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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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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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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父亲活下去

二〇二〇年二月初一早上二点十五分,父亲放下了执拗与希望,平静地走了。

他希望再活两年。

他执拗地与结肠癌、肺癌斗了五年。

父亲出生于一九四七年腊月二十一,终年七十四周岁。

他作为四零后,时代所有的动乱、灾荒、人祸,他一个也没落下。我爷爷在解放前做过枪生意,解放后,收留家属逃台的妹妹,被人举报窝藏“地富反坏右”之一种,顿时被戴上帽子,管制。父亲在家行二,伯父十五岁的时候,离家到衡阳进了工厂,家里大小事务,皆由十二岁的他一肩扛。

奶奶在世时,说起那些年,就泪眼汪汪,大门被贴了大字报,大年初一都开门不得。家里没米下锅,靠远在十几里外的舅公接济。开春无粮,父亲带着弟妹们上山挖野菜,饿得慌,连山上石崖里的石蒜都弄回来,拍碎,碾成泥,煎来吃。四姑说那时她才八岁,石蒜煎在锅里,很香,一个人分一块,吃在嘴里,咬舌头,吃下去,一家人吐了半天。奶奶说,那时才可怜,苍蝇停在鼻子上,都懒得赶一下。四姑说哪有力气?

开春做事,父亲作为生产队年龄最小的一个劳力,跟着大人出工做事。

奶奶说:他那时比犁把高一头,还背不起一把铁犁,要我送到田里。水田水深,他就脱下那条单裤子,顶在头上。年纪小,手脚麻利,会写会算,人家欺负不到。

父亲一路吃苦走来。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里有了个宏愿:送子女读书。

我那时候皮,家里的叔伯兄弟劝他:莫浪费钱了,种田种地也为人的。父亲不为所动,没钱就借,读不下去就复读,只要我愿意,他大有卖房子卖田产的豪气。我们不知道,他是受了孔老夫子的影响——他经常把“唯有读书高”挂在嘴上,是弥补他小学三年级就辍学没有继续学业的遗憾,还是他真的看到了“学习是改变命运”的未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愿意他的子女跟他一样,一辈子耍泥巴巴。一个从十二岁就开始在泥里水里乞食的农民,更懂得泥里水里乞食的卑微、辛苦与绝望。村里人也经常开玩笑,要想脚杆杆上的泥巴干净,除非到直挺挺躺进棺材。

在农村,唯有忙碌才能与绝望对抗。

在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的忙碌里,农民以最大的倔强和坚强抵挡住了贫穷和绝望。

人勤地不懒,锄是刮金板。父亲把“勤”发挥得淋漓尽致,种田种地,养鸭子,养猪,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屋外,风雨无阻。就是春节,过了大年初三,父亲也耐不住,扛上铁锹,到庄稼地里撬土。即使父亲这样努力,仍然满足不了家庭开支。一到上学季,积蓄不仅不够用,还得举债,向奶奶借几块,向茶叔借几块,凑成我的学费、妹妹的学费、弟弟的学费。他和母亲在家,几乎顿顿腌菜,就是到了中元节,家家户户改善伙食的时候,茶叔说:你家连一勺猪油都没有。

父亲没有叫过苦。

我成绩不好,父亲教:读书比种田还苦?就是一块铁,你也要咬出印迹来。拿出这个决心,几本书还读不好?

读书和种田,道理上是一样,可我相信自己读书读不好,种田也种不好,是“废铜烂铁”,或者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父亲急得几次要分开我,让我单过,体会一下生活的苦。然而,仁慈的母亲没有让他继续为难我。而是告诉我:你父亲都急得睡不好,几个夜晚都半夜起来坐在床头抽烟。以前从来没有听到他叹过气,现在你看看,他身上哪里还有点肉?

自己不做父亲的时候,永远也理解不了父亲的爱。

我年轻气盛,一冲动,不辞而别,一个人离家,去了广东。

我想,这下子不让你见着,你眼不见,心不烦。又暗自下死决心,不在广东混出个鲜衣怒马有模有样,我就一辈子不回东干脚。

离开家,没有家的庇护,一个人头顶一方天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在这世界是那么无能和渺小,不要说改变世界,就是改变自己的机会都十分渺茫。已经没回头路了,鱼死腮壳硬,只能硬着头皮往死里整了。父亲说我头撞南墙才回头。我暗自决心就是头撞南墙也不回头,不把南墙磕倒,回头也没路。

妹妹说:你离开家的日子,父亲拼命开荒。每次休息坐在地角边抽烟,就朝着南面长吁短叹。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跑到南边的广东去了?

妹妹说:平田院子有人看到你上车。

其实,离开家乡的那个早上,车倒回清水桥。在车窗里,我看见了在马路边荒草里步行的父亲。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背上还破了大大小小的几个洞,皮肤黝黑。父亲低着头,只顾自己走路。他绝对没有想到过与他擦肩而过的小客车里,有他逃离的孩子。他或许是到清水桥买化肥,或者是到鸭铺里问行情。我始终没有告诉他,在那个离别的早上,我在车里看见了他。父亲始终也没有问过我当初是怎么离开东干脚,离开清水桥的。因为再次见到他,我已经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在他看来,已经摆脱了宿命,拿上了笔杆子,前尘往事,已经不用追究了。

每次回家,父亲不会因为我回来了而停下劳动,从地里奔回来迎我。

每次离开,父亲也从不送我一程。出了大门,说声“你去了”,他走东,我走西,分道扬镳。

我跟母亲抱怨,母亲说:他不送你,我送你,不是一样?

