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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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题材写作正在没落，新的一代打工人就业环境向好，身份的地域属性正在模糊，我仍然执意记下打工生活的一面，虽然丑陋、艰苦，但记忆不能忘掉。
——作者
在和浦桥
我心里一直潜伏着一座桥，便是和浦桥。
和浦桥近一点的和平大桥，远一点的和平古桥，我都一个人行走过，来回很多次。更远一点的，海珠桥、珠江大桥，我也曾步行走过。和浦桥是一座小桥，除了和平的人，除了附近几个村庄知道它的人，它便是一座无名桥。它并不在练江干流上，在练江与井仔湾的交汇处。井仔湾于和平，与白鹅潭于广州般地存在一样重要。风景更胜过白鹅潭，大北山在其上，山水呼应，原生态，山脚下排满双凤工业区简易的白色厂房，对岸，是和铺村的农田、芭蕉林、潮州柑园地和庄稼地。垄垄绿色之上，江鸥星星点点，起起落落。水中央，打鱼人的小船静泊，戴着竹笠的黑衣渔人，像镜面上的一个剪纸。
井仔湾东边，堤岸之上就是广汕公路，货车小车甚少，骑单车的甚多。早上，太阳雄光落地，年轻的男男女女——以女的居多，从和平镇、和铺村鱼贯而出，络绎不绝，遮阳帽、长裙，长发，牛仔裤，一路潮汕话形同鸟语，一路单车铃子脆响。我佩服她们的车技，那么多自行车，那么快的速度，居然井井有条，滔滔不绝如桥下平缓的练江水流。
这是早上最好看的风景。
看风景的人，总以为会有奇迹发生。
我看了大半年，大半年的时间，她们早就看穿了我。对于一个外省人，一个在沙场干苦力的外地人，她们看见了，也是当看不见的。
我也惊讶和纳闷。我在和铺工程队做小工的时候，跟着工程队修了和浦桥。自以为工程结束之后，便是挪个地做下一个工程。工程队在做完工程后，没有了下个工程，就地解散。我离开工程队后，在沙场找了事做，提着简单的行李，搬到了和浦桥下的江堤上的工棚里栖身。一个人，一个工棚，一座桥，变成了我的世界。
在沙场当挑沙工，我便跟朋友断绝了联系。
我已经混到了跟当地的中年劳动妇女一起干这体力活——这是我不愿的，生活告诉我非得如此不可，我没得选择，反而对行船运沙起了兴趣，但船老大不会带我去海门，也不会带我去惠来。每当歇息的时候，坐在船头，吹着江风，喝着船老大用煤油灯烧的开水泡的工夫茶，一边听着船老大讲行船练江的凶险——在海里行船自由多了，在江里行船，偏离了航道，就磕磕碰碰，搁浅就是大麻烦。江涛拍打着运沙船，江风轻柔如发丝，船老大越讲眉头皱得越紧，我还以为当个运沙工还是不错的选择。运沙工什么都不用想，不费脑子，一心挑沙子，那些憧憬、噩梦、未来、凶险，被汗水浸泡、融化、麻木，眼里只身下沙，简单而又干净，好体力正好用上，到筋疲力尽下班，跳进练江，像具死尸，任江水浸泡、揉搓。眼睛之上的天空，不要去看，那是属于飞鸟的。江面微波，那是属于风的。岸上的和浦桥，属于骑单车的那帮本地人。我只有自己，一个身体，身体之外所有的世界和想象，都遥不可及，那就享受身体的疲累和江水的清凉吧。
我原谅了江水的不干净，死老鼠、人矢、草屑垃圾。
我也在接纳自己的失落、绝望、妥协。
我的生活里只有这些。
直到某一个黄昏，我像往常一样上了和浦桥——和浦桥是三孔拱桥，桥面也是拱的，两边过桥的人，不想下车，要提前打冲锋，不做好准备，没到拱桥顶，自行车会倒退，带着重货的男人，也要扯起狗弓架子，一步一步力撑才能把车推上桥顶，力竭者，把车停好，在桥栏杆边坐下来，用黑麻麻的汗巾擦一把脸上的汗水，茫然张着口，望着大北山、井仔湾，发会呆，攒了力气，才起身放下车架子，偏腿上车，歪歪斜斜几米，正了龙头，朝着广汕路飞驰而去。他们的重货，无非是后架上垒得老高的青豆角、通心菜之类的时蔬。他们是和我一样用气力过生活的本地人。我从来没有尝试去帮忙。他们也从没想过这一路上有谁帮忙。都是一帮自以为能应付得了困难的人，这种人，你帮忙，未必讨得到好。
那个平淡无奇的黄昏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子，一个花色连衣裙裹着婀娜身材的女子，长发在夜风中轻扬。缓慢上坡的时候，我看清了她清秀的脸庞，白白细细的脸上逼出了红晕，眼睛大大的？还是睫毛长长的？她走了很远，我还在猜。她是和铺村的？潮联村的？练北村的？无论哪一个村，都一样高不可攀。次日，沙场老板的弟弟来，他和我年纪相仿，在毛织厂拉机，粗黑皮肤像砂纸，神情愣愣登登，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跟他讲了昨天在路上看到的美女。他不屑地眨了一下眼睛，告诉我她是老师，潮联村的村花，他的初中同学，她爸是中寨学校的校长。
我突然发现我的眼光不错，竟然在人群里找到了一个村花，还是有文化的老师。
不过，我也觉得自己的运气真差，怎么会对一个端铁饭碗的本地老师胡思乱想。
她爸是校长，这个门槛，对打工的外地人，简直就是天花板高度的门槛。
干活，只有干活能让我冷静、简单，又充满激情和力量。
收了工，在练江江水里与落霞白鹭共舞之后，坐在工棚里抽闷烟，憋得慌，撕开烟盒，拿过门上用绳子拴着的记账的圆珠笔，颤抖写字：
当你打着卡恰*从我身边过
野火烧毁了我的世界里仅剩的荒芜
当你打着卡恰*从和浦桥上过
花白的月光照亮了我受伤的行囊
写了四行，写不下去了，叼着烟，爬上江堤，到和浦桥上。
我希望能再看到她。
我确实也看到她了，她并不孤单，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人，都是女生，唯有她没有什么变化，连衣裙，长发，银铃般地笑声，鸟语一样的潮汕话，风驰电掣，倏然而去。
她是没有看到我的。
或者，她是从来没有在意过我的。
于她，我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于我，她是一个新鲜的世界。
于她，我的世界是她的噩梦。
于我，她的世界是我的涅槃。
