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红砖房

在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养了半辈子鸭婆的父亲决定要盖一座房子。

我读的学校有两个名字：柏家坪去中学和舂陵中学。无论用哪个名字，都改变不了它是一所乡村中学的事实，每周都要回家背米带咸菜。每次离家回校前，母亲都要塞给我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这些钱来自父亲养鸭婆的收入。

父亲最初养了四十多只种鸭，慢慢扩充，到他决定盖房子这一年，种鸭数量已经达到一百二十只，每个早上，都要手提一个小箩筐到鸭窝捡蛋。一只种鸭蛋五毛钱，每天收入百十来块钱。我还稚气地问父亲什么时候成为“万元户”，父亲哼了哼，不以为然地说“万元户算什么”。我自己都觉得家里挺有钱的。

分家的时候，父亲分到的是祖宅的前半部分，此外，还分到了房子西边的一块宅基地。

祖宅跟东干脚其它的房子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跟其它的房子一样，都是石基泥墙黒瓦，大门两侧的厢墙上有一个小小的口字木格窗，窗子上面垂着一块挡板。晚上睡觉的时候，放下挡板，时常能听到挡板磕碰窗子发出的哐当声。遇到大风大雨，还得找根麻绳，把窗叶子固定在窗格子上。村里各家各户都这样，不然，夜里巷子里一片噼里啪啦，怪吓人的。我们的房子与其它房子不同的地方，是大门上的屋瓦两侧，不仅用泥瓦塑了狮头，还刷了白灰。在东干脚，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志。古村平田院子的房子，门口两檐屋瓦上面几乎都立有狮头。他们的房子是青砖瓦房，岁月在上面涂上了古朴。东干脚的房子都是黄泥砖，岁月在上面抠划出了沧桑。东干脚是从平田院子分出来的。怎么证明？我家屋檐上的狮头，和平田院子的那些房檐上的狮头一模一样啊。

我上初二，一个人住黑咕隆咚的东厢房。

父亲、母亲带着妹妹和弟弟住西厢房。

妹妹在长大，差一年就上初中。

弟弟在上长大，差一年也要上小三。

孩子们在长大，父亲觉得四个人不能再挤在西厢房里，便打起了那块宅基地的主意。

其时，在农村已经兴起了盖红砖瓦房的风潮，一点也不逊色当下在乡村建两层半别墅的潮流。青砖是柴火烧制，红砖是煤火烧制，硬度和耐水性都比青砖好。红砖房兴开两扇大窗，装上玻璃，屋里亮堂堂。父亲在砌匠家喝酒，喝上头了，在桌子上当即和砌匠达成口头协议，把盖房的红砖包给了砌匠。这个砌匠，按辈分，我叫叔。应承下来后，也不含糊，找了取泥的地，就马上行动起来。砸一个红砖泥坯一分八厘钱。东干脚村的，勒桑里的，有气力的年轻人带了家伙什，都来做砖挣钱。

父亲仍是放他的鸭子。

门口的弯弯河道是父亲放鸭子的场所，上上下下，一天几个来回，一年不知道多少个来回。做砖的地方在井边的庄稼地里。鸭子游到了附近的河里，父亲把赶鸭子的竹竿往后腰一横，两只胳膊挽着，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踱到砖场，看着一垛一垛码好的泥坯，泥坯四角端正，父亲和做砖的年轻人打过招呼，转过身，赶到河边，照看他的鸭子。然而，他一脸的喜悦，在河水里都看得到。

盖一座房子，需要的材料多的是。红砖、水泥、石灰、河沙，大门、门框、门板、门斗，大梁、横条，椽皮，钢筋、玻璃，青瓦、明瓦……父亲精于算计，样样都追求不亏人家，自己也不吃亏才好。然而，家里的钱还是不够开销，还有九百多块的缺口。盖一座瓦房，所有费用五千不到。这让我有些失望，万元户父亲都不放在眼里，家里怎么五千块钱都不够？父亲没有向我解释，而是向四姨夫借了六百，向鸭匠借了二百，向小姨借了一百，自己东拼西凑了一个零头，房子顺利完工。做酒那天，父亲跟小姨说：以后，老大结婚，不缺婚房了。

