代价是一个月的工钱。
我认了。
我进了广州的杂志社，不再是为潮汕人潮汕公司打工，而是在广州在广州的公司上班了。这要付出代价，也必须付出代价，我认。
车开不进石牌巷子，杨学武在石牌牌坊下接我。
下班时间，石牌牌坊里，人流分成两队，一队是进村的，一队是出村的。
路边有摆摊的，还站着很多穿着还算体贴的妙龄女子。
杨学武一边走，一边问我：你看到路边的那些女的没有？
我说看到了。
野鸡。
听杨学武这么说，我又专门去看了几眼路边站着的女孩子，穿着连衣裙，淡紫色花朵，好像很久没洗了。脸色看起来平静，多看几眼，就发现眉间隐藏的焦急。
她们为什么做这个？
来钱快啊。
能赚多少钱？
一次二十、三十。
我回过头去看，杨学武发现了，问：你想叫鸡？
我脸红了，我还从来没有叫过鸡。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带着我走进了巷子，湿漉漉的巷子，两边都是店铺，快餐店，麻辣火锅店、糖水店，各种味道混合着，闻起来就像食物长毛了那样的酸臭。巷子里人也多，挂着包的，扛着包的，空着手的，手里拿一份报纸的，脚步匆匆，脸上挂着迷茫焦急。
杨学武指了指身边发霉的围墙，说：你别小看这堵墙。墙那边就是中山医院，再过去就是暨南大学。马路对面，是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往东，就是华南理工大学。
杨学武一边说一边神采飞扬。
我知道他比以往热情的原因，我在杂志社应聘了广告部主任，成了他的主管。
石牌村里即使小小的巷子也是人来人往，而且，各种杂货店、发廊到处都是。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我跟着杨学武走过一条巷子，又走进一条巷子，再转弯，走进小巷子，杨学武问：我带你进来，你一个人能不能走出去？
我说这个不担心，走到大巷子，跟人流，自然就能走出石牌。
杨学武继续向前走了几步，在一扇铁门前搁下我的纸箱子，掏出钥匙，开了门。
楼道里黑黑的。
四楼。
我抱着纸箱子，跟着杨学武，探索着，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了四楼。
两房一厅，有四个人，加上我，五个人了。
小房间摆了一张木板床，大房间里摆了一张高低铺铁床，厅里摆了一张铁床。
杨学武说：你是主任，你住小房间。小马要离职了，我睡他的床。
我进了小房间，搁下纸箱子。
杨学武在大房间里叫出一个人来，曹典辉，湖南宁乡人。
还有一个，杨学武说出去找鸡去了。
我不好意思的笑笑，我身上还有好几十块，但不敢动，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也做不来鸭，失业没钱，在这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我得先攒一笔钱，我出来七年了，我还没有攒过钱。
跟曹典辉认了老乡，曹典辉说他去买菜。
杨学武说：你买菜，我买酒。
曹典辉去石牌菜市场买了一把通心菜、三两肉，几个辣椒。杨学武在楼下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瓶尖庄，塑料瓶子装的白酒，度数挺高的。另买了一小包花生米，花生皮一搓就脱落，又香又脆，只是量小。我想我有了钱，一次买十包，只用它来下酒。
还好，曹典辉不怎么喝酒，一口下去，长着青钢胡子的脸就泛红了。
杨学武喝着喝着，开始想妈妈，眼泪就出来了。
他是单亲家庭，只有一个妈妈，他妈妈只有一个他。
我想起父母，也觉得心里发酸。我出来七年了，没有交给他们一分钱。我父母说我过好了，就什么都好了。我知道，他们在承担弟弟妹妹的学费，使劲地盘算着在地里扒钱。他们不说我，不给我压力，是担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发生意外。喝了酒，血流得快，看到杨学武的样子，我也想哭了。对哦，我还有个老奶奶，我就像她手心上的肉一样。
曹典辉打开他的小录音机，放田震的歌。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孤独总在我左右