当月亮从和浦桥广袤的东边升起来，月光如她的裙裾一点一点从广汕路移动过来，我发现自己像个猴子，坐在桥栏杆下，卷着身子，埋着头，看见了自己的在月光里的样子。井仔湾上，工业区里灯火辉煌，一步之遥的样子，却隔着宽阔的水面，幽幽的水面，深不可测的水面，映着灯火的水面，这是一个世界，属于鱼，或者属于天空。新和村的高楼一片祥和，灯光在月光里繁华富贵。和平镇的大酒店霓虹招牌，在江水里魅色闪耀，兀自成了一道风景。
我跟这午夜的和浦桥一样安静，无人问津。
蕉林、潮州柑橘园、农田，黑乎乎的如凝固的潮水。
这是我熟悉的世界。过去，我一直在田头地里劳动。我惧怕那种无休无止的重复劳动，此时，它们却像一种温暖力量，在向我传递昨天的决定和誓言。我感觉到了孤独和梦想的虚妄，即便如此，我也得要离开这里了。我不知道我去哪里。这已经难不倒我。离开就对了，生活会是另一种模样。我已经讨厌今天的模样了。
沙场老板、沙场老板的弟弟，那些从来没有问过我姓名的一起干活的本地中年妇女，那几个不愿意带我到海里行船的船老大，别说那个从来没拿正眼瞧我一眼的姑娘，他们已经忘了我，或者，根本是萍水相逢，过眼云烟。他们谋了生，我也讨了生活，两不相欠，现在各人活着，或者死去，毫不相干。犹如我今天记得他们，记得那种生活，于今天也是毫无意义。今天是昨天断裂而成的。
和浦桥在我心里潜伏着，已不是一座桥，而是一个时光片段，暗示着我那些一个人的夜晚，温暖、徘徊、触动、失望、热爱和断然而去后，一个人扛着的生活。
*打着卡恰，潮汕话，骑着自行车的意思。
挖排洪沟
我是我，欧阳杏蓬是挂在我脸上的符号。想来想去，只有挖排洪沟的那些日子，我和欧阳杏蓬是一致的。
赶了两千里路到了潮阳——我的远方，朋友介绍了一个工作，不是挖排洪沟，这在朋友的意料之外。他的本意，是介绍我进厂的。老板是他的朋友，我是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未必是朋友。潮阳刚经历七月的第一场台风。工厂被台风肆虐，乱七八糟，车间还进了水。女工收拾车间，老板派我和邓刚去厂房外挖排洪沟。除了这个，估计老板也没想好安排我和邓刚做什么。假如再来一次台风，山上的洪水倾泻下来造成的损失，估计会比台风造成的损失更大。厂房的围墙、车间的围墙都是泥砖，潮汕人相信的“塗壳仔”，估计也挡不住山洪。
邓刚是贵州来的，人形小，走路喜欢张着两只胳膊，像鸭子划水。
这不是重点，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的金鱼眼和关不紧的翻起来的厚嘴唇。金鱼眼仿佛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他也没有执意要看清楚，但执意地看着不调眼，这让被看的人和旁边一起的人都不好意思。厚嘴唇也没什么，我家邻居德爷的嘴唇也肥如猪大肠，但不会向外面淌哈喇子。工厂的伙食还可以，三菜四汤，饭不限量，也没拯救邓刚的脸和头发，脸瘦得像个逃荒的人，头发支棱起来，还是黄的。
当然，工厂除了我和邓刚，还有个做饭的本地大叔，四十来岁，一直弓着腰，脸和脚丫子一样黑。
还有女工，四川的，都是半老的婆娘，除了肥肥的腰，看不到身材。
本地工只有一个惠来妹子，小巧玲珑，手脚利索，人也年轻，可她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不爱搭理我们这帮外省人。在潮汕，外省人是低一档的存在，和要饭乞讨的一个档次。
双凤工业区是和平镇最大最现代化的工业区，就在我们的脚下面——我们的工厂在山坡上，旁边一条马路，下接广汕公路，通广州和汕头，上达铜盂、谷饶。然而马路那边是一个小山峰，山脚的和平镇、流波荡漾的练江、田野里高低起伏的铜盂镇的乡村厝屋，都看不到，别说隐在山里竹林里的谷饶了。
排洪沟在厂房的东边，旁边是一块种着落花生的沙土地。上面，就是一座圆锥体的山，山上长着人工种着的枞树——行距间距清楚，树龄也不大，饭碗粗的树干，毛刺刺的。山脚下有水泥砂浆糊弄的引水沟，引到厂房上头，原本有泄洪沟，过了厂房，泄到坡下面的潮州柑园地里分销。洪水从山上带着砂石杂物，未几就把泄洪沟占领了，发出了它们自己的气息。
老板弄来了很长的绳子，然后还是不够长，打结，不断增加绳子，在厂房围墙外一米远的缓坡上，用两条绳子，固定了排洪沟的位置和宽度。
我和邓刚的工具只有三样：一把锹，一把月挂，一个畚箕。
早上八点，我们按着工厂的上班时间，我背月挂，邓刚用铁锹把顶着畚箕，轻手轻脚，提溜着到工厂外。由于是个缓坡，刚开始，土不高，我挖泥，扒进畚箕，邓刚猫腰拎上畚箕耳朵，把泥倒进积污纳垢的泄洪沟。挖进不到一米，邓刚就蹲下来，抬头茫然盯着我，再挖几畚箕，挥汗如雨，我脱了纱衣背心，光着背，毫不费劲地刨土。这是我在家就干过的活，没有新意，但感觉不一样，因为挖一天，就有一天的工钱。在老家地里干活，种庄稼，养猪，卖猪，绕一个大圈，才能得到钱。现在不用，干一天活，就有一天的工钱，比养猪省事多了。而且，不用动脑子，不用花心思，人就像个挖土机，照着线路往前推进，这样干两年，就能回家盖房子，或者娶媳妇。嘿，这就是价值。现在，挖土、取泥、晒太阳，流汗，喘息，做梦，一切都正常，我就是欧阳杏蓬，欧阳杏蓬就是我，充满活力。
掘到太阳从晒屁股到晒肩膀了，一身汗巴水流。
太阳很大，把身边的草叶晒得卷了起来自卫。
邓刚直腰望了一下四周，说：莫挖了，痞娃儿，休息抽颗烟。
邓刚这话，是我最乐意听到的。我没烟，我已经想抽烟了。邓刚有烟，红梅，香香的。我的烟，南海，闻起来就是脚烟叶子的糊味，而且，都抽没了。邓刚抖抖索索的递来一支烟，又抖抖索索滑动大拇指打亮打火机，不知道是天热，还是阀门开太大，火苗子窜出来都要舔我的头发了。邓刚说了一句“不得行”，缩回手偏着头点上自己嘴上叼着的烟，猛吸两口，递过来对烟。
邓刚两口子都在工厂上班，他老婆在车间，他在高炉。台风来之前，他老婆请假回贵州了。我听四川的婆娘和他打情骂俏说过他老婆回来，厂长就抢过去了。他老婆很漂亮，我怎么敢相信？邓刚能找到老婆，有女人跟他，都是他前八辈子都烧了高香，或者，那个女人前世就是该他的。
我没有说。
我们靠着沟壁，土坷垃粗造不粗造，已经不重要，汗水和着土已经在我们身上造了一副盔甲。我们两两相对，邓刚问我：“那天送你来的，是你的朋友？”我点头。他又茫然问：“本地人？”我点头。邓刚又自问自答：“没有本地人介绍，是进不来的”。
我有点诧异，问他：你是哪个介绍进来的？
我妹夫。
你妹夫是和平的?