乃至每次出门,我都不在乎他送不送我了。行囊里,已经装满了奶奶和母亲的叮咛。如果父亲还加一点什么进去,我都怀疑自己那双脚杆还能不能迈得出去。

二〇〇五年,我在广州开始第一次创业,夜里每次睡不着,拿起手机就给父亲打电话,不管是八、九点,还是凌晨两三点,电话响两次,父亲就拿起了电话,我听到他清清嗓子,才叫他一声,他说:我知道是你。然后开始聊天,从我祖上考过前清秀才,我爷爷做过枪生意,到他说他是被耽误的一代,但一路走过来,家里没有孬种,赢了不骄,败了再来,反反复复,莫嫌弃,路就顺了。

你近来又读什么书了?我问他。父亲只读了三年半小学,却喜欢读书,西游、三国、水浒,古龙、金庸,各种演义,他都读。

我近来听京剧。

你老了。

哪个人不老?

你要注意休息。

你们都长大了……

父亲说的坦然、从容。

我却忘了自己凌晨两点给他打电话,已经影响了他的休息。

二零一五,父亲查出结肠癌,动了手术,做了人造瘘。挑也不能挑了,挖也不能挖了,田地里的活干不来了,他还是那么乐观、勤劳,自己种些小菜,到山上去看护树林,遇到枯木干枝,想方设法弄回来。让他别干了,随便伤一下,医药费可以买一车煤。父亲说:我还动得不动一下,那和死人有什么区别?毛主席都说了“生命在于运动”,我还动得,赶紧动一下,还能多吃几口饭。

二零一九年十月末,父亲感觉呼吸上不来,全身无力,我和月祥都怀疑是结肠癌转移到肺部了。到湘雅医院做基因检测,是原发性肺癌,生命无多,随时都可能消失。我和月祥商定,不能把真相告诉他,让他快乐活着,走得从容坦然,没有痛苦,就是我们该尽的努力。我们安慰他:听医生的,医生有办法。

父亲似乎感觉到了身体与往常的不同,有些落寞,说:容我再活两年,那时东杰大学毕业了,豆豆也上幼儿园了,我也就知足了。为了这个再活两年的希望,父亲极力配合医院的治疗,还鼓励同病房的病友:死怕什么?乌龟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迟早而已。怕不顶用,就和阎王老子斗一下。

从湘雅医院,湖南中医院,宁远人民医院,辗转来去,父亲始终斗志昂扬,大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勇敢。在他插管的前一天,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还说:洪崽,没事了,明天我就出院,回东干脚了。

是他一语成谶,还是回光返照。第二天,给他打电话,他说胸口剧痛。我让陪护他的妹妹和东杰赶紧去找护士。挂了电话,等到十一点,东杰打电话来说“公公已经说不出话了”。过不了一刻,父亲的主治医生发信息告诉我:不插管,他老人家可能等不到你们兄弟俩赶回来。

无奈之下,只好再一次由医生做主。

我从广州赶往宁远医院。

月祥从长沙赶往宁远医院。

到得医院,父亲的手脚都被护士用绳子固定在临时ICU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你父亲手脚都乱动,不绑一下,影响输液和呼吸机。

我摸着父亲的手,喊他,他侧过脸,使劲的抬了抬眼皮子,眼泪就出来了,然后舌头使劲地顶插管。我抓住他的手,粗造而干枯,说:你莫动,医生再救你。你安排的事,我都记着呢。

回过头,跟护士小姐姐说:我父亲知道我回来了,他老人家不会再乱动了,你把那些布条子都解了吧。

护士解掉了父亲手脚上的布条子,父亲把脚提上来,我帮他扫了扫腿肚子,他就放下去了,我跟他聊了几句,护士说:病人还在抢救中,不要打扰他太久。

我们退出来,盼望他的血氧率升上来。

一个晚上,妈妈、四姑、我、月祥、妹妹几个人,轮流去看,然而他的血氧率一直是40上下。.医生说:一天一夜,病人的血氧率上不到八十,抢救过来的机会没有了。

听到医生说着这话的时候,妹妹正送来早餐,吃了一筷子,想到从今以后,家里的饭桌上就要少一双碗筷了,顿时潸然泪下。

张爱玲说“一个人一生中会死三次,第一次是脑死亡,意味着身体死了。第二次是葬礼,意味着在社会中死了。第三次是遗忘,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

父亲走了,走得安详而从容。

父亲活在我心里了,他对人生的认识,对生活的执着,对朋友的真诚,对子女的爱,对生命的眷恋,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我的而梦里用小刀刻一下。人生有限,亲情有限。父母在,做不到不远游,就让他们住在心里,带着他们活下去,以泪供养,以奋斗铭记吧。

我爱我的父亲,比不上父亲爱我。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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