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
是我无限的温柔……”
我们听着歌，开始沉默。
对石牌熟了一点，我开始在石牌的巷子里游荡。
石牌在黄埔大道和中山大道西中间，两边都有牌坊。黄埔大道那边是冼村，马路边很多店铺和饭店。路上车多，我从没有走过去。中山大道西那边，是华南师范大学，门里有一棵很高大的马来西亚棕榈树。我看着华南师范大学的牌子，也没勇气走进去。北边，是太平洋电脑城，每天拉货的平板车哗哗的，川流不息。一台电脑，一万多。我回石牌洗洗睡吧。石牌是个蚂蚁窝，住着一堆各种各样的蚂蚁，恋着石牌，是因为石牌的巷子多，曲径无数，可以轻轻松松容身。
石牌住了多少人？
没人说得清楚。
我喜欢石牌，在四周的高楼大厦围剿下，石牌一点也不担惊受怕抖抖瑟瑟，而是像八爪鱼一样坚强。住在石牌的外地人也以住在石牌为傲，四周不是教学科研单位，就是电脑电子专业市场，别小看身边擦肩而过的那个穿着裤衩子戴着眼镜的小伙子，他可能就是电脑城的工程师，五、六千一个月呢。
住在石牌，就是为梦想打拼。
石牌很臭，梦想很香。
石牌是不是石牌不重要，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
第三站 天河棠下
电子杂志社一号多刊，被上级停刊整顿。
我老乡惨了，失业了，炯炯有神的大眼成了鱼泡眼，头发飞扬，大胡子蓬勃，与其说是搞电子媒体的，不如说是搞艺术的，而且是无家可归的那种路边艺术家。
没活干了，我天天买广州日报，看招聘专刊。
坐在屋子里，一点喧嚣也没有。
外面马路上的马达声音和各种喧嚣，被石牌层层叠叠的巷子过滤之后，到我住的出租屋，已经一干二净了。
偶尔会听到租客从窗子里扔下废纸皮掉落巷子里发出的劈啪声。
我不能没有工作，生活还要继续。
我每天都投寄五六封求职信。每天上班时间后，我都靠窗坐着，期待楼下杂货店的女老板叫四楼的听电话。
熬了将近一个月，我在大周末杂志社应聘成功，去做主编。
大周末杂志设在天河软件园，从石牌走路也可以走到，但有五站路，要走过暨南大学、中山立交和天河花园。软件园斜对面是天河棠下，两站路。为了节约时间，我要搬到天河棠下去住。
广州有两个棠下，一个是天河棠下，一个是白云棠下。我住石牌的时候，一个客户在天河棠下工业园，坐车的时候，没有想到过广州会有两个棠下，上车，开到了三元里那边的棠下，一下车，怎么也找不到工业园，一问报摊的老爷子，才知道我搞错地方了。所以，对“棠下”两个字印象尤为深刻。
棠下的牌坊很大，像一个半月形，上面挂着“棠下”两个金字。牌坊两边是饭店、杂货铺、美容院，路中间有一个古榕树，婆娑着的枝叶盖了一条街。大榕树后面就是治保会。在治保会旁边应该是安全的，我想起了永泰新村遇到的联防队。沿着北边的巷子左看看，右看看，在马路第二排的四楼租了一房一厅，一个月四百块，单体楼，楼后面，有菜地和池塘，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蛙鸣。
住了下来才发觉离马路太近了，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就想枕着车轮子，或睡在车轮之下边。但体谅这是单体楼，除了夜间车轮的搅扰之外，还算安全、安静。重要的是一房一厅才四百元，应付起来，我没有什么压力。
上班下班，偶尔在下班途中拐进棠下菜市场买点菜——一个人做饭，做容易，吃还难，一吃饭，就容易想家。所以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路边摊解决，一碗红薯粉，一碗河粉，一盘炒面，几串烤羊肉，都少不了要一瓶啤酒。有酒喝，才不怕沉默和孤单。
下班晚了一点，不想走河边黑漆漆的小路，就走治保会门前的大路，走进牌坊，就被两个带红袖章的男人拦住了，要查看暂住证。
我没有暂住证。
我说我有工作证。
没有暂住证，你有国务院的工作证，也要办暂住证。
我被他们两个——后来又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裹挟到了治保会大门口，里面两个带红袖章的把我拉进去，说：上二楼去。
上了二楼，一个大大的礼堂，一排人在排队，一个一个等着打电话，叫老乡、朋友、同事、领导来赎人。