不是的，是司马的。
有一个本地妹夫，我突然觉得邓刚很强大了。但为什么会到这个厂里来？男的干高炉，高温又危险，双凤工业区有那么多现代化工厂——我打住了，我也来了，“荐头”推荐什么工作，就是什么工作，有了工作，就是幸福的事。人在外头，经不起挑剔，也不能寄望于等待。工作，无论什么工作，对流落他乡的人，都是最好的安排，是我和欧阳杏蓬一致需要的。
抽了一杆烟，我们自觉的开始干活。
我们最想听到的声音，就是厨房那位中年大叔的叫声“喝开水了”。滚烫的开水，掺一半凉水进去——未必是凉开水，或是井里刚取上来的井水，掺进去，中年大叔诡异的说这是“阴阳水，喝了好”。我和邓刚也不怀疑，取了碗，装一碗，还是喝不下，烫嘴，放在一边，继续干活，兴奋劲儿耗尽了，停下来喝水，碗里洒了几小块土坷垃，邓刚说“清火”，我却喝出了开水的甜味。
中午，收工，我和邓刚沿着老板钉的线路踩了一下，大约200米。
两个人一天挖8米，大约要一个月。
越往山边挖，土越后，沟越深，挖泥、取泥、倒泥都要费功夫。
我们挖到人头与地面齐高的时候，旁边的落花生地来了一帮戴着草帽的男女，邓刚竖起耳朵，静下来，然后告诉我：“痞娃儿，那帮人是四川的。”我踮起脚尖，看了一眼落花生地那边，花生苗长得真好，我还猜是我种过的“海花”。那帮人到了地缘山壁，用手的用手，用锹的用锹，把落花生地四周的杂草藤蔓灌木收拾了。到了我们挖的排洪沟附近，我们干脆从排洪沟里爬出来，坐在草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他们，邓刚迷朦着眼睛自信地和他们搭话：“老乡，这里要搞哪样嘛？”
一个敞着衣襟胸口上淌汗的大哥回话说：老板要在这里盖厂房。
啥子厂嘛？
不晓得。
你们是四川的吗？
四川自贡的。
邓刚招呼完那头，又问我：“这里要盖新厂，你要不要进厂嘛？”
我反问他：“我们这个厂不是厂吗？”
邓刚眼睛鼓了出来，说：“你个痞娃儿，烧高炉，不是你娃儿想的那么轻松的！”
我确实没有想过，我进厂了，这是我一路奔波后最大的收获。我爹教过我“这山不要望到那山高”的道理。现在，我只想挖排洪沟，高炉不修好，天天挖排洪沟我也愿意。挖排洪沟使我快乐，使我单纯，使我发挥了每一份力气，我每一铁锹下去，都代表着我对生活的热爱。我没有想法，除了挖排洪沟，除了对这一片陌生大地的好奇，我是我自己，我是欧阳杏蓬，名字和人融合在一起，哪怕邓刚有时候招呼我只说一句 “痞娃儿”，无所谓，而且觉得亲切，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迷失，我们会分别，会失去联系，会彼此忘记。
潮汕的天是高天，瓦蓝蓝无边无际，海风裹着淡淡的腥味，不怕太阳，一个季节都在呼呼地吹。排洪沟坡下面的潮州柑桔园，柑桔踩着季节的节奏，绿油油的，在太阳下爆发出淡淡的醋味。双凤工业区白色的厂房，陵园般庄严。四野无人，即使风声喧哗，我也感觉到了我的坚实存在和欧阳杏蓬的真实存在，这是多么美妙的存在啊。
排洪沟越挖越深，我和邓刚每天都做一次泥人。
是的，那是我们，我们时常听到自己的心跳，尝到自己脸上、脖颈上的汗水是什么滋味。我和他，邓刚和欧阳杏蓬，人和名，身和心，完全互换都无二致。面前新鲜发潮的泥土隐藏了故事，一切都变得亲密、简单、有趣，生活如此简单、朴素、纯净、乐观！我喜欢我们这种艰苦、身心合一的劳动，觉得自己已经成了生活的门徒。
八月初，邓刚老婆从贵州出来了，这个放在镜头里，也让男人惊艳的女人，她时不时出现在排洪沟边，破坏了我和邓刚的关系，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从邓刚那里获得免费的烟卷，邓刚也开郎不起来了，成了另外一个人，哎，我要失去我自己了……
在潮州柑园地
挖好排洪沟，老板验收后，我和邓刚回到厂房里，新的任务是挖掉一个高炉。邓刚老婆来了，他一有空闲时间，就去车间帮老婆做事，不再陪我发呆，一起抽烟，用贵州话讲他的过去——他在老家农村开拖拉机，这是一个很吃香的行当，我也理解了他的漂亮老婆为何选择他了。我甚至想，他的老婆和他离婚，还能嫁个比他好看的男人。烧马赛克的高炉结构简单，用钢钎撬掉耐火砖，拖拉机进来拉走就完事。拖拉机来了，邓刚茫然着脸盯着拖拉机驾驶座位发一下懵，然后才跟我配合，把耐火砖抬上车。我想，他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挖掉一个高炉之后，老板没有食言，烧另一个高炉开工。
其时，邓刚已经把老家的七大姑八大舅二老表连带刚满十七岁的外甥崽都叫了过来。
邓刚以为打工能发财。我们都这么认为。
邓刚带着八大舅二老表烧高炉，我带着他的外甥崽在临时搭建的配料车间拌料。滑石粉、碳酸氢钠、碎玻璃、马赛克废品，不等分，几种材料和颜料混合，倒进高炉，熔成浆，用钢勺子舀出来，放进成型机挤压，一版一版的马赛克就出来了。
高炉烧焦煤，鼓风机送风，炉内通红，火苗子从缝隙里窜出来，一刻不熄。离高炉两米远，皮肤都能感受到热力，像火苗子巴在身上。我理解了邓刚的头发黄，还支棱的原因所在了。邓刚老婆给他戴了草帽，脖颈上围了湿巾，出一炉料，脸、脖子、胸膛的皮肤，都被高温热得绯红。
邓刚是喜悦的，不是因为老婆在身边，而是烧高炉的师傅和老板没谈拢工钱，老板把邓刚提为了师傅，美其名曰“班长”。而这个长，指挥的却是自己的八大舅、二表哥。
