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父亲活下去

二〇二〇年二月初一早上二点十五分，父亲放下了执拗与希望，平静地走了。

他希望再活两年。

他执拗地与结肠癌、肺癌斗了五年。

父亲出生于一九四七年腊月二十一，终年七十四周岁。

他作为四零后，时代所有的动乱、灾荒、人祸，他一个也没落下。我爷爷在解放前做过枪生意，解放后，收留家属逃台的妹妹，被人举报窝藏“地富反坏右”之一种，顿时被戴上帽子，管制。父亲在家行二，伯父十五岁的时候，离家到衡阳进了工厂，家里大小事务，皆由十二岁的他一肩扛。

奶奶在世时，说起那些年，就泪眼汪汪，大门被贴了大字报，大年初一都开门不得。家里没米下锅，靠远在十几里外的舅公接济。开春无粮，父亲带着弟妹们上山挖野菜，饿得慌，连山上石崖里的石蒜都弄回来，拍碎，碾成泥，煎来吃。四姑说那时她才八岁，石蒜煎在锅里，很香，一个人分一块，吃在嘴里，咬舌头，吃下去，一家人吐了半天。奶奶说，那时才可怜，苍蝇停在鼻子上，都懒得赶一下。四姑说哪有力气？

开春做事，父亲作为生产队年龄最小的一个劳力，跟着大人出工做事。

奶奶说：他那时比犁把高一头，还背不起一把铁犁，要我送到田里。水田水深，他就脱下那条单裤子，顶在头上。年纪小，手脚麻利，会写会算，人家欺负不到。

父亲一路吃苦走来。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里有了个宏愿：送子女读书。

我那时候皮，家里的叔伯兄弟劝他：莫浪费钱了，种田种地也为人的。父亲不为所动，没钱就借，读不下去就复读，只要我愿意，他大有卖房子卖田产的豪气。我们不知道，他是受了孔老夫子的影响——他经常把“唯有读书高”挂在嘴上，是弥补他小学三年级就辍学没有继续学业的遗憾，还是他真的看到了“学习是改变命运”的未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愿意他的子女跟他一样，一辈子耍泥巴巴。一个从十二岁就开始在泥里水里乞食的农民，更懂得泥里水里乞食的卑微、辛苦与绝望。村里人也经常开玩笑，要想脚杆杆上的泥巴干净，除非到直挺挺躺进棺材。

在农村，唯有忙碌才能与绝望对抗。

在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的忙碌里，农民以最大的倔强和坚强抵挡住了贫穷和绝望。

人勤地不懒，锄是刮金板。父亲把“勤”发挥得淋漓尽致，种田种地，养鸭子，养猪，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屋外，风雨无阻。就是春节，过了大年初三，父亲也耐不住，扛上铁锹，到庄稼地里撬土。即使父亲这样努力，仍然满足不了家庭开支。一到上学季，积蓄不仅不够用，还得举债，向奶奶借几块，向茶叔借几块，凑成我的学费、妹妹的学费、弟弟的学费。他和母亲在家，几乎顿顿腌菜，就是到了中元节，家家户户改善伙食的时候，茶叔说：你家连一勺猪油都没有。

父亲没有叫过苦。

我成绩不好，父亲教：读书比种田还苦？就是一块铁，你也要咬出印迹来。拿出这个决心，几本书还读不好？

读书和种田，道理上是一样，可我相信自己读书读不好，种田也种不好，是“废铜烂铁”，或者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父亲急得几次要分开我，让我单过，体会一下生活的苦。然而，仁慈的母亲没有让他继续为难我。而是告诉我：你父亲都急得睡不好，几个夜晚都半夜起来坐在床头抽烟。以前从来没有听到他叹过气，现在你看看，他身上哪里还有点肉？

自己不做父亲的时候，永远也理解不了父亲的爱。

我年轻气盛，一冲动，不辞而别，一个人离家，去了广东。

我想，这下子不让你见着，你眼不见，心不烦。又暗自下死决心，不在广东混出个鲜衣怒马有模有样，我就一辈子不回东干脚。

离开家，没有家的庇护，一个人头顶一方天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在这世界是那么无能和渺小，不要说改变世界，就是改变自己的机会都十分渺茫。已经没回头路了，鱼死腮壳硬，只能硬着头皮往死里整了。父亲说我头撞南墙才回头。我暗自决心就是头撞南墙也不回头，不把南墙磕倒，回头也没路。

妹妹说：你离开家的日子，父亲拼命开荒。每次休息坐在地角边抽烟，就朝着南面长吁短叹。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跑到南边的广东去了？

妹妹说：平田院子有人看到你上车。

其实，离开家乡的那个早上，车倒回清水桥。在车窗里，我看见了在马路边荒草里步行的父亲。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背上还破了大大小小的几个洞，皮肤黝黑。父亲低着头，只顾自己走路。他绝对没有想到过与他擦肩而过的小客车里，有他逃离的孩子。他或许是到清水桥买化肥，或者是到鸭铺里问行情。我始终没有告诉他，在那个离别的早上，我在车里看见了他。父亲始终也没有问过我当初是怎么离开东干脚，离开清水桥的。因为再次见到他，我已经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在他看来，已经摆脱了宿命，拿上了笔杆子，前尘往事，已经不用追究了。