我没得选择，甚至有点心惊肉跳。我在潮汕、东莞、深圳都没有办过暂住证，也没被抓过，到了广州，在永泰新村、在石牌，也没被人拦过抓过办暂住证，到了棠下，才两个月，就被抓住了。我看了看门口，四个带红袖章的人把持着，那种神情，像看着一屋子的肥猪。我只得排队打电话，打给总编陈志刚，打给歌手王盛智，打给美术总监阿海，打给房东……最后，是阿海带了一千二百块钱来赎我。
阿海是东北人，中央美院毕业的。
本来他看不上我，我没学历，老说我农民眼光。
我也讨厌他经常用鄙视的眼光看我，他又奈何我不了，因为我主编的杂志发行量最大。
我们互相不对付，但没想到，我打了数不清的电话之后，却是他来救我。
很想对他另眼相看，可是没多久，他辞职了。
一个同事告诉我，一个开湘菜馆的富婆看上了他，他做老板去了。
是不是真的，后来我也没去刨根究底。在那个用BB机的年代，很容易就丢失了一个人。我想，我要买一部手机。总编要换三星手机，他的那部西门子作价两百元卖给了我。有了手机，我想给爸爸打个电话，难堪的是，东干脚还没有通电话，接电话要到两公里之外的平田村的叔叔家——而且要提前约好时间，到了约定时间，打过去才有人接。想到我父亲一个人，夜晚跑几里田埂路接一个可有可无的电话，我于心不忍，手机在手上，好像也没太大的作用，更多的时候，是像手里拿了一份报纸一样的装饰。
天河棠下有多大？
我走进过一次。
从治保会门口前面的那条巷子走进去——我办了暂住证，但没有拿到暂住证，手里只有一份收据，我时常揣在口袋里的。里面积水严重，臭不可闻。每家店铺门口，地上都摆了几块砖头。路边废弃的宅基地上，堆满了扔掉的衣服和垃圾，苍蝇嗡嗡的。还没有走到棠下大街，我就退了出来。广告部的郭亮和张亮两个“亮”要请我吃“霸王餐”，我以为是开玩笑，就在我住的出租屋巷子口等他们。
他们带我去川菜馆——离治保会不到一百米。
吃了喝了，两个“亮”让我先走。
我说我付吧。
郭亮是山西人，长得黑咕隆咚的，据他说家里有煤矿。张亮是湖北人，科班毕业，有点才气，戴着黑框眼镜，斯斯文文。我料他们俩只是好玩，断不敢吃“霸王餐”。没料到的是第二天上班见了面，郭亮的左眼角青了一大块，张亮说昨晚吃“霸王餐”打架打的。我很生气，张亮说：上次和郭亮去那家店吃火锅，老板把别人吃剩下的菜给了他们。他们要打架，我拉不住。
在广东跑了一圈，我从来没想过吃“霸王餐”，没想到，在棠下居然吃了一回。
想起这事，每次回出租屋，我都左看看，右看看，怕川菜饭店老板找我麻烦。
第四站 白云棠下
投资大周末杂志的黄老板后续资金跟不上，大周末摇摇欲坠，从周刊变为月刊，然后停刊，我又失业了。
在广州有了两份工作经历，我开始迷恋上广州了。
广州不挑人，只看才华。
广州也不讲究门户，只看你能不能出彩。
日子还是像往常一样，买广州日报，只要招聘专刊。
广州日报的招聘专刊，比南方人才市场的招聘墙好用，也比南方人才市场报真实。
大致是买了一个星期的广州日报招聘专刊，我在广东中凯文化集团应聘策划总监成功了。
广东中凯文化集团是策划、发行影音光碟的，我去的时候，已经策划、发行了两千多种音乐、幼教、电影等光碟，号称广东最大的民营文化企业。
我是找工作，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
广东中凯文化集团在机场路生活区办公。
天河到白云，这是一个往返——我是从白云永泰新村去的天河，三年之后，又折回了白云。
工作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
我在天河的时候，误打误撞地到过白云棠下，这次，真要搬到白云棠下住了。
这是冥冥中的缘分？
机场生活区后面就是棠下棠景街。
在广州找出租屋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见过来参加广交会的外省商人，下了飞机，拉着皮箱，就直奔城中村找出租屋。一房一厅才四百元，可以住宿，可以做饭，可以逛街，还可以体验到城中村的生活。
我应聘成功后，没有着急离开棠下，而是沿着棠景街，走进去，走过海鲜市场，走进村子，在村口的半面墙上，看到了很多小红纸、小纸片上写的租房广告，拿起西门子手机，打了两个电话，在离村口不远的一条巷子口租到了一房一厅。也是四楼，我不喜欢“四”这个数字，但它好像跟我有缘分，甩也甩不开。我认了，四楼好，小偷爬不上，天台上的贼下不来，安全。