我要疯了。
挖排洪沟多好，日出做，日落收，无趣却简单。在拌料车间，我和一个小孩——刚初中毕业的邓刚的外甥崽，他年小，分不成两个班，我们通常干到十点半，才能把夜班的料配好。一个人一把铁锹，戴着口罩，把滑石粉、碳酸氢钠、碎玻璃、马赛克废品和颜料倒在水泥地板上，挥着铁锹，反复地拌来拌去，周而复始，口罩换了一副又一副，劳保手套换了一副又一副，干了半个月，耐不住了，对老板加在我头上的“技术员”的职衔没了丝毫兴趣。我甚至认为这不应该是我要干的活，是欧阳杏蓬干的活。欧阳杏蓬也不愿意干，心里像安了一包炸药。我便找老板，说去邮局寄信，请了一个下午的假。
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说谎。说谎的感觉不好，总怕人识破。但说谎确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在自己需要喘息的时候，是信得过的一个选择。
九月上旬，出了工厂大门，阳光灿烂，风扑在脸上清凉凉的。
秋天的潮汕大地一片柔媚的绿色，然而，坡下面的双风工业区的白色建筑却仍然十分陌生。
那是充满诱惑力的怪物。
我要去寄信，我知道，我得沿着马路，朝着和平邮局走，路上最好能碰到工友，他们回去说在去邮局的路上碰到我了，我这个谎便圆了。
马路上其实很荒凉，没有车，没有行人，在阳光下像一条沾染了灰尘的黄布片。
大北山在阳光里沉闷，我觉得像我凝固了的面容，施展不开。
马路边，一丛一丛的蒿草对着秋风点头哈腰迎来送往，一刻也不得停歇。
回头，我只能看到厂里矗在半空的烟囱。烟囱并没有浓烟，淡烟也没有，但在阳光里，能看出它在散发着蓝色热气，那种蒸腾，是力量的宣誓，也是力穷的挣扎。
坡下面，沿着北山，是一片无际的潮州柑橘园地。
潮州柑是潮汕地区的著名水果，有“柑桔皇后的美誉”，本地人用香蕉、苹果和它一起供“老爷”——关公、财神或者大峰祖师牌位。明代郭青螺《潮中杂记》中提及：“潮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淡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有二种，皮厚者尤为佳。”不过，一般在九——十一月秋梢老熟，现在九月初，还不到潮州柑采收的时候。
沿着斜坡的蒿草丛弓着身子踉跄下去，过一块种着红苕藤蔓旺盛的土地，就到了潮州柑园地边。红苕梗子小指头粗细，龙头朝天，迎风摇曳。其间杂草倒安静了许多，或者红苕龙头挡住了风吧？
潮州柑子树差不多大小，高度也差不多。这是人工维护出来的成果。枝头的潮州柑，茶杯大、婴儿拳头大，缀在枝条下面，秋风摇着，个个都还没睡醒的样子。
我在田埂上的蒿草堆里找了一块有石头的地方坐下来，抬头，就看见了工厂高耸的烟囱。双凤工业区工厂的柴油发电机“轰通轰通”声声入耳。高楼里的电灯光白灿灿的，被阳光封闭在窗口里。天空里有被风撕扯破烂的流云，像是风帆给大海的装饰。田埂上蒿草稀疏，但每一根草都高到大腿根。风吹过柑桔林，呼呼地，混沌不清，风掠过身边的草叶，淅淅索索的，倒清晰得很，像一支苍凉撩人的曲子。
未来无人可以投奔。
身后无人可以依靠。
我坐在石头上，看着天，吹着风，感受到了秋来大地清凉和人在他乡的况味。
我什么都没有想，脑袋里空空，空得像这空旷的高天。
我甚至盯着对面枝头的一颗柑橘看，或者它也在看着我。一根枝条，一颗孤独的柑桔，桔皮上，有一块火烫过似的焦痕。它在风里点头、摇头、轻晃，这不是它的本意，是风的意思？还是枝条的无奈？亦或枝条喜欢这样，它也喜欢这样，跟风嬉戏，它才能找到它的存在？
它在问候我，还是问候欧阳杏蓬？
我既不是我，也不是欧阳杏蓬，只是一个工厂流水线上的一环。
我为发现我是什么而感到有点悲凉，好在这风够大，把脸上的表情按他要的样子抚顺了。
我看了看太阳，银色的太阳。
太阳落山，我的谎言就结束。
我只有一个我，我没有故乡了。
或者，这是另一个谎言。
这让我无路可退。
这让我安静下来，没有了出门时的狂躁和愤怒。
天空下面，我只是柑桔园地边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黑点。热量、梦幻、远方，快乐、悲伤、噩梦，都消失了。我想，从此以后，我得忘了我，忘了我叫欧阳杏蓬，像邓刚、或者像邓刚的外甥崽，像邓刚的老婆，总而言之，是一个被他乡装在生活笼子里的人了。
关于邓刚的老婆
我见过邓刚老婆赤条条的样子。
我们从马赛克厂出来分手后，我到了和浦工程队，搞完项目之后，又进了沙场，还兼职到附近的贝壳厂挑贝壳。不知道过了多久，在挑贝壳的时候，我在和浦村前的小马路上碰到了邓刚。这次见到邓刚，他已经实现了理想——开着拖拉机，拉着石料，往和浦村里的建筑工地送了。
贝壳厂就在和浦村前马路对面，练江的一个小港湾里。
港湾里长满了茶杯粗的竹。