我才初二，父亲想得可真远。

父亲盖了房子，家里开支捉襟见肘。

首先，我原来每周能从母亲那里得一两块钱的零花钱，现在，每周只能得一两毛钱的零花钱。学校迁到新校区，有了学生食堂，一个月九块钱伙食费。学校里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学都吃食堂了，只有我们几个“没钱人”每周从家里带咸菜到学校下饭。作为大个子青年，我时常感觉到自己矮了一截。可家里情况更糟糕，连猪油都吃不上了。我开始怀疑父亲这个决定，父亲的脸上，已经没有喜悦的光芒，变得凝重、坚毅。父亲吃过苦，对我的质疑，他只有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看到母亲在家里翻箱倒柜帮我找零用钱，我心里有委屈和不满，也毫无办法。

房子建好后，很多年里，都是毛坯房。

父亲养鸭子挣了钱，要供我、妹妹、弟弟三个读书，花费之后，几乎刚好。

我也不再嫌弃，搬进了红砖房。

此时的红砖房，除了门窗俱全之外，屋里一无所有，墙是毛坯，地是泥地，房间也没有安装楼板，遑论吊顶了，抬头见瓦。每逢下大雨，还能感觉到水汽透过瓦片缝隙袭来。到了冬天，就像个冰窟窿。然而，我有了明亮的房间，妹妹有了明亮的房间，弟弟接了我原来住的东厢房，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生活还是那么艰难，然而，父亲除了养鸭子，还种田土；母亲除了做家务之外，还养猪和一些鸡，靠着这些的收入还清债务，供我们上学，有了结余，买回水泥、石灰、沙子，让我们自己动手，铺地板，刷砖墙，把房子里面做了简单装修。虽然很粗糙，父亲在一边却不停夸奖我们：你们三个就要这样，齐心合力，哪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红砖瓦房在我们当地流行不到十年，便开始流行建钢筋水泥平顶楼房，房顶可以晒东西。

期间，我跟父亲没少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我读不下去，回到了家里，铜不铜铁不铁的，干啥啥不行，在一众亲人眼里我成了茅厕里的石头。父亲气得要和我切割，把新屋分给我，让我独家立火。在东干脚呆不下去，我只有跑。发誓不混出样子，不回东干脚。而这一跑，三十年过去了，他乡成家乡，家乡成他乡了。

两千年二月初一凌晨，和结肠癌、肺癌做了五年多斗争的父亲熬不住，在黎明前闭上眼睛，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

三十年时间，红砖瓦屋在高楼之间，像一块补丁，黯然无色。而且，檐上瓦片经过风吹日晒，移位的移位，爆裂的爆裂，屋里多处漏雨。母亲说：你父亲走了，这屋没人管了。说这话的时候，母亲有点落寞，甚至凄苦。少来夫妻老来伴，正是需要相互搀扶的时候，一只手抽走了，她的顶梁柱折了。我跟她讲这屋不能塌，我已经联系了瓦匠，天气好一点，就来检修。父亲用尽一生之力留下的房子，他用来证明自己能力的房子，怎么能塌呢？

父亲吃苦受累一辈子，留下来的物件，唯有这座房子。

在霉味和潮湿的气息里，我回到了父亲的那个时代。正是父辈的筚路蓝缕，卧薪尝胆，甘愿为梯，才有我们今天的吃喝不愁，葳蕤繁祉。这墙沾惹灰尘，结了蛛网，甚至有了很多裂纹。在这些交错的线条中，我拼凑出了父亲的脸，破碎，沧桑，果敢，坚毅。这是父亲的房子，也是我们的魂。

在房子里，往事并不遥远，父亲也没走远。

202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