公司有百来号人，湖南、江西、广东、四川、湖北、江苏、吉林……下了班，各归各，走出大楼，在门前各奔东西。
在电子杂志社、在大周末杂志社，也有过很多同事，分开之后，就没了联系。久一点，不去琢磨和回忆，姓甚名啥都忘了。我对他们是这样，他们对我，也是这样。我们在同一间公司上班，上班时间彼此依靠、彼此支持，下了班，彼此就分清楚了，你是你，我是我，没有什么好交织的。
我喜欢销售部的女孩子小柯，江苏的，头发长得像一袭瀑布，但她对我无动于衷。
我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我家的黑牯牛夜里被人偷了，找了几天，走访了清水桥、柏家坪、双井圩、永安圩，问了很多人，报了公安，还是没找到。
那条黑牯牛我是见过的，很害羞的一条牛，见了别的公牛，不敢动，见了母牛，也老老实实的站着不敢蹭上去，但拉起犁来，任劳任怨，任抽任打，从早干到晚，除了喘气和睁着大眼睛装无辜之外，没有任何的暴躁举动。
父亲老了。
我想，我挣点钱就回去吧。
我爸说你回来干什么，村里好多年轻人找不到路，你在外面找了路子，就坚持走下去。
我是想回东干脚的，有点莫名其妙，是飞黄腾达了回去，还是依恋父母和长辈的爱？
楼下面的杂货店老板开了两桌麻将，洗牌的声音稀里哗啦，打牌的的声音噼里啪啦。对面出租屋住着银鹰酒店的员工，下班很晚，回到出租屋是各种唱。我一个人，经常失眠。睡在枕头上，很倦，仍是焦躁，翻来翻去，后来，我把洗牌的稀里哗啦当作东干脚的小河流水，把大牌的噼里啪啦当作打在篷布上的雨点，把对面出租屋的各种唱当作各种蛙叫，想着东干脚的大山小溪，竟然慢慢的入睡了。
白云棠下没有天河棠下面积大——这也是我估的，我根本没有走遍天河棠下，但肯定没有石牌大，从我住的出租屋，走一条巷子，走到底，就是时代花园，沿着时代花园边荒凉的小马路走出去，就是三元里大道，绕不了十分钟，就可以绕回来。棠景街比石牌街要小，两边都是民房的一楼改成的店铺，卖衣服的和饭店一样多。
一次和一个同事去喝酒，在棠景街，一个小男孩从侧面跑过来，看也没有看我，抱着我的腿，开口就叫“爸爸爸爸”，吓了我一跳。
站在服装店门口的一个中年妇女对我说给他（孩子）一块钱，他就松手了。
我说我还是报警吧。
那个中年妇女赶紧跑过来，把孩子抱走了。
我同事笑了我一路。
他笑我，我干脆告诉他，我还遇到过一件更离奇的事。
有一天我下夜班，走远景路，找那间港味店，在马路边遇到一个女孩，说被工厂赶出来了，没钱吃饭，让我给点钱吃饭。我说我正要去吃饭，一起去吃吧。那姑娘说不止她一个，还有两个姐妹一起被赶出来了。我想做好人索性做到底，一起请了吧。到了港味店，帮她们三个点了餐，怕不周到，还给她们每个人买一瓶水。我先吃完，走到门口，那姑娘竟然跟出来拉住我的衣袖，要我给钱住旅店。城中村很多民房改的小旅店，一个晚上十块钱，好吧，我给二十，她说不够，至少要七十，要再给五十。
我突然惊觉我掉坑里了。
我说我身上没现金了。
那姑娘要我想办法。她一点也不讲情面，一直抓着我的衣袖。
刚好，大厦的一个保安晃悠着走过来，我叫他，那保安走过来，看了看那姑娘，笑了。那姑娘见了保安，自己松了手，不跟我提要求了。
我走了，走了很远，想，在这条路上，那个保安肯定是不止一次看到那姑娘做这种事了。
我同事见我没有保留，也说了他的几件稀奇古怪的事，被姑娘拽进发廊啊，说是洗个头，进去了被按在一张小床上，浑身被摸了个遍，头没洗，结账照按摩算钱。
棠下，高高低低的房子，住着无数外来工，外来工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不过，我喜欢棠下，在那间出租屋里住了三年，房东一分钱租金也没涨。
房东老太太，性格像男人一样豪爽。
但她从没问我一个人住了三年的原因。
广州人和外地人，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隔膜，是因为陌生，因为圈子，也因为没有必要。在他们看来，你是谁，不重要；不拖欠房租，才不管你是谁。
第五站 萧岗
帮新马文化做了一个电视剧的推广方案，收了两千块钱，传到公司老板耳朵里，我被辞退了。
我该何去何从？
买广州日报招聘专刊，找来找去，两个星期里，投了几份求职信出去，都石沉大海。