竹林旁边是潮州柑桔园地。潮汕地区很多水田都做了改造，不是种潮州柑，就是种了香蕉。沿练江而上，过潮联村，地里便是风起波涛的香蕉园，一望无际，接到烟霭渺茫的山影边。贝壳厂附近的潮州柑园地里，有一个主人遗弃的小小的工棚，看起来粗造，其是，工棚虽小，也有门有窗，有吊脚楼。楼板即是床板，用一根一根茶杯粗的竹棒铺好，上面放一块三合板，覆上一张草席，睡在上面，合上门窗，便与世隔绝。工棚边，贝壳厂的老板——塘围的一个农民，砍了江边的一棵柑桔树，翻了土，种了一畦通心菜，一畦韭菜。干完活，老板回家，我在港湾的江水里肆无忌惮地洗个澡，在工具房换了衣服，便拿着老板给的现金——兼职，每天现结，到和浦村里的小菜市场买菜。黄昏的时候，小菜市场里很多很便宜的烂鱼烂虾，买回来清理一下，炸着吃，对我来说，也是美味。在和浦村里的路上，我又遇到了邓刚，他在路边的杂货店买酒，说他的外甥崽过来玩了。嘴上说了一句“你娃儿别买菜了，跟我来我屋头喝酒嘛”。我没有推辞，我当时压根还没学会拒绝别人。跟着他，在和浦村里高度整齐的厝屋间、墙脚长满青苔的老巷道里穿来绕去，进了一个带天井的小院，抬头看到了他老婆坐在堂屋铺了席子的地上，怀里抱着戴着花色帽子的婴孩，在上下抖着。
一年多不见，邓刚当爹了。
我身上只有十几块钱，掏也不是，不掏也不是，弄得我很尴尬，喝了一碗酒——也不能再喝了，再喝，邓刚又得出去买酒。我后来才发现我没有主动出去买酒，很是自我批评了一回，也为自己找了理由——我身上就那十几块钱，花完了，我得挨饿。邓刚有拖拉机，况且他一直不是一个小鸡肚肠的人。
第二天，运沙船还在海里，运贝壳的船还得等三天。我在潮州柑园地的工棚里睡到饿醒了，才推开沥青纸糊的门，坐在门口发呆，练江水涌着片片赭黄色的波涛闪射着太阳的亮光，浩浩汤汤无忧无愁。工棚前菜地里通心菜长势良好，可以割两抱了。
我要去合浦村里买米，买面吧，合着通心菜一起弄一锅。
看了看肥嫩的通心菜，想到在邓刚那里喝过酒，他也是事事要买的，顺便割一把给他送去。
贝壳厂老板专门准备了几瓣蚌壳来割通心菜。
潮汕人做什么事情都讲究，无论穷富，都按照一套方法，有规有矩，头头是道。我觉得繁琐，所以我一直是局外人的角色。
我拎着一把通心菜，凭着记忆，找到了邓刚住的出租屋。大门一扇关，一扇开，我便省了敲门，走进天井，一看，邓刚的老婆侧坐在堂屋里铺着席子的地上，裸着粉白上身，两只胀满奶水的乳房吊着，像两只羊皮囊，低着头，心无旁骛，在逗放在席子上的孩子。
我感觉我的头皮炸裂了，赶紧悄无声息退出来。走的时候，也不敢出手把那半扇门带上。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想，我也得让邓刚老婆这么想。拎着那把通心菜，扑通扑通着一颗心，从巷子里出来，在杂货店买了面，浑身不得劲地拎着那把通心菜回去了。
邓刚老婆的身材没得说，但我并不喜欢她，一点好感也没有。
邓刚老婆从贵州回来，见到邓刚，便问邓刚要钱，两个月的工钱。邓刚说给妹妹用了，脸被老婆气愤地抓花了。邓刚老婆比邓刚高两头，体重比邓刚，少说重一倍。两个人真刀真枪干仗，邓刚也是受虐的一方。他们的爱情，估计是打出来的。邓刚老婆话不多，但有一句口头禅：死娃子。开口死娃子，闭口死娃子，我都怀疑这话不是从她的樱桃小嘴里说出来的。
我还不喜欢她的一点是她穿衣服，她穿衣服老把衣襟塞进牛仔裤里，皮带还勒的紧紧的。我奶奶说这种女生没有女生像，我觉得她就不像女生，或者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她像什么。胸脯鼓鼓的，屁股大大的，肯定觉得自己非同凡响。我不喜欢她的这种夸张做派，我喜欢含蓄。
对于自我感觉良好高人一等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不说话，但都害怕和讨厌。邓刚老婆来了，我和邓刚之间的距离也大了。这也没什么，他贵州，我湖南，终究要散的。邓刚老婆非得要和邓刚睡一起，我们五个男人的集体大卧，邓刚的两个舅子也住在一起，孰可忍，厨房做饭的本地大叔忍不了，向老板投诉，老板骂邓刚——这也是邓刚老婆受不了的，厂里没有夫妻房，我不跟我老公睡，跟哪个睡？高炉熄火之后，拿了工资，吆喝着邓刚，带着舅子、表哥、外甥崽一大家子人都走了。老板也没挽留，不烧高炉了，厂里的男工，不放假，也得另找事做——我被老板安排到了他朋友的建筑队做小工，一天十五块，老板开给我十块，我也走了。
我从没正眼看过邓刚的老婆，一个是她好看，我盯着看不合适；一个是我不喜欢她的做派，甚至可说是厌恶——一个漂亮女人缺乏适当的涵养，就是老虎，我想，我也没必要盯着一只老虎看。那样，我一样会心虚胆怯。
不过，邓刚老婆给我留了一个后遗症，我找女朋友的时候，看到外表，常常会拿对方的身材和邓刚的老婆的身材比较。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者，邓刚老婆的身材确实是美的吧。
走过的最长的路：从汕头到和平
汕头有个中国最没名气的经济特区。当时便因为它的无名选择了它，自以为它低调，默默发展。到了潮阳后，慢慢感觉到默默的原因，就是因为发展不起来，潮汕本地人都纷纷往外跑，脏活累活年轻人不干，这也给我们外地人留下了生存缝隙。
过了九月，秋风渐凉，水里的活不好干了。我感觉生活的缝隙越来越小，喘息不过来了。邓刚的外甥崽告诉我，汕头市金园区有职业介绍所，可以介绍进厂。进厂当一个流水线工人，是我最初的愿望，也是我的梦想。我找沙场老板要了一百块工钱，揣上自己的十块钱零钱，换上的确良衬衣，穿上唯一的西裤，挑了一双完好的凉鞋，空着手，在路口拦了一辆过路客车——这是潮汕人才能办得到的，只要招手，无论方便还是不方便停车，司机都会想个方法停下车来载客，潮汕人的赚钱细胞是深入到骨髓了。我拿了十块钱给售票元，找了两块，我接了过来揣进裤兜——一百元大钞我放在上衣胸前的口袋，低头就能看见，万无一失。