每次回家，父亲不会因为我回来了而停下劳动，从地里奔回来迎我。

每次离开，父亲也从不送我一程。出了大门，说声“你去了”，他走东，我走西，分道扬镳。

我跟母亲抱怨，母亲说：他不送你，我送你，不是一样？

乃至每次出门，我都不在乎他送不送我了。行囊里，已经装满了奶奶和母亲的叮咛。如果父亲还加一点什么进去，我都怀疑自己那双脚杆还能不能迈得出去。

二〇〇五年，我在广州开始第一次创业，夜里每次睡不着，拿起手机就给父亲打电话，不管是八、九点，还是凌晨两三点，电话响两次，父亲就拿起了电话，我听到他清清嗓子，才叫他一声，他说：我知道是你。然后开始聊天，从我祖上考过前清秀才，我爷爷做过枪生意，到他说他是被耽误的一代，但一路走过来，家里没有孬种，赢了不骄，败了再来，反反复复，莫嫌弃，路就顺了。

你近来又读什么书了？我问他。父亲只读了三年半小学，却喜欢读书，西游、三国、水浒，古龙、金庸，各种演义，他都读。

我近来听京剧。

你老了。

哪个人不老？

你要注意休息。

你们都长大了……

父亲说的坦然、从容。

我却忘了自己凌晨两点给他打电话，已经影响了他的休息。

二零一五，父亲查出结肠癌，动了手术，做了人造瘘。挑也不能挑了，挖也不能挖了，田地里的活干不来了，他还是那么乐观、勤劳，自己种些小菜，到山上去看护树林，遇到枯木干枝，想方设法弄回来。让他别干了，随便伤一下，医药费可以买一车煤。父亲说：我还动得不动一下，那和死人有什么区别？毛主席都说了“生命在于运动”，我还动得，赶紧动一下，还能多吃几口饭。

二零一九年十月末，父亲感觉呼吸上不来，全身无力，我和月祥都怀疑是结肠癌转移到肺部了。到湘雅医院做基因检测，是原发性肺癌，生命无多，随时都可能消失。我和月祥商定，不能把真相告诉他，让他快乐活着，走得从容坦然，没有痛苦，就是我们该尽的努力。我们安慰他：听医生的，医生有办法。

父亲似乎感觉到了身体与往常的不同，有些落寞，说：容我再活两年，那时东杰大学毕业了，豆豆也上幼儿园了，我也就知足了。为了这个再活两年的希望，父亲极力配合医院的治疗，还鼓励同病房的病友：死怕什么？乌龟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迟早而已。怕不顶用，就和阎王老子斗一下。

从湘雅医院，湖南中医院，宁远人民医院，辗转来去，父亲始终斗志昂扬，大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勇敢。在他插管的前一天，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还说：洪崽，没事了，明天我就出院，回东干脚了。

是他一语成谶，还是回光返照。第二天，给他打电话，他说胸口剧痛。我让陪护他的妹妹和东杰赶紧去找护士。挂了电话，等到十一点，东杰打电话来说“公公已经说不出话了”。过不了一刻，父亲的主治医生发信息告诉我：不插管，他老人家可能等不到你们兄弟俩赶回来。

无奈之下，只好再一次由医生做主。

我从广州赶往宁远医院。

月祥从长沙赶往宁远医院。

到得医院，父亲的手脚都被护士用绳子固定在临时ICU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你父亲手脚都乱动，不绑一下，影响输液和呼吸机。

我摸着父亲的手，喊他，他侧过脸，使劲的抬了抬眼皮子，眼泪就出来了，然后舌头使劲地顶插管。我抓住他的手，粗造而干枯，说：你莫动，医生再救你。你安排的事，我都记着呢。

回过头，跟护士小姐姐说：我父亲知道我回来了，他老人家不会再乱动了，你把那些布条子都解了吧。

护士解掉了父亲手脚上的布条子，父亲把脚提上来，我帮他扫了扫腿肚子，他就放下去了，我跟他聊了几句，护士说：病人还在抢救中，不要打扰他太久。

我们退出来，盼望他的血氧率升上来。

一个晚上，妈妈、四姑、我、月祥、妹妹几个人，轮流去看，然而他的血氧率一直是40上下。.医生说：一天一夜，病人的血氧率上不到八十，抢救过来的机会没有了。

听到医生说着这话的时候，妹妹正送来早餐，吃了一筷子，想到从今以后，家里的饭桌上就要少一双碗筷了，顿时潸然泪下。

张爱玲说“一个人一生中会死三次，第一次是脑死亡，意味着身体死了。第二次是葬礼，意味着在社会中死了。第三次是遗忘，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

父亲走了，走得安详而从容。

父亲活在我心里了，他对人生的认识，对生活的执着，对朋友的真诚，对子女的爱，对生命的眷恋，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我的而梦里用小刀刻一下。人生有限，亲情有限。父母在，做不到不远游，就让他们住在心里，带着他们活下去，以泪供养，以奋斗铭记吧。

我爱我的父亲，比不上父亲爱我。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0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