说实话，我有点慌。
新马文化的老马说：你干脆自己干。
我没有退路，也没有出路，乍一听到老马要我自己干，我首先掂量一下自己，我能干什么。我除了会做策划方案，写一写文案之外，没什么可以依恃的本事。
老马说你就做这个，不会比你打工挣得少。
离开新马文化，走过远景路，穗景大厦、鹏景大厦正好装修了对外招租，我胆战心惊的去问招租的人，鹏景大厦六楼的单间，一个月租金也才两千块，还有中央空调。拿个身份证，就能租到房。
我斗胆上六楼看了，房间方方正正，原本是开酒店的，没人接盘，改作了写字间。
我喜欢方方正正。
心里抖了一下，租了。
张罗好办公室，每天要经过原来公司的大门。
原来的同事告诉我，不要挖公司的人。
他说话的语气，严肃，板正，我知道他是代老板传话的。
我也就是混口饭吃，能不能养活自己一个人，还是问题，招人挖人的事，想都没敢想。
为了不在原来公司大门口晃荡，我在萧岗找了房间，出租屋在飞机场维修工厂的旁边，单体楼，顶楼。萧岗离鹏景大厦两站路，走路上下班，正好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萧岗两个牌坊，一个在广物汽贸旁边，一个在新市墟。我都不走，沿着云霄路走进去，到了货运场，走进小巷子——湿漉漉的小巷子，广州城中村一个共同的特色：握手楼，湿漉漉的小巷子，小巷子里走着成群结队的人。我租的房子在萧岗礼堂对面，隔壁不远就是萧岗小学，每天早上能听到校园里的铃声，我一般当作起床铃。
巷子门口，两边都是店铺，卖杂货的。
礼堂被改作了一个小超市。
在城中村，生活真的很方便，杂货店，各种风味的小饭店，到处都是。
在萧岗的小巷子里，偶尔还能看到南航的空姐。
她们三两个在一起，昂首阔步，目视正前方，脸干净得像墙上的瓷砖。
我早出晚归，为了拓展客户，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回出租屋的路，也经常是一条路，我很少去尝试从其他的方向回出租屋。新市墟人马层层，在路上各种偷摸扒窃层出不穷。一个女同事在大街上走，一边走，一边讲电话，耳边的电话就被后面的人抢了去，回头，都是人，分辨不清到底是谁抢了她的手机，报警，写个条子就没下文了。背着包去逛街，回来的时候，包上被开了几道口子。我也遇到过一次，在新市圩挤公交车，挤上去，走到后门，一摸口袋，钱包没了。那些扒手，简直神了。我奈何不了他们，就避开他们，不去人多的地方，反正，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到白云大道金钟大厦见了个客户，演示了新片的推广PPT，出来的时候，已近黄昏。夕阳把广州照得格外沧桑。
讲了一个下午，口干舌燥肚子饿，我想回去早一点，自己买菜做点饭吃——吃快餐吃久了，闻到快餐就没胃口。
自己跑到萧岗菜市场买了一把青菜，一条鱼，一瓶尖庄——这还是当年杨学武在石牌请我喝过的酒，自己一个人，当晚就把一瓶干掉了。尖庄越喝越甜，跟其他的白酒完全不同。
早上醒过来，没听到学校的铃声，是不是自己睡过头了？摸手机，没有摸到。我的手机明明白白放在枕头边的。难道放在客厅里了？晃晃悠悠走到客厅里，放在桌子上的电脑包也没见了。去厨房，锅铲、菜刀也不见了，对着墙的铝窗上开了一个大洞，完了，昨晚强盗剪窗进来了。低下头查看，锅铲、菜刀，都被强盗收拾好藏在煤气罐靠墙那面了。
我新买的ACER，一万多啊。
我不由自主的蹲下去，双手捧着头，茫然了。
手机也没有了。
懵了好大一会儿，站起来，穿好衣服，去找房东。
房东拿了一把老虎钳子，一张铁丝网，在我后面说：你被贼惦记了。
我想起朋友的忠告：租房子千万不要租顶层和一层。
我终于付出代价了。
这个事，就像在我心上突然挖了一个洞一般，把我对城中村的好感，狂风卷乌云般，扫得一干二净。我不敢住萧岗了。房东听了我的损失，告诉我，超过一百块钱的东西，就不要放出租屋里。一听这话，我对城中村绝望了。
走出萧岗，回头一看，那些巷子口，就像一张一张蛇的嘴巴，出出进进的人，就是蛇吐的信子。
人啊……
我不住这里了。
以前的同事告诉我，去小区租个房子，环境好，又安全。
我得去找个小区住了，仅仅为了安全，我也不怕多花一点钱了。
第六站 春暖花园
春暖花园的房子我是通过中介找的。