潮汕虽自称“省尾国角”，文化封闭，但风景是美的。在这片大地上，山与地做了恰到好处的妥协安排，土地肥沃，山青水秀，原野开阔，海风轻抚，阳光透亮。那些村庄一模一样，都是低矮麻黑的厝屋，一条巷子一条巷子，一面一面长着淡淡青苔的白墙，整整齐齐。每个村子门口，都有一个大水塘，水塘青石做塘埂，塘埂上，一棵或者两棵败柳，无一例外。池塘水黑咕隆咚，水面飘着一些零散的浮萍和水葫芦。过了棉城、西胪，快到达濠路口了，两边的山才显出自然真容，怪石林立，迎风一面，被风吹得黑乎乎的——这是满含水汽的海风，也是满含尘埃的海风，山上的石头，被海风透过岁月刷了一层黑漆。
客车在礐石渡口前面的房子停下来，乘客们纷纷下车，去坐轮渡过韩江。
我低头看看上衣口袋，百元大钞还在。
我听到了轮船的汽笛声，比火车鸣笛粗糙厚实多了。
沿着礐石渡口山脚下的马路向东，便是礐石风景区，汕头八景之首。据传山脚下有三个连着的石洞，一缕泉水从洞内汩汩流出，该洞即为誉满粤东的龙泉洞。从龙泉洞上行，经桃源山庄，沿新开公路可直达山颠。登临山峰上的飘然亭，可以鸟瞰汕头海湾，大海茫茫，百舸争流，海上群鸥飞翔，令人心旷神怡，飘然若飞。从渡口沿桃花涧上行，有著名的金山中学。对于风景，尤其是自然风景，如何鬼斧神工，妙不可言，皆不入我心，我心向生活，生活是个武功高我的对手，我已经快缩成了乌龟，欧阳杏蓬更是一名不文，无人无津。好在韩江水浩荡，江鸥在扑近船舷，这让我放下了人在异地的愁苦。
出了渡口，迎面而来的是骑楼的圆角，附近便是公交站，上了车，转过骑楼的圆角，又是一个公交站，上来一群人，挤啊挤的，把我从后门挤到了中间，低头一看，上衣口袋里的百元大钞已经不翼而飞，我怀疑自己放错了口袋，掏了掏西裤口袋，只有一块五毛钱，这下顿时感觉到肚子受到了重击，喉咙开始发干了。我觉得我腿软了，到下一个公交站，便下了车，往回走。越往前，我将走路更多。什么职业介绍所，见鬼去吧，我要回和平！
汕头到和平，三十公里出头。
以前，我走过最远的路，便是从东干脚走路去腰江的老舅家拜年，大概十二公里。那时我小学五年级，十三岁。年岁稍长一点，十六岁，我跟着查叔到永安圩挑过豆子，从东干脚到永安圩，也有十来公里。现在，我二十四岁了，三十公里，脚力应该能胜任。
过渡口的时候，我看了看售票厅的大钟，十点四十一分。
脑子里想着三十公里的路程，韩江不存在了，远处入海口海岛一样的大轮船，这个时候居然鸣了一声汽笛。
走出渡口，从来来往往的人流里走出来，便是上山的路，什么风景区，见鬼去吧。
路上偶有客车、小轿车驶过，更多的时候，空荡荡的，我一个人，一条大路。我的心也空荡荡的，像天空一样。爬上了山，到了达濠路口，我记起了邓刚外甥崽说过原来的厂里的某某在达濠的建材厂上班——我跟某某只是面熟，还不确定去了就能找到他，我不能再走冤枉路。在想这些的时候，我在路口的杂货店要了一杯一块钱的“凉水”——加了十滴水或者薄荷的凉开水，一饮而尽，继续我的征程。
过了达濠路口，两边青山淼然。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想到这两句，苦笑了一下，青山见我如苦行僧了！机械的迈着脚步，心里在算计，没有单调、乏味、无聊、无趣和空虚的感觉，那种焦急，恨不能脚下生风的怨尤，像一道鞭子在后面驱赶。在山里和原野上走到太阳当空照，有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了吧，过了一个长着碎竹枝的小山岗，看到了一间“场屋”——沥青纸竹木搭建的房子，门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如果有人，我得找口水喝。我横过马路，自作主张进了门，在另一头对开的门侧，看到了一个穿着青衣的老头，正在用细篾编织畚箕，脸清瘦，颧骨微耸，小眼睛，睫毛长，眸子倒清亮，我说我讨碗水喝。他说了一句“田巴库”（潮汕话，听不懂的意思），却取下了扣在膝盖上的半个畚箕，在小桌子下取了一个碗上来，又在身后摸出一个陶壶，帮我倒了一碗水。我说你在这里编畚箕卖？他摇着小脑袋，睁大眼睛说“田巴库”，便又把脚边的畚箕拿起来扣在膝盖上，开始耍他的篾子。
我在屋里的竹椅子上小坐了一会儿。
坡下面，是稻田，金光灿灿。稻田边上，便是一排一排黑色厝屋。我想，还有几公里才能走到棉城，到时在屋檐下歇一会，再走几公里，过了梅花，就到了大峰风景区，再歇一口气，就能到我打工的和平大桥边的沙场了。我向老头儿道了谢，老头儿摇着小脑袋，还是说了“田巴库”三个字，我只好无辜地傻笑笑，抹了一把脸，继续赶路。
棉城我没有朋友，很久很久之后，我才认识棉城的蔡金才、肖涛生一帮人做朋友。
过了西胪，进了棉城，在三岔路口的大榕树下的台阶上坐下来——当年从老家来潮阳，也是在这里下的车。路上除了顶着头巾或戴着草帽的稀稀落落的骑单车的人，什么都没有变化，似乎榕树都没有长粗，还是面盆大。睹物思旧，却毫无情感。我已经感觉到脚板子在隐隐作痛了。至少还有十公里……我也愁不起来，我知道这个时候除了走，别无选择，那种决绝，至今在心里深刻。好在路上不再是我一个人行走，城镇嘛，路上总有行人。我就猜，前面的人会不会和我同路，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这里的缝隙里求生……想着想着，居然走过了东山中学，城外的青山和稻田跃入眼帘，和平不远了，我安慰自己。出了城，身边的路人不见了，青山下，稻田沿着马路展开，一望无际。