过远景路、万芳园、腾龙阁、建发广场，到心谊路，对面就是春暖花园。一个小型花园，两排房子，里面只有一个小杂货店。两道门，门口有保安二十四小时值班。
因为有保安，中介介绍的房子在二楼，后面是酒店和洗脚城，但隔了一条很宽的马路，价格合适，可以忍受。
春暖花园后边，是民航职业学院。
搬到新房子，没隔几天，出来到楼梯间倒垃圾，没穿衣服，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子，出门没走几步，一阵风刮来，就把门给刮上了，砰地一声，我心碎了，我没带钥匙。又跑回垃圾桶，翻来翻去，找了几片硬纸片，自以为可以把门栓拨开，一张一张纸片试，一张一张纸片被弄得软塌塌，心里一火，抬脚用力一踢，把门框上的锁踢了下来。
扔掉垃圾桶，找锤子，找钉子，找螺丝刀，找木片，弄了一个上午，才把锁头安装好。
回到鹏景大厦，看着翠逸家园里的水池子，突然想起房产中介的话：有钱租房子，还不如供一个房子，不住了，可以出租，卖。
我有点心动了。
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的简易沙发上，看着面前的几台电脑，胡思乱想了一个中午。
打中介电话，中介很热情的介绍南航花园、世纪华庭、岗贝花园、百蓉园、明珠广场……
越听越玄乎，最后我只有搪塞。
下了班，回春暖花园，在路边的东北小炒店要了一张小桌子，一钵子乱炖，一瓶东北小烧，一个人喝起来。
春暖花园就在对面，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几栋房子凑在一起，就叫春暖花园。
回湖南，这下子回不去。
我爸说，回家守着那几丘田，我也守不长久。
在广州，你是谁？我也想不清楚我是谁，认识的人很多，能坐下来陪你喝酒的，看看手机里的通讯录，觉得找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合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干着什么，很神秘，其实，应该跟我差不多，在巷子里或在某个屋檐下的小酒馆里，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另一个是老乡居多，两盘菜，一瓶酒，喝着，唠着，喝多久，喝多少，没人理你。
我是一个行走的符号而已，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挣钱两个字。
我想起了永泰新村，和永泰新村那些素未谋面的联防队员，以及山脚下的铁皮子棚屋。在那里看得到都市的繁华和流光溢彩，却跟这些世俗、猥琐的交易保持着距离。
我想回永泰新村看看。
也只是想想而已。
据说那里的变化很大，旁边的山上，已经改作了别墅区。
我拎着剩着一口酒的东北小烧在心谊路上晃荡着。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儿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惘……”
在卖羊肉串的烧烤摊边上坐下，要了五串羊肉串——老板五串才起卖，路灯光从榕树叶缝里洒下来，阳光一样温和。烧烤摊子下面小音箱里放出的歌声，却像猫爪一样挠人。
听了一会，喉咙发痒，吃不下去了，踩着路灯光走进春暖花园的大门。
就像一只猫一样溜进去。
每扇玻璃窗上都有灯光。
这是广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广州搞着建设，我们来出力，默默无闻。
广州需要很多人的队伍，叫民工队伍，我一个人，做着什么，可有可无。我喜欢这里给了我空间，我不喜欢我的灵魂飘着搁不下来。没人在乎你个体的感受，他的那股洪流，不需要名字。
我打开门，里面黑咕隆咚的。分不出是黑夜的黑，还是我自己已经成了黑夜的一部分。
倒在沙发上，仰头，看到窗外天空上的半眉月亮。
天很宽，月亮很小。
广州很大，我很小。
我们彼此看着，孤独在天上，孤独也在我心里。那半眉月亮，不一会儿，在我眼角幻化成了无数半眉月亮。
202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