在稻田边走了好一会，感觉到脚板底已经生疼，脚趾头弓起来着地都不行了。
太阳已经偏西，我想，休息休息，天黑之前，总能走到沙场的工棚。
勉勉强强往前走了几步，看到马路边的青草地还平整，便一屁股坐下去，踢掉凉鞋，看裹满灰尘的脚，我突然憎恨起自己的脚来——平底足，走不了远路。摸了摸踝骨，双手往屁股后面一撑，仰起头，看着对面的青山——青山是阔叶林和针叶林，密不透风，然后有一处空缺，不知道是别墅，还是墓地，正在修建，还没成型。我想，应该是墓地，潮汕人信这个。山脚下还停着一台拉石灰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车厢被石灰染白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正当我自责自己丢钱的时候，山脚下走来一个是“石灰人”——卸石灰的，一身披白。穿过稻田，在经过身边的时候，我叫住了他，我要讨一根烟抽。我的烟已经抽完了。
“石灰人”是个年轻后生，二十岁出头的样子，听了我讲普通话要烟抽，便坐下来，说自己正好想抽支烟。
我们聊了起来，他是江西的，跟着姐夫在这里的工地上做事。
我说我是湖南的，我没说我是欧阳杏蓬，这已经没有意义，地域的力量，往往大于一个人名，何况一个不名一文的名。
江西老表！
湖南老表！
他问我去哪里，我说了我回和平。
他同情了我，告诉我，他去过和平，从这里上车，两块钱车费就够了。好吧，我给你两块钱坐车。
他掏出一张旧的两块钱递给了我——雪中送炭，我应该把这“炭”留下来纪念，然而，所有的虚伪都抵不过现实的需要，我接过了两块钱，在他还没走出多远的时候，拦了一辆过路车，上车在座位上坐下来，我才发觉两只脚钻心的疼——可能我不用再走路，身体放松了。回望他，他已经走进田野，剩下一个小白点了。他的脸上带着石灰，睫毛上沾着石灰，头发上巴满了石灰，用于遮蔽身体的长衣袖衣服上也是灰迹斑斑，然而，他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这无比珍贵！只是，我没有荣誉给他。我无以回报，这让我惴惴不安。
我知道，他给了我一束光。
车子在路上奔驰，我一路上想着这两块钱的事。虽然没有拯救我，但让我摆脱了步行的痛苦。他能体验我的落魄，我想。我们能彼此体谅，无论在哪，都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我们之所以没有隔阂，我想，我们都是在用力气在这片土地上换得一碗饭吃吧。
从那之后，每次出门，我都把钱分成几份，装在不同的口袋里。
这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一株鸡冠花
秋末，风凉水冷，临水的沙场、贝壳厂的活少了很多。我应该去找和平的朋友“救命”了。打工的人，有老乡圈，我没有，我单枪匹马。严格意义上来说，打工的人没有朋友，只有工友。朋友是平等的，价值观趋近或相同的，工友仅仅是熟人，没有什么相同指向共同追求，交往全凭一张抹不开面子的脸。在练江边干活，我做苦力，每天脏兮兮，自觉朋友不需要拉低档次的朋友出现。我有活干有收入，自得其乐，也不需要朋友关照。常言说“朋”字两个“月”，两个月不联系、不见面、不相互利用，再好的感情，也归于淡薄。在和平，我只有一个朋友，本地人，家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挪不动，搬不走，失踪不了，我找他“手到擒来”，他找我，大海捞针。
当初来和平，已经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这一次，他仍得“在劫难逃”。
两年没见，朋友已经在下寨和惠路边的民居后边开了一个印刷厂——和平的厂，或者潮汕乡镇的民营厂，其实大多是手工作坊，多则十几个工人，小的老板亲自上，带着三五个员工甚至家人一起干活。朋友是个文化人，不善经商，他有自知之明，又特地找了一个开卖文具档口的朋友合作，即便如此，生意也未能做起来。我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小工厂已经关门，在焦头烂额度日。但可以给我提供一个住的地方，工作，吃饭，得靠自己了。
失去了繁忙工作场景的工厂，一旦关上门，便会立马显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印刷厂也不例外。一道竹篱笆，两扇竹门，院子里空荡荡，厂房铁栅门，厂房里，烫金机上已经落满灰尘，胶版机上还有印刷的纸张没来得及取下来，地上，一沓一沓新闻纸，一摞一摞印刷成品，揉成团的废纸，在机器边，在柱子下，在墙角，到处都是，无一例外地扑满灰尘。铁栅门外，有两个小小的工棚，里面有对放的两张简易竹木床，这是工人的宿舍，也是我的临时归宿。风拍打着棚顶撕开的一块沥青纸，无节奏的啪啪响。
秋风是没有节奏的，吹在身上，给人一种混乱、无依无靠、迫人归家的感觉。
我几乎不敢看天，我会想家。
这对打工的人，是一种摧残。
在工棚前蹲下来，阳光正好越过和惠路，从河边的缺口照进院子。秋天的阳光苍黄，照在地上，都是回忆。这个时候，回忆的温暖太单薄了，不堪也无所谓了，我要在冬月前找到工作，然后打一年工，攒点钱，回家。这都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能找到工作。邓刚、邓刚外甥崽、沙场老板、贝壳厂老板……我把认识的人过了一遍，一一否定了，找工作，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去找。
我有些忧伤，我不知道这次找工作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我是等不起的，我口袋里的钱，比秋风还薄情。
当我蹲在院子的水泥地上低着头，拿着一片工棚上落下的小篾片，在地上缭乱地划拉的时候，一株花正在凝视我。
这一株花便是鸡冠花。
其实，推开篱笆门，目光巡视院子的时候，我和它就相遇了。
院子前面民居的墙脚下和工厂大院的空地间，有一条两个巴掌大的滴檐地没有用水泥糊住。民居墙下，四季荫着，寸草不生。靠西面临河的缺口，那一丁点的向阳地儿，便被这一株鸡冠花占了。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鸡冠花就是苋菜，苋菜就是鸡冠花，我印象中它们的叶子几乎一模一样，红心绿边的叶子，叶底披着一层淡淡的绒毛。细看了才明白我错了，鸡冠花的叶子是全绿，还薄，虽同属苋科，鸡冠花为药，苋菜只是普通食材。
鸡冠花高两尺许，脚上的茎上的叶子都被风吹没了，只剩几片花托下的几片疏叶，茎粗，赶得上我的食指了，花硕大，活脱脱一健壮大公鸡火红的鸡冠。
我的视野里，除了天空的飞鸟，只有它是活物了。
秋天的天空干干净净，如同当初的誓言，也如同年少干净的理想，现在令人不敢直视。离家两年了，我没有活成当初想象的样子，活成了超出想象的不堪，说不上讨厌，但绝对是我不想要的样子。我明白没有这一生中比生活更强大的对手了，人只是生活的一个变形玩具。我如此这般变换，是生活需要，不是我需要，不是欧阳杏蓬的需要，但不经过折腾，未来就没有样子。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不敢看天空，便看鸡冠花。
鸡冠花在风里摇曳，一点也不多情，反而是在不情愿地微微顺应。那种点头，是不得已的附和。它虽偏安一隅，但它的骄傲、它的矜持、它睥睨天空的样子，都在它的姿态中展现。风会吹皱它，吹老它，吹落它，还会带走它的种子。我想，它肯定不知道过程，也不知道结局。只是，它不愿意那么容易束手就擒，在开花的时候，在生的时候，在每一个时候，它都要坚持骄傲、矜持，死就死吧，万事万物的宿命，何必要挂在心上？
我并不因此豁达，而是觉得，我现在和它一样孤单了。
它一直是孤单的。
或者，风才是它的妈妈。
它的伙伴、陪伴只有风。
在风的照护下，它经历阳光和暴雨，即是折磨，也是养分。
它死后，来年春天，一场雨水中，风会唤醒它。
打工的人呢？一个结实的身体，怀揣一个空荡荡的梦，经历一年四季的风雨后，会愈来愈恐惧，愈来愈疲惫，愈来愈不肯放下，征服，被征服，面对生活，总有胜者。胜者便会成为别人的梦。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将来自己是不是胜者，却在为当一个胜者坚守、全力以赴。
我想到了离开。离开不是回家，而是把现在的生活打断，换一个方式谋生，与过去别离。 植物可以轮回，人不可以，人是不断爬坡上台阶的，不断能看到希望，生活才能继续下去。
我规划了一下找工作的线路，沿和惠路而下，直到沙陇，看看有没有工厂招工，沿和惠路而上，在广汕公路两边的工业区去寻找工作，往东要走到大峰风景区，往西走到峡山的华南商贸城。我想，半个月，对，进入冬月之前，我要找到新工作。
早上出门，按照规划的路线，像个拾荒者，一步一步去探寻。夕光满天，天际白云如鳞的时候回来。
推开门，寂静无声中，叹一口气，鸡冠花还在，一动不动，好像等一个人等累了。取瓢饮水，余下的，走到墙边，淋给鸡冠花。鸡冠花花缘有了一圈如血凝固的黑色。夜风更凉。时间不多了。我说给我自己听的。
冷风如同噩梦般地敲打着窗。
鸡冠花没有梦，它不会做梦，它带给我的美和火热激情，是纯粹的，真好。
其时，另一个焦头烂额的人——我的那个朋友，也把我的情景看在眼里，在帮我操心，只是一时没有回应，也就无法理会我。潮汕人信“老爷”（神），很多时候，自己把自己也当做了神的一部分，对家人，对朋友，那种担当和照拂无处不在。因为神既特立独行又照顾人意，潮汕人做人做生意做朋友自成一套，既特立独行又极少数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虚无的梦里，只是，生活的残酷有时候太美了，我们时常陷于迷惑，不能自拔。
一夜风声之后，阳光依旧灿烂，鸡冠花依旧抖擞着精神，我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计划。我是奔着幸福来的，现在一片生活狼藉，收拾了这些狼藉便是现在的幸福，虽然吃力，我正在这么做。落单的鸡冠花在秋风里凌乱，它不知道未来仍是今天的样子，这让我和它对今天有了共鸣，我也无须知道未来的样子。
